周文華：汝蘭圃史
上海的舊書店在清理底貨。我聽說修文堂清出此書來，亟向之購取，則已為北京來薰閣所得。回京後，乃向來薰閣取得。在論園藝的書裏，這是一部比較詳明的好書。凡十二卷，從月令、栽種十二法、花果部、木果部、水果部、木本花部、條刺花部、草本花部、竹木部、草部，到蔬菜部、瓜豆部，條理甚為明悉，栽種的技術也敘述得頗詳細。序目均作“致富全書”，顯係後來挖改。蓋後人以種植花果足以“致富”，乃為易此名。首有萬曆庚申（公元一六二○年）陳元素序，又有王元懋序及自序。他自雲，得顧長佩手訂花史十卷，乃周允齋所輯。“稍恨其詮集未該”，遂以耳目睹記，加以增補。
周允齋的花史，書中引作“允齋花譜”，今未見。但這部“圃史”卻是後來居上的。他的確增加了不少自己的經驗進去。有許多的種植方法和經驗，是今天還應該加以重視的。周文華字含章，吳郡人。吳郡的“花農”現在還馳名遐邇，的確是累積了豐厚的傳統的優良經驗的。在搞農業副產方麵，像這一類的書是極有用的，還應該多搜集，多流傳，多加以實驗，並於實驗後，多加以推廣才是。
談買書
買“書”不是一件簡單、容易的事，也不是派某某總務科的工作人員，出去到書店裏跑一趟就能解決問題的。買“書”是要花費一些工夫的，是要有些經驗的。就個人說來，在書店裏東張西望，東挑西選，其本身就有無窮樂趣。到布店裏買花布，還得東挑西揀，何況乎買“書”。“書”是多種多樣的，花色最為複雜。有中文書，有外文書。中文書裏又分新書、舊書、古書，平裝書、線裝書，文藝書、科學書、經書、子書，和史部書、集部書等等。外文書的門類更為繁多了，除了文字的不同，像俄文、法文、英文、日文等等之外，又除了大批的文藝作品之外，單是自然科學一類，就有無數的專門項目，非搞這一行的專家來挑選，是連“書名”都不會弄得明白的。買外文雜誌，更為麻煩，也必須經過專家的指定，方才可去訂閱。否則花了大價錢，買了回來，“張冠李戴”，全無用處，未免要一場懊喪。國家的外匯不應該花得這樣冤枉！
且說，自從提倡向科學進軍以來，各個學術研究機關，各個大專科學校，都在大量的添購新書，特別是新成立或將要成立的研究機構和學校，買“書”
更為積極。他們常派了專人到北京和上海來買“書”。來一趟，總是滿載而歸。不要說新書了，就是古、舊書也有“供不應求”之概。一家古書店印出了一冊書目，不到幾天，書目裏的古書，不論好板、壞板，明板、清板，全都一掃而空。有若幹種書，僅隻有一部的，卻同時有好幾個單位來要。“倒底給誰好呢？”他們常常這樣的遲疑著。比起去年“門可羅雀”的情況來，真有天淵之別。現在看看他們幾家老鋪子的書架上，陳年老古董已經出脫得差不多了。架上漸漸地空虛起來。他們有些著急。“來源”問題怎麽解決呢？
而買的人還是源源而來，而且氣魄來得大。
“你們這裏一共有多少書？”一個外來的顧客向剛開張三天的上海古籍書店裏的人問道。
“有十五萬冊上下。”
“這十五萬冊書，我全要！請在幾天之內就開好書單，我好付款。”這家店裏的許多夥計，乃至經理等，全給他嚇唬住了。隻開張了三天，而“書”
全賣空了，以後將怎麽維持下去呢？而這一大筆買賣又難於推卻。怎麽辦呢？
大費躊躇。下文不知如何？好像是不曾成交，而被他們用婉辭給擋回去了。
否則，那家“古籍書店”不會到今天還開張著。這位黑旋風式的顧客，可謂勇敢無比，大膽之至的了。在那十五萬冊古書裏，有多少複本書，有多少沒用的書，有多少種的書，非對某種科目特別有研究的某些專家是根本上用不著的，甚至也不會看得懂的，他卻不管三七二十一，一古腦兒“包買”了下來。前幾年，有過這麽一回事。每到年底，某某機關或某某大學，購書的經費有剩餘，就派人到新華書店，不管有用沒用，每部買個一本到三本。“我全要！”如聞其慷慨之聲。更幹脆的是，“替我配個三萬元的書！”於是，每年在新華書店積壓不銷的書，至此乃出清一大部分。聽說，上述的那位顧客是替一個正在籌備中的大學買“書”的。而那個大學在開頭幾年之內，還隻辦“理科”，沒有“文科”。那麽，買這十五萬冊古書何用？是為了“未雨綢繆”，生怕以後買不到？
