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家與工人之間的對抗性關係是資本主義社會的主要生產關係。早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就已經明確指出：“整個社會必然分化為兩個階級，即有產者階級和沒有財產的工人階級。”①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將這一對抗性關係表達得更為明確。“從封建社會的滅亡中產生出來的現代資產階級社會並沒有消滅階級對立。它隻是用新的階級、新的壓迫條件、新的鬥爭形式代替了舊的。但是，我們的時代，資產階級時代，卻有一個特點：它使階級對立簡單化了。整個社會日益分裂為兩大敵對的陣營，分裂為兩大相互直接對立的階級：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①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對抗性關係是資本主義社會中最主要和最真實的對抗性關係，但是這一最為真實的對抗性關係在資本主義社會的意識形態中卻被遮蔽並轉移為"現役勞動軍”和“產業後備軍”之間的虛假的對抗性關係，從而達到維護資本主義社會統治的目的。

在《資本論》第一卷第七篇的相關論述中，產業後備軍基本的理論邏輯是：資本有機構成提高之後將必然產生資本對勞動力的相對或絕對排斥，因此引致“相對過剩人口”的產生，這些“相對過剩人口”的不斷積累形成了隨時可供現代資本主義部門雇傭的“產業後備軍”。在資本主義條件下，產業後備軍的作用是雙重的。其一，它既是資本主義積累的杠杆，又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存在的一個條件。產業後備軍的存在，為資本家提供了可靠的勞動力資源，一旦資本家需要擴大生產規模時，就可以隨時買到追加的勞動力。其二，為資本家壓低工人工資和提高剝削程度提供了條件。正是由於第一重作用的存在，產業後備軍的第二重作用才成為可能。產業後備軍成為資本家挾製現役勞動軍最為有效的管控手段。

產業後備軍作為隨時可供支配的生產資料不斷被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創造出來，其直接後果是對現役勞動軍造成有形的競爭和無形的壓力。“工人階級中就業部分的過度勞動，擴大了它的後備軍的隊伍，而後者通過競爭加在就業工人身上的增大的壓力，又反過來迫使就業工人不得不從事過度勞動和聽從資本的擺布。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從事過度勞動迫使它的另一部分無事可做，反過來，它的一部分無事可做迫使它的另一部分從事過度勞動，這成了各個資本家致富的手段，同時又按照與社會積累的增進相適應的規模加速了產業後備軍的生產。”①這就是現役勞動軍和產業後備軍之間的對抗性關係。因此，就業工人和產業後備軍之間形成了一種競爭的循環：就業工人的過度勞動擴大了後備軍的隊伍，資本家可以用產業後備軍隨時來替代就業工人，產業後備軍的存在，對就業工人造成了強大的壓力，迫使他們接受資本家苛刻的條件從事過度勞動。“產業後備軍在停滯和中等繁榮時期加壓力於現役勞動軍，在生產過剩和亢進時期又抑製現役勞動軍的要求。所以，相對過剩人口是勞動供求規律借以運動的背景。它把這個規律的作用範圍限製在絕對符合資本的剝削欲和統治欲的界限之內。”②

在資本主義生產條件下，產業後備軍不再受人口實際增長的限製。資本主義為不斷變化的資本增殖需要創造出隨時可供剝削的人身材料，能夠隨時、足額地提供給現代資本主義工業部門所需的勞動力。產業後備軍作為“可供支配""絕對從屬"之物隨時可以替代“不聽話"、不被"規訓”、不努力工作的工人或現役勞動軍。這種隨時被取代的競爭壓力進一步加強了資本主義社會生命政治的統治。“發達的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組織粉碎一切反抗；相對過剩人口的不斷產生把勞動的供求規律，從而把工資限製在與資本增殖需要相適應的軌道以內；經濟關係的無聲的強製保證資本家對工人的統治。”①資本權力通過對產業後備軍的操作，以資本的增殖需要為根本目的，不斷突破關於勞動力的自然限製，如可供支配的雇傭勞動力的人口的自然增長和其身體所能承載的生命極限。勞動供求規律已經不再是一個簡單的經濟學規律，它和資本主義社會的生命管控是關聯在一起的。“資本在兩方麵同時起作用。它的積累一方麵擴大對勞動的需求，另一方麵又通過‘遊離’工人來擴大工人的供給，與此同時，失業工人的壓力又迫使就業工人付出更多的勞動，從而在一定程度上使勞動的供給不依賴於工人的供給。勞動供求規律在這個基礎上的運動成全了資本的專製。”②勞動供求規律通過產業後備軍的作用，加劇工人階級內部的競爭與分裂，進一步成全了資本權的統治。

