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我在初版後記中所說的，本書是本人獨立完成的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當代法國哲學的三大主題》和浙江省社科基金項目《當代法國哲學研究》的最終成果。本書試圖“點”“麵”“線”結合，從總體上把握20世紀法國哲學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邏輯演進，對於自笛卡爾以來的大陸哲學傳統，尤其是法國哲學傳統的回溯也構成其重要內容。限於學識和精力，我一開始就沒有像寫教材那樣全麵鋪開，而是立足於自己的偏好和選擇。整本著作把薩特哲學及此前的法國哲學作為起點和背景，重點闡述的則是梅洛-龐蒂哲學和福柯哲學，同時輔以其他著名法國哲學家的相關思想。
在我看來，梅洛-龐蒂哲學和福柯哲學典型地結合了語言、身體和他者三大主題，圍繞他們的思想來梳理當代法國哲學既是必要的，也是充分的。問題在於，我先前已經出版了關於梅洛-龐蒂的一本專著、兩本小冊子；關於福柯，我也寫有一本小冊子，在一本專著和一本小冊子中則把他作為重點研究對象。因此，為了盡可能少地重複既有研究，我需要選擇某些其他哲學家權為補充。在現象學—實存主義傳統中，列維納斯、利科和亨利是非常重要的代表人物，他們的著作都很好地體現了語言、身體、他者三大主題，但他們的側重點各有不同，因此我選擇利科關於語言和文本的思想、亨利關於身體和主體的思想、列維納斯關於他者和他人的思想來補充梅洛-龐蒂在三大主題方麵的思想。在結構—後結構主義傳統中，我認為選擇德裏達作為福柯關於這三大主題的思想的補充既是必要的，也是充分的，正因如此，我在書中隻需偶爾提及列維-斯特勞斯、巴爾特、拉康、德勒茲等人的相關思想。很顯然，我對內容的選擇和結構的安排是“別有用心的”。我願意依照思維自身的邏輯，而不是完全受製於外在的因素來展開全書。
拙著出版後，有專家和讀者提出了一些非常有見地的批評性和建設性的意見，特別指出我不應該忽視拉康。我非常感謝來自各方的建議和意見。但我同時認為，他們或許對我期望過高，從而忽視了我對自己提出的不那麽宏大但自認為可靠且盡力就可以完成的目標。我當然可以多寫一點拉康，但要把他納入我關於法國哲學的總體思路中存在一些困難。簡單地說，在現象學—實存主義時期，他對弗洛伊德的闡釋，對薩特和梅洛-龐蒂確實有一些影響，但整個心理分析在現象學家們那裏並沒有獲得充分的重視。在結構—後結構主義時代，心理分析確實有其重要性，但取而代之的心理分裂分析似乎更能代表時代的精神。拙著《20世紀法國哲學的現象學之旅》涉及的人物更多，我依然沒有充分重視拉康，這一切都源於我的工作的內在邏輯。在修訂本中，我隻是完善了我原先的思路，而不可能節外生枝，衝淡我試圖表達的東西。因此，這一修訂本沒有對第一版做出大的修改，重點是修訂一些錯誤，尤其在表述方麵做出了不少新的努力，有些專有名詞也采用了新的譯名。我雖然對黑格爾沒有深入研究，但他關於哲學和哲學史的一些原則性的看法深深地影響著我，這引發的是我關於邏輯和曆史、觀念和存在的關係的深刻思考。
我於1983年9月至1987年6月在四川大學哲學係讀本科，獲得我的第一個學位。我隨後於1987年9月進入南京大學哲學係攻讀碩士學位，1989年9月轉為直接攻博。我在南京大學求學到1990年12月底為止，前後共計3年半時間，沒有能夠獲得任何學位。我不知道應該還是不應該用“肄業”來指我的這段求學經曆。我於1991年1月因導師夏基鬆教授工作調動轉入杭州大學哲學係繼續攻讀博士，於1992年6月在杭州大學獲得我的最後學位。其實，聽說導師要調動後，我立即著手準備博士論文，做好在南京大學提前畢業的準備。由於我碩士期間已經在資料搜集和閱讀方麵有了充分的積累，所以到1990年年底，我已經完成了關於克爾凱郭爾精神哲學的博士論文，但未能說服管理部門讓我提前進行論文答辯。到杭州後，在等待答辯的同時，我開始把主要精力轉向法國哲學。
我最初接觸的是德裏達的解構主義，隨後接觸到福柯及結構—後結構主義範圍內的其他法國哲學家。除了修訂出版的博士論文《沉淪與拯救：克爾凱戈爾的精神哲學研究》（人民出版社，1995）及從中抽出單獨發表的《反諷與間接溝通——克爾凱戈爾對蘇格拉底問題的消極解決》（《外國哲學》第14輯，1998）外，我在20世紀90年代發表的成果都屬於法國結構—後結構主義範圍。共計論文6篇，分別是：《解構批評的基本特征》（《哲學動態》，1994年第2期）、《解構的保守性》（《哲學研究》，1995年第6期）、《理性的分化和對策》（《哲學研究》，1996年第5期）、《解構批評的困境》（《天津社會科學》，1996年第6期）、《喪鍾為誰而鳴：德裏達與哲學終結論》（《哲學研究》，1997年第8期）、《解構的蹤跡：法國後結構主義概論》（《教學與研究》，1999年第5期）。專著1部：《文本的世界——從結構主義到後結構主義》（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此外，在台灣出版了《解構理論》（揚智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4）、《德希達》（生智出版社，1996）、《傅柯》（生智出版社，1996）和《後結構主義》（揚智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6）4本小書（真正意義上的小冊子，每本篇幅在5萬字左右）。
最近，我所在的浙江大學哲學係準備出版一套“哲學文存”，我擬把這4本小冊子連同6篇論文匯編成一本書，以紀念我的“解構歲月”或“後現代浪子時期”。我1997年到法國魯昂大學哲學係做訪問學者，開始接觸梅洛-龐蒂和列維納斯，因而從結構—後結構主義轉向了現象學—實存主義。在不斷回溯的過程中，我越來越多地接觸薩特、馬塞爾、柏格森、比朗及笛卡爾的哲學思想，同時也在更一般的背景中思考福柯和德裏達的思想。在訪學期間，我開始思考用語言、身體、他者三個範疇從總體上把握當代法國哲學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在千禧年後，我在重點處理教育部課題《梅洛-龐蒂與法國哲學主流》的同時，申報並完成了國家青年課題《當代法國哲學的三大主題》。從我接觸法國哲學的順序已經可以看出，拙著在研究對象上的選擇是有“根”有“據”的，從另一方麵體現了邏輯和曆史相一致的原則。
在本書第一版的後記中我本來寫有這樣一段話：“當然啦，我尤其要感謝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的孫曉林老師，感謝她提議把本書列入‘三聯·哈佛燕京學術叢書’並為之付出的辛勤勞動。”但孫女士把這句話刪除了。我現在重提這句話，借修訂本出版的機會，真誠地感謝她的辛勤工作和厚愛。盡管與她從未謀麵，聯係也很少，但心裏一直非常感謝她的大力支持。我再次感謝第一版後記中提到的那些老師和朋友。我在這裏還要感謝我的兩位學生，一是王蒙蒙，二是董夢璠，他們通讀本書第一版及我原先的打印稿，提出了不少修改建議。我尤其要感謝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的饒濤先生、祁傳華先生及其他同人把拙著納入“走進哲學”叢書出版，感謝他們的辛勤工作。
楊大春
2020年4月底於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