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金融通是“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支撐。這既是對貿易暢通和設施聯通的保障，也是幫助貧困人口通過獲得金融服務擺脫貧困、增加收入從而降低其生活脆弱性的重要手段。
發展中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需求大，因此資金這種稀缺資源對發展中國家的長期發展尤為重要。依據經合組織數據，2016—2030年，亞洲基礎設施建設投資需求將超過26萬億美元，其中，電力建設投資需求14.7萬億美元，交通設施投資需求8萬億美元，通信設施投資需求2.3萬億美元，供水及衛生設施建設投資需求1.5萬億美元，但實際投資缺口約達50%。①2020年，在新冠肺炎疫情衝擊下，全球直接投資大幅下降，僅為8590億美元，與2019年的1.5萬億美元相比下降了42%。發達國家的降幅為69%,僅為2290億美元，降至過去25年以來最低水平，流入發展中經濟體的外資下降12%,約為6160億美元。國際資本大幅度縮水或者外逃更讓沿線國家特別是低收入發展中國家資金短缺、債務高企。例如，非洲的基礎設施資金缺口非常大，然而在過去六年中，非洲的多邊和雙邊貸款均有所下降。貸款總額下降幅度非常大，其貸款總額從2014年的1095億美元下降至2020年的312億，下降幅度達71.51%,平均每年下滑11.92%。非洲迫切需要鼓勵國際投資來填補資金缺口。同時，沿線國家金融製度的限製以及資本市場不夠開放和成熟，更抬高了融資難度、風險和成本，迫切需要探索有效的融資新方案、新渠道和新機製。
“一帶一路”倡議為沿線國家提供重要資金來源，促進解決其財政短缺和債務風險，並為開展產業結構轉型、實現可持續發展提供空間。在“一帶一路”框架內，中國通過一係列的製度安排向存在國際收支逆差的拉美國家提供流動性支付工具，能夠緩解當地資本不足、金融脆弱性和區域性金融公共產品不足等問題。①從投融資角度來看，基礎設施和商貿金融類投資具有較顯著的減貧效應，前者的作用機製類似於基礎設施類援助，後者則通過擴大貿易、提升產品和服務比較優勢的方式帶動經濟增長，從而有助於減貧。①同時，“一帶一路”建設能顯著降低沿線國家政府債務及債務風險，與中國簽訂了共建“一帶一路”諒解備忘錄的沿線國家的債務風險更低。②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對世界利用“一帶一路”倡議幫助填補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的重大融資缺口的作用給予高度肯定，他認為“一帶一路”倡議以其巨大的計劃投資規模為所有人創造了一個更加公平、繁榮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