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英美傳統研究語用學的目的是為了製定“話語規則”（rules of discourse），或者說是會話基本準則，解決的是當下情景中交流的順暢問題，是一種“對象談論”，而不是尋求交流理性的普遍的和先在的原則，因此，更多強調的是講話者的意向性、語言約定以及具體的言語行為問題，比如從奧斯汀到塞爾的“言語行為理論”，完全是就“語用學”而研究“語用學”，通過對語言的句式、語氣、效果等要素的分析來區別句子和言語行為的類型，從而為了交流的需要而製定相應的規則，不僅對現已存在的行為或活動實施製約作用，而且能夠生成或創立新的行為形式並實施製約，同樣，美國語言哲學家格賴斯（P.Grice）也是出於同樣的目的來研究“會話含義”，為使交流的目標明確，朝向對話者共同關心的方向而提出“合作原則”（cooperative principle）以及基本的對話準則。雖然兩種哲學傳統對語用思維的理解和分析上存在著差異，但都毫無疑義地把語用學視為哲學發展和研究的新的生長點和基點，盡可能地尋求共同的主題和解決共同關心的問題，從而趨向於哲學研究的合作和交流。因此，從語言分析方法的語用視角上來具體地探求人文主義和科學主義融合的可能、基點和形式，這也是本書試圖達到的目標之一。
在這裏還要特別提到的是，本章對語用思維在德國、英國、法國和美國的發展的研究受到了內利基和克拉克編寫的《語言、行為和語境：語用學在歐洲和美國早期的曆史，1780—1930》一書的很大啟發，在該書中，作者把語用學的曆史分為以下五個時期：（1）亞裏士多德的語用學，從正反兩個方向上促進了早期語用思維的發展；（2）歐洲“原型語用學”（protopragmatics）（1785—1835），包括洛克、康德的思想和波爾——羅亞爾普遍語法等；（3）美國實用主義（1860—1930），包括實用主義奠基者皮爾士（C.Peirce）、詹姆斯（W.James）和杜威（J.Dewey）的思想；（4）近代語用學（1880—1935），包括比勒（K.Bühler）、奧斯汀等人的思想，獨立的言語行為理論初步形成；（5）當代語用學，由四個成分構成，即作為言語行為理論的語用學（源於英美）、作為對話理論的語用學（源於法國）、作為普遍語用學的語用學（源於德國）和作為符號學之一部分的語用學（源於英美）。[36]它們一方麵與認知科學，另一方麵與交流的社會研究緊密地結合在一起。
在這種分類的基礎上，該書從曆史的角度分別列舉了德國、英國、法國和美國的哲學家和語言學家，具體地分析了他們的語用學觀念，為我們展示了語用學發展演變的圖景。因此，本章的基本框架和很多觀點都出自該書，但根據我們的認識以及研究的需要進行了借鑒性的參考，特別是該書對當代語用學的發展涉及較少，因此我們做了相應的補充和完善。
第四章：語言分析方法的現代發展。專門列出一章來討論語言分析方法中的語用分析進路在現代的發展，是出於兩方麵的考慮，其一，“語言分析方法的語用傳統”實際上主要是從曆史發展的角度，為了真實展示語言分析方法中語用傳統的形成過程，因此，其中提到的許多哲學家和語言學家，他們的主要思想並不是語用學，或者語用學在他們思維發展的過程中並沒有起更大的作用，隻是為了曆史連續性的需要而提到。而且，所描述的大多是尚未形成完整和成熟的語用觀念，而語用學成為顯學，語用思維或語用分析方法成為語言分析的主要方法之一則是在20世紀後半葉的事情，所以，非常有必要將那些有係統語用思想的哲學家單列出來，進行詳細的分析研究。其二，構成語用學主要內容的那些基本論題，包括言語行為理論、預設、會話含義和指示詞等理論，同樣有形成、演變的過程，但如果從研究傳統和國別的角度看，就容易造成斷裂和不連貫，因此有必要從理論本身發展的連續性上來分析。
