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察中國曆史，有一個令人深省的現象，那就是原本立國於北方或中原的王朝，由於遭到外敵毀滅性打擊，往往都會采取退往南方再圖中興的策略。比如西晉為前趙所滅後，皇族司馬睿即逃往建康，以偏安的方式再續晉朝大統一百餘年；再比如北宋為金所滅後，皇子趙構逃往臨安，也以偏安的方式再續宋朝大統一百餘年。甲申之變，北中國落入清朝手中，坐鎮南京的袞袞諸公們都有理由相信，由於南京原本就有一套留守的政府班底，在南京延續大明國祚的把握要遠遠勝過倉皇奔赴南方的司馬睿和趙構。但叫人意外的是，與東晉和南宋相比，南明政權存續的時間短得可憐。清代學者戴名世在他的《弘光朝偽東宮偽後及黨禍紀略》中對此大為感慨：嗚呼，自古南渡滅亡之速，未有如明之弘光者也。地大於宋端，親近於晉元，統正於李昪，而其亡忽焉。——與東晉和南宋相比，南明的政權基礎、物質積累和軍隊保有量都更為優越，卻沒能像東晉和南宋那樣偏安上百年，而是曇花一現，這裏麵一定有一些因由。這因由，歸納起來不外乎三點：君王昏庸，奸臣弄權，武將私鬥。
崇禎自縊、京師陷落的消息從北京傳到南京，已是甲申年四月中旬。自從明成祖朱棣把大明的首都從南京遷往北京後，南京仍然作為陪都保存著一套完整的政府班子，究其實質，不過是想做狡兔三窟式的準備，當北京一旦有變，南京可以用最快的速度存亡續絕。
按多年以來的慣例，並結合當時的實際，甲申年南京方麵最重要的實權集團主要由兵部尚書史可法、鳳陽總督馬士英、戶部尚書高弘圖、都禦史張慎言、禮部侍郎兼東閣大學士薑曰廣以及勳臣、操江都督、誠意伯劉孔昭和合稱為江北四鎮的高傑等四位將領組成。
南京的大員們召開緊急會議，商討立何人為帝，以繼明朝大統。按古老的繼承法統，最有資格繼位的當然是崇禎的太子或另外兩個兒子，但此三人都被李自成所俘虜，且下落不明，自然不在考慮之列。會上，大臣們提出了另外兩個候選人，一個是福王朱由崧，一個是潞王朱常淓。福王朱由崧的父親，就是那位萬曆打算立為太子的老福王朱常洵，由於大臣們堅決反對，朱常洵沒能接過萬曆的權杖，而是封到了河南當他的親王，過著“日閉閣飲醇酒，所好唯婦女倡樂”的糜爛生活。1641年，李自成打下洛陽後，憤怒的農民軍將這位肥胖的親王殺死後混同鹿肉一起做成福祿宴填進了肚子。兩年後，朱由崧在北京襲封福王。1644年3月，甲申之變後，朱由崧逃往南方。潞王朱常淓則是隆慶的孫子，與朱由崧的父親老福王朱常洵是堂兄弟，當時也因甲申之變逃到南方。
就福王和潞王二人在朱家皇位繼承譜係裏的位置來說，福王要優於潞王，他和崇禎是同一個祖父的堂兄弟，而潞王和崇禎則隔了較遠的關係。因此，一部分大臣主張迎立福王，但以東林黨為首的另一部分大臣則反對立福王——當年，東林黨人就因為反對萬曆欲廢太子而立老福王朱常洵而與福王家族結下了梁子，要是朱由崧一旦登上大位，東林黨人還有好日子過嗎？位居南京諸臣之首的史可法雖不是東林黨人，但他認為從品行上看，福王有七大不可立，那就是貪、**、酗酒、不孝、虐下、不讀書和幹預有司。當時，史可法在南京對岸的浦口整軍備戰，於是寫了一封信給朝中同僚，提出了福王的七不可立。和福王相比，離皇位血統稍遠的支係潞王則素有賢名，他的封地遭到李自成軍隊進攻時，還親自出城和農民軍打過仗，稍微被史可法看好。
