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認為：“時間實際上是人的積極存在，它不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發展的空間。”①在曆史唯物主義的視域中，時間總是與現實的人的感性活動相關聯的，是感性活動得以展開的生存論境域。因此，“時間”總是具體地表現為勞動時間，而不是抽象地處於人類生活之外的純粹時間。隻有在勞動時間的意義上，我們才能夠真實地領會時間對於人的本真性意義。

馬克思區分了勞動的二重性：具體勞動與抽象勞動。與勞動二重性一樣，勞動時間也被區分為雙重存在樣態：作為主體的勞動時間和作為客體的勞動時間。“作為主體的勞動時間同決定交換價值的一般勞動時間不相符合，正像特殊的商品和產品同作為客體的勞動時間不相符合一樣。”②作為主體的勞動時間從質的意義上彰顯著勞動主體所具有的能動性和創造性，表征著人所特有的生命活動方式。“在這個主體上，勞動是作為能力，作為可能性而存在”③的。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作為主體的勞動時間亦可被稱為活勞動時間。作為客體的勞動時間則在量的意義上是衡量社會生產發展水平並且是決定交換價值的外在標尺，表征著人類改造世界的廣度和深度。“它在一個一般產品、一般等價物、一定量的對象化勞動時間中表現出來。”①因此，作為客體的勞動時間也就是一般勞動時間。很顯然，勞動時間的雙重存在樣態，是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一個基本事實，是從時間維度上對勞動二重性的進一步規定。人類社會的生產過程總是表現為這樣一種質與量、勞動生產過程與價值形成過程的統一。隻不過在不同的生產資料所有製下，這種統一性關係的具體表現及其與人的關係並不是一成不變的。

在前資本主義自給自足的生產方式之中，勞動者與生產資料是直接同一的，“大地”是勞動者的天然實驗場。在這樣的所有製條件下，個人並不僅僅把自己當作勞動者，而是把自己當作所有者和進行勞動的共同體的成員。因此，個人從事勞動的目的不是為了創造剩餘價值，即使是偶然出現的剩餘產品的交換，也隻是為了維持個人以及共同體的生存。由此可見，在前資本主義社會，交換價值服從於直接的使用價值，而使用價值的生產服務於共同體的政治生活。這就意味著，作為主體的勞動時間與作為客體的勞動時間是直接統一的，進一步來看，勞動時間與自由時間也是直接統一的。在資本主義社會中，雇傭勞動製度作為間接的強製性勞動製度，打破了古代社會中勞動時間和自由時間的直接統一性，迫使勞動時間與自由時間相分離。在前資本主義社會，勞動者被束縛在土地及其所依附的所有製形式上。資本主義的雇傭勞動製度要想成為可能，最重要的前提就是使勞動者和生產資料相分離，讓勞動力成為商品。隻有通過資本的購買和使用，勞動力才能與生產資料再度結合起來。由於勞動力的使用不能與其物質載體相分離，資本家對勞動力商品的消費必須以對工人的人身支配為前提。因此，工人所出售的實際上是一種與自然生命直接相關的特殊財產權，是在一段時間內使用其勞動能力的權力，即資本對勞動力的支配權。作為客體的勞動時間成為一種實體性的物質力量，獲得了對作為主體的勞動時間進行統治與支配的權力。由此，勞動時間就不再是自由時間，它體現的不再是“人的積極存在”,而是來自資本的奴役和支配，人隻有在勞動過程之外才有自由個性可言。在這個意義上，雇傭勞動的本質，就是勞動時間的物化，就是過去的(客體的)勞動時間對現在和未來的(主體的)勞動時間的統治和支配，是量化的“死勞動”對主體的“活勞動”的吸納。

