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觀20世紀哲學的風雲變幻，從關注於“認識如何可能”到“語言表達的如何可能”這一哲學基礎的根本變化，哲學進入了一個不同於以往形態的“分析時代”，這使得整個20世紀西方哲學的發展深深地銘刻著“語言”的烙印。從胡塞爾（E.Husserl）為拯救歐洲科學的危機而創建的以探索存在和意識現象為主要內容的現象學，到伽達默爾（H.Gadamer）用現象學方法尋求語言理解的詮釋學（hermeneutics），從以科學為模式重建哲學基礎的邏輯經驗主義，到試圖通過分析語言結構來揭示人類文化結構的結構主義，盡管這些哲學流派的出發點和理論基礎各不相同，有的甚至處於對立狀態，但它們都表現出對語言的強烈興趣，將語言作為一種分析手段運用於各自哲學理論的構造當中。即便是興起於20世紀後半葉的後現代主義思潮，也通過對語言和文化的研究，取代了傳統的邏輯的、思辨的研究，在更為廣泛的意義上使分析哲學的發展呈現出多元化的格局。“所有這些不僅沒有使哲學走入上世紀末哲學家所擔憂的窮途末路，相反，西方哲學在這個世紀的蓬勃生長，恰恰向世人表明了這樣一個樸素的道理：隨著曆史而消亡的隻能是某個具體的哲學理論或理念，而隻要人類存在一天，哲學就不會真正走向消亡，因為人類就是需要哲學來填補的理性動物。”更為重要的是，“在這些哲學家看來，唯有真正的語言研究而不是那種希冀通過語言尋求某種心靈結構的研究，才無須任何被可能接受或提出的基礎”[1]。
概括起來講，這樣一種哲學範式的轉變具有非常顯著的時代特征和哲學意義。而定向於語言分析方法的研究，則為理解和把握科學哲學和語言哲學這一演變的曆史進程、趨勢定位和理性重建的模型及其各種特征提供了最清晰的脈絡。其基本特征就是哲學的語言學化和語言的哲學化。一方麵，哲學的後形而上學發展要求在語言中尋求它的具體應用層麵，引入語言分析手段以豐富自身的方法論特征；另一方麵，語言在擺脫了單純的工具媒介特質後趨向於抽象和理性，試圖在哲學基礎上奠立自身的實在或本體地位。這一過程可分為三個階段：一是“語言學轉向”（linguistic turn），發生於20世紀前半期，維特根斯坦（L.Wittgenstein）、卡爾納普（R.Carnap）等哲學家使用語言語形分析手段解決哲學問題，形成語義哲學；二是“語用學轉向”（pragmatic turn），發生於20世紀70年代，奧斯汀（J.Austin）、塞爾（J.Searle）等哲學家借用語用學的成果來構築哲學對話的新平台，形成語用哲學；三是“認知轉向”（cognitive turn），發生於20世紀末期，植根於語用學對講話者意向性、心理的關注來解決科學認知問題，形成認知哲學。[2]語言分析，特別是語用學的認識論和方法論以及“語用學轉向”以來形成的語用思維，成為哲學研究的新的出發點和生長點，它既總結了“語言學轉向”的合理成就和經驗教訓，又為“認知轉向”提供了基礎和可能。
此外，語言哲學和語言分析方法富有生命力的發展還表現在20世紀哲學理性的一係列“轉向”上，這就是以“語言學轉向”（linguistic turn）、“解釋學轉向”（interpretive turn）和“修辭學轉向”（rhetorical turn）為背景，對科學實在論和科學哲學的生成和發展進行了新的理解和構建，“三大轉向”為理解和把握科學實在論和科學哲學演變的曆史進程、趨勢定位和理性重建的模型及其各種特征提供了最清晰、最本質的脈絡。具體而言，語言學轉向“是以邏輯實證主義為核心的分析哲學的廣泛運動，試圖通過對語言形式的句法結構和語義結構的邏輯分析，去把握隱含在語詞背後的經驗意義，從而推崇科學主義的極端觀念和形式理性的絕對權威。語言學轉向，作為一種運動對20世紀科學哲學的長期影響及其最終的衰落，播下了科學實在論全麵複興的星火”[3]。解釋學轉向的宗旨“就是要把人類的行為、科學、文化或整個曆史時期作為本文來閱讀，強調作為對話的個體和共同體之間的協調和互補，從而在一切本文的社會性意義上超越語言學轉向的狹隘性和片麵性。