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楊欽歡總策劃，何建明、程賢章主編的《中國治水史詩》
孟繁華
如果在晴朗的天空從北京乘飛機到烏魯木齊，俯瞰大地時我們會看到什麽？我們看到的是北中國廣袤無垠**的大地——到處是水的形狀，但除了黃河遊絲般地流淌外再沒有多少像樣的水係。在所有的資源危機中，水危機已經成為中國、特別是北方最大的危機。2011年的春天，北方又一次持續幹旱，有些地方的無有效降水時間創了曆史新高。北京入冬以來連續三個月沒有有效降水，成為一個名實相符的“無雪的冬天”。但是，對於普通民眾而言，旱情的焦慮遠不及房價或股市的沉浮更敏感。這更從另一個層麵反映了我們的危機：水資源危機意識的匱乏。一方麵是持續的幹旱，缺水；一方麵是突如其來的洪水災害、水汙染、水浪費。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從古至今，一個“水”字，成了我們這個民族最大的隱憂。曆史上，平均每兩年就發生一次較大水災或嚴重幹旱。幹旱缺水、洪澇災害、水汙染和水土流失等四大水問題仍然是製約中國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的突出瓶頸，除水害、興水利，始終是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一項重大戰略任務。因此，治水曆來是治國安邦、興國富民的大事。大概也正是緣於這一因由，楊欽歡擔任總策劃，何建明、程賢章兩位著名作家聯袂主編了這部規模宏大、氣勢雄偉的《中國治水史詩》。當代文壇近百名作家參與了寫作。因此，這又是一部“兵團”式的集體寫作。它是“宏大敘事”，但這個宏大敘事與我們每個人有關。在我看來，這部宏偉著作的價值起碼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麵認識：
一、家國關懷與憂患意識
如果說治水是國家的水利工程，那麽，《中國治水史詩》就是講述國家古往今來治水的文化工程。《中國治水史詩》主編之一何建明在回答記者時說：《中國治水史詩》就是這樣一個能夠引發作家強烈衝動繼而激發寫作**的好題材，所以出現了沒有加入的作家想加入、已經參與的作家希望將文章寫得更好的感人場麵。除了獨具深度、廣度的好題材吸引作家外，身居梅州山區的兩位“智者”也讓眾多作家折服——一是廣東梅雁水電集團創始人、董事長、總經理楊欽歡，二是老前輩、著名作家程賢章。在沒有見到楊總之前，我和不少作家一樣通常地認為他隻是在經濟上對這本書的編輯、出版給予支持，但通過深入交流我才發現，楊總更多的是從國家的“文化戰略”和“文化理念”的更高層麵去看待這件事，他以客家企業家獨有的胸懷尊重作家，讓作家的價值得到充分體現，從而贏得了大家鼎力相助、共襄文化盛舉。程老雖然已年屆八旬，但仍然滿懷**、不知疲倦地當起“空中飛人”，進汶川地震災區、闖新疆火焰山、跳東北大冰窖，一年行程逾5萬公裏，為的是召喚更多的名家參與這項偉大的文化工程。他們用自己的實際行動感染和召喚著大家，讓大家自覺為這項巨大的文化工程添磚加瓦。
無論主編還是具體參與的作家，他們巨大熱情的背後，顯然隱含著他們的家國關懷和憂患意識。作家陳桂棣在《淮河的警告》中，以憂鬱的筆觸記述了淮河水係被破壞的過程。淮河是中國最難治理的河流。新中國成立後，中國政府就決心“一定要把淮河修好”。但淮河的問題一言難盡。如果說自然的力量改變了淮河水係，使無數支流不能入淮、湖泊淤淺或荒廢，那麽“沿淮四省大張旗鼓‘關停並轉’草漿造紙企業時，在靈璧，一個大上快上造紙廠的計劃卻在緊鑼密鼓地實施”，則是人為的破壞。並最終導致了1994年7月那噩夢般的日子：