雇傭勞動製度從根本上確立了量化時間的統治地位，瓦解了傳統社會模糊的、混沌的時間觀。“在現代人那裏占統治地位的則是量的觀點。”①傳統社會直接的人身依附性關係被現代社會間接的人的依附性關係所取代。本應作為主體時間之對象化和確證的量化時間，不再是人類的“生命的尺度”和“發展的空間”,日益變成主體時間的異化形式和對立麵。“將時間切割成過去、現在和將來必然地為我們的生活工作方式提供一個背景。在現代社會，我們的大部分活動是用鍾表準確的計時來調整的。”②量化時間的精確性和可計算性對生命自身運動的自然節奏展開了新一輪的重構。一切模糊不清的、不可計量的生命存在都被當作異質性的因素而被塑形、規訓與控製，一切社會交往都被浸入斤斤計較的時間盤算之中。時間被看作最重要的經濟成本，資本主義也必然會以收益為尺度對時間進行精確的計算和管控。

從時間維度上來看，資本家對剩餘價值的追求實質上就是對剩餘勞動時間的追求，而剩餘勞動時間隻能來自勞動者的活勞動時間。這樣的話，資本積累的實質也就是量化時間的積累。如何將工人的活勞動時間最大限度地轉變為量化時間，成為資本增殖的關鍵。在這個意義上，“工作日”這一概念便成為分析勞動時間物化的一個理論抓手。馬克思將“工作日”看作必要勞動時間和剩餘勞動時間的總和，是工人生產他的勞動力補償價值的時間和生產剩餘價值的時間的總和。必要勞動時間構成的是對象化工作日，工資就是這種必要勞動時間的化身；剩餘勞動時間是資本未付酬而獲得的工人勞動時間，剩餘價值就是這種額外勞動時間的對象化。資本對勞動的剝削就是最大限度地支配和占有工人的勞動時間，尤其是剩餘勞動時間。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對象化工作日支配更多的活工作日，這是一切價值創造和資本創造的精髓”①。為了能夠支配更多的活工作日，資本盲目延長勞動時間，不惜突破工作日的生理界限和道德界限。在法定工作日長度的條件下，資本則致力於變革生產工具，提高勞動生產率，以達到減少必要工作時間的目的。在嚴密的“工藝學”管理下，勞動時間被高度量化，從而達到精確管控的目標。“時間”成了資本主義生產關係最重要的角力場。

在這個意義上，時間管控不僅是一種協調人們生產活動的工具，而且具有一種支配和管控生產活動的隱性暴力特征。在機器大生產條件下，原本作為主體的能動性和創造性的活勞動時間更是直接被量化和物化為喪失了主體能動性的徹底的死勞動時間。在馬克思看來，自動機器體係是適合資本主義的生產工具，它使工人勞動“去技能化”,從根本上瓦解了工人在生產中的主體地位，使最大限度地物化工人的活勞動時間成為可能。“機器則代替工人而具有技能和力量，它本身就是能工巧匠，它通過在自身中發生作用的力學規律而具有自己的靈魂。”①作為“死勞動”的機器體係以其包含的一般智能代替了工人的主體地位，工人隻能作為機器體係的“人手”而成為生產過程的旁觀者。機器的生產節奏規劃和控製了工人的生活節奏，使之陷入一種永不停息但又毫無自主性的運動之中。整個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已經不再表現為工人作為勞動主體的生產，而是一種資本宰製下的機器作為勞動主體的機械化生產。因此，工人的所有勞動時間也不再是一種活勞動時間，而是直接被物化為一種死勞動時間。

在技術的不斷催逼下，量化時間逐漸異化為脫離人類社會的具有自主性的客體結構。這一結構不再受製於人的目的性訴求，不再表征任何意義的確定性，而僅僅表現為自我永不停息的運轉。在這種量化時間的客體結構中，作為原子化的差異性個體，大眾及其集合實際上是技術集聚的產物，他們既不是社會，也不是人民，而是喪失了主體性和創構性的“**生命”。正如鮑德裏亞所言，“大眾是純粹的客體，已經從主體的地平線上消失，已經從曆史的地平線上消失”②。在技術革命突飛猛進的當代資本主義社會中，機器體係向智能化的飛躍重新使工人勞動“再技能化”。但這並沒有恢複工人在生產中的主體地位，相反，它將處於工廠之外的非勞動時間也變成了資本吸納的對象。因此，勞動時間的物化直接體現為一種經濟關係的無聲強製，維係和鞏固著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關係。它構成了資本主義時間管控的直接形式和邏輯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