解釋學轉向作為一種運動，它的深入發展，在更廣闊的時間序列和社會空間上影響了科學實在論的進步”。修辭學轉向的目的“是要把科學修辭作為一種確定的科學研究方法，充分地揭示科學論述的修辭學特征，從而在科學論述的境遇、選擇、分析、操作、發明和講演中，給出戰略性的心理定位和更廣闊的語言創造的可能空間。這一轉向作為一種運動的興起，促使科學實在論者們更進一步排除存在於理性與非理性、語言的形式結構和心理的意向結構、邏輯的證明力與論述的說服力、靜態的規範標準與動態的交流評價之間的僵化界限，進一步消解單純本體論立場的獨斷性，強調心理重建和語言重建的統一”[4]。盡管在其理論特征和動因上，這些“轉向”具有十分不同的意義，但它們無一不是以“語言”為基本定位和出發點，試圖通過語言的研究來尋求科學哲學甚至整個哲學的發展趨勢和演變特征。
通過對“三大轉向”基本理論和特征的分析，以及在求解具體的科學實在論和科學哲學難題上的應用，接下來的問題就是，如何將凸顯於20世紀哲學演變中的各種語言分析手段和方法統一起來，或者說，如何集20世紀哲學發展中的“語言學轉向”“解釋學轉向”和“修辭學轉向”的合理成就，創立一個係統的、完備的語言分析方法的理論體係？在此方麵，“語境”（context）的方法論立場逐漸凸顯出來，以語境作為研究的視角審視20世紀哲學發展中語言分析的方法論特征，目的就是要將語境構建為哲學或科學哲學理論未來發展的基點和生長點。因為，“當我們麵向21世紀的發展去回顧20世紀語言哲學、分析哲學和科學哲學的曆程時就會感到，它們在本世紀哲學運動的語言學轉向、解釋學轉向及修辭學轉向的過程中，提出、解決和涉及的一係列理論難題，都在一定意義上與語境問題本質地相關。因此，我們提出語境實在論的概念，試圖從語形、語義與語用的統一上去闡釋重構語境概念的必然性、語境的本體論性和動態的結構規定性，說明語境的實在論的本質意義”。這就是說，“從語言轉向、修辭轉向和解釋轉向的本質一致性上，從語形、語義和語用的結合上，去探討麵向21世紀的哲學研究，將是一個重要的發展趨勢。但問題在於，以什麽樣的形式、什麽樣的方法、什麽樣的基底或核心去統一它們，去推進這一趨勢呢？這正是我們要研究的問題，但有一點我們認為是明確的，那就是把語境（context）作為語形、語義和語用結合的基礎，從而在語境的基底上去透視、擴張和構建整個語言哲學的大廈，將是一個不容否認的趨向”[5]。 因為理論實體的意義是在特定的語境中實現的，不同的本體論態度是與不同的語境觀相關聯的，“人們在不同的語境中確立自身對象的本體論性，語境不同，定義實體的意義就不同；反之，實體的意義不同，其本體論性就可能不同。語境在自然而又生動的人類語言活動中有著不可磨滅的本體論性”[6]。這意味著，將語境本體論化，其目的就是要克服邏輯語形和邏輯語義分析的片麵性，從而合理地處理語言使用當中所涉及的心理意向、命題態度、心理表征等非邏輯的或語用的問題，進而把外在的指稱和內在的意向關聯起來，擴展語言分析的界域。可以說，作為一種具有本體論性的語境實在的提出，不僅為語言的語形、語義和語用分析方法的融合提供了可能，而且為整個語言哲學和科學哲學的發展提供了一個十分經濟的基礎。
對“語境”觀念的這一認識也是我們近年來強烈地關注“科學修辭學”理論研究的直接動因之一。當我們用“語境”思想來整理20世紀科學哲學發展曆程的時候，不難發現，“邏輯實證主義側重於符號化係統的形式語境，曆史主義強調了整體解釋的社會語境，而具有後現代趨向的後曆史主義則注重了修辭語境。”從語言分析的角度講，“形式語境是必然要與語義相關的，沒有語義分析的形式語境是空洞的；而語義分析必然要涉及社會語境，否則，它是狹隘的和不可通約的。社會語境的目的不能不是促進科學的發明與創造，而這一目的的實現必然要通過修辭語境的具體化來得以完成和展開，所以沒有修辭語境的現實化，社會語境是盲目的。修辭語境在很大程度上是語用分析的情景化、具體化和現實化，它是以特定的語形語境的背景和社會語境的背景為基礎的，否則，它就不可能真正地生成。