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國大陸的治水與台灣的治水密不可分
藍博洲
廣東梅雁水電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楊欽歡先生總策劃，程賢章先生與何建民先生主編的《中國治水史詩》，皇皇兩巨冊，包括黃淮卷、長江卷、珠江卷、海河卷、鬆遼卷、西部卷和東南卷等七大卷，計200餘萬字，是繼北魏酈道元《水經注》之後，我國第一部用文學表現形式所創作的治水巨著；無論就主題、內容與編寫組稿的難度與高度，應該都是中國文學史的突破與創舉；特別是它包括了尚未回歸祖國大家庭的台灣在內，表現了前所未有的政治視野。這點，我相信不必我再贅言。
我以來自祖國寶島台灣的作家身份參與了這項偉大的寫作工程，深感榮幸。
我是在程賢章先生“接招”楊欽歡先生策劃的《中國治水史詩》之後，也“接招”了他共襄盛舉的邀請。時間是在2009年11月中旬，地點是在江西宜春市溫湯鎮明月山下安源樓的國際華人作家寫作營，傳話人是一起參加活動的初次見麵的來自廣東的詩人楊克。我很高興程先生並沒有把我忘記！
我記得，在此之前，我僅僅見過程賢章先生兩次。第一次是在全國作家會議期間的人民大會堂門口，互相交換了名片。當時，我對程先生完全陌生，隻知道他是來自客家原鄉的作家。後來，我讀到了程先生的作品，也曾經利用到深圳訪友的機會給程先生打電話聯絡，卻一直聯係不上。一直要到2008年吧，我組織了一個台灣的客家農業交流團在廣東梅州客家原鄉參訪時才在梅江江畔的一棟公寓第二次見到了久違的程先生。那晚，我向程先生請教了祖國大陸客家文學的發展概況，受益良多。
楊克的傳話之後，我一直把它放在心上，可苦於不知具體情況而遲遲沒有動筆。其後，我又組織了一個台灣的客家農業交流團到閩西、贛南與粵東的客家原鄉參訪；在梅州停留的那個晚上，吃過飯，喝了酒後，實在無法登門拜訪程先生；程先生於是親臨我下榻的酒店，讓已經醺醺然的我理解他“接招”楊欽歡先生策劃的《中國治水史詩》的想法，以及他的編輯構想；我也當場承諾：寫大陸同胞最有興趣的日月潭，回台灣以後就開筆。
回台之後，我隨即搜集各種與日月潭相關的材料，閱讀之後，我決定放棄這個題目；因為它離“治水”的主題較遠，而且主要是日本帝國主義殖民統治台灣期間的水力發電設施。我隻好繼續閱讀台灣史料，尋找符合《中國治水史詩》編輯主旨的題材。我的身份與立場決定了我選材的兩點考慮：
首先，它必須是台灣治水史的典型事實；
其次，也是必須堅持的原則：它必須與祖國大陸有密切的聯係。
因為，近百年來台灣人祖國情懷的發展與異變的曆史現實，是我之所以堅持它必須與祖國大陸有密切聯係的理由。
台灣人祖國情懷的發展與異變
1895年，腐敗無能的清廷政府被迫割讓台灣給日本。因為台灣的割讓，於是就有了至今尚未完全解決的“台灣問題”的產生。與此同時，原本隻有漳、泉或閩、粵地方意識的台灣人，同時產生了祖國意識與棄兒意識（孤兒意識），並且隨著曆史的進展而有了此起彼伏的發展。
當年，割台之議甫定，在京參加會試的台灣舉人立即憤然而起，會同任職朝中的台灣進士，聯名上書，表示強烈抗議：
今者聞朝廷割棄台地以與倭人，數百萬生靈皆北向慟哭，閭巷婦孺莫不欲食倭人之肉，各懷一不共戴天之仇，誰肯甘心降敵！縱使倭人脅以兵力，而全台赤子勢不與倭人俱生，勢必勉強支持，至矢亡援絕，數千百萬生靈盡歸糜爛而後已。不知棄此數千百萬生靈於仇敵之手，則天下人心必將瓦解，……今一旦委而棄之，是驅忠義之士以事寇仇，台民終不免一死，然而死有隱痛矣！
