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馬克思哲學是作為對現代性課題的一種深刻回應而誕生的，對現代性的批判反省，構成了馬克思哲學的深層背景和問題意識。如果承認這一點，那麽，很顯然，馬克思哲學的“主體性”思想必然與其現代性批判之間有著極為密切的關聯。對此進行專門考察，正是本節的主要內容。
（一）理性形而上學與資本原則的“聯姻”：現代性的深層邏輯
“現代性”是當代思想領域和生活領域中最熱門的一個話題，但也是一個最為歧義叢生的概念。人們對“現代性”的具體定位，可謂是眾說紛紜。如詹姆遜“單一的現代性”、鮑曼“流動的現代性”、吉登斯和貝克“矛盾的現代性”、伯曼“辯證的現代性”，等等。應當說，這些對現代性的不同定位，都抓住和反映了現代性的不同方麵和特征，卻沒有抓住現代性的真正實質。在一定意義上，現代性不是表麵上看到或顯示出來的東西，而是隱藏在現象背後的價值追求和思維方式。所以說，現代性決不是表麵的“現象”問題，而是深層的“邏輯”問題。在馬克思看來，理性形而上學與資本原則的“聯姻”，正是現代性最為深層的邏輯。
馬克思所生活的時代，是一個經過了文藝複興、完成了宗教改革之後的“啟蒙的時代”，也即一個上帝自然化、人本化的“祛魅”的“資本的時代”。可以說，“理性”與“資本”是馬克思所生活的自由資本主義時代的兩大“支柱”。資本主義的實質就在於它不僅依賴於資本的無限擴張本性，而且依賴於這種擴張本性借以實現自身的“謀取方式”，即理性形而上學依靠啟蒙而開展出來的、對存在者的控製方案和統治形式。正是由於資本與形而上學“共謀”的“這種雙重的經緯，方始成為一種現實性的力量：就像這種力量一方麵來自資本之無止境的推動一樣，它也來自現代形而上學之無止境的謀劃”[1]。在馬克思這裏，理性形而上學與資本是具有內在“姻親”關係的，資本具有形而上學本質，形而上學也具有資本本質。馬克思的辯證法正是從資產階級社會的這一特有的“雙重現實”出發，來揭示和批判其“秘密”和“實質”的。對此，海德格爾晚年在一個討論班上曾專門強調，現今的“哲學”隻是滿足於跟在知性科學後麵亦步亦趨，這種哲學誤解（或根本不理解）了這個時代的“雙重現實”——經濟發展與這種發展所需要的“架構”；然而，馬克思主義卻“懂得”這“雙重現實”。[2]
在現實領域，以資本增殖為目的“生產”從工場手工業過渡到了機器大工業；同時也使人擺脫共同體束縛而編織進市場體係。在這一時代，人不僅受“頭腦創造物”——觀念的統治，而更受“雙手創造物”——資本的統治，並最終導致了資產階級社會的三大拜物教——商品拜物教、貨幣拜物教和資本拜物教。因此說，資產階級以資本增殖為目的的社會生產和交換體係，將一切時空領域中的東西都連為一體，形成了總體化的社會進程，這實質上就是資本邏輯的總體性建構。對此，德國哲學家舍勒認為，資產階級現代的體驗結構之轉型概而言之是工商精神戰勝並取代了神學－形而上學的精神氣質。在主體心態中，實用價值與生命價值的結構性位置發生了根本轉換和顛倒。[3]也即利奧·施特勞斯所強調的現代性是一種世俗化了的《聖經》信仰，彼岸的《聖經》信仰已經徹底此岸化了。[4]而這種狀況實際上也就是馬克思自己所指認的“商品形而上學”或“政治經濟學的形而上學”。對這一“形而上學”的實質，馬克思還形象地比喻為“桌子跳舞”，[5]以及“有一個英國人把人變成帽子，那麽，有一個德國人就把帽子變成了觀念”[6]。這其實正是馬克思所生活的資本主義時代，資本獲得形而上學附體及形而上學獲得資本支撐的形而上學的“資本顯現”。