但是，本章所提供的研究是極為不完全的，從人物上，隻對維特根斯坦和哈貝馬斯進行了研究，而從理論上，則隻對言語行為理論進行了分析，實際上，在這一題目下應當還有很長的名單，比如阿佩爾的先驗語用學、羅蒂的語用學轉向，以及預設、會話含義、指示詞和隱喻（metaphor）等問題。因此，有必要在此提供一點簡單的思路和內容上的介紹。
像哈貝馬斯一樣，阿佩爾的語用學也是在德國哲學傳統中進行的。但他是一個思想非常開放的哲學家，從他的身上明顯地體現了科學主義和人文主義的融合趨勢，因為他既受到康德、海德格爾（M.Heidegger）等人的強烈影響，同時也深受維特根斯坦、皮爾士等人的感染，比如，在《為何先驗語用學》一文中，阿佩爾明確地指出了自己先驗語用學形成的思路：“我本人的先驗語用學之路細想起來是這樣的：最初接受了莫裏斯（進一步說是皮爾士）所達到的三維指號學的‘語用’（或者說‘施行’）的概念，通過將指號的解釋者（‘發送者’與‘接收者’）進行主題化，從而在語言哲學層麵上返回到古典先驗哲學的主體問題的建構上去。我認為在這一過程中奧斯汀和塞爾的言語行為理論起到了關鍵性的中介作用。這就是說，要想克服把主體自我反思的言語行為按指稱語義學進行對象化，還原到指號使用者（莫裏斯的‘有機體’）的行為這樣一種行為論的經驗語用學的話，就必須走言語行為理論，更確切地說，是哈貝馬斯所謂的言語行為的施行與命題的‘雙重結構’原理的道路。”[37]可見，阿佩爾的先驗語用學的首要目標就是實現一種雙重轉換，即“一方麵使經驗的東西按先驗的方式得以重構，通過重新奠基使語用學擺脫相對主義的困境；另一方麵同時也把康德的先驗哲學按施行論的方式加以轉換，轉換到語用學的維度上來”[38]。羅蒂的語用學轉向走的則是另一種道路。他總結了語言學轉向的經驗與教訓，認為在它取得巨大進步的同時，也是它即將結束的信號。因為它實際上通過經驗的和思想的語言分析帶來了三個符合論的神話：所予神話、作為表象思想的神話和作為確定性真理的神話。而這種以主體為基點的哲學體係已經受到了從皮爾士到哈貝馬斯和海德格爾的嚴厲批判，因此，羅蒂的語用學目的就是，既然無法躲避作為知識表象和交流媒介的語言表達，就必須為語言使用者創造主體間際地共有的生活世界的公共空間，通過語用學轉向形成的語境化解釋和對知識的反實在理解來消解基礎主義、本質主義和表征主義，從而把知識看作是一種對話和社會實踐的事情，而不是鏡式自然。[39]
另外，關於預設、會話含義、指示詞和隱喻等理論的專門研究，我們已經收集了比較全麵的資料，但受時間的限製，未能具體研究，隻能留待以後進行。在此，僅僅簡單介紹資料情況。由凱舍（A.Kasher）編寫的《語用學：核心概念》是一套比較全麵的語用學基本論題研究的著作，該書共六卷，各卷的題目分別為：第一卷，開端和說明；第二卷，言語行為理論以及特殊的言語行為理論；第三卷，指示詞和指稱；第四卷，預設、含義和間接言語行為；第五卷，交流、相互作用和話語；第六卷，語用學、語法、心理學和社會學。[40]該書的特點是通過具體的專題，把哲學家和語言學家的相關論述匯集到一起，缺點是經驗性和技術性過強而理論性不足。
第五章：語言分析方法與語言哲學的發展。如果說前麵幾章是“語言分析方法”的內涵，即從曆史發展、基本含義、論域和現代形態上來研究語言分析方法，那麽本章和第六章就是語言分析方法的外延，即語言分析方法的擴展性研究，從具體問題上來透視語言分析方法在求解哲學難題上的意義和方式。應當說，這是本書的升華，因為對語言分析方法的理論建構最終還是要將它與整個哲學，包括科學哲學和語言哲學的發展和演進聯結起來。在本章中，我們對語言哲學中的三個具有代表性的和核心的問題進行了分析，包括指稱理論、真理觀和意向性問題。具體寫法是，首先對求解這些問題的傳統方式和觀點進行回顧和分析，進而揭示傳統方式的局限和不足，最後指出語言分析方法解決這些問題的特征和意義。
