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把“現代資產階級社會”比喻為“魔術師”,而把“資本”比喻成“魔鬼”。他指出，“資產階級的生產關係和交換關係，資產階級的所有製關係，這個曾經仿佛用法術創造了如此龐大的生產資料和交換手段的現代資產階級社會，現在像一個魔法師一樣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術呼喚出來的魔鬼了”①。如果我們仔細分析馬克思這段論述的話，就會發現馬克思的這一隱喻實際上包含著正負兩層含義：一方麵，現代資產階級社會這個“魔術師”用法術創造了如此龐大的生產資料和交換手段，召喚出了無數的生產力；另一方麵，這個“魔術師”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術呼喚出來的“魔鬼”,即資本了。

吉登斯也曾明確地把馴服資本為標誌的現代社會稱為“駕馭猛獸”。吉登斯追問道：“我們，作為整體的人類，究竟在什麽程度上能夠駕馭那頭猛獸?或者至少，能夠引導它，從而降低現代性的危險並增大它所能給予我們的機會?現在我們怎麽會生活在一個如此失去了控製的世界上，它幾乎與啟蒙思想家們的期望南轅北轍?”①無論是馬克思的駕馭或支配“魔鬼”,還是吉登斯的“駕馭猛獸”,都向我們表明：“馴服資本”的問題已經成為現代社會所麵臨的最尖銳的生死攸關的問題。

站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上，資本主義是沒有辦法或無力馴服資本這一“魔鬼”的，馴服資本隻有在社會主義製度的前提下才能完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重要任務就是“馴服資本”,這是解決中國問題的關鍵所在。現代性的文明是資本的文明，因此，“馴服資本”的道路就是一條超越“資本的文明”的道路。能否超越“資本的文明”,開啟人類文明新形態，關鍵就在於能否駕馭資本的邏輯。毫無疑問，作為經濟發展的內在驅動力，資本仍是現代社會最有效的資源配置方式，中國作為社會主義國家在借鑒了資本主義大工業體係之後，也要利用資本作為擴大再生產的社會手段。“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之間不存在根本矛盾。問題是用什麽方法才能更有力地發展社會生產力。”②這是改革開放初期中國急需解決的問題。

鄧小平破除了資本的流俗觀念，他指出：“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於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①鄧小平的這段話涉及三個問題。

第一，資本和資本主義的問題。鄧小平不再把資本看作資本主義所獨有的、決定社會性質的東西。這樣，資本就被從資本主義當中剝離出來，社會主義國家也可以引入資本，搞市場經濟。這樣，我們就可以充分地發揮資本增殖邏輯的正麵作用，為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注入活力。總之，要資本不要資本主義，但是如何做到這就成為一個問題。第二，計劃和市場的關係問題。迄今為止，人類組織擴大再生產的社會關係力量隻有兩種：一是作為政府力量的權力，用它來配置社會資源進行擴大再生產，即計劃經濟；二是作為市場力量的資本，用它來配置社會資源擴大再生產，即市場經濟。政府的經濟權力與資本二者都是支配生產要素來進行生產活動的社會關係力量。那麽就需要探究計劃和市場二者之間的關係。第三，資本和社會主義的問題。我們建設社會主義引入市場經濟，引入資本的力量，如何為己所用，而不致為其所困?換言之，也就是社會主義如何馴服資本的問題，將資本作為利用、引導和駕馭的對象。三個問題歸根結底是一個問題，就是社會主義如何馴服資本的問題。更明確地說，是社會主義如何發揮資本的正麵作用，而避免它的負麵作用的問題。