這裏的所謂的“隱痛”就是台灣人棄兒意識（孤兒意識）的感情根源！
5月25日，丘逢甲等士紳及官員成立“台灣民主國”，推巡撫唐景崧為總統，改年號為“永清”，以藍地黃虎之旗為國徽，並發表抗日宣言：
我台灣隸大清版圖二百餘年，近改行省，風會大開，儼然雄峙東南矣。查全台前後山二千餘裏，生靈千萬，今已無天可籲，無人肯援。台民惟有自主，推擁賢者，權攝台政，事平之後，當再請命中國，作何辦理？台灣土地政令，非他人所能幹預。設以幹戈從事，台民惟萬眾禦之。願人人戰死而失台，決不願拱手而讓台。
從這段宣言可以看到，這時候，台灣精英主觀的“自主”意識依然壓過“無天可籲，無人肯援”的客觀處境，還沒有發展到悲怨的棄兒意識（孤兒意識）。
5月30日，日軍開始進軍台灣。6月4日，唐景崧奉清廷之命率軍內調，台灣民主國在日軍登陸前瓦解。官紳階級紛紛內渡逃跑。抗日不成的丘逢甲黯然離台，返回廣東鎮平（今梅縣蕉嶺）祖籍，寫下許多慷慨激烈、悲涼沉痛的詠台詩作；其中一首《離台詩》寫道：
宰相有權能割地，
孤臣無力可回天；
扁舟去作鴟夷子，
回首河山意黯淡。
第二年，他又感慨地寫道：
去年今日割台灣，
春愁難遣強看山；
往事驚心淚欲潸，
四百萬人同一哭。
然而，台灣各地人民，尤其是中南部的貧困農民，紛紛加入義軍，英勇阻擊登陸的日軍；一直到1915年，台灣人民的武裝抗日鬥爭才告結束。盡管每一次的武裝行動都在日寇大規模流血恐怖的鎮壓下完全失敗了，但是，它卻用血的事實揭穿了日寇殖民政策的欺騙性，提高了民眾抗日的民族自覺。
總地說來，這個階段的武裝抗日基本上是漢民族傳統的中國意識的堅持與抵抗。
以小說《亞細亞的孤兒》（原名《胡誌明》）奠定作家地位的客籍作家吳濁流（1900—1976）在晚年的回憶錄《無花果》裏寫道：
“當時的抗日戰爭，是自發的，而不是有組織，有係統的，既沒有橫的聯係，也沒有縱的係統。更不是受人宣傳，煽動而蜂起的。台灣人在無意識中，認為台灣是自己的祖先所開拓的，我們做子孫的，有保護它的義務。保護自己的村莊是自己的義務，這種觀念，不知何時，在無意識中，已混入血液中。具有這種精神，一旦有了外敵，自然就要顯露出來。因此，聽到有日軍來臨，便湧起抗日的感情，產生抗日的思想，變成抗日的行動，自動地馳赴抗日戰線參加抗戰。台灣人具有這樣熾烈的鄉土愛，同時對祖國的愛也是一樣的。思慕祖國，懷念著祖國的愛國心情，任何人都有。但是，台灣人的祖國愛，所愛的絕不是清朝。清朝是滿洲人的國，不是漢人的國，甲午戰爭是滿洲人和日本作戰遭到失敗，並不是漢人的戰敗。台灣即使一時被日本所占有，總有一天會收複回來。漢民族一定會複興起來建設自己的國家。老人們即使在夢中也堅信總有一天漢軍會來解救台灣的。台灣人的心底，存在著‘漢’這個美麗而又偉大的祖國。”
1913年，台灣史學者稱為祖國派文化抗日領袖的林獻堂（1881—1956）遊曆北京，除了與剛剛創建民國的中國國民黨要人有所接觸，也專程拜訪了梁啟超，請教殖民地台灣人抗日之道。梁啟超告訴他說：
“三十年內，中國無力可以救援台人，台人對日本不可力敵，隻能效法愛爾蘭人抗英之法，先求放鬆壓力，繼而獲得參政權。”
同行的甘得中（1883—？）在麵見國民黨元老戴季陶時痛陳台人處境慘狀，戴氏也隻能告訴他說：
“中國內亂方殷，十年之內無法幫助台人。”
