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主義治理術的規訓機製強調“格子”式的空間分區控製、時間分段管理、身體微觀管治、細密分工協作……這是17、18世紀以來西方資本主義社會運用的一種精確控製的技術，它有效地保障了西方社會的內聚力。所謂內聚力，是西方社會發展所依靠的國家內部的各種力量，17世紀西方社會的規訓權力最大限度地激活了各種力量。規訓權力不在於壓製、致死生命，而在於提高身體的力量和效率，以非暴力的方式和最小的支出換取最富有成效的結果，這是一種權力的經濟學，也是一種政治的解剖學。
《規訓與懲罰》“規訓”部分第一章的標題是“馴順的肉體”。它揭示了各種各樣的規範、紀律、規章製度“都是針對身體而設的，旨在使身體變得順從、被利用、改造和改善”①。規訓權力治理生命的最大特點在於，不是占有、致死臣民的生命，而是矯正、利用、提高個體性的身體。“使人死”的君主權力被“使人活”的新的權力取代了，17世紀以來政治權力的最大的變革之一就是從“致死”轉向“提高”或“管理”。時至今日，“主導我們社會的政治權力是以管理生命為任務的”②。規訓權力管理生命的獨特之處在於，它“是以作為機器的肉體為中心而形成的”①,對肉體的管理、提高與利用。因此，形塑“馴順且有用的主體”成為資本主義治理術的目標。
規訓權力對肉體的管理尤其關注細節。它是一種有關肉體細節的“政治解剖學”或“權力的微觀物理學”。“規訓”或“紀律”是種精細的藝術。“紀律”範疇是一種對肉體的運作進行精心操控的方法、技術或藝術。人體的有機係統被解剖為機械的肢體動作。首先，對動作進行分解。身體被分解為四肢、關節等，每個身體部件的動作都規定了位置、時間、速度、力度。如學生的書寫姿勢，身體坐得要筆直，肘部放在桌上，左腿微微靠前，身體與桌子間距二指寬，等等。又如軍人的持槍姿勢、醫生的執刀姿勢、車間工人的做工姿勢等都被“分解”或“解剖”為越來越細微的部分，每一部分都被持續監督、檢查、矯正，使其成為規範性的標準動作。其次，確立正確的姿勢。動作被劃分得越細小就越容易確立對特定局部動作的規範。隻有符合規範的姿勢才能成為正確的姿勢，相反，不符合規範的姿勢就是錯誤的動作，這種動作將被矯正。什麽才是符合規範呢?符合規範的時代性標準或依據是“有用”。17世紀以來，資本主義國家的發展需要資本增殖的助推，而資本增殖離不開“高效”的工作。能夠為高效發展提供有效支撐的是訓練有素的符合規範的身體，這樣的身體對國家的治理和發展才是“有用”的。“一個被規訓的肉體是一種有效率的姿勢的前提條件”②,身體不會無用，它的任何部位、任何姿勢與動作也都不會閑置。因此，17、18世紀以來西方社會各領域出現了對細微身體動作的訓練。最後，塑造或生產“機器肉體”。被規訓的肉體及微小的動作成為“生產機器""勞動工具""武器裝備”的一部分(活的部分),“與生產機構建立一種強製聯係”①,並不斷適應機器般的運作狀態。
在《性經驗史》第一卷“認知的意誌”中，福柯明確用到“作為機器的肉體”的表述。他以生動形象的筆觸，準確描繪了規訓權力的運作機製與身體之間的相互關係。“作為機器的肉體”的內在機理是：肉體即個體性的身體，它成為經濟生產力最大化的機器，規訓權力必然優化肉體能力，最大限度地發揮肉體的生產力，並使肉體像機器一樣順從。簡言之，規訓權力治理的基本目標就是塑造“馴順的肉體”或生產“作為機器的肉體”。
規訓技藝最顯著的特點是“分格”與“精確”。不論是對空間的等級劃分、對時間表的精細安排，還是對活動的分工與分配、對人的動作進行分解等，都屬於一種“分格”的處理方式。對一切進行分格處理，並作出細致區分，隻有這樣才能達到對人或事物最精確地掌握與控製。“規訓”“分格”“精確”內在地體現了一種知性的科學思維方式，它是知性思維在資本主義治理實踐中的現實表現，其內在的邏輯思路是：隻有把整體的有機係統進行分隔，並對分割的部分進行理性分析，才能達到對治理對象的準確管控。區分、割碎、解剖、分解等成為知性思維宰製下的研究方法。有機的生命肉體隻有被解剖為各個部分的肢體的動作、姿勢才能達到對身體的精確管控。17、18世紀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工業化蓬勃發展，與工業化和機械化相適應的正是“機器肉體”而非有機的生命肉體。在此背景下，“紀律是一種有關細節的政治解剖學”①,對身體細節製定規範、施加管理。規訓技藝提供了對身體及時間、空間、行為等各種因素的精心操縱。
“作為機器的肉體”是一種“馴順的肉體”,它具有兩大顯著特征：