七月二十八日淩晨，被連天幹旱和高溫折磨得精疲力盡的盱眙人，一覺醒來，嚇呆了：平日黃綠色的淮河，突然變成了醬油色；渾濁不堪的水麵像塗抹了一層又厚又怪誕的油漆，浮**著白花花的泡沫，奇腥惡臭；隨處可見的死魚無不翻瞪著恐怖的眼睛，像在怒問蒼天。
這可是盱眙人民維係生命的唯一飲用水源啊！
盡管在這前一天，縣政府發布了一個關於淮河遭受嚴重汙染的通告，通知居民抓緊儲水，縣自來水公司供應的水將不能飲用，但大家並沒有把這事放在心上。因為，進入八十年代以來，淮河水汙染的事故就時有發生，十年間已相繼出現過十幾起。每次咬咬牙就過去了。但是，這一次，連發布通告的縣政府官員們也大出意外：想不到“嚴重汙染”竟“嚴重”到了這種程度！
淮河上遊居然下泄了兩億立方米汙水，在淮河下遊形成了一個上自安徽五河、下至洪澤湖口的一百多公裏長的汙染團帶。這是我國有史以來，在一條河流上出現的最長的一次汙染團帶。它造成的後果是：盱眙頃刻之間陷入滅頂之災。“工廠停產。商店關門。夏秋兩季農業絕收。靠打魚為生的一萬一千多漁民，由於網箱養殖全軍覆沒，債台高祖，場麵淒慘。”這隻是淮河悲慘景象的一個場景，苦難的水中國類似的悲劇不斷上演。
黃河是中華民族的母親河，她是中華民族的象征和圖騰。她孕育了中華民族的古代文明，養育了無數中華民族的優秀兒女。同時，黃河也是一條充滿了苦難的河流。有記載的黃河史，從先秦到民國期間，黃河決口達1593次，改道26次。黃河的災難還不僅是洪澇災害。為了解決黃河決口問題，20世紀60年代初期，曾在山東博興、墾利兩縣曆時八年開展了一個“黃河南岸展寬”工程。將這一河段平均展寬35公裏。“這是黃河人的大手筆，這來自於黃河人的眼界和氣量，這樣的工程在舊中國是無法想象的。打開工程用料記錄冊，我們可以看到如下記載：累計修做土方3189萬立方米，石方789萬立方米，耗鋼材2216噸，木材6000立方米，水泥……這是一串長長的驚人數字，在這些數字背後包含了一個更驚人的用工數字。上個世紀60年代初，人民還沒有解決溫飽問題，在機械化程度極低的情況下，修建這樣的大工程，其難度有多大不言自明。”這是張煒、李亦在《大河徙——黃河口筆記》中描述的情形。但是，人不一定勝天：“南展工程像人們在窄河道上撒開的一張大網，20多年來，連一條小魚也沒有逮到，更別說黃河這條大魚。這項耗資巨大，費時、費力的大‘險工’，從上世紀70年代末建成至今，卻一次也沒有使用過。是黃河變乖了，還是她故意放鬆人們的警惕，擇機再來一場更大的洪決？人們不得不重新審視這項工程，審視當初的選擇。”當為了解決決口展寬河道時，黃河已經隔三差五地斷流了。“此後28年裏，黃河有22個年頭出現斷流，累計斷流1079天，5000立方米/秒以上的流量少見，10000立方米/秒的流量幾乎不見，20000立方米/秒的流量基本就是傳說了。”類似的情形還有：黃河斷流居然是三門峽水庫直接導致的：“三門峽水庫還將過去發生在下遊的災害提到了中上遊，1968年渭河在陝西華縣決口，造成大麵積淹沒。渭河也成了地上懸河，對關中平原造成嚴重威脅，災難直逼西安。2003年8、9月間，陝西渭河流域普降大雨，導致渭河洪水倒灌南山支流，造成多出決口，使渭南市的直接經濟損失達23億元，約57萬人受災，損失慘重。”就是這樣一條讓人喜憂參半的母親河，她的變數也讓人無措手足：任其流淌，不知何時就決口，防患未然展寬河道，她又斷流了。這也誠如作者所說，即便在沒有災害的年景：“幾十年的平安，對於黃河來說隻是瞬間休眠，等她從休眠中睜開雙眼，她還會精神百倍地發動各種決溢事件，讓人們措手不及。回顧過去的各種應急工程，大都治標不治本，著眼長遠，使母親河永久平安才是黃河人的當務之急。”