所以，沒有形式語境就沒有科學的表征，沒有社會語境就沒有科學的評價，而沒有修辭語境就沒有科學的發明。所以，對於科學修辭學的研究，不能是孤立的，它必然是語形、語義和語用的統一，是形式語境、社會語境與修辭語境的結合”[7]。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科學修辭學的研究在科學哲學中獲得了自身特殊的價值，因為從修辭學的角度上可以映射出整個科學哲學研究的核心本質、特征和意義，把複雜的科學哲學的宏觀問題微觀化，使科學哲學的論題更集中、更突出和更鮮明，進而削弱單純本體論立場的片麵決定性和獨斷性，從科學發明的創造性實踐的界麵去展示科學認識論的價值，從而進一步推進科學主義和人文主義之間的融合和滲透。[8]
這也正如當代美國著名哲學家羅蒂（R.Rorty）所說，修辭學轉向是人類理智運動的第三次轉向，構成了社會科學與科學哲學重新建構探索的最新運動。但問題是，隨著從語境角度對科學修辭學研究的深入，人們越來越清晰地認識到，“語言語用學可能是解決修辭學難題的最有前途的方式”[9]。 因為在任何一個科學的語境中，語言學語境強調的是語形和語義，詮釋學語境突出的是敘述和解讀，而修辭學語境側重的是勸導和發明，這就需要在具體的語言使用的語境中，通過對話和交流，超越科學家的語詞的文字意義去理解信念意義，超越科學文本的意義去把握語用的推論，所以，修辭學和語用學具有共同的理論基礎和實踐特征，修辭學的認識論重建需要語用學發展的支持，並且隻有通過語用分析方法的擴張，才能使修辭學的理論完備起來，並在科學的實踐中獲得自身目標的實現。用語言語用學來解決修辭學難題，成為最有前途的方式和科學修辭學研究的最新趨勢。
這樣，從最初“三大轉向”的理論建構到科學實在論和科學哲學問題的具體實踐，從語境實在論的提出到語形、語義和語用分析方法的融合，從科學修辭學的認識論重建到科學語用學的元理論構築，在研究方法、內容和視角等方麵都試圖具有新穎性和開拓性的“語言分析方法與當代科學哲學”研究的理論體係便戰略性地形成了。而基於此種研究思路，這些年來，筆者已經完成了一係列學術工作，其中包括：在導師郭貴春先生指導下，寫作完成《哲學對話的新平台：科學語用學的元理論研究》博士論文（獲2004年全國優秀博士學位論文獎）並作為專著正式出版[10]；在國內核心期刊發表了35篇學術論文，尤其是在《中國社會科學》雜誌發表了兩篇相關論文，分別為《論語用學轉向及其意義》（2003年第3期）和《經驗知識、心靈圖景與自然主義》（2013年第5期）；在《哲學研究》發表了四篇相關論文，分別為《論指稱理論的後現代演變》（1998年第4期），《從語義學到語用學的轉變——論後分析哲學視野中的“語用學轉向”》（2002年第7期），《語境主義世界觀的特征》（2006年第5期），《重審心靈與世界——論麥克道爾解讀塞拉斯的哲學思路及其意義》（2011年第1期）；此外，筆者在該方向主持完成國家社科基金1項，其他各類項目8項。
這些研究工作及成果的發表，目的就是想把我們在科學哲學和語言哲學方麵的研究提高和推進到一個全新的階段和層次上，能夠尋求與國外相關領域專家進行有效交流的基點，同時也為在語言哲學和科學哲學方麵的進一步研究奠定一些先在的理論背景和堅實的知識基礎。本書“語言分析方法與當代科學哲學”既是我們的科學哲學思想和語境論觀念在語言哲學領域內的反映，更是整個思想體係構建的必然走向和結果。正是在這個基礎上，本書以“語言分析方法”為主題，以語言分析方法的理論建構和實踐應用為目標，以語言分析方法為視角，對哲學實踐和科學難題進行重新求解，對科學哲學發展和演變的方向進行把握，才具有了在語言哲學和科學哲學研究中的意義。此外，也應該看到，正是對語言問題的共同關注，使得長期以來一直處於對立或對抗情緒的大陸哲學和英美哲學、人文主義和科學主義、詮釋學與分析哲學在語言學理論的基礎上走向溝通與融合，語言分析方法為它們的對話和交流提供了基本的平台。可以毫不誇張地說，語言哲學是20世紀人文主義和科學主義融合的橋梁，而語言分析方法則構成了人文主義和科學主義融合的當代形式。所以，上麵所述既是本書的寫作主旨和基本定位，也是寫作本書過程中所走過的思想曆程。