這樣的曆史接觸說明：祖國的同胞並沒有忘記台灣同胞；它也並非無心收複台灣，而是力有未逮的事實。
其後，在祖國大陸的民族民主革命運動的巨大潮流影響下，台灣同胞進一步掀起了有組織的民族解放運動的**。
1920年1月，受五四運動的直接影響，留日台灣青年學生首先在東京創立新民會，仿照《新青年》發刊《台灣青年》雜誌，進行民族主義思想的啟蒙宣傳。
1925年，留學北京的台灣學生主張把台灣的命運和祖國的命運連在一起，依靠祖國以收複台灣，認為參加祖國的建國工作，才是救援台灣之道，因此除了學文的以外，也有轉而學武的。
1926年，台灣青年張我軍（1902—1955，台灣新文學奠基人）在北京拜訪魯迅時向他抱怨說：“中國人似乎都忘記了台灣了，誰也不大提起。”魯迅聽了，“就像受了創痛似的，有點苦楚；但口上卻道：‘不，那倒不至於的。隻因為本國太破爛，內憂外患，非常之多，自顧不暇了，所以隻能將台灣這些事情暫且放下。……”
1927年，魯迅在為“廣東台灣革命青年團”成員張秀哲（張月澄，1905—？）翻譯的《勞動問題》寫序時提到了這件事，同時強調他因此而非常肯定台灣青年的祖國情懷，他認為“正在受苦中的台灣青年，卻不將中國的事情暫且放下。他們常望中國革命的成功，讚助中國的改革，總想盡些力，於中國的現在和將來有所裨益，即使是自己還在做學生。”
以上這些具體的曆史事實在在說明了海峽兩岸知識分子血脈相連的真摯深情。
1928年4月，在大陸的台籍中共黨員和留學日本的共產主義者，在中國共產黨的幫助下，於上海成立了台灣的共產黨組織——日本共產黨台灣民族支部。
1939年日本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篇《領台以後的治安狀況》中卷，別題為《台灣社會運動史》的內部機密數據載明，從1913至1936年，台灣人民反日運動的兩大思想特質是中華民族意識與反帝社會主義。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國主義發動盧溝橋事變，全麵侵略中國。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刻而展開全麵抗戰。台灣人民的抗日民族解放運動也納入國共兩黨重新合作的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並且成為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一個組成部分。台灣人民看到了光複的希望；許多愛國的台灣青年決心洗雪舊恥，光複家園，將寶島解放寄托於祖國抗戰的最後勝利，於是紛紛冒著生命危險，間關萬裏，潛回大陸，尋找重慶或延安的抗日根據地，積極投入抗日戰爭的行列。據說，先後歸返大陸，參加祖國抗日行列，與大陸同胞並肩作戰的台灣愛國誌士高達5萬多人。
例如：
文學運動家張深切（1904—1965）在1961年12月出版的回憶錄《裏程碑》寫道：
“我想我們如果救不了祖國，台灣便會真正滅亡，我們的希望隻係在祖國的複興，祖國一亡，我們不但阻遏不了殖民化，連我們自己也會被新皇民消滅的！”
抗日青年雷燦南（1924—1945）的日記寫道：
“餘之理想要渡海回大陸。台北二中畢業後再讀高商，然後整理家業，作為在台的最後一名日本人，領導本島民族，大力展開活動。”
