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申年八月，地處江南的南京正是菊黃蟹肥之時，不少官宦人家或是殷實富戶，紛紛忙著歡度中秋。名士和詩人尤其熱愛這種秋高氣爽的季節，登高賦詩，賞菊飲酒，都是他們最為熱衷和最為擅長的雅事。雖然就在幾個月前，他們的君父崇禎已經絕望自縊於京師，而關於清軍就要南下的消息也不斷同南逃的士民一起到來，但這座江南最富庶最繁華的城市依然是一派歌舞升平：秦淮河上，畫舫雲集；夫子廟畔，歌吹沸天。
這年八月，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人稱史督師的史可法接到一封來自北京的信，信是大清攝政王多爾袞寫來的。這是中國古代史上最著名的信件之一。這封信中，多爾袞一方麵指斥南明君臣有仇不報，有賊不討，卻忙於偏安自立；一方麵則聲稱，大清的江山並非得之於明朝，而是得之於李自成。南明君臣偏安南京，政治上和軍事上都沒有前途。史可法應該審時度勢，及早歸降。史可法當然不可能投降，一個月後，史可法回信給多爾袞，表示寧為玉碎，不為瓦全，要他或者南明政權投降，都是不可能的事情。
這兩封信最耐人尋味之處在於，它們所傳達的信息嚴重不對稱。多爾袞要史可法投降，史可法卻要求與清朝聯手西向，以討李自成——“伏乞樹同仇之義，全始終之德，會師進討，共梟逆賊之頭，以泄神人之憤，則貴國義聲照耀千古矣”。——也就是說，到了清軍就要投鞭南指、席卷中國之際，作為南明政權中最有聲望者的史可法，依然沒有認識到對南明小朝廷來說，最重要的敵人已經不是農民軍，而是隨時可能渡江南下的清軍。信息的不對稱造成的後果就是讓當事人產生錯覺，進而得出錯誤判斷。於南明而言，自君王到大臣，普遍認為國之大敵乃是逼死君父崇禎的流寇李自成，而已經遷都北京、虎視天下的清朝，則始終被南明認為，他們是可以用裂土納款的方式進行安撫的，甚至可以與之聯合起來共同討伐李自成等流寇。當是時，南明諸公打心底不敢相信清朝會是自己的敵人，因而也就堅決不願相信，清朝入關的目的就是為了奪取大明的整個天下。也就是說，對一個已經經不起任何外來打擊的小朝廷來說，他們隻能采取自欺欺人的鴕鳥政策。
關於南明小朝廷，這裏補充幾句。所謂南明，乃是指崇禎自縊、大明覆亡之後，明朝宗室在南方建立的幾個地方性政權，按順序分別為弘光政權、隆武政權、魯王監國、紹武政權和永曆政權。其中占據地盤最廣、最具實力、最有中興可能的當數弘光政權。但弘光政權和隆武政權及魯王監國都僅僅維持了很短的時間，紹武政權更是一個臨時拚湊起來的微型朝廷，當它在蘇觀生等人的打點下於廣州成立時，由於封官太多而官服供應不上，隻得從戲班子裏借戲裝。維持最長的是永曆政權，長達十六年。但那是一敗再敗，一退再退，最後竟退到了緬甸的苟延殘喘的十六年。
甲申年三月，崇禎麵對日益逼近的京城之圍，曾發布聖旨，要求天下勤王。南京方麵接到勤王令已是三月底。四月初一，經過短暫的準備，時任南京兵部尚書、參讚機務的史可法發布文告，誓師勤王——這時，南京方麵仍不知道京城早已易主。四月十二日，史可法率軍北渡長江，剛剛抵達南京對岸的浦口就因糧草匱乏而不得不駐紮下來籌糧。這時，崇禎自縊、京師失守的消息傳到軍中——一個很有趣的問題是，如果不是及時得知這一消息，這支糧草匱乏的軍隊，在一邊籌糧一邊行軍的方式下，到底什麽時候才能趕到遙遠的京城？