綜上所述，本書正是立足於20世紀語言哲學的發展趨勢，揭示出語言分析方法的語形、語義和語用維度，並分別提煉為邏輯—語形分析、本體論—語義分析、認識論—語用分析，試圖提出一個哲學對話和溝通新平台，來重新審視和求解科學哲學的難題。這對於理解和把握哲學的發展路徑，促進哲學、邏輯和語言學研究的統一，解決大陸哲學和英美哲學、科學主義和人文主義的融合難題，以及探究哲學方法論的演變和哲學思維的演進，並深度介入認知科學和人工智能的相關哲學爭論，都具有一定的基礎意義和理論價值。
基於這樣的思路，對本書所具體涉及的內容有必要做如下說明：
緒論部分是全書寫作的基本思路、主旨和提綱，澄清了一些基本概念和觀點，提供了一些正文中沒有涉及的背景知識、研究和寫作思路等，立足於20世紀語言哲學和科學哲學的發展，係統地闡明了本書選題的目的及其價值、意義。作為全書內容的簡介，這一部分為我們勾勒出了此項研究的整體框架。
第一章：語言學轉向與科學哲學的發展。從某種意義上講，20世紀是一個“語言學對哲學進行改造”的世紀，語言學的烙印普遍存在於哲學的各個領域當中。語言本身所獨具的“媒介”和“實在”的雙麵特征，使語言分析方法能夠在對象世界和心理意識之間建構起直接的橋梁，既消除了“形而上學”的空洞思辨和煩瑣論證的哲學病，又為哲學走向語言、知識和科學形成的人類生活實踐語境提供了新的發展空間和可能。對此，尤爾根·哈貝馬斯（J.Habermas）深有感觸地講道：“使我們從自然中脫離出來的東西就是我們按其本質能夠認識的唯一事實：語言。隨著語言結構[的形成]，我們進入了獨立判斷。隨著第一個語句[的形成]，一種普遍的和非強製的共識的意向明確地說了出來。獨立判斷是我們在哲學傳統的意義上能掌握的唯一理念。”[11]
因此，在本書中，我們首先對“語言學轉向”的動因、特征和意義做具體分析。語言分析方法作為哲學語言學轉向的產物，它是語言哲學自身凝練出的方法論體係。而從語言哲學的層麵來看，“語言學轉向”既是一場在新的基點上探索哲學存在新方式的革命，也由於形式理性的極端迷信和科學主義的神話而日益成為阻礙科學進步的因素，使得“語言學轉向”及其產生的一係列結果受到了來自各個方麵的強烈挑戰，但這也客觀上為哲學的語用學轉向和語言分析方法的演進提供了契機。這種契機也成為托馬斯·庫恩（T.Kuhn）後期思想轉變的哲學根源，庫恩後期思想體現出明顯的語言學轉向特征，他試圖通過語言學化的途徑來回應早期思想中諸多無法解決的困難和問題，這一點是庫恩後期整個思想的實質所在，因而，“語言學轉向”成為標示庫恩後期思想的重要理論特征，這一點對於理解“語言學轉向”如何影響科學哲學的發展，具有重要的認識論和方法論意義。
此外，在本章的最後一節，我們從語言學轉向和科學研究的實際出發，明確指出，在所有科學領域（不僅包括傳統認識上的自然科學，而且涵蓋了社會科學和思維科學領域），科學研究都涉及語言的表述、解釋、修辭等語言使用的問題，尤其是在科學學者化和專門化的今天，對科學文本的理解日益突出起來，有時候甚至比科學研究本身對於社會的作用和大眾的影響更為重要，所以，特別有必要從元理論的層麵上，對科學共同體所使用的科學語言（scientific language）以及由此形成的陳述、命題和話語給予特別的關注。事實上，科學語言在科學研究中具有特權地位，語言和意義是物質世界進行任何觀察的前提條件，這種優先地位使得一種語言的分析在任何科學假設中都是必要的。很難想象，如果沒有考慮到科學語言的使用、規則和語境，我們如何能夠明確地表述那些支配物質、宇宙、社會和時空的種種法則？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語言學轉向以及語言分析方法的產生，不僅是哲學發展和思維演進的必然，而且對於科學研究的意義也是十分明顯的。
