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無產階級作為**生命被剝削、被物化，這至少說明無產階級在資本主義生產體係中還具有一定的利用價值。一旦資本主義不再對其進行剝削、物化時，無產階級中的一些群體就真的成為存在著的無，成為被廢棄的生命。鮑曼以“園藝型社會”為類比指出，在園藝文化中，一部分雜草由於沒有絲毫價值，會被隔離、轉移，乃至被清除。同樣，在生命政治的生產性和消費性社會中，如果資本家判定工人不再有能力從事生產和消費活動，那麽他們就沒有了存在的意義和價值。正如至高統治者有權決斷**生命之生死一樣，資本也有同樣的權力對無產階級之“生死”進行決斷，將一部分無產階級判定為多餘的、無用的，乃至有罪的廢品。他們是失業的窮人，現代社會“沒有位置留給這些有缺陷的、不完全的、無法履行義務的消費者”①。

相對於傳統手工業勞動，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典型特征是機器大生產。機器的引進使得大量工人失業。馬克思在《工廠視察員報告》中以毛紡織工業為例指出，當精梳機出現後，手工梳毛工人的產品比機器的產品要少得多，手工勞動被淘汰，工人的唯一出路就是依附於機器。與此同時，“就機器使肌肉力成為多餘的東西來說，機器成了一種使用沒有肌肉力或身體發育不成熟而四肢比較靈活的工人的手段”①。在《資本論》中，馬克思把工人階級分為“現役勞動軍”和“產業後備軍”,前者是直接參與生產的工人，而後者是潛在的雇傭工人，也稱“相對過剩人口”,其實就是失業工人。機器生產體係的引進在提高社會生產力的同時，也造成了大規模的失業人口。作為失業工人的產業後備軍在某種意義上成了資本家加深剝削工人程度的有效工具。機器體係的使用不僅代替工人的勞動，還將婦女、兒童等補充勞動力納入勞動範圍，這就導致男性勞動力的工資降到勞動力價值以下。“把未成年人變成單純製造剩餘價值的機器，就人為地造成了智力的荒廢，——這和自然的無知完全不同，後者把智力閑置起來，並沒有損壞它的發展能力、它的自然肥力本身。”②把兒童送到工廠工作，使得兒童在身體和精神上遭受雙重摧殘：喪失了健康的體魄，荒廢了頭腦的智力。因此，“機器從一開始，在增加人身剝削材料，即擴大資本固有的剝削領域的同時，也提高了剝削程度”③。工人為了滿足自身需要，保障自己的權益，必然要與機器發生對抗。所以早期的工人鬥爭經常表現為對機器的搗毀。在工人看來，正是機器的存在使得他們喪失了大量的就業機會，使得他們被資本主義生產所淘汰、所廢棄。

失業工人被資本主義生產體係所排斥和淘汰，但這並不意味著就業工人就是有意義和有價值的。就業工人的意義和價值隻是針對資本家而言的，對於工人自身而言，其生命也是被廢棄的。勞動者本應是積極行動的主體，勞動工具是客體。然而隨著機器體係的產生和大規模應用，這種主客體關係就完全顛倒了，由工人利用工具到工人服侍機器。機器使工人的勞動變成了機器體係的一部分，工人自身也成為機器的附屬物，可以被任意處置。工廠中最為關鍵的因素不再是工人而是機器，機器可以獨立於工人而存在，離開某一批工人而使用另一批工人，這不會使勞動過程中斷，工人卻隻能依賴於整個工廠，依賴於資本家，被當作活的附屬物並入死機構，否則他們的生活就難以為繼。因此，作為機器的附屬物，工人永遠是第二位的，機器則是第一位的。資本家隻關心機器的折舊與損耗，而無視工人的生產條件和身體狀況。人在永不停歇的機器運轉中進行著毫無內容、毫無意義的重複性的機械操作。這種重複性的機械勞動本身就是一種對能動性生命的廢棄。一旦他們由於健康原因無法再工作，就被其他工人替換，徹底被資本主義生產所拋棄。