這就是中國作家的家國關懷與憂患意識。已過古稀之年的報告文學作家李林櫻，在本書中寫有《天下奇功都江堰》一文。她對“作為真正的世界奇跡”的都江堰，給予了沒有保留的讚頌謳歌。這是一篇報告文學，同時也是一篇總結都江堰建造、功能、管理經驗的綜合的科學論文。事實上，李林櫻在讚頌都江堰之前，寫有多部與現實生活密切相關的報告文學作品。特別是她的《生存與毀滅——長江上遊及三江源地區生態環境考察紀實》，以翔實的材料和振聾發聵的筆觸，描述了三江源地區的生態危機，那是一部真正的盛世危言。《生存與毀滅》表達的主題，與《中國治水史詩》一脈相承。書中記錄和提出的問題，對於環境的汙染和破壞，我們已經在各種傳媒的報告中耳熟能詳。殘破的草場、沙化的土地、幹涸的河流等，在現實生活中被兌換為揚塵天氣、沙塵風暴和用水短缺等切實的體驗。這來源相同的信息，使我們對生存狀況的焦慮感和危機感與日俱增。但是當李林櫻教授將她的《生存與毀滅——長江上遊及三江源地區生態環境考察紀實》展現在我們麵前的時候，我們還是為書中所記錄的內容深深震動——“生存與毀滅”，這不是猶豫的丹麥王子的台詞，不是可供我們良久思忖之後再做出選擇的提示；它是一聲危機的呐喊，是一麵聲音的旗幟。
這雖然是一部命題作文，但也可以看作是身懷使命的和“臨危受命”的一次寫作，是長江上遊及三江源地區的生態環境危在旦夕時候的一次親曆和寫作。作者行程數萬裏，考察了100多個縣，而且完全是自費行為。在這個時代，僅憑作者的這種精神，就足以感人至深。當然，更讓我們震驚的，還是作者對典型事件和普遍現象的描述：一切入作品，驚心動魄便撲麵而來——被稱為人間仙境、神話世界的九寨溝，也曾險象環生危在旦夕，離毀滅隻有一步之遙。在向“現代”邁進的過程中，似乎所有資源都僅僅具有使用價值。“溝內森林資源豐富，可建一個大型森工局進行采伐”的勘探報告，險些葬送了今日的九寨溝。但這種國家行為還不是事情的全部，更嚴重的還有來自民間的盲目砍伐和采掘。這個地區也因其富饒為自己招引了殺身之禍：森林、黃金、蟲草、野生動物，都是滿足“現代”生活的珍貴物資資源，於是，各路有組織和自發的采掘和獵殺大軍不期而至。人和機械過後，如盜賊掠過一片狼藉：“這裏已經一個多月沒有下雨，‘九河’兩岸昔日綠草茵茵的地方已經全部變成黃沙漫漫的沙化區。朔風卷過，黃沙陡起，遮天蔽日。全縣草地1/4已經退化，昔日每畝可產鮮草600至800公斤，但現在隻能產100至200公斤，甚至連100公斤也找不到，一隻羊要養兩三年、一頭牛要養五六年才能出欄。”這是作家到青海至多縣描述的情形。這是青海省唯一沒有照明電的縣城，它的“黑暗”似乎也成了一種隱喻：過去這是“三江源”的中心地帶和“中華水塔”的核心，湖泊密布河流縱橫水草肥美。但時至今日，作家目光所及卻如上述。