皇位的繼承，不僅關係到繼承者本人的命運，也關係到不同的擁戴者今後截然不同的命運。鳳陽是朱元璋的家鄉，這裏有他父母及祖宗的陵墓。甲申之變時，鳳陽總督為馬士英。按理，馬士英乃地方高級官員，無權過問中央政府的事情，但在阮大铖的點撥下，他明白了這時候如果能夠力排眾議，擁立福王為帝，那麽今後的朝廷就會由他姓馬的說了算。這是一樁奇貨可居的買賣，於是，他聯合了誠意伯劉孔昭和江北四鎮中的高傑、劉良佐和黃得功，在沒經過南京政府任何指令或授權的情況下，擅自派人找到了流亡在淮安的福王，然後率軍晝夜兼程送往南京。當史可法等人還在討論到底誰更適合成為這個殘山剩水的小朝廷的君王時，福王在馬士英等人的簇擁下，已經抵達南京——於是，史可法不再堅持福王的七不可，隻得將湯下麵地率眾臣擁立福王。福王剛經曆了驚弓之鳥般的流亡生涯，忽然被眾臣擁立為君，“王色赧然欲避”，但終究還是在半推半就中成為南明小朝廷的第一個皇帝——先是稱監國，旋即稱帝，改元弘光，是故曆史上把福王朱由崧稱為弘光或弘光帝。
馬士英的擁戴果然收到了預想的回報，他與史可法等人一道成為東閣大學士，也就是實際上的內閣成員，然而馬士英對這樣的人事安排的反應竟然是勃然大怒——因為他一向忌憚的史可法雖然改任禮部尚書，但仍然掌管兵部之事。馬士英將當初史可法寫的那封福王七不可立的信悄悄交給了弘光，在交信的同時，還帶了一部分軍隊入朝。於是，弘光下了另一道旨意：任命馬士英為兵部尚書，同時仍兼鳳陽總督，並入京主持工作，史可法則即日起到江北督師。
除了馬士英一黨和少數別有用心的大臣外，舉國臣民對這樣的安排報以一片嘩然——馬士英的奸詐和貪欲正如史可法的正直和清廉一樣，幾乎是舉國公認的不爭事實。南京士民向政府請願，要求留下史可法，但這當然不會有任何結果。吳縣的盧渭率領太學生們向朝廷上奏，奏章裏引用北宋滅亡的教訓來影射當下：秦檜在內，李綱在外，宋終北轅。僅就語言的表達藝術而言，這的確是精彩的神來之筆，可惜再神來之筆也於事無補，隻是徒增惆悵而已。
甲申年五月十五日，福王正式稱帝，改元弘光。次日，當南京城還沉浸在慶賀新君登基的一派真真假假的歡樂中時，史可法帶領一小隊人馬匆匆出城前往江北；與此同時，躊躇滿誌的馬士英開始入閣辦事。
甲申年夏天的南京城，除了極少數有識之士，幾乎還沒有人——上到新君主弘光，下到文武百官——意識到這個小朝廷即將麵對遠遠比農民軍更為強悍、更為誌在必得的敵人，那就是一方麵忙於追擊李自成，一方麵忙於派人招降或是以武力攻占了河北、山東和河南等廣大地區的清朝。那時候，這個偏安帝國的上下人等都樂觀地認為，他們帝國的出路依然光明：其一，可以通過談判的方式，說服清朝撤軍，大不了劃一部分土地，再每年付一筆並不太巨大的歲貢；其二，即便清朝不肯撤軍，帝國也可以像曆史上曾有過的東晉和南宋那樣，把偏安的局麵維持一百年以上。至於一百年以後又該如何，那是子孫的事情。雖然他們並不知道那句著名的“在我死後哪管洪水滔天”，但他們的確可以不管以後的世事如何變幻了。