無論是失業工人，還是就業工人，他們都還有可能激發自己的生命潛能，脫離被廢棄的生命狀態，但是資本主義的管控卻使得這種可能性徹底被壓製。從時間上來講，個人全麵充分的發展需要充足的自由時間，而在資本主義機器體係下高強度、長時間的重複性機械勞動不僅使工人的健康每況愈下，也占用了其勞動時間和自由時間。哪怕8小時工作製相關法律的頒布保證了工人的休息時間和自由時間，但由於資本家增加了工作日的勞動強度，這種情況也沒有得到實質性改善。工人的自由時間要麽被侵占，成為勞動時間的延伸和變形，要麽被填充，被虛假的需要和消費所充盈。無產階級根本沒有充足的時間通過學習培訓去激發和提升自己的生命潛能和工作能力，從而喪失了進一步發展的空間。從金錢上來講，為了獲取更多利潤，資本家必然把工人的工資水平盡可能降至最低。“勞動力價值的最低限度或最小限度是勞動力的承擔者即人每天得不到就不能更新他的生命過程的那個商品量的價值，也就是維持身體所必不可少的生活資料的價值。”①最低工資意味著無產階級根本沒有多餘的金錢去提升自己。所以，“生命政治主體生來就是一個**的和貧窮的存在，悲慘、無知和疾病讓窮人**遊走在存在的邊緣，窮人是‘存在之力量的**永恒性’”②。

現代社會中的無產階級由於沒有多餘的時間和金錢通過學習培訓提升自我，掌握現代最前沿的科學技術，從而也就無法適應現代化生產的需要，加之人工智能等領域的飛速發展對人的排擠和替代，從而成為現代性廢物。“‘人類廢品’(human waste),或者用更準確的說法——廢棄的人口(waste human)(‘多餘的’和‘過剩的’,指那些不能或者人們不希望他們被承認抑或被允許留下來的人口)的產生，既是現代化不可避免的產物，同時也是現代性不可分離的伴侶。”③由於現代科學技術的高速發展，“廢棄的生命”成為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必然產物。現代社會中被廢棄的生命與傳統社會中被廢棄的生命截然不同。在傳統社會中，被廢棄的生命主要表現為傳染病人和罪犯，其處理廢棄生命的措施主要表現為嚴厲的隔離主義政策和特別的安全措施。在此，我們並不否認現代社會存在傳染病人和罪犯。但與傳統社會不同，發達資本主義條件下被廢棄的生命更多的是一種健康的生命，隻是因為他們無法適應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而成為被廢棄的生命。由於現代社會被廢棄的生命本身是一種健康的生命，這就意味著，現代社會的“人類廢棄物”不再能夠被送往遙遠的廢棄物處理場所並被牢牢地安放於“正常生活”的邊界之外，這種廢棄的生命隻能被緊緊地封閉於現代社會這一密閉的容器之內。

生命被廢棄的主要原因並不在於機器本身的產生和使用，也不在於機器體係在資本主義條件下的應用，而在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身，在於資產階級基於這種生產關係對無產階級進行的生命政治意義上的管控和規訓。在發達資本主義條件下，資產階級不僅通過暴力的國家機器，而且訴諸文化工業這樣的意識形態手段對無產階級的生命基質進行更加殘酷的剝削和更加嚴密的管控，消解其反抗意識，削弱其反抗能力，使之成為符合資本主義要求的馴順的生命。在資本的鉗製下，無產階級的生命被剝削、被物化和被廢棄，在此三重含義上成為資本主義社會中**生命的典型表現形式。那麽我們應該如何避免無產階級淪為**生命呢?在阿甘本看來，與**生命相對的是形式生命。所謂形式生命，是“一種永不可能從其形式相分離出來的生命，一種永無可能在其中離析(siolate)出類似**生命之類東西的生命”①。形式生命關注的關鍵點在於生命本身的價值，意味著人在生存過程中有實現其潛能的條件和能力。在資本主義生產條件下，無產階級無法擺脫淪為**生命的命運，是因為其無法擺脫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和生產關係。隻有超越資本的文明，變革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無產階級才可能擺脫**生命，重獲形式生命。無產階級作為**生命被資本主義製造出來，但卻無法被其所隔離，隻能被其封閉於現代社會這一密閉的容器之中。當**生命聚集達到一定極限的時候，也就是資本主義社會內爆之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