京師失守、崇禎蒙難的消息傳到南方，一石擊起千層浪，南方反應之劇烈出人意料，《劍橋中國明代史》中說：“這個消息不僅震動了南京和南直隸的官場和社會賢達，而且傳遍南方，在晚明的社會動亂中掀起新浪潮——城市暴亂、佃戶和奴仆反抗主人、工場和礦廠工人罷工、土匪襲擊、各式各樣地方武裝集團造反——這浪潮在許多地區幾十年都沒有平息。”
具體到史可法，這一消息令他錐心蝕骨。眾人吃驚地看到，史可法放聲大哭，他以頭碰柱，把頭撞得鮮血淋漓，一直流到他的腳背上。後人解釋史可法的忠誠時，記載了他母親的一個夢，說他的母親懷著他時，夢見文天祥走進家中。這一記載見之於作為正史的《明史》。在史家們看來，史可法的盡忠報國，如同文天祥一樣，乃是宿命和天意。
即便以今天的標準來考察，史可法仍然是一位值得稱道的、恪盡職守、克己奉公的優秀公務員。因堅決反對魏忠賢閹黨而慘死獄中的左光鬥，史可法一向師事之。左光鬥打入死牢時，史可法重金賄賂獄卒，化裝成清潔工人得以進入死牢和左見麵。酷刑之後的左光鬥已經“麵額焦爛不可辨，左膝以下，筋骨盡脫”，史可法眼見導師如此慘狀，不由抱著左光鬥痛哭起來。是時，左的雙眼已無法視物，但還能聽出是得意門生史可法的聲音。左光鬥大怒：“庸奴！此何地也，而汝來前！國家之事，糜爛至此，老夫已矣，汝複輕身而昧大義，天下事誰可支柱者？”——彌留之際的左光鬥認為，像他這樣的精忠之臣冤死後，天下事必然更加糜爛不堪，而史可法則是最後的希望。
甲申之變前，史可法曾做過多年地方官，並以地方官的身份配合盧象升等人進剿農民軍。他後來的軍事經驗，大約就是那時候積累下來的。在進剿農民軍時期，史可法表現出的不是傑出的軍事才能，而是管理能力和管理智慧。這個短小精悍的中年人，有一張黢黑的臉龐，目光犀利。他“廉信，與下均勞苦”，行軍途中，隻要士兵們還沒吃飽，他絕不端碗。士兵們還沒領到禦寒的被服，他絕不先領。這種品格在明末文官貪汙腐化成風、武將作威作福成性的大環境下，不僅使他出汙泥而不染地一枝獨秀，更重要的是，“以故得士死力”。一句話，士兵們願意為這樣的領導去吃苦，去賣命。換言之，後來在南明軍隊中起凝聚作用的，不是這個小朝廷的前途與恩威，甚至也不是這個小朝廷的法製和紀律，而是史可法這樣的高級將領的個人魅力。
以個人魅力而凝聚軍隊和政府，對史可法個人而言，是極大的成功，但對這個政府來說，無疑是極大的失敗。把軍隊和政府的凝聚力建立在個人魅力之上的最大弊端在於，將士和官員們隻知有明公而不知有朝廷，隻知有私人恩德而不知有國家權柄。
史可法給多爾袞的回信理所當然地義正辭嚴，一如這位短小身材的高級官員嚴肅的臉。然而，在一個以實力說話的年頭，無論多麽義正辭嚴的回信都顯得蒼白無力。最終，這兩個敵對政權之間的所有矛盾，唯有用武力來解決。
多爾袞接到回信後，他失去了繼續勸降的耐心，遂於甲申年十月二十四日，直接向南明君臣下了戰書。這道傳檄江南各地的文告中，多爾袞曆數南明君臣身負三樁罪責：“爾南方諸臣，當明國崇禎皇帝遭流賊之難，陵闕焚毀，國破家亡，不遣一兵，不發一矢，如鼠藏穴，其罪一；及我兵進剿，流賊西奔，爾南方尚未知京師確信，又無遺詔，擅立福王，其罪二；流賊為爾大仇，不思往討，而諸將各自擁眾，擾害良民，自生反側，以啟兵端，其罪三。唯此三罪，天下所共憤，王法所不赦，用是恭承天命，爰整六師，問罪征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