又是一個笑話。一個買主到了上海來熏閣，看見一堵牆麵的幾個書架上還滿滿地堆滿了古書，就問道：“這些架上都是些什麽書？”
“是集部書”。
“是集部書，我全要！”口氣好大！也不知後來究竟成交了沒有。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館長陶孟和先生告訴我：有某一個設在外省的研究所.派人拿了好幾冊國際書店印的外文雜誌目錄，要求圖書館替他們全部預訂一份。如聞其聲：“我全要！”但全部是三千多種呢！門類複雜得很，也有些隻是“年報”或“會務報告”性質的東西，買了來，根本沒用。陶先生翻了翻，就把他給頂回去了。
“要好好地挑選一下，不能全買！”
這個態度是對的。要有一個“關口”，審查一下那些亂花錢，亂買“書”的莽漢們的所作所為方是。否則，笑話還要層出不窮。鬧笑話倒不打緊，損失國家有用的資金，積壓應該供給別的專家們的研究的資料，那才不是“小事”呢。
我建議：如果要買“書”，書目非由“專家”開出不可。各研究單位或大學圖書館的人員，隻是綜合了各位“專家”所開的單子去“買”書而已。
就是公共圖書館也應該時時請教當地的專家們，了解他們的需要，再動手“買”。
沒有拿“書單子”而來買大批“書”的人，不論新古書店或國際書店，均可以有權給他們頂回去。
“要買什麽，請拿書單子來！”
開得出“書單子”來的，那便是一位專家，或至少是一位接近於“專家”的頗有道理的，有些專門修養的人了。
談訪書
“天涯何處無芳草”，這句話對訪書者說來，是最恰當不過的了。那裏沒有好書、奇書，有用、有益的書呢？隻要有心去訪求，一定可以找出不少好東西來的。我在廣州圖書館裏，就看到宋版的楊誠齋集，那是清末從日本流回廣東的。向來楊誠齋集隻見抄本，未見宋刻本，雖然這部書破爛得很，卻是一個最晶瑩的珍寶。廣州圖書館從論擔稱斤的書堆裏把它救出來了。如今是，物得其所，廣東省把它送給北京圖書館，成為其中最好的宋版書之一。
最近，北京隆福寺的文淵閣，從福建找到了不少抄本的好書，其中有一部章潢的圖書編，是明抄的，有彩圖。還沒有仔細地和明刻本對讀過，不知其異同如何。但可肯定的是，這抄本比刻本早，彩色插圖，尤為重要。雖殘闕十多冊，北京圖書館亦收之。我也得到了三冊閩產錄異，二冊海錯百一錄（均郭柏蒼著，光緒間刻本），雖是近刊，卻極不多見，以其是第一手的材料書，故收之。研究海產和南方的動植物者必當一讀，有許多記載是第一次見之於這兩部書裏的。
搜集革命文獻的人更常常在破爛紙堆裏找到極有價值的圖書資料。也是最近，北京同文書店得到了全套的婦女日報。他們極為高興。這家書店的主人劉君，對於這一門文獻，特別有研究。他曾從四川，從兩湖、兩廣，從沒有人注意的地方，耐心地細致地為國家得到了很多好東西。像那些的深入探索，不怕費時費力地去訪求，我們的工作同誌們似乎是不大有其人的。把書送上門去，有時還嫌其多事，擺出“老爺架子”，呼叱指責，動不動便戴之以“暴利”的帽子，怎能不把他們的訪書的積極性，弄得像把一盆冷水潑在熱炭上似的煙消火滅了呢！所謂“訪書”，是應該細心地耐心地急起直追地去訪求的。作為一個為圖書館采訪的幹部，一個負責國家搜集文獻的部門的人，絕對地不能坐在家裏等人送書上門。那樣的老爺架子千萬擺不得。那是十足的官僚主義的表現！至於送上了門還要嫌其多事，那麽，那樣的人物是沒有資格從事於這一部門工作的。
我自己十分地困惑：為什麽我去年冬天到了蘇州，就會發現蘇州那裏有三個地方在論擔稱斤地把古書賣給了收廢紙的人，其中一處就在城內。為什麽我今年春天到了杭州，也就會發現同樣的事件發生？這豈是“適逢其會”！