在馬克思看來，資產階級社會的商品、貨幣和資本都是一種物化了的社會關係。在商品經濟的現實運作中，這種物化了的社會關係作為一種決定性的力量，成為一種外在於人的自然必然性。這實際上就是資產階級社會的市場經濟規律，也即以資本增殖為目的的交換原則和交換體係。馬克思發現，當生產的目的從直接的使用價值轉向間接的交換價值之時，一種“同質化”的抽象力量——資本邏輯就發生了。這也就是說，本來生產的目的是產品的使用價值，現在卻拋棄了這種特定的、具體的使用價值，轉而追求一種抽象的等價之物——價值。而資本作為這種價值抽象的最高點，把這種同質化發揮到了極致：資產階級社會裏的一切，都在圍繞“資本”而旋轉，都通過交換關係和交換原則而被磨平和同質化。這樣，“資本的同一性因此便從這種同質化的時空中噴薄而出”，而這種以資本增殖為目的的交換關係所造就的同一化時空，實際上就是理性形而上學同一性邏輯和力量的現實體現，也即資本邏輯在時空中具體展開的人的世界及其曆史，但這卻是一個顛倒的人的世界及其曆史，“在這裏，人的發展采取了物的發展的形式，人類曆史不再是人本身的曆史，而是資本發展的曆史”[7]。這其實也就是資產階級社會所特有的資本邏輯與同一性形而上學相“聯姻”的特殊曆史。對此，馬克思在《資本論》第1卷中，以商品為例具體分析了資本的這一巨大“形而上學本質”：它確實是一種很“古怪的東西”，是一個“可感覺而又超感覺的物”，“它不僅用它的腳站在地上，而且在對其他一切商品的關係上用頭倒立著”，它充滿了“形而上學的微妙和神學的怪誕”[8]。所以真正說來，資本和現代形而上學是彼此支撐、相互拱衛的。正像前者構成後者的世俗基礎和強大動力一樣，後者乃成為前者的觀念領域，成為它的理論綱領、它的“唯靈論的榮譽問題”（馬克思語），以及它獲得慰藉和辯護的總根據。“在資產階級的世界裏，最絕對可靠的出發點正是資本的同一性，資本的同一化的過程與懷抱包羅萬象的籠而統之的哲學的企圖在本質上是一樣的，形而上學是打在資本的額頭上的該隱的記號。”[9]這正如科西克所言：“到了十九世紀，至上的實在不再以超驗的上帝的身份在天國實行統治；而是下降到地上，以超驗的‘經濟’（即拜物教化的人類物質產品）的身份實行統治。”[10]在這裏，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與古典經濟學的絲絲縷縷的關聯：正是那個抽象的“一”——絕對精神幻化成了“資本”在現實經濟中作為“普照的光”的統治地位。總之一句話，在資產階級由以開展出來的世界中，資本和理性形而上學有著最關本質的內在聯係，或者毋寧說，有著最關本質的“共謀”關係。可以說，資本邏輯與理性形而上學是一對“隱性伴侶”。
資本與理性形而上學的“聯姻”，乃是最具有世界曆史意義的事件。它不僅將資本改造為由理性形而上學武裝起來的“現代資本”，還將形而上學重塑為憑借資本力量而不斷繁殖的“現代形而上學”。這恐怕正是在“後形而上學”時代需要繼續消解形而上學的主要原因，也正是馬克思辯證法仍具有生命力的理論前提。資本借助形而上學的同一化力量，衝破了血緣、地域、民族、國家、語言、宗教、文化等界限，使曆史第一次具有了世界曆史性質。而正是由於資產階級社會裏資本與形而上學的“聯姻”，建構起了同一性的抽象的“無形之網”和強大的“無底黑洞”，最終導致了“個人受抽象統治”的資產階級社會現代性的實質和深層邏輯。
（二）“個人受抽象統治”：現代性的深層困境
在馬克思看來，資本與理性形而上學的“聯姻”，所導致的是人現實的主體性的喪失，而這種喪失最集中地表現在“個人受抽象統治”。
