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西方社會已經從規訓社會進入到了一種控製社會。“規訓社會”(the disciplinary society)是福柯《規訓與懲罰》中的核心概念。它指的是，社會為每個個體提供一個統一的、規範性的根據、標準和尺度，所有人都必須被規訓到這樣一個統一的規範性上。“控製社會”是德勒茲在福柯規訓社會基礎上提出的一個關鍵概念。與規訓社會的管控相比，控製社會是信息時代的一種強化版本的持續不間斷的控製。德勒茲認為“我們正在進入控製社會，這樣的社會已不再通過禁錮運作，而是通過持續的控製和即時的信息傳播來運作”①,它對應的是“控製學”和“電腦”。在這個意義上，規訓社會也就是信息傳播社會。在“控製社會”判定的基礎上，德勒茲認為我們除了研究絕對統治權、懲戒權(又被譯作規訓權力)外，在現代社會還應研究“變得霸道的對信息傳播的控製權”。
關於這一點，在數字資本主義的當下顯得尤為重要。控製社會意味著每個個體可以是理性多元的，它容納每個人的行動自由，同時又能夠通過一種精細化的信息數據化管理全方位地管控每個人。基於此，西方社會主要采用了自由主義的放任的治理術。為了占據新自由主義話語下治理的合理性，資產階級不斷取消有可能暗示規訓意圖的治理手段。放任娛樂，消費新潮，個人的自由性多元論成為正義本身。美國共和黨人曾竭力反對全民醫保議案，西方國家的一些當政者試圖取消公共衛生領域社區管理的強製性和幹預性，這些國家的城市治理的權力載體在與市民健康休戚相關的各個領域都不斷地退縮。
關於西方社會在應對大流行病時所采取的治理方式，福柯在1978年法蘭西課程的演講中，曾作出了頗為獨特的曆史譜係學分析。在《安全、領土與人口》中，福柯分析了中世紀以來西方社會應對流行病所采取的不同治理措施。中世紀應對麻風病主要采取排斥的方式，實際上，這是將麻風病人與非麻風病人之間截然對立的一種舉措。17世紀西方國家應對鼠疫時，主要采取了隔離管治的方式，這是一種明確規定具體時間、行為方式、食物類型的規訓係統。西方18世紀應對天花的方式與前兩種方式又有所不同，它通過統計學分析來判斷接種疫苗的風險、死亡率及不同年齡階段接種疫苗的效果，並以此來阻止流行病的傳染。這種應對天花的方式被福柯稱為“安全機製”,它的獨特之處在於不在病人和非病人之間作出區分。“它所考慮的對象是一個整體，沒有病人與非病人之間的隔絕和斷裂，也就是說，它從整體上考慮的是全部人口，在全部人口中觀察可能的致病率和死亡係數是多少，也就是說，預計在全部人口中，因為疾病而死亡的人數正常情況下是多少。”①這樣能夠在整體上確保人口的安全，即使有部分人會因感染病毒而死亡。不對病人和非病人作出區分，表明這是一種既非排斥又非管治的更為自由的治理方式，而這種自由放任的治理方式卻是建立在對所有相關的綜合因素精確掌控和把握的基礎上的。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自由主義治理術和控製社會具有內在的關聯性。
在《安全、領土與人口》中，福柯認為現代國家已經發生了重要的變化，這個變化就是從領土國家到人口國家的轉變。對領土擴張的關切是君主鞏固統治權的必要條件，而對人口的治理則意味著資本主義自由治理術的誕生。應對天花、饑荒都是和人口直接相關的。福柯分析了18世紀重農主義的基本主張，與重商主義強調限製和管控不同，重農主義主張在應對饑荒和糧食短缺問題上，放任糧食價格上漲和不良商人囤糧，也不限製糧食出口。重農主義認為，人們自然會在市場上得到啟示，更多人會為了獲得更多的利潤投入到糧食種植上來。從長遠看，糧食種植能夠有效緩解糧食短缺的問題，也會保障整體人口的安全。由此，我們可以說，對人口的治理表征著西方社會自由主義治理術的誕生。
同時，福柯還指出了自由主義治理術的另一重麵向。“在自由主義體製下，在自由主義治理技藝下，行為自由是被蘊含的，是被要求的，人們需要它，它是為調節服務的，但它還應該是被創造出來、被組織起來的。”②