1940年4月10日，鹽分地帶文學家吳新榮（1907—1967）的《日記》寫道：
“最後希望埋骨於大陸，為達成此理想，該有實際行動。”
1945年，放棄還差半年就畢業的東京日本女子牙科醫學院學位，回國參加抗戰，最終成為八路軍女戰士的台灣女青年楊美華說：
“我是中國人，連中國話都不會說，祖國是什麽樣子都沒見過，隻要能踏上祖國的土地，為祖國母親盡微薄之力，就是死了也心甘情願。”
隨著日本帝國主義南進政策的推動，陰霾籠罩著台灣，苦難浸泡著台灣；日本侵略者不僅在政治上殘酷統治，更在文化上進行奴役，強力推行所謂的皇民化運動。他們不準台灣人拜祖先，讀漢書；強迫台灣人穿日本和服，說日本語言，改中國姓氏，取日本名字；力圖把台灣人民變成日本的忠臣良民，從精神文化上斷了中華民族的根。但是，侵略者的所謂“皇民化運動”引發了台灣人民的強烈反抗。他們始終香火不改，堅持祭祀祖先，學習漢語，對日本侵略者推行的改姓名運動堅持抵製。在他們心中祖國意識和民族意識始終未泯。台灣的文學青年也寫下了他們對祖國的呼喚。
例如，巫永福（1913—2008）的詩《祖國》寫道：
未曾見過的祖國
隔著海似近似遠
夢見的，在書上看見的祖國
流過幾千年在我血液裏
住在我胸脯裏的影子
在我心裏反響
啊！是祖國喚我呢
或是我喚祖國
燦爛的曆史
祖國該有榮耀的強盛
孕育優異的文化
祖國是卓越的
啊！祖國喲醒來！
祖國喲醒來！
國家貪睡就病弱
病弱就會有恥辱
人多土地大的
祖國喲！咆哮一聲
祖國喲！咆哮一聲
民族的尊嚴在自立
無自立便無自主
不平等隱藏有不幸
祖國喲！站起來
祖國喲！舉起手
戰敗了就送我們去寄養
要我們付起這一罪惡
有祖國不能喚祖國的罪惡
祖國不覺羞恥嗎
祖國在祖國的那邊
祖國在眼眸裏
風俗習慣語言都不同
異族統治下的一視同仁
顯然就是虛偽的語言
虛偽多了便會有苦悶
還給我們祖國啊！
向海叫喊還我們祖國啊！
還我們祖國啊！
文學家葉榮鍾（1900—1978）在1977年出版的《小屋大車集》寫道：
“我們的祖國觀念和民族意識，毋寧說是由日人歧視（當時叫做差別待遇）與欺淩壓迫激發出來的。他們的歧視使台人明白所謂一視同仁的同化主義，完全是騙人的謊言，他們的欺淩壓迫，使我們對祖國發生強烈的向心力，正像小孩子被人欺負時會自然而然地哭叫母親一樣。
“日人千方百計，想把台人同化，其實真正同化，變成十足的日本人，他們也未必一定歡喜。他們隻是要台人忘卻祖國，而做比他們所謂‘母國人’次一等的殖民就是了。
“他們政府的政策和個人行為完全背道而馳，但是他們的歧視和欺侮，無異給台人的祖國觀念與民族意識的幼苗，灌輸最有效的化學肥料一樣，使他滋長茁壯而至於不可動搖。不過像我這樣在日本據台以後出生的人，對於祖國隻有漠然的觀念，因為它是手摸不到、腳踏不著的存在，沒有切實的感覺。所以我們的內心深處常有一種期待，期待有朝一日能夠觸到祖國的實體。”
吳濁流在《無花果》中也指出：
“眼不見的祖國愛，固然隻是觀念，但是卻非常微妙，經常像引力一樣吸引著我的心。正如離開了父母的孤兒思慕並不認識的父母一樣，那父母是怎樣的父母，是不去計較的。隻是以懷戀的心情愛慕著，而自以為隻要在父母的膝下便能過溫暖的生活。以一種近似本能的感情，愛戀著祖國，思慕著祖國。這種感情，是隻有知道的人才知道，恐怕除非受過外族的統治的殖民地人民，是無法了解的吧。”
1943年12月1日，中、美、英三國共同簽署發表《開羅宣言》，根據曆史的事實規定：“日本所竊取於中國之領土，例如滿洲、台灣、澎湖列島等，歸還中國”。