第一，“有用性”,即肉體的姿勢與行為像機器一樣高效運轉；第二，“馴順性”,即肉體像機器一樣順從，不會自覺聯合與反抗。簡言之，規訓權力旨在把“個體性的身體”形塑成“馴順且有用”的“機器肉體”。福柯曾在《規訓與懲罰》一書中揭示“紀律的曆史環境是，當時產生了一種支配人體的技術，其目標不是增加人體的技能，也不是強化對人體的征服，而是要建立一種關係，要通過這種機製本身來使人體在變得更有用時也變得更順從，或者因更順從而變得更有用”②。與君主權力是一種刀刃上的“致死”權力不同，規訓權力試圖要建立一種權力機製與身體之間的新型關係。這種關係集中表現在“作為機器的肉體”的兩大特征之中。
從經濟的角度看，“有用性”具有功利、算計的意涵。“規訓”與君主權力框架下的“懲罰”不同，“懲罰”是建立一種絕對權威下的支配性關係，其效率低下，往往為了使臣民服從君主的個人意誌而付出巨大的代價。“規訓”則強調以最小的成本和支出獲得最大的效益。“規訓”與禁欲主義的“苦修”和“戒律”也不同，後者是自願自覺地棄絕功利，而“規訓”則強調對肉體的控製，並試圖不斷提高肉體的能力與效率。這與資本主義社會所推崇的利益最大化原則相契合。正如丹尼爾·貝爾對資本主義社會經濟係統作出的診斷，“目前所有工業化社會都將這一部門建築在有效經營基礎之上：即為了獲取效益，盡量把工作分解成按成本核算的最小單位。……其中的個人也必然被當作‘物’,而不是人來對待，成為最大限度謀求利潤的工具”①。在資本主義社會，個體性的肉體被塑造成高效的“機器肉體”,不斷提高工作效能來獲取最大利益。顯然，這既是一種“成本一收益”模式，也是一種關於“社會權力”的經濟計算。
從政治的角度看，“馴順性”意味著個體性的身體對權力機製、權力作用的服從與認同。規訓機製既通過培養對效率和良好秩序的渴望，又通過加強對身體的監督、矯正、規範、劃分、分配來消除個人可能形成的集體抵製或反抗的空間。在《規訓與懲罰》“馴順的肉體”一章，一開篇就提到1764年的法令，該法令提到18世紀士兵的來源。士兵可以是從不合格的人體中創造出來的需要的士兵身體。當“這種強製不知不覺地變成習慣性動作”②,農民就具有了軍人的氣質，更重要的是人們習慣於這種動作。這一開篇意味著一旦規訓權力的監視、規範與檢查三種強製性的技術與程序不知不覺地植入並內化為人們的習慣性動作的時候，這些權力技術就成為一種看似是自己“使自己屈服的原則”①。對規訓權力而言，“馴順的肉體”是資本主義社會規訓權力“最真實的征服”,也是規訓權力取得的巨大勝利；對個體性的身體而言，“馴順的肉體”不僅僅是一種對權力機製的外在性服從，更是一種深入靈魂的“同化”和“認可”。身體的馴順性表明，規訓權力是一種政治解剖學，一種精致的資本主義權力策略。
“馴順的肉體”的兩大特征構成規訓機製對肉體管理的兩個關鍵向度：強調“有用性”“最大效能”的經濟或功利的向度和彰顯“馴順性”“消除反抗”“強化認同”的政治功能的向度。兩個向度再一次印證了福柯的如下論斷：“紀律既增強了人體的力量(從功利的經濟角度看),又減弱了這些力量(從服從的政治角度看)。總之，它使體能擺脫了肉體。”②“資本主義經濟的增長呼喚一整套征服各種力量和身體的戒訓權力的特殊模式”③,規訓權力及其運行機製巧妙地塑造或生產了資本主義經濟發展所需的“馴順的肉體”或“作為機器的肉體”。
資本主義生命政治學的規訓和管控，是以抹殺現代人的個體性和主體性亦即去主體化過程為基本手段的，並以此來實現資本主義的生命政治再生產。整個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決定了資本主義社會的生命政治再生產，即資本家和工人這一生產關係的不斷再生產。馬克思在充分揭示勞資關係的基礎上，提出一個極具啟發意義的概念——“個性自由”。如果我們以個性自由為目標來看待生命政治的再生產的話，就有可能走出資本主義生命政治再生產的循環模式，人類的生命就有可能實現潛能的充分發掘和個性自由的充分發揮，即馬克思所謂人的全麵自由發展。這是馬克思提供給我們的超越資本主義生命政治再生產的途徑。意大利自治主義馬克思主義者奈格裏從“非物質生產”的視角提出“生命政治生產”的概念，同樣是旨在凸顯生命所具有的內在創生力量。實際上，我們不能把生命政治學僅僅看作是一種現代意義上的治理技術。如果我們把生命政治學僅僅理解為現代社會的治理術的話，那麽生命政治學就僅僅是一種技治主義的治理。如果把生命政治學定義為治理術，定義為對身體的管控和對人口的調節，那麽生命政治學就僅僅是一種治安，而不是一種政治。治安以社會安全為唯一的目的，是一種純粹的治理技術，而政治不僅僅是一種治理技術，它還有更高的對於美德和善的價值追求。如果生命政治學還是政治學的話，它就不能被貶低為政治技術，而應當具有形而上的道德意義上的價值。從生命的意義上來講，生命政治學不能單單對人的肉體生命(種生命)進行規訓和管控，還應當對人的生命本性(類生命)進行激發和並促進其發展，我們完全可以發展出類生命意義上的形而上的生命政治學。未來的生命政治學研究的新範式必然在積極生命政治學和類生命政治學的意義上得到拓展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