在我未到之前，或在我離去之後，可以想象得到，這一類的事件是在不停地不斷地發生著。蘇州的文物幹部問我：“難道紳縉錄一類書也有用？”我說：“有用之至！這些書是原始史料的一種。”他說：“某處已經都稱斤作廢紙去了，足足有幾大堆。”我問：“追得回來麽？”他搖搖頭。常熟翁家夾衖裏的古書，已被賣給收廢紙的了，急急地去追尋，隻追回來一小部分。杭州吳煦家裏的太平天國的和其他有關帝國主義者們侵略的資料和檔案，已被賣作廢紙了，虧得杭州某書店收了大部分下來。而未被某書店收下的七八百斤的資料，卻已被造成紙漿，無法追回了。這是應該“傳令嘉獎”的事，卻反而大受批評一頓。有好些地方的同誌們，平時高枕無為，自己絕不動手，耳無所聞，目無所見，等到有人“發現”了什麽，便擺出“權威”麵孔來，抬出“保存地方文獻”的金字招牌，禁止出口。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境之內流通，怎麽會叫做“出口”？有某一個省，知道了北京的書店的人去買了不少書，就說：“不許動，我們自己要買的。”他們到底買不買呢？其實隻是“禁止出口”而已，他們自己未必買。但當地古書店的收書的積極性，就受到很大的打擊了。
我建議：凡到各地收古舊書刊的人，都應該受到當地文化部門的協助和鼓勵。凡收得好書、好資料的，就應該加以表揚。當地如果的確有需要，可以轉向他們購買下自己所需要的那一部分，完全不必要擺出那一付“禁止”、“不許動”的官僚架子。凡是能夠發現好書、好資料的人，就是對國家的科學研究事業有功勞，就應該加以協助和鼓勵。我們沒有力量、沒有時間去發掘出好書、好資料來、而那些古舊書店的收書的專家們，卻能發揮其特長，為科學研究事業作出有效、有益的貢獻，怎能不加以表揚呢？自從提倡科學研究和古舊書店公私合營以來，書店的營業頓時興旺起來，好書、奇書，有用、有益的書，從前輕易看不到的，如今竟不時的出現了。像石倉文選（明曹學全輯）就是新出現的一部好書。最全的一部石倉詩選，已被我們不肖的子孫賣到海外去了。我著意搜集此書，將近三十年，已有三大箱，所缺尚多。
北京圖書館藏的那部石倉詩選，也不全。而這部石倉文選卻很少有人知其名（李之鼎叢書舉要著錄）。雖隻二十卷，而其中好資料不少。這隻是舉一個例子而已。近來好書的確是像山間的清泉似地湧流不息。明刻本的西遊記和封神傳也已出現了。北京的古舊書店的收書專家們都已深入江南、湖、廣的鄉間去了。我們相信，他們將會有更多更好的收獲的。
訪書之道，亦不限於收書專家們的四出訪購。還有更重要的一條大路，我們正要走而未走。二千年前，漢成帝就曾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我們今天為什麽不能派遣若幹的“訪書”工作團呢？在土改裏，在接收各個機構的藏書時，有不少是被保存在各地文化館裏，鄉、區、鎮的人民委員會裏，縣的財政科裏，其中，有的是胡裏胡塗地被當作廢紙賣出去了；有的是被廢物利用，反折過來，當作習學簿或帳簿去了。最好的運命是被封存起來，以待處理。那些被封存的圖書，究竟數量多少，很難估量。但為數極多，是可想象得到的。我親自見到的被封存在莆田文化館裏的書，就有四萬多冊。最近，據江西省的文化幹部報告，他的省裏有萬冊以上圖書的文化館就不在少數。假如，全國有二千個文化館或其他保存書籍的地方，每一處以一萬冊計，則已有二千萬冊的圖書可以得到了。這二千萬冊圖書的獲得，對於科學研究工作的進行將有多麽大的作用啊！而這些被保存的圖書，如果不及時地加以集中，加以整理，加以使用，則必將於短時期內有散失或黴爛之虞。舉一個例：蘇州同裏鎮的人民委員會的財政科（？）裏就保存了很多的古書、古畫，全堆在地上，有的已經開始黴爛了。立刻就得開始工作！我建議：由中央組織十個或十個以上的“訪書工作團”，每團隻要一二個幹部，組織古舊書店裏的三四個收書專家們，一同到各省、市去，再加入各省、市的文化部門的工作同誌們或專家們，就可以成為若幹的分團了。他們分頭工作，不出幾個月，至少收集和整理的工作一定可以告成的。我們，包括我自己在內，老是“議而不決，決而不行”。這不是十足的官僚主義是什麽！應該起而立行，克服一切困難而立即開始！何況這個工作並不會有什麽不能克服的困難呢。
談整書
最苦惱的是找書。我常常說，如果有書而找不到，還不如到圖書館去借更方便些。但說起圖書館裏的“書”來，實在是千頭萬緒，不知從何談起好。