以南明擁有的軍隊數量和掌控的地盤來說，實現長久的偏安並不是太難的事。與草創之初的東晉和南宋相比，南明的條件遠遠優於前二者。首先，盡管中原地區和陝西、四川、湖北等地遭受了多年戰爭和災害的創傷，但富甲天下的江南並沒有受到多大影響，這裏仍然是帝國物產最豐富、人口最密集、賦稅最主要的地區；其次，因為長期作為陪都，南京的政府班子很容易擴建；第三，南京有開國皇帝朱元璋的陵墓，在今天看來，雖然並沒有任何實際意義，但在古人那裏，這是正統的象征。對帝國治下的臣民，是一個精神上的鼓舞。
意外的是，弘光政權很快就滅亡了。可以說，它滅亡的速度令人驚訝，它滅亡的經過令人覺得窩囊。
曆史上，當南北朝對峙時，長江往往是雙方的界線，而幾乎無一例外的史實是，當天下歸於統一時，總是南朝被北朝所滅。作為南明這個小帝國裏不多的幾個明白人之一，史可法熟讀經史，對曆史往事爛熟於胸，因此，他審時度勢地提出並施行的一大軍事措施就是設立江北四鎮。所謂江北四鎮，是指將高傑、劉良佐、黃得功和劉澤清四位原本活動於今天的山東、河南和江蘇一帶的總兵及所轄軍隊，在長江以北劃分為四個相對獨立的戰區。江北四鎮的設立，是基於一個基本考慮：如果以長江為界，那麽所謂的天險事實上並不可靠，不但北伐恢複中原無望，即便偏安也將日暮途窮。要想守住長江，必須守住江北，而設立江北四鎮，正是為此。
具體說來，江北四鎮的防區劃分如下：
高傑占據南直隸北部的黃淮地區，駐泗州，有徐州、豐縣、盱眙、五河、靈璧、宿州、蒙城、亳州、懷遠等十四個州縣，負責南直隸北部的戰事；劉良佐占據淮河以南的南直隸中西部地區，駐臨淮，有鳳陽、臨淮、潁上、潁州、壽州、太和、定遠、六安和霍邱九個州縣，負責南直隸中部和西部的戰事；黃得功占據長江以北的南直隸中部地區，駐廬州，有滁州、和州、來安、含山、全椒、合肥、巢縣和無為等十一個州縣，負責支援在其北部的高傑部和劉良佐部；劉澤清占據淮安州，駐淮安，有清河、宿遷、海州、沛縣、鹽城、安東、邳州等十一個州縣，負責南直隸東北和山東南部的戰事。
江北四鎮每鎮定員三萬，共計十二萬軍隊。四鎮之外，史可法以督師身份駐揚州，居中調遣，直屬三萬餘人。這總共十五萬人，算是南明軍隊的主力。此外，還有原駐紮於湖廣一帶的左良玉部五萬多雜牌軍，再加上南京附近長江之畔的江防軍及城防部隊，總共計三十萬人左右。按史可法的方案，每個士兵每年的餉銀二十兩，政府每年的軍費預算需要七百萬兩。然而，當年弘光政府財政收入的總預算也不到六百萬兩，兩相比較，尚差一百餘萬。更何況，政府的財政收入還得用於官員的薪俸、公共設施的建設和朝廷禮儀的開支，不可能全部用作軍費。且即便全部用於軍費，也還有不小的漏洞——也就是說，弘光政府成立之初，即遭遇了崇禎年間的同樣困境：財政困難。