按黑格爾的理解，現代性的基本原則就是“主體性的自由”。本來在宗教改革和啟蒙運動之後，用尼采的話說“上帝死了”，人成了自己的主人。但馬克思卻看到了相反的情形，“個人現在受抽象統治，而他們以前是互相依賴的”，人的主體性自由並未真正實現。在馬克思的視野裏，他所麵對的資產階級社會的最根本事實就是“抽象成為統治”。但這個“抽象”到底是什麽？按馬克思緊接著的自己的界定，“抽象或觀念，無非是那些統治個人的物質關係的理論表現”[11]。由此可以看出，“抽象”具有雙重內涵：一為理論層麵，抽象實際就是巴門尼德的“存在”，柏拉圖的“理念”，黑格爾的“絕對精神”，也即傳統形而上學作為大全的“一”。在這一意義上，“抽象”就是資本主義社會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和主導話語。二為現實層麵，抽象就是商品、貨幣和資本，也即作為資產階級社會中的“看不見的手”。在這一意義上，“抽象”又成了資本主義社會占支配地位的交換原則和交換體係。而二者共同結合成了作為“普照的光”的“非神聖形象”的“資本邏輯”。資本邏輯作為一種“同一性邏輯”，是一種漠視差異性、特殊性和個性，即否定和壓製“他者”的邏輯。在資本邏輯的控製下，一切差異性、特殊性和個性都被視為虛幻不實的存在，一切他者都必然被同一性的原則這把剃刀專斷地削平。所以，資本邏輯在本性上就是一種壓迫性的“極權主義邏輯”。[12]在資本邏輯的主導下，“抽象成為統治”成了現代性最為重要的特征。
而“抽象”之所以獲得“統治”地位，在馬克思看來與資本的本性有關。資本的唯一本性就是無限增殖自身，而資本為了增殖自身，就必須把一切都納入到資本邏輯的強大的抽象同一性之網中。在資產階級社會裏，這種“抽象的力量”是以資本增殖為核心的市場交換價值體係具體體現出來的。“交換價值”和“交換原則”成了壓倒一切的主宰力量，在它的無堅不摧的強大同一性“暴政”下，人與物的一切關係都被顛倒了，不是人支配和使用物，而是物反過來控製和奴役人，人的一切棱角和個性都被夷平了，世界被徹底“同一化”了。這其實正是馬克思“桌子跳舞”的隱喻的真實意蘊：資本邏輯的同一化魔力，顛倒、控製了一切。所以在資產階級社會裏，“抽象”本來隻是為了標示諸種感性活動之感性結果之間的同一性，以便確立商品的一般交換價值，但現在它卻成了主體，其他事物反而成了它的客體，成了被它所構造的東西，這就是“資本原理”[13]——抽象成為統治。而抽象之所以能實現統治，馬克思認為又在於資產階級社會裏“資本”與“理性形而上學”的“聯姻”：這兩者之共同的抽象化和形式化的本質，使之能夠成為夷平一切差別、剪滅各種內容和質的力量，並從而成為一種世界性的、普遍進取—擴張的力量。對此，國外學者沃克曾形象地把資本的抽象力量比作“抽象的病毒”：“資本是抽象的病毒。它進入所有的社會關係，破壞這些社會關係。它是一種具有兩麵性的病毒形態。它將每一個定性的和特殊的關係轉變成一個定量的和普遍的關係。”[14]而資本作為“抽象的病毒”，也正是資產階級社會本身的痼疾。所以馬爾庫塞強調指出：“抽象是資產階級自己的傑作。”[15]而在此意義上，我們確實可以說“一部資產階級的曆史，也就是一部抽象的曆史”[16]。