圖書館裏的“書”，找起來又何嚐是容易的事！有些朋友把圖書捐給北京圖書館之後，自己要用，再去借，卻再也“找”不到了。有一位管普通書的人對趙萬裏先生說：你們盡量把書挑選到善本部去吧，算是救出了它們。在我們這裏是“冤沉海底，不知何年何月才得重見天日”。的確，一箱箱，一捆捆，一包包的書，東藏一批，西放一批，有時還要像老鼠搬家似的被趕到東，或被遷到西。足足有一百八十萬冊的圖書，沒法整理、編目，與讀者們見麵，供研究者們使用。其中，不完全是中文古書，也不完全是複本的“朱批諭旨”
之類，盡有很重要的，現在正在需要的圖書，甚至包括若幹新的俄文書籍在內。有一位外國專家到北京圖書館參觀，問道：“你們館裏藏了多少冊書？”
“有四百萬冊上下”，館長答道。
“有多少冊已經上架了呢？有多少冊已經整理、編目，可供讀者們閱讀的呢？”
館長答道：’‘有二百二十多萬冊已經上架，已經整理、編目，可供讀者們的借閱，其餘一百八十萬冊還沒法整理。”
“那麽”，那位專家說道，“你館的藏書數量，隻能說是二百二十萬冊，不能說，是四百萬冊”。
這是很尖銳的批評，也是很正確的意見。不能流通使用的書，的確難於統計到圖書館的藏書數裏去的。更慘的是，有的書，因為長久擱在箱裏，十多年不見天日，有一次偶然開出幾箱出來看看，箱裏的書卻已經碎成紙屑，沒法收拾的了。這是多麽大的損失呢！
也曾作過幾次的努力：“要整理！”就是現在，也正在努力整理！前幾年，為了整理十萬冊不到的俄文書，還曾動員了不少人。但那些努力隻是斷斷續續地，有時鬆時緊之感。總之是，勁頭不大，沒有徹底解決的辦法。主要的原因是沒有地方供給他們整理，即使陸續整理出來了，也沒法上架。
是不是永遠沒法解決這個困難？不是的！應該可以解決，而且本來已經可以解決的了，而突然的阻礙橫生，忽有變卦，致使可以解決的困難，又成了不可解決的。原來在北京市政規劃裏，文津街一帶是劃作北京圖書館區的，這是我親自和北京市幾位市長們談定的。首先說定的是，北海裏的肺病療養院遷出後，即歸北京圖書館使用。這個療養院麵積不少，有二百多間房子，雖不能全部解決北京圖書館的問題，但對於目前的困難，得此二百多間房子是可以解決的。不知什麽時候，據說是，經過一次市長辦公會議的決定，這個療養院的房子便劃歸北海公園自用了。我不知道北海公園要這二百多間房子何用。市長辦公會議的決定未必便是“法律”，盡可以再議再變的。北京圖書館如能發揮更大的作用，能夠更好地、更多地為科學家們服務，也便是北京市的一個光榮，其間並無矛盾之處。我希望他們能夠維持原定計劃才好。
我國第二個五年計劃，其關鍵性所在是科學研究的進展。而科學研究工作的進行，其基礎之一是圖書館。北京圖書館乃是中國唯一的最大的國立圖書館，必須克服一切困難，使庫藏的四百多萬冊書都能為科學家們和其他專家們使用才好。
以上多談了些北京圖書館的事，那是因為我對它比較熟悉，且特別有感情之故。“天下老鴉一般黑”。我們看看天下的圖書館，能夠充分地發揮其應有的作用的，能夠盡了為科學服務的責任的到底有幾個？死氣沉沉，暗無天日（指沒有陽光而言）的不在少數。西安市是一個那麽重要的地方，但其圖書館是何等樣子呢！他們和我談過，新書少極了，外文書更少，購書的費用少得可憐。如何能夠盡其為新的大西安市的科學研究服務呢？即舊有的塵封的古書，也有許多還沒有整理出來。我曾經把他們的意見反映過，不知這一年來有沒有改進。
就在北京，把書堆在那裏沒有整理的有多少？有圖書館的單位，自己去檢查一下吧。每一萬冊裏已經編目上架，可供使用的有多少冊？從科學院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開始，把束之高閣的未編目上架的書籍，全部陳列出來，群策群力地做一番徹底的整理工作吧。有書而不加整理，不給人使用，不使其發揮應有的作用，不讓它們為科學研究服務，那就是把持資料，壟斷學術的霸道行為。也許，這句話說得分量太重了些，主要的原因，還是為了種種的客觀條件所限製，特別是，房子問題，不能全怪主持的人們沒有誠意，沒有計劃。