但是，這同樣是一份並不完整的研究提綱，完全可以再列出一係列的研究論題。比如，關於“意義”（meaning）的問題，在曆史上就出現了很多理論，古典的觀念論（idealism）認為語詞或語句的意義就是它們所代表或在人們心中引起的觀念，如洛克就主張這種觀點；羅素（B.Russell）等人的意義指示論（denotative theory of meaning）主張語詞有意義是因為它們標示了外部的事物；邏輯經驗主義所倡導的是意義的證實論（verification theory of meaning），其口號是“一個命題的意義就是證實它的方法”；塔爾斯基（A.Tarski）和戴維森（D.Davidson）的意義真值條件論（truth-conditional theory）借助於分析語句的真值條件來說明語句的意義；針對邏輯經驗主義強證實論而提出的意義整體論（holism）則認為承載意義的最小單位既不是語詞，也不是語句，而是一個或大或小的語言係統，在自然科學中這個整體可以表現為一種科學理論，即理論的意義是整個係統的事情，亨普爾（C.Hempel）和奎因（W.Quine）等均持這一觀點；行為反應論（behavior-response theory）是行為主義的意義理論，它反對用人內心的觀念來說明語言的意義，而主張用公共可觀察的動作和行為來說明意義，認為語言的意義就是語言所產生的行為效果和對聽者發生的作用；意義使用論是後期維特根斯坦的代表性思想，把語言的意義歸結為在具體語境中的使用；奧斯汀和塞爾的言語行為論可以說是意義使用論的發展，認為研究語句的意義原則上就是關於言語行為的問題，每一個有意義的語句都借助其意義來施行特定的言語行為；格賴斯等人的意義意向論（intentional theory of meaning）認為意義與講話者的意向相關，即講話者的言說效果依賴於講話者和聽者對言說意向的理解，主體是用語言表達式來意指某事的。[41]可以看出，從意義理論的整個發展演變過程看，從最初的觀念論、指示論、真值條件論和證實論，到意義整體論、行為反應論、使用論和意向論，實際上是從語義學到語用學的轉變，體現出語言分析方法在意義理論當中的逐漸滲透，如此等等。語言哲學中的許多具體問題實際上都發生了同樣的從觀念、視角到內容和方法上的變革。
這裏應當說明的是，在本章中有關指稱、真理和意向性的問題，我們曾經從“後現代主義”（postmodernism）的角度做過研究，在本書中我們則主要從語言分析方法，特別是語用分析的視角上來進行，對同一內容進行如此處理似乎不太可能，但事實上，這涉及對“後現代主義”和“語用學”之間關係的認識。作為一種反科學主義的理智運動、新的文化經驗和新的批判解構戰略，後現代主義以分離、解構、消解和非中心化為特征的“後現代性”衝擊了以認識論為核心的現代思想框架，對傳統的形式、觀念和價值標準帶來巨大的震撼，對整個科學哲學、語言哲學和科學實在論的研究都產生了新的衝擊。在“後現代性和科學哲學”這一論題方麵，國內學界已經做了許多的研究和討論，比如，郭貴春教授的《後現代科學實在論》和《後現代科學哲學》等專著就明確提出了“後現代科學哲學”和“後現代科學實在論”等核心概念，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這些研究實際上揭示了後現代主義向哲學領域滲透和擴張的一個很重要的手段，就是借用語用分析方法。實際上，科學哲學在從以“認識論的基礎論”、“語言的表征”和“理論建構的原子論”為核心的現代性理論向以反對邏輯中心主義、權威主義、教條主義和本質主義，反對為科學研究活動的規則和目的立法，而把研究的焦點集中於科學的語境、修辭以及講話的方式上的後現代科學哲學的轉變，不僅內在地與“語言學轉向”“解釋學轉向”和“修辭學轉向”相關，而且在本質上與整個後現代主義的趨勢是同性的。