在根本而重要的意義上，“抽象成為統治”也正是資產階級社會“拜物教”——商品拜物教、貨幣拜物教和資本拜物教的凝練概括。在這裏，物與物的關係贏得了對人與人的關係的主宰地位，這種顛倒的表象作為曆史規律把人約定在物的必然王國中，那個抽象的“看不見的手”作為一種無人性完全把人的邏輯淹沒在資本邏輯的總體發展之中了。在這裏，不是抽象本身的無情，而是抽象的立腳點——資產階級社會現實發展的無情。對這一點，馬克思早在《共產黨宣言》裏就有所感歎：在資產階級社會裏，資本具有獨立性和個性，而活動著的個人卻沒有獨立性和個性。也就是說，在資產階級社會裏，由於資本邏輯與理性形而上學的“聯姻”，致使資本成了一種無形的抽象力量，取代和控製著人的一切。馬克思和恩格斯都否定這種抽象關係對人的統治，特別是這種統治又采取了物的形式，仿佛表現為不是人的關係，而是一種自然的關係和規律。但這實質上卻是一種更為恐怖的統治。“無人統治並不一定意味著沒有統治；無疑，在某些特定的情勢下，它甚至有可能成為最殘酷、最暴虐的統治形式。”[17]因此，馬克思哲學的終生目標，就是瓦解資本的邏輯，打倒拜物教，推翻奴役人的一切關係，變資本的獨立性和個性為人的獨立性和個性，最終通過“每個人的自由發展”實現“一切人的自由發展”[18]。而這一目標，隻有通過馬克思獨特的“資本辯證法”才能奏效。
資本與形而上學“聯姻”的曆史後果表明：資產階級社會在確立了主體的同時又顛覆了主體，人的解放的“目標”又變成了人的解放的“陷阱”。這也就是說，人剛從“神”的“怪影”中解放出來，又陷入了“非神”的“魔掌”。而這種“非神聖形象”，在後來馬克思的視野中，就是與黑格爾“無人身的理性”——絕對精神具有內在“姻親”關係的形而上學的“現實幽靈”——資本邏輯。對此，黑格爾曾深刻指出：“在這種抽象的世界裏，個人不得不用抽象的方式在他的內心中尋求現實中找不到的滿足，他不得不逃避到思想的抽象中去，並把這種抽象當作實存的主體，——這就是說，逃避到主體本身的內心自由中去。”[19]而馬克思也強調個人現在不得不又陷入了“抽象的統治”，人再度失落了。因此，在這種“資本邏輯”的統治之下，“抽象對人的統治”就成為了一種必然的命運。但馬克思最早提出了這樣的基本質疑：資產階級啟蒙運動承諾通過理性將所有的人帶向自由和解放，這一普遍主義的敘事果真具有它所聲稱的“普遍性”嗎？資產階級“自由王國”的價值理想承諾以理性為基礎和尺度，在人間實現一個沒有任何瑕疵的千年王國，這種承諾果真具有它所聲稱的純淨和透明嗎？它所宣稱的自由和解放，究竟是屬於誰的自由和解放？馬克思在思想史上前所未有地揭示了：在理性形而上學宏大敘事的普遍主義承諾背後，深深蘊含著一種特殊主義的權力關係，它體現的是特殊者的特殊利益，貫徹的是特殊者的特殊意誌。而在馬克思這裏，這些所謂的特殊者就是作為“人格化的資本”的“資本家”[20]。所以，啟蒙理性實質上是一種與資本邏輯“聯姻”的充滿壓製性、排他性和壟斷性的專製話語。在理性形而上學的支持下，“資本”成了霸權，以之作為現代人個性解放的根據和尺度，等於樹立了一個虛假的偶像。當現代人自以為獲得了絕對可靠的價值的阿基米德點時，實質上這一價值基點的底部已裂開了一個巨大的縫隙。[21]在思想史上，馬克思成為最先洞察到資本的虛假性和自反性、並揭示了這一價值偶像中所隱含的現代人無家可歸的命運的思想家。對此海德格爾曾指出，馬克思“在基本而重要的意義上”，揭示了現代人“無家可歸的命運”，在這一點上，“馬克思比其餘的曆史學優越”[22]。應該說，這是對馬克思在思想史上所占有的重要地位的一個相當中肯的評價，同時也是對馬克思理論變革的一個富有洞察力的概括。馬克思研究政治經濟學，絕不是像古典經濟學家們那樣，僅停留於說明經濟現象和經濟規律，而是深入其後，揭示人與資本的矛盾，從而為人類衝破資本邏輯及其意識形態束縛，為人類論證和確立一種新的生存方式開辟道路。所以說，隻有通過對“抽象”的揚棄，才可能走出現代性的矛盾和困境。在這一意義上，可以說馬克思是最早於“資本的時代”就起來反抗資本統治的第一人，這實際上正是馬克思“反現代性的現代性”的辯證立場。[23]