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國，後又有蘇聯參加簽署的《波茨坦宣言》重申：“開羅宣言之條件必將實施”。8月15日，日本宣布接受《波茨坦宣言》中的條款，宣布“無條件投降”。
葉榮鍾通過題為《八月十五日》的詩表達了當時的社會氣氛：
忍辱包羞五十年，
今朝光複轉淒然；
三軍解甲悲刀折，
萬眾開顏慶瓦全。
10月10日，日據時期作家王白淵（1902—1965）在《台灣新報》發表了一首題為《光複》的詩寫道：
小兒離開了母親
夜裏不斷的哭著
兒在險暗殘暴裏
慈母為兒斷心腸
求不得見不得
暗中相呼五十年
夜來風雨而已散
一陽來複到光明
啊！
光複我父母之邦
10月17日，第一批國軍終於在台灣同胞“等待複等待”中從基隆登陸。
吳新榮為此寫了詩《祖國軍來了》：
旗風飄城市，鼓聲覆天地。
祖國軍來了，來得何遲遲！
半世黑暗麵，今始見朝曦。
大地歡聲高，同胞意氣昂。
祖國軍來了，來得何堂堂！
半世為奴隸，今而喜欲狂。
自恃黃帝裔，又矜明朝節。
祖國軍來了，來得何烈烈！
半生破衣冠，今尚染碧血。
今始能拜祖，今始能歸族。
吳濁流的回憶錄也寫道：
“全島六百萬的同胞都齋戒沐浴，誠心誠意去迎接。範將軍、謝將軍、嗩呐、南管、北管，十多年來隱藏起來的中國色彩的東西接二連三地出籠了。至於那五十年間的皇民運動，僅隻一天就被吹走了。”
10月25日，中國戰區台灣省受降儀式在台北市公會堂舉行；受降主官代表中國政府莊嚴宣布：“從即日起，台灣及澎湖列島已正式重入中國版圖，所有一切土地、國民、政事皆置於中國主權之下。”這樣，台灣人民堅持了50年奮勇抗戰，付出了65萬人的生命代價，終於讓寶島台灣重新歸回祖國母親的懷抱，正式結束了台灣同胞蒙受日本帝國主義奴役的屈辱的曆史。這一天便被定為台灣光複節。
台灣人民雖然迎接了盼望已久的複歸祖國，但祖國卻仍然處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政治混亂中。法理上的祖國複歸，並不意味著政治上的國民複歸，更不曾導致經濟解放；一切日據時代的官民營、日籍獨占產業，悉數被接收政府全數點收，歸國家獨占經營，而不是交給本地的愛國工商業去發展。由於當時來台接收的各級官僚大部分是無知愚蠢、恣意貪汙的腐化官僚，終於造成了台灣政治、經濟的混亂與惡化。
因此，吳濁流有感而發地寫下了《光複時》這樣的詩：
酒地花天光複時，
海風盡管吹牛皮；
桃花巷口黃昏候，
滿載汽車輕薄兒。
於是，台灣人民光複解放的狂喜卻因為接收官員的貪汙腐敗而幻滅，迅速轉成不滿和怨憤。後來，台灣民間竟然流傳著所謂“狗去豬來”的說法；所謂“狗”指的是日本人，而所謂“豬”指的就是那些從大陸來的、貪汙腐敗的接收官員。（李登輝上台以後這樣的曆史情緒又在政客的播弄下變為一般“外省人”的蔑稱：“中國豬”。）
1946年7月，依附於美國的國民黨政府在祖國大陸發動了全國規模的反共內戰。在全國民主革命的**下，1947年2月27日晚上，對國民黨接收政權已經徹底失望的台灣人民，在台北市延平路緝煙警察的一聲槍響之後，點燃了反貪腐的起義烽火。這時，對台灣人來說，祖國不見了。
誠如臧克家的詩《表現》所雲：
五百天，五百天的日子，還沒有過完。
祖國，祖國啊，獨裁者強迫我們，
把對你的愛，換上武器和紅血來表現！