在這一過程中，奠定後現代科學哲學基礎的是維特根斯坦和奧斯汀的語言哲學理論，或者具體地講，是他們的“意義的關鍵在於命題”的思想，構成了語言多樣使用和處理世界複雜關係的具有後現代性的評價範式。另外，科學哲學、科學史和科學社會學家廣泛地把“語境論”的科學實踐觀作為一種超越以邏輯經驗主義為核心的現代科學哲學的趨向選擇，認為語境論是反基礎主義、反本質主義，消解絕對偶像和對應論，排除唯科學主義的必然產物，在科學實踐中結構性地引入了曆史的、社會的、文化的和心理的要素，吸引了語形、語義和語用分析的各自優點，從而顯示了強烈的後現代科學哲學的走向。[42]可以說，後現代實踐的語境化是後現代走向區別於現代走向的標尺，“現代論者和新現代論者強調對問題的技術的和經濟的解決，而後現代論者則傾向於強調對他們發明的語境的和文化的附加物”[43]。後現代主義者利奧塔同樣也把語用學作為解決傳統敘事危機的手段，甚至把自己的後現代科學哲學表述為科學知識語用學。正是由於語用分析方法在後現代科學哲學中的應用，使得科學哲學表現出一係列後現代性的特征，比如，“在理論上，不斷地由單一轉向多元，由絕對轉向相對，由對應論轉向整體論；在實踐上，由邏輯轉向社會，由概念轉向敘述，由語形轉向語用；在方法上，由形式分析轉向了對語義分析、解釋分析、修辭分析、社會分析、案例分析及心理意向分析等的具體引入”[44]。語言分析內在地與後現代主義對科學哲學和科學實在論的滲透結合在一起。所以，本章以語用分析範疇代替後現代範疇來表達對指稱、真理和意向性等問題的分析和看法，應當說不僅是可能的，而且具有很強的必要性，對於進一步全麵理解語言分析方法作為一種橫斷的研究方法在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等各個領域的作用和價值具有重要的意義。
第六章：語言分析方法與科學問題的求解。在20世紀下半葉，隨著語言學轉向的深入發展，語言分析方法在當代科學哲學研究中得以全麵展開和係統運用，顯示出自身所獨具的特征和意義。作為一種橫斷研究的方法論平台，語言分析方法在科學難題的求解上呈現出較強的理論適用性，既能夠為一般科學哲學問題的考察提供理論支撐，也能為具體科學問題的反思和理解提供方向性指引。在這一章，我們選取了科學哲學研究領域具有代表性和前沿性的三個案例來凸顯語言分析方法的實踐維度。首先，作為一般科學哲學核心論題之一的科學解釋，在科學邏輯的框架下，由於遭遇到自身無法克服的困難，不得不尋求新的替代性方案，從亨普爾“演繹—規律”模型到範·弗拉森（B.C.van Fraassen）語用學解釋模型的發展，已經顯示出一種範式的轉變，即從以語形和語義分析為基礎的靜態邏輯向以語用分析為基礎的動態語境的變化，它深刻地反映了語言分析方法的發展和演變路徑，表明了語言分析作為一種普遍的方法論手段已全麵地滲透於科學哲學理論的建構和發展中。其次，作為計算機理論核心論題之一的並行理論表征和模型問題，經曆了從語義到語用的範式轉換，當代主流的並行理論Ada語言、Occam語言、Petri網等的表征特征明顯呈現出以語用化解決語義問題的發展趨勢，對計算機模型思想而言，大數據時代顛覆了人們對傳統的確定性以及不確定性理論的理解，一種基於形式語言和邏輯不確定性的計算機模型思想亟待形成。另外，作為當代認知科學和人工智能研究的核心論題，人工智能表征和自然語言處理問題同樣經曆了類似的語用化發展，人工智能表征的分解方法在自然語言語義理解方麵遇到各種瓶頸，基於詞匯的語境描寫方法難以突破單句限製，人工智能表征要想獲得突破，就必須借助基於段落或篇章的整體性語境描寫方法。“自然語言處理”經曆了從整體到局部的思想轉變，下一階段自然語言處理的關鍵就在於，在動態語義分析中引入語用技術，在經過語形和語義階段之後，自然語言處理向語用階段轉化已成為必然趨勢。通過一般問題和具體案例的考察，本章從科學實踐透視了語言分析方法介入科學問題中的思維方式和具體路徑。可以看到，運用語言分析手段來求解複雜的科學難題，不僅能為科學理論和實踐問題的理解，提供一種可供選擇的、全新的思維角度，也有助於我們在新的理論框架下，更全麵地理解科學問題的本質。