有一個外省的大學的圖書館，曾經向北京大學圖書館提意見道：“兩年之內，你們的圖書館如果還沒有整理好，那麽，我們就要來分了。”
“不激不發”。我相信，有一百萬冊或數十萬冊書還沒有整理的圖書館，應該盡量發揮主動的力量，做好整理編目的工作，使之在兩年之內，把那麽許多不見天日的有用的圖書，從箱子裏，從堆在黑房的一包包一捆捆裏解放出來，給想使用、十分需要使用它們的讀者們閱讀。
有一個督促加速整理的辦法，凡新書沒有整理好的，暫時停止買新書，古舊書沒有整理好的，暫時停止買古舊書，外文書刊沒有整理好的，暫時停止買外文書刊。等到把舊的整理好了，才能買新的。否則越積越多，何年何月才能清理完畢呢？再者舊的沒有整理好，特別像古舊書之類，也沒有法子再去購買，因為不知究竟已經有了沒有這些書。這雖是“因噎廢食”，但未嚐不是一個好辦法。新書、外文書待用迫切，也許不適用這個辦法，但像古舊書，就完全可以用之了。
關於整理編目的方法，應該是“卑之無甚高論”，不要高談什麽式的“分類法”，隻要能找到書就行。一本排架目錄，比沒有目錄總強得多。書按整理的先後上架，目錄就照此寫下去。這個工作就是沒有學過任何分類法的人也都可以做。然後，再寫“著者索引”和“書名索引”，那便更方便讀者們的檢書了。“行有餘力”，然後才再從事於“分類索引”的編製。現在的整理工作，進行得十分緩慢之故，其原因之一，就是要先行分類編目，然後再分類上架。這是最笨的方法。應該學習別的國家的大圖書館的排書上架的辦法。小型的圖書館當然應該分類編目，但大型的圖書館則不妨先行按大類上架，甚至全不分類即行上架，然後再編“著者”、“書目”、“分類”三個索引。
古書的分類編目，大可不必“中外統一”，那是王雲五的壞方法。史記、漢書固然應該歸到“曆史類”去，但像占古書裏分量很大的夢溪筆談、西溪叢話、紫桃軒雜綴、分甘餘話等等，應該歸到那一類去？我的想法，古書的分類，還是不要多生枝節，老老實實地照“四庫”編目，先行編出，供給需要使用這些書的人應用為是。不必老在“分類法”上兜圈子，想主意，而總編不出“書目”來。
談分書
書是要讀、要用的。從前的藏書樓，像寧波範氏天一閣，隻是藏書而已。
不要說外邊的人，即範氏的子孫們也隻許每一年在曬書時候和書見麵一次。
清初，錢謙益藏有奇書，常常“諱莫如深”，不肯給人知道，更不肯借給人看。但現在卻大為不同了。私人的大藏書家，已經一天天地少了。即有若幹小藏書家，即有些珍罕的好書，也藏不住，總得借給需要它的人使用。許許多多的大大小小的圖書館，更是彼此互通有無，誰也沒有“保密”的必要和可能的了。書是天下之公物，誰也不能擁而私之。古語所謂：“坐擁百城，雖南麵王不易也”的“私諸個人”的時代，早已過去了。專家們的書房裏，多多少少地總會有些書，那是自己使用的東西，像家俱、茶杯似的，用慣了的，總不能老去借用別人的。也可能，在其間有些光彩煥發的好書，甚至僅僅對於他，那個專搞這一行業的專家，十分有用的書。除了他和他的徒弟們，是不必引人人為“同行、同道”的，那麽，似乎也不必要大事宣傳。
在把“不見天日”的許多大圖書館裏的未編目上架的書整理出來之後，一定會有許多複本。據我所知，北京圖書館就有不少部雍正的朱批諭旨，不過沒有多大用處而已。故宮博物院圖書館裏也有不少部鉛印的清代各帝禦製文集，聽說，也都分配到各個圖書館去了。
把複本書，把自己所不需要的或不合用的書，分配給了別的圖書館，那是“功德無量”的事，那是使“書”發揮了更大的更廣泛的作用的事，那是毫無私心的光明磊落的事。我在談訪書一文裏所說的廣州圖書館把宋版楊誠齋集送給了北京圖書館的事，就是典型的一個好例子。
也有出了偏差的，像北京院校調整的時候，原來也預備分書的，因為爭奪得太厲害，甚至有一個音樂機構，要把北京大學圖書館裏所有的音樂書籍，包括許多要從整套叢書裏拆散出來的本子在內，全都提了走。結果是不歡而散，一部書也沒有分成。