從現役勞動軍和產業後備軍的對抗性關係來看，工資變動更多的是受到產業後備軍的膨脹和收縮、現役軍和後備軍比例變動的影響。在馬克思看來，工人所能獲得的工資僅僅是維持其生活必需品的最低工資。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這支後備軍在工業開足馬力工作的時期可供隨意支配，而由於隨後必然到來的崩潰又被拋到街頭，這支後備軍任何時候都是工人階級在自己同資本進行生存鬥爭中的絆腳石，是把工資抑製在合乎資本家需要的低水平上的調節器”①。由此表明，產業後備軍的存在不僅能夠影響工人的工資，而且能夠把現役勞動軍的工資抑製在最低水平上。因此，產業後備軍不僅是資本增殖的勞動力“蓄水池”,更是現役勞動軍工資的“調節器”。“後備軍”成為資本最大限度實現增殖的一種非常必要的手段。

資本主義社會通過產業後備軍的生產這一安全機製調節現役勞動軍和產業後備軍之間的比例關係，從而保障資本主義生產的總體平衡。著眼於總體平衡，意味著允許不影響總體平衡的最大限度內貧困危機的爆發。新生人口、遊離工人、農民、兒童、流浪漢等都成為未就業的產業後備軍，意味著社會上所有的閑散人員或“剩餘物”都被納入生命政治的規劃中，成為資本主義生產隨時可供支配的源源不斷的力量源泉。資本主義通過產業後備軍擴大工人的供給，保障了資本增殖對工人的需求，達到了資本主義生產秩序的持續性和穩定性。然而，這種生命的調節不是旨在人口健康或國民幸福，而是維持資本主義生產的總體安全。在總體安全的範圍內允許就業不穩定性增加、貧困積累加重。事實上，這種產業後備軍的貧困、產業後備軍和現役勞動軍的對抗性不僅不會影響到資本主義社會的穩定性，反而會加固資本主義社會的穩定性。因為，它轉移和掩蓋了資本主義社會固有的本質矛盾。“最後，使相對過剩人口或產業後備軍同積累的規模和能力始終保持平衡的規律把工人釘在資本上，比赫斐斯塔司的楔子把普羅米修斯釘在岩石上釘得還要牢。”①

這樣，資本主義社會的矛盾就從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尖銳對立轉移為無產階級或工人階級內部現役勞動軍和產業後備軍之間的激烈競爭。現役勞動軍和產業後備軍都屬於無產階級的組成部分，兩者之間本不存在任何對抗性關係。這一對抗性關係是被資本家人為地製造出來的。相對於資本家與工人階級之間的真實性對抗關係，這種關係是一種虛假的對抗性關係。資本主義社會的意識形態為了維護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需要把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對抗性關係轉移為無產階級的內部對抗——現役勞動軍和產業後備軍之間的對抗性關係。對現役勞動軍和產業後備軍之間的比例關係或對抗性關係的調節實質上是一種人口生命的調節。“這種‘調整控製’就是‘一種人口的生命政治’。肉體的規訓和人口的調整構成了生命權力機製展開的兩極。”②這種生命的調節所揭示的資本主義社會中對抗性關係的轉移，其實質是生命政治治理技術的一種轉變。產業後備軍不再是作為被拋棄的“剩餘物”,而是發揮總體平衡作用的“剩餘物”,是分裂工人階級團結和聯合的策略手段。這一進程意味著作為生產過程“例外狀態”存在的“剩餘物”或產業後備軍不僅被納入資本主義生產秩序中，成為生命政治規訓和具體治理的對象，而且成為現代社會生命政治治理術的重要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