第七章：語言分析方法與科學詮釋學。本書的主要章節是在英美分析哲學的語境下來展開的，全書係統地考察了語言分析方法的理論背景、發展趨勢和實踐應用，然而，語言問題並不局限於分析哲學傳統，它是當代英美分析哲學和歐洲大陸詮釋學共同關心的核心論題之一。分析哲學與詮釋學對語言及其作用的理解存在分歧和差異，這導致了二者在語言分析的方法論意義這一問題上，產生了碰撞和溝通，並最終深化了我們對於語言問題和語言分析方法的思考。因此，在全書的最後一章，我們嚐試將詮釋學作為語言分析的另一傳統加以全麵考察，以期在打通英美傳統和歐洲大陸傳統之間交流互動之通道的基礎上，重新審視當代語言分析理論的廣闊視野和多元論域。在具體的論述中，我們追本溯源，首先回顧並總結了由伽達默爾所主導的詮釋學的“語言學轉向”，明確了語言在詮釋性理解和解釋中的基礎性地位，而語言的普遍性也有助於詮釋學普遍性的實現，這一“語言學轉向”也促使分析哲學陣營中的羅蒂、麥克道爾（J.McDowell）等人開始從伽達默爾等詮釋學家那裏尋求語言觀等方麵的啟迪，因而，分析哲學與詮釋學兩種方法論的對話與溝通成了英美哲學和歐陸哲學之間相互交融的橋梁。在這種大背景下，當代科學哲學家群體逐漸意識到詮釋學在自然科學與精神科學中的普適性，進而認識到並不存在絕對獨立的科學研究方法，科學普遍具有詮釋學的特征，而20世紀之後，詮釋學在科學中的運用已經呈現出繁榮的景象，詮釋學已經不再局限於精神科學獨立的方法論而擴張到了自然科學研究中。此外，自然科學與精神科學方法論的相互浸染也促進了科學方法論的擴展。由此，我們全麵展開了對科學詮釋學之理論溯源、發展曆程、研究對象、理論特征和應用域麵的係統闡釋，圍繞詮釋學概念和理論在科學理解中的實際應用這一問題，將美國當代物理學家、哲學家馬丁·埃傑（M.Eger），以及當代詮釋學—現象學科學哲學（Hermeneutic and Phenomenological Philosophy of Science）的先驅者之一P.A.希蘭（P.A.Heelan）的科學詮釋學思想作為該領域典型的理論形態，加以詳細討論。最後，在理論和實踐的雙重考察之下，我們明確指出當代科學呈現出多元化的發展趨勢，學科之間的互動性關聯及複雜性學科的出現不僅對當代科學的詮釋學分析做出了有力論證，而且推進了科學詮釋學在當代科學研究中的運用。本章通過闡釋語言分析方法與詮釋學理論之普遍性，以及詮釋學在科學研究中的適用性等元問題的密切聯係，將語言分析作為聯結分析和詮釋兩種哲學風格，溝通英美和歐陸兩種哲學傳統的橫斷性研究平台，加以重新界定和全麵考察，在視域的融合中展現語言分析對於當代哲學的形塑和改造。
結束語選擇以“經驗知識的辯護——語言分析、心靈圖景與自然主義”作為全書主旨的升華，是基於這樣的考慮：本書將語言分析方法作為核心論域，係統地考察了其在理論背景、思維模式、發展趨向及應用維度等各個問題域中的延展和表現，以及其在溝通英美和歐陸哲學傳統中的關鍵角色。然而，方法論是以問題為導向的，語言分析方法的理論建構和實際應用，其根本目的在於為經驗知識的基礎問題，尤其是科學知識的合法性提供一種方法論辯護。為此，本書的結束語部分就必須回到知識問題的考察上，而經驗知識的成立必須以重新界定語言與世界之間關係為基礎。因此，我們從20世紀經驗主義、語言哲學和心靈哲學三者的關係出發，具體地闡釋了語言分析方法如何重塑知識論之基本麵貌和理論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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