像那樣枝枝節節地“分”書，當然會發生問題。應該有一個通盤的計劃，先把各地集中的初步整理好的書籍，根據中央及各地的需要，分別先後緩急，一批批地調撥出去。絕對地不應該有地方觀念或“肥小公而忘記大公”的思想。各個大圖書館的複本書或待分配的書，也應該先行編個草目，以待統一分配，不宜自作主張，先行分配出去。那是會造成混亂現象的。全國有多少個圖書館需要朱批諭旨或禦製文集的呢？
有不少大圖書館還存在著本位主義。自己不用，也不許別人用。像一個工業學校圖書館，收藏著十分豐富而重要的關於西洋文學的圖書，就是不肯調撥出去，給十分需要這些書籍的研究機構或學校使用。不明白其“道理”
何在！這也是屬於把持或壓積研究資料的一類行為，對於我國科學研究工作的進行是有害的。
在各省、市集中了的圖書，當然首先要供應各省、市的本身的需要。從前說，“宰相要用讀書人”。我們現在深切地感覺到，專署的專員或縣裏的縣長應該要用些有文化的讀書人才好。每個縣長，至少要了解他那個縣的一切事情才是，換一句話說，他首先必須翻翻那一個縣的“縣誌”——即那一個縣的“百科全書”——才能明白那個縣的古往今來的事，那個縣的地下、地上的資源，各種土特產，以至地理知識和古跡名勝之區。否則，就會做錯了事，連他自己也還不知道。像紹興市的某些負責同誌，連陸放翁和紹興的關係也還不知道，寧波市的負責文化部門的幹部，連天一閣在那裏也還茫無所知（這是1950年〔？〕我到寧波去的事，現在當然是已經很熟悉的了）。
所以我建議，各個地方的各種版本的“縣誌”、“府誌”，或其他有關的地方文獻資料，應該留在各該地方的專署、縣人民委員會裏或圖書館、文化館裏，作為“學習”資料的一種，而且是一部幹部必須學習的一種讀物。不過，像明刻本的或康熙刻本的“方誌”，已成了“珍本”、“古本”而不切實用的東西，則仍應該集中起來，分配給其他重要的圖書館保存起來，作為參考資料。
我初步估計一下，在各省、市的集中、整理工作的進行中，一定會有大量的、有用的圖書，包括不在少數的“古本”、“珍本”的圖書在內，被我們發現的。這樣徹底地做一番合情、合理，並且切合實際需要的調撥、分配工作，對於中國的科學研究事業的發展是會有很大的作用的。
這就是說，應“分”者，我們必須使之“分”，使之分配得“得當”。
然後，書才能發揮其應有的作用，能夠使需要讀它的人看得到，而不至埋沒於灰塵寸重的黑漆漆的屋角裏。
同時，也還應該說明一下，不應該“分”的書，是絕對地不能使之“分”的。有的古代的藏書樓或圖書館，原是十分完整地，自有其曆史的意義與作用的，保存在一起，那麽，就會發揮其應有的很大的作用。一旦分散開了，就會碎割零切，不成片段，起不了什麽作用，除了毀滅了一個古老的好的圖書館之外別無其他的好處。且舉幾個實際的例子。像寧波天一閣、上海徐家匯圖書館、上海中華書局圖書館、上海亞洲文會圖書館等等，都有相當悠久的曆史（天一閣的曆史是四百五十年，徐家匯圖書館的曆史是四百年）。其藏書的性質也是各樹一幟的。把他們完整地保存了下來，是有其必要的，也有其需要的。像徐家匯圖書館，其庋藏各省方誌的書庫，是一省一省地做好了的書架的，檢閱起來十分方便。何必加以更變，徒增紛亂呢？我們不應該做這種“吃力不討好”的，甚至有害的事。又像中華書局圖書館，搜羅清末以來的各級各種的教科書最多，是研究近百年的教育史的和從事教育工作的同誌們所最需要的一個大的豐富的寶庫。如果“分”散了，有何意義呢？又像亞洲文會圖書館裏的藏書，以整套的有關東方學的書刊為主。如果中國科學院一旦成立“東方學研究所”（？）之類的機構，將它作為一個圖書館的基礎，乃是一個十分合乎理想的，也是十分切合需要的事。如果把它“分”散了之後，再要建立起像那樣規模的一個圖書館來，便非十年、八年不為功了。學術研究的“甘苦”，在圖書館需要方麵最能表現出來。國家對於科學研究事業是以大力發展之的，對於像這種有關整個科學研究事業發展前途的圖書分配、調撥工作，是應該細致地、慎重地、合理地，而且還應該十分迅速地進行的。
談印書