青海至多一個縣的環境遭到的巨大破壞，已經令人觸目驚心，但事情遠沒結束，作家所到之處幾乎無不如此：“江河源頭第一縣”的曲麻萊縣城在鬧“水荒”，街頭擁擠著等待取水的長長隊伍；玉樹州50多萬畝草地被徹底破壞，變成寸草不生的沙灘；瑪多縣紮陵湖第四牧業社390萬畝草場中，95％已經退化和淪為黑土灘……當這些數字集中起來的時候，說我們感到驚恐萬狀絕對不是誇張。在“惡性循環”一章中，作家以真實的數據集中描述了世界範圍內環境惡化的狀況，耕地在減少、森林在減少、水土在流失、汙染在加劇、酸雨在肆虐、湖泊在萎縮、河流在幹涸……而這一切，在中國幾乎都是最嚴重的。當然。這一切如果都歸於人為的破壞，也是聳人聽聞，自然帶來的災害和人為破壞構成了真正的“惡性循環”。人類的生存環境已經不再令人樂觀。另一方麵，《生存與毀滅》也為我們描述了另一種情形，這就是來自各方麵拯救環境的努力，政府和民間，有組織的綠化、退耕還林、退耕還草、減少放牧以及環保自願者隊伍的組建，為我們因荒漠而未定的驚魂，帶來了些許寬慰。但我們仍然不免憂心忡忡不寒而栗。《生存與毀滅》，是新興起的環保題材創作的翹楚之作，它的憂患意識和富有說服力的內容，恰似危機的呐喊、聲音的旗幟。
感時憂國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傳統。特別是百年來，現代中國的曆史命運更加培育了這個群體的憂患感。即便在盛世他們仍有危言。這當然不是這個群體沒事找事杞人憂天。事實表明，就在當下中國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中國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強大的時代，我們仍然有必要居安思危警鍾長鳴。《中國治水史詩》就是這樣一部體現中國知識分子憂患傳統的大書。
二、史學價值與民族精神
《中國治水史詩》之所以冠以“史詩”，就在於它不止是對當下中國生態環境和水利狀況的描述和分析，也不止是揭示這一領域的問題、矛盾或弊端。用策劃者楊欽歡先生在序言中的話說：“從某種意義說，中國的曆史就是一部治水史，從三皇五帝到現在，哪個明君不以治水而獲萬民擁戴？夏禹的傳說、都江堰和靈渠，都記載著當時明君名臣的千秋功業。我想，今天我們講發展，我們在用水、治水的同時，還要給子孫留下綠水。然而，我們呼喚的聲音還不夠強大，常常被市場的討價還價聲給淹沒了。我想求助我們的曆史，弘揚華夏千百年來的治水文化，會不會喚起某些人對曆史與未來的良知呢？”這裏，“治水文化”是關鍵詞。從古至今的治水史，形成了中華民族的“治水文化”。將這個“治水文化”書寫出來，就是《中國治水史詩》。
大禹，是中國治水最早的傳奇人物。關於大禹的傳奇，熊育群在《大禹治水回望》中說：“中國治水最早最古老的篇章，在神話色彩濃鬱的氛圍裏呈現。大禹作為中國曆史上第一個治水成功的人物，中華民族最古老的治水英雄，他治水的故事家喻戶曉，幾千年也不曾磨損，他頭上的光環照耀了神州大地4000多年！治水讓他獲得了萬民擁戴，治水使他擁有了建立一個國家的威望，是治水讓他萬古流芳！讓他從一個人變成了一個神。”神話傳說是一個民族精神的投射和寫照，它將民族的願望或理想用想象或誇張方式表達出來，用以激勵鼓舞民族的精神和鬥誌。因此，神話對一個民族來說是火炬、燈塔，照耀或昭示著方向。4000多年來，大禹的傳說表達和延續了中華民族深切的向往。
