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在機器大生產基礎上的工廠體係以工廠紀律和工廠製度的方式確立了下來，並且在管理工藝學的支撐下更加精細和科學，這種“專製”最終通過“工廠法”獲得了普遍的規範性。馬克思指出：“工廠立法是社會對其生產過程自發形態的第一次有意識、有計劃的反作用。”②工廠立法的目標表麵上看來是對資本主義生產秩序的維護，實際上其所維護的是資本家對工人的管控剝削。“資產階級通常十分喜歡分權製，特別是喜歡代議製，但資本在工廠法典中卻通過私人立法獨斷地確立了對工人的專製。這種法典隻是對勞動過程實行社會調節，即對大規模協作和使用共同的勞動資料，特別是使用機器所必需的社會調節的一幅資本主義諷刺畫。”③工廠法的出現使得資本家對工人的專製得以最終形成，在科學外衣的基礎上，又增加了一件合法的外衣。
工廠法的誕生也是和機器生產關聯在一起的。“工廠法從一項在機器生產的最初產物即紡紗業和織布業中實行的特殊法，發展成為整個社會生產中普遍實行的法律，這種必然性，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是從大工業的曆史發展進程中產生的。”①在工廠法的早期製定中，資本家或者說工廠主具備了絕對的主體地位。“工廠主是絕對的立法者。他隨心所欲地頒布工廠的規則，他愛怎樣就怎樣修改和補充自己的法規；即使他在這個法規中加上最荒謬的東西。”②早期的工廠法完全是為資本家的利益服務的，確切地說是為維護資本主義的生產秩序，也就是說是為維持駭人聽聞的瘋狂的資本主義剝削的順利進行服務的。
因此，在早期的工廠法內容中，最為核心的內容是對工人的處罰。但是這種處罰並不像前資本主義時期那樣，是對勞動者所進行的肉體的懲戒。“奴隸監督者的鞭子被監工的罰金簿代替了。自然，一切處罰都簡化成罰款和扣工資。”③馬克思曾經形象地描述了這種處罰的苛刻和專製。“工人必須在清晨5點半鍾到工廠。如果遲到幾分鍾，那就得受罰；如果他遲到10分鍾，在吃完早飯以前幹脆就不放他進去，這樣，他就要喪失一天工資的四分之一。無論吃飯、喝水、睡覺，他都得聽命令……專製的鍾聲把他從睡夢中喚走，把他從早餐和午餐中喚走。”④
在資本主義生產體製的高壓下，工人展開了對資本家曠日持久的反抗。這種抵抗最終也取得了一定的有益於工人階級權益的成果，其中最為重要的就是“8小時工作製”。但是，就是這樣的一種被勞動法明確規定的法律，在現代社會中卻依然得不到很好的貫徹。黑煤窯、血汗工廠、過勞死等現象的存在明白無誤地告訴我們，工廠依然像“集中營”一樣是一種“法之例外狀態”。《例外狀態》是阿甘本“神聖人”係列的一本重要著作。阿甘本在該書中所提出的“例外狀態”(stato di eccezione)概念已經成為揭示當代資本主義統治權的一個重要的存在論範式。阿甘本明確指出“例外狀態”是一個“無法”的空間，其中的關鍵是一個沒有法律的法律效力，處於一個模糊、不確定、臨界的邊緣。“例外狀態既非外在亦非內在於法的秩序，而它的定義問題正關係著一個門檻，或是一個無法區分的地帶，其中內與外並非相互排除，而是相互無法確定。”①阿甘本的“例外狀態”指的是法之例外或法之懸置，對我們分析“工廠”提供了獨特的視角。阿甘本指出：“例外就不隻是單純的排斥，而是一種包涵性排斥(inclusive exclusion),是一種字麵意義上的ex-ceptio:外部的把握。”②例外狀態作為一個無法區分的模糊地帶，所表征的正是“工廠”的存在狀態。資本主義正是利用“工廠”這種例外狀態使其發揮作用並同時對工人進行規訓與治理，這正是阿甘本意義上的“包涵性排斥”。例外狀態作為一種包涵性排斥其實質是一種例外狀態常態化。無論是包涵性排斥，還是例外狀態常態化，都意味著工廠作為例外狀態成了資本主義生產秩序的權力裝置。
馬克思對工廠立法的後果進行了詳細的分析，他指出：“如果說，作為工人階級的身體和精神的保護手段的工廠立法的普遍化已經不可避免，那麽,另一方麵，正如前麵講到的，這種普遍化使小規模的分散的勞動過程向大的社會規模的結合的勞動過程的轉化也普遍化和加速起來，從而使資本的積累和工廠製度的獨占統治也普遍化和加速起來。它破壞一切還部分地掩蓋著資本統治的陳舊的過渡的形式，而代之以直接的、無掩飾的資本統治。這樣，它也就使反對這種統治的直接鬥爭普遍化。它迫使單個的工場實行劃一性、規則性、秩序和節約，同時，它又通過對工作日的限製和規定所造成的對技術的巨大刺激而加重整個資本主義生產的無政府狀態和災難，提高勞動強度並擴大機器與工人的競爭。它在消滅小生產和家庭勞動的領域的同時，也消滅了‘過剩人口’的最後避難所，從而消滅了整個社會機製的迄今為止的安全閥。它在使生產過程的物質條件和社會結合成熟的同時，也使生產過程的資本主義形式的矛盾和對抗成熟起來，因此也同時使新社會的形成要素和舊社會的變革要素成熟起來。”①
在馬克思看來工廠立法的普遍化具有兩大後果：第一，直接的、無掩飾的資本統治得以形成；第二，由於消滅了“過剩人口”的最後避難所，使新社會的形成要素和舊社會的變革要素成熟起來。毫無疑問，馬克思的這兩個判斷都是成立的。但是，在管控和監視技術日益發達的今天，即使資本主義形式的矛盾和對抗成熟起來，即使新社會的形成要素和舊社會的變革要素成熟起來，也無法擺脫資本主義的管控。
