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資本的文明”,馴服資本必須從兩個層麵對資本進行規範和製約：一是精神倫理層麵，二是社會製度層麵。這兩個層麵的建構是當代中國所必須解決的問題。

如果我們審視當代資本主義的發展，就會發現資本主義出現在西方尤其是西歐絕非偶然。在某種意義上講，資本主義隻不過是西方基督教世界的世俗化。資本主義自由、平等、博愛等精神都來源於基督教。但有的思想家，如赫斯做了相反的解釋。他認為作為資本主義世界的小商人社會隻不過是基督教功利主義或利己主義思想的世俗化。但無論如何，資本主義和基督教之間存在著本質性的內在關聯。當馬克斯·韋伯指出新教倫理與現代資本主義精神的內在聯係時，他確實頗有識見地提示了歐洲資本主義得以形成和發展的這一重要的精神-文化支撐——新教倫理。韋伯指出：“教派成員身份意味著一種關於個體的道德資格，尤其是其商業道德的憑證。”①也就是說，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市場經濟的合法性主體應當是“教派成員”,否則就不具備道德的可信度。韋伯比較了傳統意義上行會成員和教會成員。某個行會成員獲得資本主義意義上的成功將會削弱行會的精神。而如果某個教派成員合法地獲得了資本主義意義上的成功，那麽,這種成功所證實的是他的價值以及他的恩寵狀態，而且這會提升該教派的聲望和增加宣傳的機會。因此，新教倫理和資本主義精神是一種內在的共契。“行會當然不可能產生出現代中產階級的資本主義精神氣質。隻有禁欲教派的那種有條理的生活方式，才能夠對現代資本主義的精神氣質所具有的那種經濟的‘個人主義的’推動力進行合法化，並賦予它一種榮光。”②

在西方資本主義社會，其精神和文化的條件是作為救贖宗教的基督教。中國雖然借鑒了西方的市場經濟體製，但我們不可能引進其背後的精神和文化支撐——新教倫理。在完全沒有救贖宗教傳統的中國，若無相應的並且有足夠平衡力量的精神-文化建製，則這種唯利是圖的市場經濟足以毀滅性地瓦解整個社會生活。它自發地產生的意識形態隻能是利己主義，利己主義的無限製發展，即為所欲為的個人主義和拜金主義，一種欲望滿足的形而上學。在馬克斯·韋伯的視域中，新教倫理的核心是一種禁欲教派的倫理，它正是對資本這種欲望形而上學的約束和抵製。在此基礎上，西方發展出了完善的法律製度，來製約和規範市場經濟的運行。因此，如果沒有對羅馬世界的宗教和法律傳統進行現代改造和利用，西方資本主義社會早就自行瓦解了。其實，早在亞當·斯密那裏已經為西方市場經濟的運行指明了方向。亞當·斯密向我們表明，市場經濟運行的條件是：以同情為基礎的公正旁觀者作為內心的監督；以公正為核心原則的法律製度作為社會運行的基本框架；完全平等條件下的自由競爭。這三條正是《道德情操論《亞當·斯密關於法律、警察、出入及軍備的演講》和《國富論》三本著作各自的主題。這就是斯密留給現代資本主義最為寶貴的遺產。可見，西方的市場經濟是在內心道德監督和外在法律規範製約下的自由市場經濟。而在這三者之中市場經濟的基督教道德主體是最為基礎性的。

而在中國，市場經濟的道德主體的建立是一個重要問題。五四時期的新文化運動矛頭直指傳統儒家的倫理道德規範。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實行了市場經濟體製，但也僅限於借鑒西方的市場經濟體製，其背後的精神文化支撐——新教倫理是不能引進的。而傳統的儒家倫理已經被摧毀，社會“正在成為一種能夠被明顯感覺到的普遍而深刻的精神缺失。這種缺失意味著：以往的或既與的精神樣式已不再具有普遍的約束力了；雖說某些部分或片斷依然在起作用，但缺少一種已然成熟的定型的完備的精神形態，一種足以掌握並協調日益巨大的物質力量並使之獲得自由表現的精神形態”①。正是這種困境將當代中國精神建設的任務提到了思想麵前。