而馬克思現代性批判的本真精神，就集中體現在它對資本主義的基點——“資本邏輯”所造成的“抽象成為統治”和“理性解放的神話”的揭示及超越上。
（三）破除“抽象對人的統治”：馬克思現代性批判的深層旨趣
“抽象對人的統治”導致了對人的現實的主體性的喪失。因此，破除“抽象對人的統治”，也就是拯救人現實的主體性。而這一點，正構成了馬克思現代性批判的深層旨趣。
在馬克思看來，資本的內在本性就是無限製的自我增殖：“資本隻有一種生活本能，這就是增殖自身，獲取剩餘價值。”而資本增殖的秘密，馬克思緊接著指出，就在於資本“用自己的不變部分即生產資料吮吸盡可能多的剩餘勞動。資本是死勞動，它象吸血鬼一樣，隻有吮吸活勞動才有生命，吮吸的活勞動越多，它的生命就越旺盛”[24]。因此，資本的形成和增殖絕不是表麵上古典經濟學家們所說的是由於商品的“交換”和“流通”，而是在於商品的“生產”，也即廣大工人的勞動：“勞動轉化為資本……這種轉化隻有在生產過程本身中才得到實現。”[25]所以馬克思強調“資本是通過占有他人勞動而使自己的價值增殖”[26]。對此，馬克思還進一步解釋道，工人的勞動“通過同資本的接觸，這種能力成為實際的活動——它不能自己進行活動，因為它沒有對象——從而成為實際創造價值的生產活動。就資本來說，這種活動隻能是資本本身的再生產——保存和增殖資本這種實際的和有效的價值。……資本通過同工人交換，占有了勞動本身；勞動成了資本的一個要素，它現在作為有生產能力的生命力，對資本現存的、因而是死的對象性發生作用”。也就是說，資本之所以能夠無限增殖，是因為資本作為死勞動占有和控製了工人的活勞動所致。若沒有工人的活勞動，資本就隻能是死的、僵化的抽象物。針對這一點，馬克思還專門用一個形象的比喻做了深刻地說明：“勞動是酵母，它被投入資本，使資本發酵。”[27]而針對資本這一“瘋狂的自我增殖”本性，當代歐洲著名的思想家齊澤克稱之為“資本唯我論的自我受精”[28]，是非常深刻的。
但是，當資本家“把活的勞動力同這些商品的死的物質合並在一起時，他就把價值，把過去的、物化的、死的勞動變為資本，變為自行增殖的價值，變為一個有靈性的怪物”[29]。而資本作為一個有靈性的怪物，成了資產階級社會裏控製一切的魔力，這種魔力致使資產階級社會變成了“一個著了魔的、顛倒的、倒立著的世界。在這個世界裏，資本先生和土地太太，作為社會的人物，同時又直接作為單純物，在興妖作怪”[30]。而人、人的勞動等都成了資本增殖自身的工具和手段。在這一意義上，科西克認為資產階級社會就是一個“偽世界曆史”，“死勞動統治活勞動、物統治人、產品統治生產者、神秘的主體統治真實的主體、客體統治主體”，它是一種“偽具體”[31]。所以說，在資產階級社會裏，資本的這種無限增殖也正是形而上學作為資產階級社會裏統治一切的“同一性力量”的實質和體現。資本成了資產階級社會中支配一切的權力，資本的力量影響和決定著其他一切社會關係。對此馬克思強調“資本不是一種個人的力量，而是一種社會的力量”[32]。而這種力量的“本能”就是對利潤最大化的無休止的追求。在這裏，資本邏輯代替了黑格爾“無人身的理性”成為最高裁判者：一切都必須在“資本”麵前為自己的存在做辯護或者放棄存在的權利。所以在資本邏輯的統治之下，整個社會必然處於永不停息的動**不安之中，因為“資產階級除非使生產工具，從而使生產關係，從而使全部社會關係不斷地革命化，否則就不能生存下去”。