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後期現代哲學，尤其是法國現象學—實存主義開始重視他人問題。從學術傳承上說，法國哲學界之所以重視這個問題，是為了應對胡塞爾晚期麵臨的哲學困境，並對此做出法國式的反思與回應。在胡塞爾那裏，他人問題屬於認識論問題；在法國現象學—實存主義者薩特、梅洛-龐蒂和利科等人那裏，他人問題則演變成為存在論—實存論問題；但現象學家列維納斯卻主張同時超越認識論和存在論。真正說來，我們可以把這三種情形都納入存在問題的範疇之內：胡塞爾要問的是他人何在（在“我”的意識之中，還是在“我”的意識之外），薩特、梅洛-龐蒂和利科關注的是他人的在世存在（與“我”衝突，還是與“我”共在），而列維納斯關心的則是他人的超越存在（具有相對他性，還是具有絕對他性）。列維納斯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歸屬於一種後現代姿態，與結構—後結構主義有許多相通之處，而與現象學—實存主義的一般立場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不管上述三種情形中的哪一種，都可以從三個維度來看：“我”與他人相關，但他人不是世界中的客體，而是主體；作為主體，他人確定了新的意義層，或者說體現了主客關係的一些新類型；他人存在確定了與文化世界（工具、作品、傳統）的關係。[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