曆史上，成功的治水人物和經驗，都會傳之後世並且久遠。如果說大禹還是一個神話、傳說的話，那麽李冰父子修建的都江堰，則實實在在地造福於天府之國，使成都平原的千裏沃野“水旱從人，不知饑饉，時無荒年，謂之天府”。“正因為有了都江堰，四川才能以占全國耕地麵積十六分之一的土地，生產占全國十分之一的糧食，而且每年還能向全國提供相當於數10億斤糧食轉化的肉、油、酒等各類食品和工業原料。”都江堰的成功建造，體現了秦昭王時代的治水理念和科學水平。值得感念的是，這個“天下第一奇功”不僅在漢代“灌田萬頃”，2260多年後，灌溉麵積逐漸由成都平原引向川中丘陵，已達1370萬畝，成為世界上特大灌溉工程。這是真正的人間奇跡。有趣的是，李冰的功績同樣演繹為神話傳說。李林櫻在《天下奇功都江堰》中記述了這一神話的片段：
在二王廟大殿東側的茶樓裏，愛國詩人陸遊曾寫下了《神君歌》、《視築堤》和《觀孫太古畫英惠王像》等詩篇。寫這幾首詩時陸遊正被貶為蜀州通判，傳說有一天他到都江堰探覓勝跡，緬懷李冰的英雄業績，走進伏龍觀，看到畫家孫太古所作李冰畫像，詩人心有所感，對著畫像頓首九拜。當天下午，詩人來到了茶樓上，模仿孫太古的筆法，也畫了一幅李冰像……忽然一陣清風拂麵，一隻仙鶴盤旋而下，銜起畫稿騰空飛去，這時，萬裏晴空漂浮著朵朵祥雲，李冰飄飄然自天而降，詩人拱手相迎，高聲叫道：“神君，陸遊在此拜見！”陡然驚醒，卻是南柯一夢。在驚喜交織中，詩人文思奔湧，便一氣嗬成寫出了古風詩《觀孫太古畫英惠王像》，歌頌了李冰治水的偉大功績，並發泄了對南宋王朝奸臣當道、扼殺人才的憤懣。
這些文字並非閑筆。它用夢境和想象的方式，表達了詩人或民間對李冰建造都江堰豐功偉績的由衷緬懷和禮讚。這樣的細節描繪，也強化了報告文學的文學性。
都江堰、鄭國渠等水利工程我們已經耳熟能詳。但南國的靈渠並不是所有人都熟悉的。黃偉林先生的《北有長城南有靈渠》一文，以翔實的史料、嚴整的文字敘述了靈渠在始皇時代建造的緣由和過程。在秦代，李冰在四川修建的都江堰、鄭國在陝西修建的鄭國渠，使秦代擁有了豐富的水利工程經驗。公元前219年，始皇為完成嶺南統一大業，疏通糧道，於是下令開鑿靈渠。“靈渠是一個係統工程，包括了分水、引水、泄水、通航等子工程。其中，攔河壩起分水作用，南渠道起引水入漓江作用，北渠道起保證湘江與漓江通航作用，泄水天平起分洪泄水作用，陡門起通航作用。各個子工程各司其職，缺一不可，保證了靈渠的正常通航和安全運行。”這些史料普及了中國古代治水知識，講述了中國久遠的治水曆史。因此具有珍貴的史料價值。
另一方麵，在治水過程中，發生了無數我們今天難以想象的事件。婦孺皆知的大禹治水三過家門而不入，塑造了一個民族治水英雄無私的形象；李冰翻山越嶺走遍岷江兩岸，觀山勢察水情，精心設計，親臨現場，體現了一個朝廷命臣和治水專家嚴謹的作風和勤政精神。但是，在修建靈渠時，興安民間世代流傳的卻是三個將軍開鑿靈渠這樣的故事：秦始皇下令開鑿靈渠後，“第一位張將軍率領兵士日夜勞作，終於在限定時間完工，可是，通水時渠道卻塌了。秦始皇怒而把將軍在渠岸當眾斬首。第二位劉將軍經過千辛萬苦好不容易完成了工程，但在通水時再遭塌陷，又被秦始皇斬首於渠邊。第三位李將軍汲取前兩位將軍的經驗教訓，圓滿完成了任務，秦始皇因此賜他榮華富貴。可是，這位將軍沒有領秦始皇的情，而是跪倒在前兩位將軍的殉難處拔劍自刎了”。這是一個傳說，但這個傳說卻從一個方麵表達了靈渠修建過程中的慘烈和壯烈。這位李將軍最後處理自己的方式意味深長：他沒有功成名就享受榮華富貴，也沒有功成身退頤養天年。他選擇了自刎，顯然與張、劉兩將軍的命運有關。類似細節的加入，使中國治水曆史的講述更加生動，因此也更具可讀性。