因此，“生產的不斷革命，一切社會關係不停的動**，永遠的不安定和變動”，使“一切固定的古老的關係以及與之相適應的素被尊崇的觀念和見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關係等不到固定下來就陳舊了。一切固定的東西都煙消雲散了，一切神聖的東西都被褻瀆了”。在此情勢之下，一切穩定的價值信念必然變得不確定了，一切可靠的價值準則都被動搖了，任何想找到一個堅實的價值立足點的希望，在資本裹挾一切的**力量麵前，都被無情地擊碎了。對此馬克思強調：“資產階級的生產關係和交換關係，資產階級的所有製關係，這個曾經仿佛用法術創造了如此龐大的生產資料和交換手段的現代資產階級社會，現在像一個魔法師一樣不能再支配自己用符咒呼喚出來的魔鬼”——“資本”了。這其實正是馬克思的辯證法所揭示的作為資產階級社會的基點的資本邏輯的“自反性”——“資產階級用來推翻封建製度的武器，現在卻對準資產階級自己了”[33]。所以說，資本雖然創造了豐富的財富，充分展示了人的力量，然而資本的創造物卻像一個魔鬼一樣，掙脫了人的控製，把人的生活帶向了毀滅的深淵。
但對資本的這種同一性邏輯和自反性力量，與馬克思同時代的甚至是馬克思之後的一些理論家或經濟學家，卻沒有認清問題的實質，而是僅將其看作資本的天性和普遍永恒本質。馬克思之所以是馬克思，其偉大就偉大在他不但看清了這一點，而且還揭示出了導致這一問題的根本原因就是“資本本身”。馬克思通過對資本的批判分析，逐漸認識到，資本的唯一本性就是使自身無限增殖，而這就要求資本為勞動和價值的創造確立界限，但這種界限又是和資本無限度地擴大勞動和價值創造的趨勢相矛盾：“資本一方麵確立它所特有的界限；另一方麵又驅使生產超出任何界限，所以資本是一個活生生的矛盾。”而正是這一矛盾，決定了“資本的本質”就是“自相排斥”，也即“資本必然自己排斥自己”。[34]正因如此，馬克思看到了“資本不可遏止地追求的普遍性，在資本本身的性質上遇到了界限，這些界限在資本發展到一定階段時，會使人們認識到資本本身就是這種趨勢的最大限製，因而驅使人們利用資本本身來消滅資本”[35]。正是在這一意義上，哈貝馬斯指出：“馬克思認為，任何臣服於資本積累需要的文明都蘊藏著自我毀滅的種子。”[36]這其實也就是馬克思在“啟蒙的辯證法”基礎上所揭示出的“資本的辯證法”——資本邏輯的自我否定。馬克思的辯證法不同於和高於其他辯證法、特別是黑格爾的辯證法的偉大之處，就在於它對資本邏輯的內在矛盾和自反性的發現與揭示。在這一點上，蘇聯學者強調：馬克思的辯證法是從資本邏輯“這個統一體內部的矛盾中引出彼此外在的對立麵之間的兩極性的”[37]。
馬克思認為，“資產階級的局限性必須從資產階級的最大優點所包含的不足中去尋找——也就是說，用辯證的方法去尋找”。所以馬克思“最終把資產階級的秘密追蹤到它剝削勞動的詭詐的方式，但是，他做到這點，並不是通過對資產階級的道德譴責，而是通過使用古典政治經濟學和勞動價值理論。他創新了勞動力的概念，並表明勞動力的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之間的差額是可以測量的。他接著把剩餘價值與利潤聯係起來”[38]。也就是說，馬克思並不是簡單地對資產階級社會進行外在否定，而是要進入到資產階級社會之中，意識到這個社會存在的曆史性界限，並從內部解構這個社會的存在方式。這正是馬克思的批判理論所要表達的核心內容。在這一意義上說，對西方形而上學的本質上的瓦解和顛覆，要是沒有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這一維度，那是根本不可能的。