古書常是孤本傳世，難於廣泛地流通。有些是原稿本，那麽，更是天壤間隻此一帙了。數量少而欲讀之者多，那麽，勢非出於重“印”之一途不可。
僅僅隻印它百部、千部吧，已經是化身為百，為千，能夠供給千百個人或更多的人使用的了。有些舊報紙，極為珍貴的“孤本”，為了找材料的人太多，已經被翻閱得字跡都磨消了，紙張都鬆脆了，已經到了不可再閱的地步，然而還有人在翻閱。為什麽不趕緊地重“印”它若幹份呢？有些舊雜誌，從第一號起，已經將近幾十年或百年了，全份的不可再得，特別是外文的、專門性的雜誌，那麽，翻印個五六百份乃至千份，也是完全必要的。這實在可算是直接地為科學研究服務了。
但那些外文的整套的舊雜誌的翻印方法，卻大大地值得考慮。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向達先生向我訴苦，他那裏藏有外文的全套數學雜誌等等，翻印者們向他借出重印。怎能不借給他們呢？等到印畢歸還，原書已經鬆脆得不能再讀了。原來是用了“龍門”式的影印方法，將原書拆散了，一頁頁地直接上版印出的。這個方法，可謂魯莽滅裂之極。對於新出版的書的重印，或者可以如此做，因為原書還不難得，糟蹋一部、兩部的，還不會怎麽心痛。
對於寶貴的圖書館的珍藏品，也用如此的方法處理之，實在未免隻顧眼前，不問後果了。如何對得住國家的寶貴財產呢！為什麽不多花些功夫，多用些費用，改用石版或膠版的照相影印的方法呢？原書既可不受損傷，版麵也格外顯得清晰，預約者所要花的錢也並不會增得太多的。何樂而不為呢？這樣地粗暴地對待國家所有的珍貴的圖書的態度和辦法是不能再容許繼續下去的了。
說起照相影印來，對待原本古書的態度豈是更謹慎、更仔細注意於保護原書些？一般說來，愛護原本古書的基本思想是建立起來了，但有的出版社態度還不免粗暴。原書是被拆散了照相的，等到還原時，式樣就有些更變了。
有的裝訂得四不像，十分地狼狽。我有一冊水滸傳的插圖，被一個出版社借去照相製版。等到若幹月之後還給我時，許多頁上都貼滿了白紙，寫了不少說明，要一撕下，原書的頁子，就會隨之而破裂了，隻好隨它那樣滿身披掛了碎紙條下去。怎不令人氣憤呢！
不過盡管有些重“印”的辦法不對頭，重“印”還是一件好事，而且是一件必要的事。
印書的辦法多矣。這裏隻談談古書的重印。按重“印”古書的辦法，有照原書影印的，有用鉛字排印的，有加以標點的，更有加以新的注解的。
在過去，總愛經史子集一道印，所謂四部叢刊，四部備要之類，流行甚廣，恰好配合所謂“國學必讀書目”之類的風行於世，大是無聊，隻不過讓有錢人的客廳裏有一套新穎的陳設而已。在其間，四部叢刊是采用善本加以影印的，四部備要則是采取通行本加以排印的。四部備要裏的若幹照“古本”
排印的書，其實隻是竊之於四部叢刊的，像唐孟浩然集，就是一個證據。還有國學基本叢書則是加以標點的，學生國學叢書則是新的選本，並加以新的注解的。他們都是用“國學”或“四部”的大招牌，包羅了不少東西。但所有那些東西，給專家們使用是萬萬不夠的，給初學者們使用卻又嫌其太艱深，同時，沒有用的東西也太多。還不如像從前世界書店出版的“四書五經”、“諸子集成”、“文選”等，反而大有用處，廉價而使用方便。開明書店出版的二十五史補編則是供給專家們使用的。
現在如果重“印”古書，應該取過去之所長，而棄去其所短，換一句話，就是說，包羅萬有的東西不應該再有了，除非說明是專門供給中、小型圖書館用的。其實，連中、小型的圖書館，對於那一類的“四部”、“國學”也是不會歡迎的。其中有多少是“廢物”！但比較專門化的東西卻是必要的，且無論對於專家們或初學者們都是需要的。
所謂專門化的東西，指的是，凡“印”書一定要成“類”成“門”，像二十五史補編或諸子集成那樣。現代的讀者們，專家們，需要的是自己本行的東西和應該參考的東西，而不是“包羅萬有”的“叢刊”、“備要”、“文庫”之類。我們懸想：應該重印的專門書有多少？醫藥衛生的書不是很需要麽？不僅給中醫看，也要給學習中醫、中藥的醫生和藥劑師看。但這一類的書，印錯了一個字，排錯了藥品的分量，就會出大毛病，甚至會死人；所以，必須慎之又慎地重印，而且對於古本醫書，應該用原著或最好的、最可靠的本子影印。其整理、排印的一部分更必須三校、五校，以至盡善盡美為止。