第二章：語言分析方法與語用學轉向。無論是語言哲學和分析哲學內在的發展趨向，還是語言學和符號學理論更迭所帶來的外在驅動力，都使得語言分析方法向著語用學的方向邁進。實際上，現代符號學的發展為語用學轉向和語用分析方法的發展提供了必要的支撐，因其涉及的是符號過程的結構和功能等問題，所以，隨著符號的意義表達和傳輸對整個符號運行過程中語境的依賴，傳統的探討符號問題的各種方法，包括邏輯的、結構主義的和現象學的方法不再能滿足符號學發展的要求，使符號學中的語用維度逐漸地凸顯出來。在這一方向上，美國哲學家莫裏斯（C.Morris）和卡爾納普在各自符號科學的構建中認識到並突出了語用學的作用。而德國哲學家阿佩爾（Karl-Otto Apel）則在另一種意義上使用符號學，通過把符號學與先驗哲學結合起來，建構了一種以語言的先天性代替意識的先天性的先驗語用學（transcendental pragmatics）。[12]在這樣背景下展開的語用學轉向既有其內在的本質合理性，更是語言分析和符號學發展的必然。
此外，探討語用學及語用思維在語言分析方法中的地位，需要交代特定的語言學背景。這也是本書的基本內容之一。當然，本書在該方麵采取的是哲學的寫作方式，即關注於語用學理論發展的意義而不是具體的語言學技術和經驗的分析。為了澄清語用學的基本含義，有必要從曆史的角度追溯語用學的產生和發展過程。應當說，亞裏士多德從正反兩方麵有效地促進了語用思維在西方哲學中的發展，這之後，延伸出探討語用學基本含義的四個不同方向，即大陸哲學的、符號學的、形式化的和英美語言學的方向，它們交錯地出現於哲學研究的主要傳統國家中，包括德國、英國、法國和美國等。但是，尋找語用思維的出現比較容易，而給語用學下一個明確的、令人滿意的定義就比較困難了，這實際上涉及語用學的對象性問題，這裏我們采取了當代美國著名語言學家列文森（S.Levinson）的觀點。他在其著名的語用學教科書《語用學》中，從語言使用的規則性、功能，語言使用和語言能力的區別，語用的語境性，與語義學的關係，語言的理解，語言使用者的能力，語用的外延性等不同的角度列舉了曆史上出現的八種“語用學”的界定方式，為我們做了比較係統、全麵的總結和評述。[13]此外，他還從外延性的角度，對“語用學”研究所涉及的基本域麵做了具體分析，認為語用學至少包括對指示詞（deixis）、會話含義（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預設（presupposition）、言語行為（speech act）和會話結構（conversational structure）的研究。[14]在此，我們采用列文森主張的“語用學”的界定和研究範圍的觀點是因為他的《語用學》既總結了前人的成就，又為後來者的研究提供了標準的範本。國內語言學界對語用學的研究大多依照列文森的模式，比如索振羽的《語用學教程》（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薑望琪的《語用學：理論及其應用》（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等。此外，從語言學角度專門研究語用學基本理論的國外著作還有：蓋茨達（G.Gazdar）的《語用學：含義，預設和邏輯形式》[15]、利奇（G.Leech）的《語用學原則》[16]、梅伊（J.Mey）的《語用學概論》[17]、餘爾（G.Yule）的《語用學》[18]等；國內的著作有：何自然的《語用學概論》[19]和何兆熊的《語用學概要》[20]等。