[39]應該說，對資產階級的政治經濟學批判，是馬克思從青年到老年的終身事業。馬克思用一生的精力，通過對作為資產階級社會的根本支柱——“資本邏輯”的批判分析，最終揭開了罩在資本身上的“神秘麵紗”：資本的自我增殖必將導致資本邏輯的自我否定和自我瓦解——進而資本邏輯最終將自取滅亡。對此，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曾有過明確的斷言：“資本的壟斷成了與這種壟斷一起並在這種壟斷之下繁盛起來的生產方式的桎梏。生產資料的集中和勞動的社會化，達到了同它們的資產階級外殼不能相容的地步。這個外殼就要炸毀了。資產階級私有製的喪鍾就要響了。剝奪者就要被剝奪了。”[40]在這一意義上，馬克思的現代性批判就是“在批判性和具體人道主義方麵最為徹底的革命世界觀的邏輯”，而且隻有這樣的批判才能使我們透過社會的“資本現象”看清真正的人被抽象統治的“現實”，才能使我們透過客體化了的靜止不動的結構，揭示出人類自主活動的“可能性”。也正是這樣，馬克思的現代性批判“才能這麽深刻地深入資產階級生產方式的規律，把它理解為一個完整的有機整體，並闡明資產階級生產方式勢必為社會主義生產方式所代替的那個曆史傾向”[41]。所以，破除“抽象”對個人的統治，重新尋求和恢複個人的獨立性和個性，便成為了馬克思現代性批判的深層旨趣和馬克思時代的曆史任務：“在現代，物的關係對個人的統治、偶然性對個性的壓抑，已具有最尖銳、最普遍的形式，這樣就給現有的個人提出了十分明確的任務。這種情況向他們提出了這樣的任務：確立個人對偶然性和關係的統治，以之代替關係和偶然性對個人的統治。”[42]
（四）現代性批判與形而上學批判
理性形而上學與資本原則的“聯姻”，構成了現代性的深層邏輯，而“抽象對人的統治”，正是這種“聯姻”的深層後果。因此，要破除“抽象對人的統治”，拯救人現實的主體性，同時必須對理性形而上學進行深入的批判。
這裏所說的“理性形而上學”，是指作為西方傳統哲學核心的以超感性的理性世界為終極追求的特定哲學形態。這種形而上學自從柏拉圖、亞裏士多德奠定其基礎開始，“途經普羅提諾、笛卡爾、斯賓諾莎和萊布尼茨，一直延續到康德、費希特、謝林和黑格爾”[43]，在漫長的哲學史中經久延續，逐漸形成了一整套理解事物的固定思維範式。概括而言，它具有如下三個最基本的特點：（1）它把尋求終極實在、最高本體和世界的“最後本質”作為人的思維和生存的最高宗旨和目標；（2）它把尋求單極的、同一性的“一元化原則”當作解決思想和生存問題的基本原則；（3）它把尋求非時間、非語境的“非曆史”的、“永恒在場”的“本真存在”作為思維和生存的最高支撐。這三者表明，所謂形而上學思維範式，就是一種試圖從一元化的、非曆史的終極本體來把握人與世界的思維範式，是一種迷戀於最終主宰、“第一原理”和最高統一性的思維範式。尋求絕對實在的“絕對主義”、尋求一元化原則的“總體主義”、尋求永恒在場者的“非曆史主義”，這三者構成了其最根本的特質。
對於上述形而上學，馬克思在其早期著作中較少直接提及並予以討論。但他對形而上學的反叛精神卻很早就表露出來。