這表明，從生命政治學的治理術視域來看，自由主義體製下人們的行為自由是資本主義自由治理的必要內容。自由主義治理術所遵循的根本治理原則是以最小的經濟和政治成本獲得最大的治理效果。自由主義體製給予人們行為自由，這不僅是所謂的治理合理性的表現，也是低投入高收益的現實治理策略的體現。所以，福柯揭示了“自由是每時每刻被製造出來的東西。自由主義不是接受自由。自由主義是每時每刻製造自由、激起自由並生產自由，當然還伴隨著(一整套)約束和製造成本問題”①。自由主義雖然尤為強調治理的節製性問題，但是“‘自由發生’(libérogènes)裝置所具有的兩麵性：被用來產生自由而卻有可能恰恰產生相反的結果”②。自由主義治理術的悖論就是自由與風險/危機共存。由此，我們便不難理解，為何在新冠肺炎疫情襲染全球的時代，西方國家(以美國最為典型)依然無意采取必要的管控手段，而是堅持自由至上的治理理念和自由放任甚至群體免疫的抗疫舉措。
福柯以曆史譜係的視角分析了17、18世紀西方社會的生命政治學。其中《安全、領土與人口》是福柯生命政治學發生轉折的標誌性著作。從聖保羅講座到《必須保衛社會》,福柯提出了生命政治學的概念。在《必須保衛社會》中，福柯說生命政治有兩種手段，一種是懲戒肉體，一種是調節生命。但無論是懲戒肉體還是調節生命，生命政治學更多的是關注個體。但是在《安全、領土與人口》裏麵，他提出並集中闡釋了一個全新的概念——人口。福柯的人口概念絕非一個抽象的總體性、混沌的整體的表象，它是一個具體的總體性。具體而言，“人口”指的是“一種由人和東西構成的複合體。也就是說，治理所處理的東西實際上就是人，隻不過這個人是與財富、資源、物資、領土(具有特定邊界、特點、氣候以及幹燥或濕潤和肥沃程度不同的領土)這些東西關聯和交織在一起的人。他們是與習俗、習慣、行為方式和思維方式這些東西關聯的人。最後他們是與饑荒、流行病、死亡等事故和不幸這些事關聯的人”①。
從人口概念的治理術闡釋可知，18世紀末西方社會治理的對象是人口。但這個人口不是抽象的、普遍性的人口，而是具體的、現實的人口。這意味著西方國家的有效治理離不開與人相關聯的諸多信息和諸多要素。與此同時，正是在人口成為生命政治學關注的對象之後，西方社會發展出了一門新的科學——人口統計學。人口統計學並不是簡單地對每個人的姓名、性別、年齡這些數據進行統計，它的統計是非常詳細和複雜的。人口統計學要對人作出全方位的把握——對與人相關聯的財富、習慣、事件等因素進行把握，對這些數據的掌握蘊含著對每個人的掌握。
在信息時代的當下，西方社會人口統計學的方式發生了質的飛躍，從過去簡單的數字統計躍遷到全方位的數據信息采集。在數字資本主義條件下，我們相對於任何權力機構(包括政治機構和商業機構)都是透明的。尤為典型的是，商業機構通過他們采集到的關於你的相關數據對你進行分析，經過大數據點擊率等掌握你的喜好、消費層次等，然後對消費者進行一對一的廣告推送。在這個意義上，消費者在商業機構麵前變得透明了。大數據時代的數字資本主義進行數據采集，其目的是實現一種精確化的社會管理。在數據采集的基礎上，對你本人進行一種數字刻畫或者數據描繪，從而形成關於你的精確的數字輪廓。這在某種意義上比你自己還了解你自己，因為你有可能遺忘，而信息采集是不會遺忘的。數據描繪基本上把數字資本主義條件下的每一個個體都變成透明的了。
在現代西方社會，數字資本主義對人口的治理，還表現在政治選舉的大數據操作中。在美國總統大選的時候，劍橋分析公司就可以根據你在推特上的點讚情況分析出你的政治傾向，可以根據你在推特上或臉書上的發文內容，針對你製定出詳細的影響你政治判斷的方案。實際上，對於這種權力而言，選民變得透明了。然而各種網絡平台、幕後的政治操盤手是非透明的。阿甘本把法律之懸置的例外狀態下的無任何保護的生命稱為“**生命”,然而在數字資本主義下，我們卻變成了一種透明生命，並且這種透明的狀態是一種非對稱的透明狀態。對個人而言，似乎在享受著各種便捷的信息化設備，實際上，我們正在為這些平台提供著各種各樣的信息要素，在不知不覺中使自身成為透明生命。與此相反，對於各種網絡平台的權力機構而言，它們不斷掌握著我們的信息與數據，並對此進行精準細致的分析，最終達到對人口及諸多信息的全方位管控。人口統計學這種生命政治學治理模式在現代的數字資本主義條件下徹底把人變成了一種透明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