為了更清楚地分析這一駕馭資本的現實途徑，在此引入“三種邏輯”的分析框架。我們可以把人的現實世界分成三個維度：生活世界、政治世界(國家)和經濟世界(市場)。王南濕認為，雖然生活世界、國家和市場這三個實踐場域之間密切相關，但它們各有其內在的規定性或內在的邏輯。生活世界的主體是全體社會成員，其自發的指向是維持全體社會成員好的生活或正常的生活，故其內在邏輯可被稱為生活邏輯或生存邏輯；政治活動場域的主體是國家權力，其目標是將社會生活維持在一定的秩序範圍內，故其內在邏輯可稱之為秩序邏輯；市場或經濟活動的主體是資本，其自發的目標是獲取最大化的利益，其內在邏輯可稱之為資本邏輯。這樣，三個實踐場域之間的博弈，也就是生存邏輯、秩序邏輯和資本邏輯之間的博弈。上述這一框架為我們分析社會主義與資本力量提供了很好的理論坐標。

資本邏輯與生存邏輯經常處於一種對立狀態。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曾經引用亞當·斯密的話來說明這種衝突，“對資本家來說，資本的最有利的使用，就是在同樣可靠的條件下給他帶來最大利潤的使用。這種使用對社會來說並不總是最有利的”。由於利潤最大化構成了資本邏輯的指揮棒，因此，“最重要的勞動操作是按照投資者的規劃和盤算來調節和指揮的。而投資者所有這些規劃和操作的目的就是利潤”。所以，這就導致了“經營某一特殊商業部門或工業部門的人的特殊利益，在某一方麵總是和公眾利益不同，甚至常常同它相敵對”①。由於資本邏輯和生存邏輯處於一種天然的對立狀態，那麽,國家權力在兩者之間需采取何種立場?

第一種情況，資本邏輯支配國家政權，最終必將損害社會成員的生存邏輯，而使財富迅速地向少數人集中，這違背了社會主義國家的宗旨，也違背了改革開放共同富裕的目標，其結果必將是政府被資本的邏輯所綁架；第二種情況，國家政權支配資本邏輯，國家政權以生存邏輯為導向，這樣能夠更好地保障民生，更好地引導和駕馭資本。除行政權力之外，國有資本應該在駕馭和引導社會資本方麵發揮積極的作用，國有資本不應該以資本邏輯及利潤最大化為導向，而應該保障生存邏輯，引導全社會的資本服務於民生。

因此，當代中國的問題，一言以蔽之，就是“社會主義對資本力量”的問題。隻有當社會主義力量足夠強大，能夠引導、利用、駕馭、製約私人資本力量，才有可能維護和發展社會主義製度，才能建立起真正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鄧小平指出：“隻要我們頭腦清醒，就不怕。我們有優勢，有國營大中型企業，有鄉鎮企業，更重要的是政權在我們手裏。”①如果說鄧小平“關於計劃和市場”的論述為我們破除了關於“資本”的教條觀念的話，那麽,上述這段話則為我們指出了駕馭資本的道路。國家政權通過行政權力和國有資本調控和引導資本。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致力於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標誌著社會主義結束了對資本力量的恐懼與敵對的態度，而代之以充滿自信的主人翁態度，資本隻是我們利用的手段，而不是我們信奉的主義，可以把資本力量納入社會主義軌道，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

國家政權通過行政權力和國有資本去調控和引導資本，這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宏觀調控。黨的十七大報告指出，要深化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規律的認識，從製度上更好地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形成有利於科學發展的宏觀調控體係。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特色就在於通過國有資產資本化為“國有資本”,引導、吸收和控製全社會的資本來實現社會的公平和正義，來保障民生，實現共同富裕。因此，從三種邏輯的視角看待社會主義力量對資本的駕馭，就是通過秩序邏輯與生存邏輯相結合，去引導資本的邏輯。而所有問題的關鍵在於政權的性質，政權的性質取決於執政黨即中國共產黨的本性，這就要求無論是黨和國家，還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都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人類解放的理論旨趣和價值訴求。

人類不隻在過渡，而是在轉型；我們要麵對的不僅是一個新社會，而是嶄新文明的再創造。要想真正超越資本邏輯、拯救現代性，開啟人類文明新形態，不僅要靠認知主體的反思，更要靠生產主體的實踐。隻有在“聯合起來的個人共同占有生產資料”的生產實踐中，尋求駕馭資本邏輯的方法，方能改變資本主義生產關係，使現代性由一種盲目的奴役人的力量轉變為人類自覺控製的並為人類服務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