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福柯一直延續到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學，其理論實質是在生命權力的視域下對現代資本主義治理術的重新考察。在福柯看來，資本主義治理術主要體現為空間意義上微觀權力的布展，通過將個人全方位地暴露在公共視線之中而實現對個體行為的規訓，其典型場所是監獄。而在阿甘本看來，資本主義治理術主要表現為權利意義上例外狀態的決斷，通過懸置法律所規定的普遍性權利，將某些特定人群剝奪為“**生命”,其典型場所是集中營。生命政治以保護生命的名義將生命置於隱性暴力之下。相對於傳統社會，現代資本主義社會治理的進步性在於，隱匿在“正常”社會結構中的“客觀的、係統的、匿名的暴力”逐漸替代主觀的和顯性的暴力。無論是福柯所研究的“監獄”,還是阿甘本所考察的“集中營”,都是資本主義“生命政治”所發生的非典型性場域。資本主義生命政治發生的典型性空間是“工廠”,而這一資本主義典型性生命權力裝置卻是被馬克思揭示並加以詳細分析的。正是在這一意義上，馬克思雖然從未對資本主義社會治理展開過專門研究，但其政治經濟學批判實際上已經率先抵達到了福柯所揭示的資本主義社會的隱性暴力。
因此，我們有必要從馬克思所開辟的生命政治的視角去考察資本主義的生命政治管控，在資本主義機器大工廠中來開顯生命政治的新視野。馬克思指出：“時間是人類發展的空間。一個人如果沒有自己處置的自由時間，一生中除睡眠飲食等純生理上必需的間斷以外，都是替資本家服務，那麽,他就還不如一頭役畜。他不過是一架為別人生產財富的機器，身體垮了，心智也變得如野獸一般。現代工業的全部曆史還表明，如果不對資本加以限製，它就會不顧一切和毫不留情地把整個工人階級投入這種極端退化的境地。”①可見，在馬克思看來，資本家對工人的時間管控成為資本主義治理術的重要手段。資本家通過管控工人的勞動時間和自由時間，把工人規訓成為一台為資本家“生產財富的機器”。工人本應是具有階級意識的革命主體，但在資本主義生命政治的管控尤其是時間管控下，被形塑成為服從資本邏輯宰製的“馴順主體”。“時間管控”成為資本主義實施隱性暴力的重要手段。它維係著資本主義政治統治的連續性和穩定性，既彰顯了資產階級社會治理的進步性，又鉗製了工人階級全麵發展的自主性，其生命政治後果在於，革命主體性被鈍化為馴順主體性，資本實現了對整個社會生活的合法操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