人命關天，豈同兒戲！農業科學的書，也是今日所急需的。那麽重要的一部農政全書（明徐光啟著），今天還沒有新版子呢。我們古代的農業科學的知識多麽豐富，且是切合於本國、本地的需要的；它們乃是千萬年的農事經驗的總結。怎能不搜集起來，作為一部乃至若幹部的“中國農業叢書”、“中國花木種植叢書”等等，陸續出版呢？這是有關於國計民生的事。乃至小說、戲曲、曆史、地理等部門，也都是亟需有一套套的大大小小的叢書出版的。
單就曆史而言，關於史記的注解與考證就可以出一部大叢書。宋代、元代、明代的史料書，更是汗牛充棟，決不是一兩部叢書所能包括得了的。其他，前代學者們未刊的著作，更不知有多少。今天把他們搜集起來，為他們延千百年的壽命，且化身千百，各地乃至各國都有機會讀到，豈不是盛事！像宋代寫本的洪範政鑒，孤帙單傳，至今將近千年，不僅未有刻本，亦且未有其他傳抄本。這書乃是“雙鑒樓”傅增湘氏的“雙鑒”之一“鑒”，由其後人捐獻給政府的。作為一部“政治學”的參考書看，它是很重要的。為什麽不急急地付印呢？
像這一類重“印”書，範圍要廣、要多，每類每門，各自成一叢書，隻供專家們的參考，完全不必要推廣，隻是研究的或參考的資料而已。如古代的戲曲，重“印”成古本戲曲叢刊，如出齊了，就有一千六百多種。那些還隻是以南北曲寫成的戲本呢，如果包括地方戲的劇本在內數量要更多，更大了。不是搞中國戲曲史的，不是搞“戲改”或搞戲曲創作的人，要它何用。
一般的中國文藝研究者不必要完全讀或看那麽多的戲曲的。其它影印的大部叢書，其供給的對象也是如此的有限度。這隻是把一部部地抄寫，或者十部或幾十部的打字或抄寫油印，改為照相石印而已。不僅可以留真，省下繁重的校對力量，且也比較美觀、省費，百部、二百部即可以印，三千、五千部也可以印，伸縮性很大。所以我主張，凡小量印行的內部參考資料式的專門性古書，都可以用這種辦法重“印”，如果嫌每頁照相重印紙張太費，則對於純粹參考性質的書，像皇明獻征錄、皇明經世文編之類，可以用縮本四部叢刊或中華書局重印圖書集成的辦法，每四頁或六頁縮成一頁印出，則大可以省功、省科。不過，要精讀的書，像農政全書之類，或版本十分精良的書，像明弘治刻本西廂記，宋蜀刻本陳後山集之類，就不能用這個辦法，而應該用古本戲曲叢刊或四部叢刊的式樣重“印”了。
凡需要量比較大，而且應該加以重新整理，甚至必須加以新注、新解的古書，像十三經，二十四史之類，則我們得集中些專家們組織專門的編輯委員會，分別進行整理工作，俾能於幾年或十幾年之內，有麵貌全新，校勘精良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版的十三經、二十四史出版。在這方麵，說來話長，擬寫專文論之，這裏不多談了。
也還有不少重要的古書，需要有一種或一種以上的新版本的。所謂“新版本”，必須具備的條件是：（一）最近於原本的麵貌，校勘精確，力求沒有錯字。（二）加以分段及標點。遠在漢代“章句”之學就是很重要的了。
（三）附索引及其他必要的附錄；還有比較詳明的序言，這序言，的確是出於專家的手筆，不是草率敷衍的。如果有新的注解，那麽，更是一部專門的新著了。
重“印”的專門化的內部參考資料，搜羅得要廣、要備。重要的必需的一般參考書，校印得要精審，要使讀者們檢閱便利。主要的“讀本”一類的書或最常被閱讀的文藝書，更要有精良的“新版本”。總之，專門的叢書要多種多樣，以完備不漏為主。重要的一般的古書，選擇得要精，要嚴，以版本精良為主。又，“選本”的作用最大。用新的眼光來選古詩文，是有必要的，對於一般讀者們是最有益處的。新的“選本”和新的“版本”的印行，同是今日當務之急。
（原載1956年《人民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