當然，《中國治水史》不是一部係統書寫中國治水曆史的學術專著。但是，通過不同篇章的描摹記述，我們可以用文學的方式連綴起中華民族的治水曆史。而且在這個治水曆史中，透露出的是我們民族修建水利的智慧和因此建構起的民族精神。這種民族精神不僅體現在興修水利的科學精神上，同時也與民眾的參與和犧牲精神密不可分。與治水有關的突出問題和矛盾，還有移民問題。著名報告文學作家何建明先生在他的《百年夢想——幾代偉人與三峽工程》中說：水利工程在給我們帶來巨大效益的同時，也要犧牲某些局部利益，其中移民就是最重要和關鍵的一項。他統計了具體的數字：目前世界上排在最前列的大型水電站有巴西、巴拉圭合建的伊泰普水電站，其移民數僅為4萬人；非洲的加納沃爾塔樞紐，移民為8萬人；印度的薩塔薩洛瓦水庫，移民數為10萬人。中國人太多，中國人又習慣隨江河而居。在新中國建設的數以萬計的水庫中，移民共超過1800萬人。超過30萬移民的就好幾個，他們是新安江水庫，移民30萬人；丹江口水庫，移民38萬人；三門峽水庫，移民40萬人……在中國，故土難離是普遍的民眾心理。所謂家園，就是故土。當庫區需要轉移移民時，庫區民眾的痛苦心情可想而知。當三峽工程決定修建時，“西方國家不止有十個百個的權威曾經預言：中國也許有能力建起世界上最宏偉的水利大壩，卻無法解決百萬移民的難題。”移民的難，移的不單單是世代積累的物資大山，不單單是人的挪移，還有“望不到尾的精神列車”、“欲望之海”、“思想、願望和扯不斷的顧慮與懷舊情結”。但是，在中國這一切都做到了。除了組織者的精心籌劃、妥善安置外，中國百姓真是深明大義。
何建明在他的文章中講述了長江村的故事：長江村在一次山體滑坡中慘遭橫禍。304戶村民中290戶的房屋被推入江中，他們一夜間全部成了難民。他們因此提前成了三峽移民：“因為是在新的滑坡上建設家園，因為有剛剛失去家園的切膚之痛，長江村村民們投入了前所未有的幹勁與熱情、智慧與技能。……長江村人先用板車或拖拉機將土運至滑坡體邊緣，再用人拉肩扛一擔一擔地往山上運土，然後一撮一撮地填到坑內。日複一日，月複一月，年複一年……長江村人用了整整五年時間，硬是在廢墟上造出了600餘畝梯田。當長江村人第一次在這些岩體上收獲長出的金黃色柑橘時，北京傳來三峽工程即將上馬的消息。他們一邊歡呼，一邊歎息：三峽水庫一建，就意味著長江村人用5年心血造就的新地又要被江水淹沒。他們又要重新拾起扁擔和簸箕，進行新的家園建設。”這一狀況用文字敘述並不難，但是，如果身臨其境置身其間，那該是一種怎樣的心情！後來，長江村人重新在三峽工程確定淹沒的水位線，在新的岩體上以當年同樣的精神同樣的方法，開墾出了400多畝新地。時任“三峽省籌備組組長”的李伯寧高度評價了長江村的精神：“長江村精神是真金！”這僅是各個庫區移民精神的一個片段。但從這個片段中反映了我們民族在重大事務麵前、在國家民族整體利益麵前的堅忍、頑強和不屈不撓、不可戰勝的意誌與偉力。在《中國治水史詩》中，作家們類似的文字比比皆是：三峽邊上與治水大軍為伴的王作秀，海河水災中被水圍困幾乎致死的張連璧、葉道綸，沱沱河上一軍一民的兩家守望，鎮長葛木初九死一生的水中曆險，科技工作者賴純久舍富貴從水電的堅定，基層幹部戴業成、李守義嚴正的淮河警告，還有抗洪搶險中那些不知名的解放軍官兵、武警戰士，等等，共同譜寫了民族精神的壯美詩篇。他們同樣是《中國治水史詩》中的英雄和主角。