事實上，由於莫裏斯符號學的語形學（syntactics）、語義學（semantics）和語用學（pragmatics）的三元劃分，使得所謂的“語用學”實際上隻有在與語形學和語義學的比較和對應當中才能體現出本質意義，所以，有必要區別三者的界麵問題。我們總結了語言哲學史上從形式的、內在論的和哲學的角度對語用學和語義學進行劃界的理論，探討了“關聯理論”的新模式，並對兩者劃界的意義做了分析。但是對“語用學”和“語形學”的界麵問題，本書沒有做詳細的說明，而隻是散見於各章節中，隻能留待以後專門進行完整的研究。不過，這裏可以提供美國邏輯學家蒙塔古（R.Montague）的思路，在《語用學和內涵邏輯》一文中，蒙塔古批評莫裏斯的劃分過於模糊，認為“語用學是個在開始時要效法語義學或它的現代形式——模型論，這種理論最早探討真理性和滿足性（在一個模型中或一種解釋下）的概念”。因此，他主張可以把語用學的語言處理為由邏輯常項、個體變項、個體常項和算子等符號化的表達式，使“語用學包含在擴展語用學之中，擴展語用學又包含在內涵邏輯之中”。從而，“語用學可以看作內涵邏輯的部分的一階化歸”[21]。可以看出，蒙塔古在此實際上是試圖用語形學的方式來處理語用學，把語用學形式化。這一處理方式有一定的啟迪意義，盡管我們並不認為蒙塔古的願望能夠實現。
總體上看，本章的目的之一就是要通過對語言分析從語義到語用的轉變及其實質的考察，來揭示語言分析方法之“語用學轉向”的本質特征和方法論意義。因為，“科學邏輯為科學語用學所取代已成為不可逆轉的趨勢”[22]；德國著名哲學家阿佩爾就把自己的先驗語用學的主題定位為“語用學轉向”[23]；B.內利基（B.Nerlich）和D.克拉克（D.Clarke）編寫的《語言、行為和語境：語用學在歐洲和美國早期的曆史，1780—1930》中明確提出20世紀語言哲學的三次轉變曆程，即語言學轉向、語用學轉向和認知轉向（cognitive turn），認為“語用學轉向導致了對行為中的言語和言語中的行為的交流和社會研究的繁增”[24]。除了這些從語言哲學自身發展的軌跡上來研究語用學轉向之外，包括阿佩爾和哈貝馬斯等在內的哲學家也意識到整個哲學發展方向的改變，自覺地使用語用思維來改造傳統哲學，比如阿佩爾就講道：“在分析哲學的發展進程中，科學哲學的興趣重點逐漸從句法學轉移到語義學，進而轉移到語用學。這已經不是什麽秘密。”[25]而哈貝馬斯更提出“規範語用學”（formal pragmatics）的思想用以重建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理性，甚至專門著文指出羅蒂在某種程度上也發生了語用學的轉向，認為羅蒂的語用學轉向是“用成功的主體間相互理解的交流模式取代了知識的表征模式”[26]。所以，此方麵研究的熱烈從另一側麵也透視出研究語用學轉向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以及所體現出的學術價值。
在此，特別應當說明的是，我們討論語用學或科學語用學，並將之視為語言分析方法的核心論題之一，進而使得語言分析方法在科學哲學發展中具有了特殊重要的意義，甚至可視為解答科學哲學各類難題的重要平台之一，是出於兩方麵的考慮，一方麵，這是維特根斯坦哲學研究模式和理念的反映。我們認為現代科學語用學的基本理論和思想很多都源於維特根斯坦，這當然除了他所提出的“語言的意義就在於使用”這一著名口號之外，更在於他對哲學本質的理解。在排除尋求建立哲學大廈的“阿基米德點”的可能性後，維特根斯坦認為哲學並不是一種理論，而是活動，是在生活世界中有規則的語言遊戲，因此是參與者（包括講話者和聽者）間的對話和交流，而不是單純的主客體模式，這事實上恢複了蘇格拉底式哲學沉思的傳統，即在對話中明晰思想、澄清觀念，所以，整個哲學史就是在不斷尋求這種對話平台或基礎的曆史。隨著舊平台的倒塌，新平台的建立，所有的思想觀念，包括語言的、科學的、邏輯的和價值的觀念都會隨之重新構築自己的基礎，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說，科學語用學構成了“當代思維的基本平台”[27]，它為哲學的對話和辯論提供了很好的場所，各種流派、思潮均可在這一界麵上進行有效的交流，而不必顧及各自的邊界。