在《博士論文》中，馬克思通過對原子偏斜運動的闡發，用“偶然性”去對抗“命運的必然性”，強調“個人自由意誌”在“必然性神意”之外的獨立空間；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中，馬克思通過對黑格爾國家觀的批判，揭示了黑格爾國家觀背後的“邏輯泛神論”的形而上學基礎，通過對法的形而上學的批判，顛倒了“國家”與“市民社會”的關係，形成了“市民社會決定國家”這一重要觀點；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專辟一節，以“黑格爾辯證法與整個哲學的批判”為主題，對黑格爾辯證法進行了深入的批判，馬克思充分肯定黑格爾哲學“潛在地包含著批判的一切要素，而且這些要素往往已經以遠遠超過黑格爾觀點的方式準備好和加過工了”[44]，但是，這種批判仍然“是一種隱蔽的、自身還不清楚的、神秘化的批判”[45]，正是這一“神秘化”的方麵，使得黑格爾的辯證法最終導向了“虛假的實證主義或他那隻是虛有其表的批判主義”[46]。這一“神秘化的方麵”，實質所指的就是黑格爾辯證法背後的形而上學陰影，正是這一點，使黑格爾辯證法的批判性被窒息並導向了“非批判的實證主義”與“虛假的批判主義”。
馬克思較早地集中提及並專門討論形而上學問題的著作是《神聖家族》，在該書中，馬克思批判布魯諾的曆史觀，指出在布魯諾那裏，“曆史也和真理一樣變成了特殊的人物，即形而上學的主體，而現實的人類個體倒僅僅是這一形而上學的主體的體現者”[47]，馬克思對於以形而上學實體充當“曆史”和“真理”並從此出發來控製和壓迫“現實的人類個體”的哲學傾向進行了明確的否定。另外，馬克思高度肯定了法國唯物主義和費爾巴哈形而上學批判的成果，“18世紀的法國啟蒙運動，特別是法國唯物主義，不僅是反對現存政治製度的鬥爭，同時是反對現存宗教和神學的鬥爭，而且還是反對17世紀的形而上學和反對一切形而上學，特別是反對笛卡爾、馬勒伯朗士、斯賓諾莎和萊布尼茨的形而上學的公開的、旗幟鮮明的鬥爭。人們用哲學來對抗形而上學，正像費爾巴哈在他第一次堅決地站起來反對黑格爾時以清醒的哲學來對抗醉熏熏的思辨一樣”[48]。馬克思指出，在法國對形而上學的重大打擊之後，形而上學在19世紀的德國思辨哲學，尤其在黑格爾哲學中曾有過“勝利的和富有內容的複辟”，於是“對思辨的形而上學和一切形而上學的進攻，就像在18世紀那樣，又同對神學的進攻再次配合起來。這種形而上學將永遠屈服於現在為思辨本身的活動所完善化並和人道主義相吻合的唯物主義。費爾巴哈在理論領域體現了和人道主義相吻合的唯物主義，而法國與英國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則在實踐領域體現了這種和人道主義相吻合的唯物主義”[49]。在馬克思看來，18世紀的法國唯物主義使17世紀以笛卡爾、斯賓諾莎、馬勒伯朗士和萊布尼茨為代表的形而上學“威信掃地”，而在19世紀，則是費爾巴哈通過與思辨哲學的鬥爭，實施了對形而上學的又一次重大打擊。馬克思進一步分析了施特勞斯與鮑威爾等青年黑格爾派關於“實體”和“自我意識”的爭論中所深藏著的黑格爾哲學根源，馬克思指出，“在黑格爾的體係中有三個因素：斯賓諾莎的實體，費希特的自我意識以及前兩個因素在黑格爾那裏的必然的矛盾的統一，即絕對精神。第一個因素是形而上學地改了裝的、脫離人的自然。第二個因素是形而上學地改了裝的、脫離自然的精神。第三個因素是形而上學地改了裝的以上兩個因素的統一，即現實的人和現實的人類”。施特勞斯片麵地發揮了前者，而鮑威爾則片麵地發揮了後者。與青年黑格爾派不同，隻有費爾巴哈才是從黑格爾的觀點出發而結束和批判了黑格爾的哲學。費爾巴哈把形而上學的絕對精神歸結為“以自然為基礎的現實的人”，從而完成了對宗教的批判。同時也巧妙地擬定了對黑格爾的思辨以及一切形而上學的批判的基本要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