作家雪漠參加了本書的寫作，後來他在《從中國治水史詩談文學的不朽》中說：“我想，真正的文學，除了文學價值本身的追求之外，還應該做到以下三點：一是文學要在無常和變化中尋找永恒。我們的肉體可以消失，我們的精神卻可以依托文學傳承下去。我們希望能多創造幾次像《中國治水史詩》這樣讓個體介入人類存在的機會。第二，文學要在虛無中建立存在。我們經曆的一切都成了記憶。而記憶的消失，像風塵中逃跑的一條黃狗，我們很難追上它。但我們卻可以利用文學，在虛無之中，建立一種歲月毀不了的存在。《中國治水史詩》留給世界的，就是一種被文學定格的存在。第三，文學要在虛幻中實現不朽。大自然可以毀滅一個城市，一場戰火可以毀滅許多建築，一場地震也可以毀壞無數的水利設施，但這世上，還會有一種歲月毀不了的東西，這便是《中國治水史詩》中承載的某種精神。”他說得很好。
三、當代性與文學性
“史詩”原本是在曆史敘述中的英雄頌歌。比如《荷馬史詩》、《格薩爾王傳》等。《中國治水史詩》當然做到了這一點。但任何曆史的書寫，都著眼於當代，所謂“以史為鑒”正是這個意思。因此，《中國治水史詩》的真正價值還在於它的當代性，在於它對國計民生的深謀遠慮。我們有過無數的治水英雄，從高官到平民，這些本書有甚為翔實的書寫。但是，另一方麵，無論曆史還是當代，水患成了我們民族的心頭大患，我們因一個水字吃了太多的虧。在我看來，這部大書的真正意義，不止是治水英雄的讚美詩，不止是華夏水利業績的英雄譜。它的真正意義更在於當下和未來的國計民生；另一方麵，如前所述，《中國治水史詩》畢竟不是一部專述中國治水史的學術專著，它是一部文學作品。文學作品就要有文學性，隻有具有文學性，它才會更具感染力和情感力量。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麽，《中國治水史詩》的價值我們又可以從這樣幾個方麵談論：
第一，對水危機意識缺乏的揭示。人盡皆知的是，我國是一個幹旱缺水嚴重的國家。資料表明：我國的淡水資源總量為28000億立方米，占全球水資源的6%，僅次於巴西、俄羅斯和加拿大，名列世界第四位。但是，我國的人均水資源量隻有2300立方米，僅為世界平均水平的1/4，是全球人均水資源最貧乏的國家之一。然而，中國又是世界上用水量最多的國家。僅2002年，全國淡水取用量達到5497億立方米，大約占世界年取用量的13%，是美國1995年淡水供應量4700億立方米的約12倍。中國從20世紀70年代以來就開始鬧水荒，80年代以來，中國的水荒由局部逐漸蔓延至全國，情勢越來越嚴重，對農業和國民經濟已經帶來了嚴重影響。這種情況對某些局部省區來說更為嚴峻。焦祖堯在《大河走高原——引黃入晉工程素描》中報告：山西十年九旱，天下共知。“山西水資源的主要補給來源是降雨。河川徑流量與降水直接有關。全省平均年降水量僅有534毫米。天上降下的這點雨，山西人能用了也好，實際上大部分都流入了黃河。從南到北的一千餘公裏中，有偏關的偏關河、汾河等13條幹流河道入注黃河。山西降雨大都集中在七、八、九三個月，雨後洪水挾帶大量黃土流入黃河，每年流入黃河的泥土達54億噸。”山西隻有超采地下水，於是便發生了惡性循環。一方麵是水的緊缺，一方麵是沒有節製的浪費。在這篇文章中，焦祖堯引用了這樣一個材料：世界銀行對引黃工程進行考察期間，引黃指揮部編印了多期《每日快報》，其中有一則報道，標題是《庫切爾幽了山西人一默》。大意是某日下午，世行專家庫切爾在談罷山西在水資源緊缺的狀態下如何盡快解決這個問題之後，他講了一個小故事。他們下榻在山西大酒店，房間裏衛生間的抽水馬桶一天到晚都漏水。作為房客，他們隻需交房費就行了，耗水多少與他們無關；這不同於打電話和用餐，打電話以分鍾和距離計價，用餐以菜的品種和數量計價，房間裏耗水多少都不會與他們算賬。“可是先生們……”。這也可能是一則笑話，但它卻從一個方麵反映了我們水資源嚴重浪費的程度，這種不負責任的現象肯定不是個別的。責任不止是製訂大政方針，它更在細枝末節的落實上。因此，強化全民的水危機意識好節約用水，應該比找水治水更為迫切。在《中國治水史詩》中，對水危機意識匱乏的揭示比比皆是。因為這個危機比水危機本身更可怕。