“二?二八”事變的爆發和鎮壓，付出了整整一代台灣人對中國和民族事務的挫傷、抑忿、幻滅、噤默與離心，以及無以數計民眾的死傷，和死傷者家屬內心長期的怨悱，這些昂貴的代價長期傷害了光複後台灣內部的民族團結。
事變後，廣大的台灣知識青年大多對“白色祖國”絕望，他們一度陷於思想無出路的苦悶當中；開始苦苦地思索著台灣往何處去的問題。在一時的“祖國否定”中，有識之士如葉榮鍾還是諄諄告誡說：
莫因慘史疑光複，
頗信天堂奏凱歌；
舉國輿情都憤激，
茫茫恨海幾時填。
終於，通過對內戰中國政局的進一步認識，與新的曆史、社會理論的探索，他們建立了明確的社會階級立場，轉而擁護“紅色祖國”，肯定中國大陸上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運動；同時迅速投入了以全中國的民族解放為誌向的台灣左翼思想和組織，在台灣社會各階層中，廣泛而緊密地展開反帝、反內戰、反腐敗運動。
1949年10月1日，全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推翻了國民黨政府，新中國宣告誕生。中國曆史從此進入一個新紀元。然而，在祖國大陸解放的前夕，蔣介石以及國民黨的部分軍政人員卻逃到台灣，建立流亡政權——台北國府。在大陸內戰中全麵潰敗的蔣介石政權，針對正在全島各地蓬勃展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運動各條戰線上的愛國人士，積極開展了一場秘密而廣泛的政治大逮捕。
1950年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6月28日，美國基於本身反共戰略利益的考慮，派遣第七艦隊駛入台灣海峽，阻止解放軍渡海。曆史因而隨著世界兩極對立結構的形成而改變了它的軌道。
麵對前所未有的變局，6月29日，吳新榮的《日記》寫道：
“深恐台灣將來的命運，對祖國有嚴重的影響，我們永久主張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也是中國人的台灣了，為此主張我願意犧牲我一生。”
然而，重新獲得美國有條件（不準“反攻大陸”）支持的蔣介石政權卻在美國的庇護與默許下展開徹底的清共、肅共行動；於是，一整個世代投入新民主主義革命運動的台灣青年、知識分子與工人、農民，仆倒於馬場町刑場。其他幸存者隻能通過在押房裏唱著《安息歌》給赴義者送行，並且把未能完成的理想延續下去：
安息吧！
死難的同誌，
別再為祖國擔憂，
你流的血照亮的路，
我們繼續向前走！
蔣介石政權隨後通過對內高壓統治，在台灣維持了長期偏安的局麵，使得台灣與祖國大陸再度處於長期的分裂狀態之中。
根據解密的美國檔案，從1949年開始，美國就策謀使台灣與中國分斷，阻止大陸對台灣的流亡潮，扶植親美、反共的所謂“台灣自主分子”；或由美國直接占領台灣；或經國府同意以聯合國名義占領台灣，交給聯合國托管，並且在這些條件下，由美國在軍事上和經濟上援助台灣。美國第七艦隊封鎖台灣海峽，使得台灣與大陸在短暫五年的複合之後，再度和祖國分斷，民族再度分裂。美帝為了確保它在西太平洋反蘇反共前哨線的台灣，當然想盡各種威脅、利誘的方法，以防止台灣與大陸的統一。1951年，它在兩岸中國均未獲邀參加的情況下簽訂了《舊金山對日合約》，采取刻意模糊的態度處理台灣主權歸屬問題，製造所謂“台灣地位未定”的謬論。