因此，提出“科學語用學”這一思維平台，“我們無意於解決基礎問題，而隻是想強化這樣一種觀念，即語用學不是一種學說，也不是一種觀點和立場，而是不同立場與觀點彼此展開論辯，尋求相互說服的場所。語用學所提供的原理與規範無非是使論辯各方能在非強製、無扭曲的情景下達成共識”[28]。另一方麵，我們關於“科學語用學”的研究是從基本層次上進行的，就是說，所涉及的是語用學的基本含義、對象、界域，語用學與語義學的界麵，語用思維的曆史淵源，語用學在現代西方哲學中的表現形態等基本問題，當然也有擴展性的研究，即運用語用分析方法對現代西方哲學中的問題進行新的求解。因為隨著哲學、語言學和認知科學等領域中“語用學轉向”（pragmatic turn）的逐步形成，提問方式改變了，求解問題的方式也隨之得到了相應的改變。但問題是，往往在尚未搞清基本問題，或不了解其基本內涵的前提下，就片麵地使用或濫用語用學的各種觀念和思維方式。
“科學語用學”（pragmatics of science）這個術語必須從兩方麵來理解，一方麵，在我們目前所查閱的國內外關於語用學的資料中，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哲學譯叢》編輯部編寫的《英漢哲學術語詞典》中明確地有此詞條的中英文對譯[29]，考慮到編輯該詞典的時間是在20世紀90年代初，充分說明隨著20世紀後半期語用學研究的日益顯著，語用學的思維和分析方法正在逐漸向哲學領域滲透和擴張，對這種趨向，當時的中國哲學界已經意識到並在術語的翻譯中有所反映。本書以“科學語用學”為研究對象，從一般的意義上講，“就是對科學語言的使用進行研究”，但這樣一來，必定存在的一個疑問就是：這豈不成了語言學的研究了嗎？確實，在本書中存在許多關於語言學方麵的東西，但事實上，語言哲學的研究必須是以語言為基礎的，否則，也就不稱其為語言哲學了。正如維特根斯坦所言，哲學的最終形式就是語言學，或者說，哲學的真正目的就是形成特定的語法規則，包括語義的（前期維特根斯坦）和語用的（後期維特根斯坦）。應當看到，把科學語用學界定為“科學語言的哲學研究”，我們是在比較廣泛的意義上來認識“科學”的，它是一種廣義的科學，不僅包括傳統認識上的自然科學，而且涵蓋了社會科學和思維科學領域，因為在所有這些領域，科學研究都涉及語言的表述、解釋、修辭等語言使用的問題，在科學學者化和專門化的今天，對科學文本的理解日益突出，有時候甚至比科學研究本身對於社會的作用和大眾的影響更為重要，所以，特別有必要從元理論的層麵上，對科學共同體所使用的科學語言以及由此形成的陳述、命題和話語給予特別的關注。事實上，科學語言在科學研究中具有特權地位，語言和意義是物質世界進行任何觀察的前提條件，這種優先地位使得一種語言的分析在任何科學假設中都是必要的。很難想象，如果沒有考慮到科學語言的使用，它的規則和語境，我們如何能夠明確地表述那些支配物質、宇宙、社會和時空的種種法則。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對於科學語用學的研究，不僅是哲學發展和思維演進的必然，而且對於科學研究的意義也是十分明顯的。當然，有必要區別“哲學語用學”和“語言語用學”，前者是哲學研究，後者是語言學研究，“哲學首先是語用學，然而不能說語用學首先就是哲學”[30]，這個界限不能混淆。對於哲學語用學而言，它是維特根斯坦意義上的語用學，它是一種哲學治療方法，要求返回被傳統思維抽象、還原甚至忽略掉的語言遊戲的語用維度中，關注的是在何種情景下由誰進行對話和交流的問題，所以，“哲學不應以任何方式幹涉語言的實際使用；它最終隻能是對語言的實際使用進行描述”[31]。而語言語用學則對具體的語言使用進行語用技術的分析，是一種經驗語用學。本書正是在哲學語用學的意義上使用“科學語用學”這一概念的，這是一種元語言的語用研究，通過用語用學的觀念來看待哲學，進而從哲學的層麵上來理解科學命題和陳述的表述與使用，所以，對科學語言使用的元理論研究，也正是哲學語用學的主要領域。