工作環境、扁平化管理、創新性團隊，這些都是資本家所營造的一種“工作主義景觀”,這些都是幻象，但可以給勞動者一種“偽自由感”“偽階級晉升感”,就像買了一個奢侈品的包就感覺自己身份提高了一樣。所以現在精神上的“小布爾喬亞”這麽多也不是沒有原因的，從生產工作到消費生活，全都是這種“景觀洗腦”。在封建社會中，雖然農民也遭受著剝削與壓迫，但是農業生產中農民永遠會對其工作有著自主性，也需要相當的知識和技能；但是工業社會的產業工人，對自己工作沒有太多自主權，大部分隻需要在流水線上做好重複的工作。於是，這樣一種工作成為“某種外在的疏離的東西”,讓勞動者產生剝離感和自主性的喪失，造成精神上的痛苦，進一步對工作甚至於整個工業生產都抱有一種冷漠乃至於厭惡的態度。
工廠本質上應該是中性的，就像技術的進步是中性的一樣。一個調整生產關係，一個發展生產力，本質都是為了社會的發展與人類的進步。那麽為什麽工廠反而成了壓迫、監視、剝削勞動者的權力裝置呢?根源就在於資本主義生產體製中勞動者與資本家的天然不平等，所以無論技術的進步還是管理學的應用，都變成了主張壓迫、剝削與兩極分化的手段。雖然管理學和技術進步都是“中性”的，但是在資本主義剝削體製下，它們都成了助長資本家剝削工人的工具。換句話說，資本主義社會中，無產者們根本無法享受到技術進步、組織優化所帶來的福利，反而往往是受害者。曾經勞動者們隻是借助機器進行生產，而當今工人的技能轉變為照料機器。工廠“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最明確的表達”。工廠體係成了包括政府、學校在內一切社會組織的運行模式；管理學的理論成為當代“資本宗教”的“聖經”;工廠法所體現的依然是資本家的經濟利益，即使如此，資本家也依然有能力把工廠變成法之例外狀態。能否或者說如何走出作為裝置的工廠，就成為擺在我們麵前一個極為嚴峻的問題。
當代馬克思主義學者們批判當今學校的商科教育，認為這些精英主義教育讓商學院的學生普遍缺乏道德敏感性和道德責任感。他們希望通過教育培養出能獨立思考、有同情心和有責任擔當的新精英，從而能夠在生產實踐中質疑現行的管理慣例，並創造出更好的規範、政策、觀念和管理價值觀。同時，學者們呼喚勞動者力量的回歸，來讓這個權力天平盡量變得平衡。戳破管理學的景觀幻象，讓勞動者更清晰地認識到背後監視、控製與剝削的本質，才能激發他們去追求真正的自由；而不是在虛假的景觀中自怨自艾，在被異化的痛苦中無能為力。實際上，這些都是知識分子善良的自由意誌和美好的幻想。
資本主義之所以穩若磐石，這不僅是由於資本主義工業化取得了諸多成就，而且是因為，沒有人能提出一種足以替代資本主義的、令人信服的道路。雖然馬克思成功地說服我們相信資本主義製度具有不可救藥的剝削性，並且具有極端的非理性，“但是存在一個問題。馬克思在承認資本主義曆史貢獻的同時，盡管徹底揭露了其剝削基礎和非理性動力，但這仍然僅僅是一種批判。馬克思並沒有提出可替代的經濟秩序方案，用他自己帶著輕蔑的話說，就是沒有‘為未來的食堂開出調味單’”①。施韋卡特認為超越資本主義就應該尋求一種資本主義的替代方案，這種替代性方案被其稱之為“經濟民主”。在施韋卡特看來，經濟民主的基本模式與資本主義的基本模式的差別主要表現在：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經濟是由三種截然不同的市場所構成的，它們是商品和服務市場、勞動力市場和資本市場。根據馬克思主義理論，隨著勞動力成為商品，勞動力市場出現，資本主義才逐漸興起，並進而引起資本市場的發展。經濟民主保留了商品和服務市場，但以車間民主化取代了勞動力的商品化，以社會投資體係取代了私人金融市場。
換言之，資本主義是以三個基本製度為特征的：生產資料私有製、市場和雇傭勞動製度。蘇聯經濟模式廢除了生產資料私有製(通過將農場和工廠集體化)和市場(通過建立中央計劃),但保留了雇傭勞動製度。經濟民主廢除了生產資料私有製和雇傭勞動製度，但保留了市場。資本主義生產的核心就是勞動力市場，亦即雇傭勞動關係。經濟民主以車間民主化取代勞動力市場就是想打破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核心。所謂車間民主化就是工人自我管理，每個生產性企業都是由它的工人民主控製的。施韋卡特指出：“每個生產性企業都由它的工人控製。由工人負責企業經營：組織車間、製定紀律、發展生產技術、決定生產什麽和生產多少、指定產品價格以及決定淨收益的分配。企業不實行收益的平均分配。對於那些具有更高技能、更老資曆和承擔更多管理責任的員工，大多數企業都會給予更多的獎勵。關於這些事情的決定都是以民主的方式做出的。”①無論工人的自我管理是否能夠使現代人走出工廠的裝置，但對資本主義替代性方案的尋求確實是我們超越資本主義的可行性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