還有，張煒和李亦在《大河徙——黃河口筆記》中報告說：在黃河入海口的“孤島”上，曾有一大片野生樹林，經過不斷地人工植樹，在海邊上形成了近20萬畝規模的大林場。這林場對入海口的生態影響巨大，她不僅養育了萬匹良馬，還有效地阻止了海潮的侵蝕，是海口地區阻擋海風的大屏障，也是百萬人的天然氧吧。經濟大潮襲來時，楊、柳、槐、榆等沒有多少經濟價值的樹就得靠邊站了。它們被連根拔起棄之河灘，取而代之的是桃、梨、杏、蘋果、核桃、山楂等所謂的經濟樹，經濟樹並沒有帶來經濟效果，而“孤島”上的這片綠色卻慢慢消失了。無奈，又建起了釀酒廠，曾經芳香四溢的林場，就隻有刺鼻的酒糟味了。這個報告說明的是環境危機意識的匱乏。水資源的保護，最重要的就是生態環境的保護。但是，在那些愚蠢做法麵前，眼前利益就這樣將環境毀掉了。
就在我寫這篇評論的時候，2011年3月31日，中央電視台晚間新聞聯播節目報道了溫家寶總理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討論通過《青藏高原區域生態建設與環境保護規劃（2011—2030年）》。會議強調：
力爭到2030年，使青藏高原自然生態係統趨於良性循環，城鄉環境清潔優美，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為此，一要根據不同地區的地理特征、自然條件和資源環境承載力，將青藏高原劃分為生態安全保育區、城鎮環境安全維護區、農牧業環境安全保障區、資源區和預留區等其他地區，並製定實施相應的管理措施。二要以三江源、祁連山等10個重點生態功能區為重點，強化草地、濕地、森林和生物多樣性保護，推進沙化土地和水土流失治理，加強土地整治和地質災害防治，提高自然保護區管護水平。三要加大環境汙染防治力度。優先實施飲用水水源地保護與治理，全力保障城鄉飲水安全。四要提高生態環境監管和科研能力。建設氣候變化和生態環境監測評估預警體係。完善法規標準，加強生態環境管理執法能力建設，嚴格執法監督。五要發展環境友好型產業。積極穩妥地推進遊牧民定居工程，實施傳統能源替代。
這篇報道振奮人心。國家的具體規劃和文學家的生動揭示，一定會改變我們水資源危機意識匱乏的現狀。
文學性，是決定這部“史詩”是否是文學作品、是否能傳之久遠的前提。參加寫作的作家均為我國著名或知名的文學家。他們的文學功力決定了這部大書的形象和生動。即便上述我從其他角度評論這部作品的時候，那些具體的引證也從不同方麵證實了《中國治水史詩》文學性的無處不在。限於篇幅，我不再具體分析。讀者自會從中讀出它的文學體會。
黃河落盡走東海，萬裏寫入襟懷間。《中國治水史詩》的出版，是一件惠及當代、利在千秋的盛事。同時，這部作品的出版，也從一個方麵證實，中國文學與我們的現實生活沒有失去聯係。中國作家的熱血與良知，就這樣激**在他們的襟懷間。
（本文作者為：沈陽師範大學特聘教授，中國社科院、吉林大學博士生導師，
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副會長、北京文藝批評家協會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