1952年，在美日威脅之下，台北國府接受了以這樣一個帝國主義條款為基礎的《中日合約》。1954年，台北國府與美國簽訂所謂的“中美協防條約”。台灣從此成為美國全球反共戰略體係的一枚棋子，至此，台灣與大陸國土與民族的分斷，也因為美國霸權的幹涉而固定化與長久化。隨著日據以來反帝、反資、追求國家統一的台灣愛國主義的光榮傳統（進步的思想、哲學、文學、藝術與社會運動）、理想主義與良知正義被徹底肅清，從而造成以台灣資產階級為主導的反共親美的意識形態成為台灣社會的主流價值。在嚴厲的反共政策的控製下，台灣人曆來的祖國意識被刻意淡化了，真正的祖國像也因此逐漸被扭曲終於失落了。
1979年，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表《告台灣同胞書》。兩岸封斷以來的兩岸經貿關係自此重新以間接貿易的形式逐步展開。“和平統一、一國兩製”的對台政策也使得兩岸統一問題日形突出。
自1985年下半年以後，在國際局勢日漸緩和，島內反專製、爭民主的鬥爭空前高漲的背景下，麵臨越來越大的挑戰的國民黨當局采取了包括“調整大陸政策”在內的一係列變革措施，海峽兩岸關係也由緊張對峙轉趨緩和鬆動。也就在這樣的客觀背景下，晚年的蔣經國在1987年開放大陸探親。封斷了近四十年的兩岸人民重新得以單向往來。
據統計，1979年，兩岸的間接貿易額不及08億美元；到了1990年卻增加到4043億美元，增長了超過50倍。從1990年起，祖國大陸已經開始成為台灣最大出超來源地區。兩岸的經貿發展，使得台灣不少中小企業得以渡過由於台幣升值和美國保護主義衝擊而引起的企業倒閉危機。這也具體說明：撇開政治歧見，合作發展兩岸經濟，是台灣經濟的出路，台灣的經濟前途才會有更進一步的發展。經濟如此，政治上何嚐不是如此呢！
然而，現實的政客卻絲毫沒有體念天下蒼生的仁者胸懷！
針對“日本殖民有功論”的批判
十幾年來，我們不幸地看到，恰恰是那段飽含民族分裂悲劇的曆史所形成的所謂“台灣人的悲情”（孤兒意識），竟然在島內少數主張分離主義的政客、文人刻意播弄下，成為“去中國化”的錯誤的“台灣意識”的感情基礎。
1987年，島內台獨派政治團體借著紀念“二?二八”四十周年的名義公開展開了台獨曆史解釋權的鬥爭。
1988年1月13日，蔣經國去世。李登輝以台灣本省籍人士身份首次執掌台灣黨政大權。台灣政局從此進入一段長達十二年的“李登輝時代”。基於內外形勢的發展變化和現實需要，李登輝繼續推行蔣經國的“革新”路線和政策並加以調整和突破。麵對黨內、朝野和兩岸互相糾結的三大矛盾，他首先通過黨內鬥爭使得國民黨上層權力結構“非蔣化”、“多元化”、“本土化”和“年輕化”；同時，通過與在野黨合作推動的終止“動員戡亂時期”、廢除“臨時條款”、回歸憲法等“憲政體製改革”，使台灣政權向“實體化”方向演變；最後，確立以“一國兩府”的構思，作為處理兩岸關係和發展對外關係的政策基點，刻意謀求台灣的獨立政治實體地位。它的作法是：一方麵繼續緩和兩岸關係、逐步鬆動“三不政策”；一方麵卻加強政治滲透，“以通促變”，並大力推行“彈性務實外交”，逐步推動與中國漸行漸遠的分離政策，爭取以美、日為主的國際勢力支持，達到法理上脫離中國成為獨立國家的目的。因此，1995年6月，他以所謂“私人身份”訪美，並在康乃爾大學發表一篇“鼓吹分裂的自白”，逼使北京不得不對台發動威懾性軍演；1996年，他又提出所謂“戒急用忍”的大陸政策。1999年7月，他更進一步發表所謂“兩國論”。這樣，原本平穩進展的兩岸關係不但大為倒退，海峽兩岸甚至瀕臨戰爭邊緣。