因此，對於當代中國來講，最重要的問題之一就是建立一種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相匹配的精神-文化建製，其中最核心的就是適應新時代發展的倫理道德規範。因此，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提出正逢其時，它絕非一個空洞的意識形態口號，而是捕捉到了當代中國急需解決的時代任務。作為精神-文化建製的核心價值觀必須是一種成熟的、定型的、完備的精神形態，一種足以掌握並協調日益巨大的物質力量並使之獲得自由表現的精神形態。這是我們民族精神和時代精神相統一的客觀精神，是中華民族在現時代的安身立命之本。

作為客觀精神的精神-文化建製絕非一種主觀任意性的構造，它是民族精神和時代精神的統一，具有這兩方麵的內容。黑格爾曾經立足於客觀精神的概念，批判了形式的知性、形式的意誌和自由、外部的反思、無內容的推理和空洞的抽象。一句話，批判了主觀思想的各種表現形式。在《曆史哲學》中，黑格爾探討了精神-文化建製的原則。黑格爾指出：“在國家內表現它自己，而且使自己被認識的普遍的原則——包括國家一切的那個形式，——就是構成一國文化的那個一般原則。但是取得普遍性的形式，並且存在於那個叫做國家的具體現實裏的——那個確定的內容就是‘民族精神’本身。”②在黑格爾看來，現實的國家在它的一切特殊事物中，都被這個“民族精神”所鼓舞。“關於這個精神，必須有一種明白的自覺，而這種知識的中心便是宗教。藝術和科學僅僅是這同一內容的不同的方麵和形式。”①黑格爾所談論的“宗教”是一種最為廣義的宗教。“一個民族對於它認為是‘真’的東西所下的定義，便是‘宗教’。”②在黑格爾的語境中，“宗教”所集中體現的就是作為民族精神的客觀精神。但是，在當代中國，我們正麵臨著有可能丟棄我們的民族傳統、失去我們的民族自我、喪失我們的民族精神的危險。“我們發展了現代化的高科技，建起了現代化的高樓廣廈，享受到了高消費的現代化物質生活，卻丟掉了我們固有的文明傳統，失去了我們中華民族的自我特質，到頭來中國不再像中國，中國人也不再像中國人，隻剩下一個個體區界的我性。在這點上，一個民族和一個人也同樣，如果失去了自我，失去了自我的特質，那也就是失去了我們民族特有的存在價值和意義。”③民族精神是我們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核心內容，也是中華民族民族自我與民族個性的標誌。

社會主義精神-文化建製的另一個主要內容是時代精神。所謂“時代精神”,就是標誌社會不同發展階段的、具有特定曆史內涵的“生活世界”的意義。“時代精神”是時代的理論表征，蘊含著時代問題，體現著時代的呼聲。對於我們時代而言，最重要的問題是馴服資本的問題。因此，這種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相匹配的精神-文化形態的建製必須圍繞“馴服資本”來展開。換句話說，精神家園的建構必須對抗資本的邏輯，而不是抽象地強調以什麽文化傳統為主來進行建構。當代中國的精神重建隻能由此種可能性來獲得基本定向。“離開理論自身生長的具體時空條件，抽象掉曆史現實的內容，背離思想的當下使命和對當下社會發展走向的預見，再偉大的思想也會失去其應有的魅力，再天才的理論都將蛻變為空泛的教條。”①因此，精神文化的建構必須聚焦於當代中國的問題。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傳統儒學現代化、西方哲學本土化，都必須以解決中國問題為理論旨歸。隻有麵對中國自己的問題，才能建構屬於中華民族自己的哲學理論。這種精神-文化的建製必須是超越資本邏輯控製的一種新文明形態：其一，這種文明類型不是以資本為原則的，不是以資本的邏輯為本質根據的，換言之，它不是資本主義文明，而是具有特定性質與內容的社會主義文明；其二，由於它積極地揚棄現代資本主義文明，它擺脫了資本邏輯對生活世界的控製，是一種以“馴服資本”為前提的文明的新形態。

作為精神-文化建製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民族精神和時代精神的統一，它以馴服資本為其建構前提，在此種意義上，它是一種客觀精神，是一種屬於文明新形態的文化建製，一種“超越資本”的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