另一方麵，使用“科學語用學”尚有更進一步的意義，就是希望為將來最終與“科學知識語用學”（pragmatics of scientific knowledge）的連接奠定基礎。“科學知識語用學”這個概念是著名的後現代主義者讓-弗朗索瓦·利奧塔（Jean-Fran?ois Lyotard）在《後現代狀況：關於知識的報告》一書中提出的，在該書中，利奧塔把他的後現代科學哲學表述為科學知識語用學，針對當代西方後工業社會中科學知識的敘事危機，試圖以語用學的方法和觀念來重新解釋當代的科學危機、社會變異和文化症狀，如此一來，就使語用學的思維與整個社會的科學、文化等各個方麵連接起來，非常符合我們對語用學研究的進一步目標。[32]
第三章：語言分析方法的語用傳統。迄今為止，語言分析和語用學的大部分基本概念和思想都是在語言哲學家的工作中發展起來的。因此，本章從曆史的角度，對語言分析方法的語用傳統在德國、英國、法國和美國的發展曆程做了具體的係統總結，試圖從中發現語用思維演變的不同哲學背景，從而發現不同的表現形態和思維特征。這些分析主要以笛卡爾（R.Descartes）的“認識論轉向”之後康德（I.Kant）和洛克（J.Locke）的思想為基點談起，一直到最近美國實用主義之後的發展，包含了幾乎所有對語用思維的發展做出貢獻，或者是在其思想中有語用思維的哲學家，當然也包括一些語言學家。應當說明的是，我們在本章中所提到哲學家和語言學家，按照通常的認識，他們的主要思想和觀點並不是關於語言分析方法和語用學的。我們以“語用思維”為問題核心將他們組織在一起，構成了一幅“語用思維”發展史圖景，彌補了傳統認識上的不足，展示了這些哲學家們許多不太引人注意的思想。
本章的具體寫作由於是一種曆史性的敘述，所以，我們更多地采用描述的方式，旨在真實地展示和再現曆史原貌，而沒有加入更多評論，因此，在這裏做進一步的引申。通過緒論的具體分析我們可以看到，語用思維在德國的發展表現出與英國、法國和美國非常不同的風格。在德國，康德把語言視為理性的外在化和異化的唯一工具，因此，對語言的關注和規範的根本目的還是為了發現理性和道德的那些先驗的和最高的原則，這一立場經費希特（J.Fichte）和洪堡（W.Humboldt）等人直到哈貝馬斯和阿佩爾都沒有改變，盡管在表現形式上有所不同，可以說是一種“純粹的語用學”；而在英美哲學傳統中，洛克所培育出來的語用思維則源於對語言的不完全性和私人性這些先天缺陷的治療，更多地是為了知識和經驗的傳達而關注於語言的規則和使用技術，包括奧斯汀（John Austin）、塞爾（J.Searle）和實用主義的行為主義語用學都是在這種意義上進行語用思考的，是一種“經驗主義語用學”。這就使得“語用思維”或“語用分析方法”在兩種傳統中表現出相當不同的功效、主題和路向。德國傳統研究語用學是為了尋求“知識基礎”（foundation of knowledge），或者說是為了尋求知識奠基的策略，是一種“元談論”，是要從根本意義上解決主體間的對話和交流問題，所以特別地關注語言使用的主體間性（intersubjectivity）和理解（understanding）這兩個重要特征，比如哈貝馬斯的規範語用學，就是試圖“通過對語言的運用所作的具體考察，恢複語言作為‘交往行為’的中介的地位，並建立一種可能的、有效的、理想化的語言使用規範”[33]，以作為一種強理想化的普遍預設和行為規則，對個體之行為目的的實現起規範作用，並涵蓋所有形式的交流行為，將規則的“規範”和語言的“使用”內在地連接起來，從而“使得理解的實踐過程成為可能的普遍前理論的和暗含的知識之重建的一種準先驗的分析”[34]，所以，規範語用學的最終目的還是為了理性（精確地講，交流理性）的重建；同樣，阿佩爾更是直接地把先驗哲學與語用學嫁接起來，明確地指出研究的目的：“不僅闡明先驗語用學對現代科學的經驗的必然性，而且也闡明用先驗語用學諸概念來批判地重建康德意義上的‘批判的’先驗哲學的必然性。”[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