2000年3月，向來主張“台灣獨立”的民進黨陳水扁成為台灣地區新的領導人，從上台時的“四不一沒有”發展到下台前的“公投入聯”。台灣的政局一直處在極不穩定的內戰邊緣時期。
與此同時，部分不肖的皇民學者大肆宣傳著所謂“日本殖民有功論”；他們瞎說日本帝國主義據台時期采用“糖飴與鞭”的兩手策略的殖民長官後藤新平（1857—1929）是“台灣現代化之父”，等等。日本右派漫畫家小林善紀的《台灣論》據以批判日本自省史觀為“自虐史觀”。李登輝密友何既明醫師甚至告訴小林：“如果要接受中國殖民的話，還不如當奴隸快活些！”這裏，台灣人的“棄兒”意識竟而在近親憎恨的情結作祟下惡性發展為奴才意識了。
因此，關於台灣的治水曆史，他們刻意強調的是日本帝國主義據台時期為了把台灣作為侵略中國大陸和南洋的基地而不得不整建的灌溉水圳；對於有清以來為台灣的水利建設打下現代化基礎的民族水圳卻視而不見。
事實上，日本帝國主義為了彌補本土資源的匱乏，確保軍事侵略擴張的需求，對台灣島上豐富的資源進行了長達半個世紀的瘋狂掠奪；他們修築鐵路和公路，如同抽血一樣地榨取著島上的資源。據不完全統計，日本侵略者五十年間共掠奪了台灣總產量55%以上的稻米和90%以上的蔗糖，以及超過千萬立方米的木材；貪得無厭，罄竹難書，何來“殖民有功”可言！
在台灣曆史被嚴重扭曲的當下，我於是決定選擇被譽為“台灣水利鼻祖”的清朝道光年間（1821—1850）鳳山知縣曹謹（1789—1849）開鑿“曹公圳”的曆史，作為《中國治水史詩》的台灣一頁；因為治水有功，一直到今天，河南人曹謹仍然被善良的台灣南部民眾當作神來膜拜。
這樣的曆史事實告訴我們，兩岸人民終究是一家人！兩岸同胞傳承著祖先的香火，淺淺的海峽隔不開世世代代的親情。台灣的命運一直都和祖國大陸緊緊地連在一起。實現祖國的完全統一是海內外中華兒女共同的心願！因此，從兩岸分隔長達一百年的曆史來看，包括台灣的治水篇章在內的《中國治水史詩》在此時此刻的出版就有了文學、史料價值之外的更為深刻的意義了。
謹向楊程兩先生致以最高的敬意
程賢章先生一再強調，《中國治水史詩》的問世，源自於梅雁水電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總經理楊欽歡先生的策劃。據悉，楊欽歡是全國勞動模範，也是世界生產率科學院終身院士，他掌舵的梅雁水電集團堅持以治水為公司主業，為治水投入了巨大資金，名播兩廣以及深滬等地。他認為，中國的曆史就是一部治水史，但是，自北魏酈道元《水經注》以來，尚無一部較完整理想的治水史書，編寫一部中國治水史書於是就成為楊欽歡先生的願望了！
如果說身處南北分裂時代的酈道元作《水經注》隱含著祖國能夠統一的內心願望，我相信，楊欽歡先生策劃，程賢章先生與何建明先生主編的《中國治水史詩》也隱含著同樣的內心願望；所以他們沒有忘記台灣，並且堅持要把尚未真正回到祖國大家庭的台灣的治水史編進本書。
我想，這恐怕是一個台灣作家所能感受到的《中國治水史詩》的諸多貢獻中最最重要的一點吧！
最後，謹向楊欽歡、程賢章兩位客家先生致以最高的敬意！
2011年5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