在一個大廈傾覆的兵荒馬亂的年月，武力不僅最具威力，也最能給擁有武力者帶來尊嚴和好處。弘光政府無法給江北四鎮撥出足夠的軍餉，同時又要仰仗他們作為國之幹城，保衛岌岌可危的小朝廷，就必須給他們另外的好處。這另外的好處有兩條，究其結果，都無異飲鴆止渴，結果渴的問題沒有得到根本解決，反而把飲者毒死了。
第一條好處是給包括江北四鎮在內的大批將領加官晉爵。四鎮中，黃得功封為靖南侯，高傑封為興平伯，劉澤清封為東平伯，劉良佐封為廣昌伯。伯和侯都是極其顯赫的爵位，舉個例子可以說明，曾經輔佐朱元璋建立明朝、為明王朝立下過汗馬功勞的劉伯溫，論功行賞時也不過封為誠意伯。劉澤清等人寸功未立卻無功受祿，這種做法引起了文官們的極大反感。弘光政府的實權掌握在馬士英手裏，馬士英知道要想穩定自己的地位，就必須交好江北四鎮這些手握重兵的將領，於是借朝廷對四鎮的加官晉爵而暗行籠絡，國家的恩典成為私人市恩圖報的手段。
第二條好處影響更壞，那就是授權四鎮在他們的戰區內擁有獨立王國般的事權：“一切軍民聽統轄，州縣有司聽節製，營衛原存舊兵聽歸並整理，荒蕪田土聽開墾，山澤有利聽開采，仍許於境內招商收稅，以供軍前買馬製器之用，聽各鎮自行征收。”這一政策相當於把長江以北的廣大地區全部交給了四鎮長官，四鎮長官成了他們戰區內的小皇帝。政府在江北既沒有官吏任免的人事權，也沒有賦稅征收的經濟權，隻有史可法依憑他的個人威望，庶幾能夠勉強調動其軍隊——但這種調動是極其有限的，而且得以不太影響四鎮的既得利益為前提。
追溯江北四鎮的四位最高首長，他們身上都有洗不清的汙跡：高傑是李自成的同鄉，多年來一直追隨李自成，由於作戰勇敢，李自成派他守衛大本營。期間，他和李自成的老婆邢氏——邢氏是李自成殺韓氏之後搶來的女子——私通，由於害怕李自成發現後惹來殺身之禍，高傑降於洪承疇，反過去打李自成，曾隨賀人龍擊敗過張獻忠。李自成進軍陝西後，高傑逃到山東。劉澤清出身行伍，“為人性恇怯，懷私觀望”，曾經向朝廷冒功邀賞，還曾謊稱墮馬受傷，崇禎為此下詔賜其醫藥費四十兩銀子。當李自成揮師京師時，崇禎下詔令其進京勤王，劉澤清卻拒不奉詔；李自成軍隊進入他駐防的山東後，他不戰而逃至淮安。劉良佐在甲申年之前也曾和農民軍打過多年交道，京師陷落後，他受馬士英之邀率軍進入南直隸，沿途**掠，激起所過州縣吏民的強烈反抗，而他的胞弟劉良臣則早在1631年就已隨總兵祖大壽降清。後來清軍南下，劉良佐不戰而降，與乃弟不無關係。四個戰區首長中，形象稍微正麵一點的隻有黃得功，但黃得功是個沒有多少文化的粗人，行事魯莽，不計後果。他十二歲時偷喝了其母剛釀的米酒，其母責怪他。他說，這很容易賠你的。當時正值清軍入關與明軍作戰，黃得功持刀混進清軍隊伍，砍翻了兩名清軍士兵，提著他們的頭跑到官府領到了五十兩賞銀，他把錢交給其母說，這就算賠你的酒錢。
弘光政府對江北四鎮的優待遭到了來自朝野的強烈抨擊。像高傑和劉良佐、劉澤清等人，不僅無功，反而有過，卻得到朝廷的殊榮，而一些曾經在北方同農民軍作過戰的將領卻一無所有。被崇禎稱為“清正敢言”的劉宗周為此向弘光上書，認為劉澤清、高傑和漕運總督路振飛三人均在戰前把家屬預送到南京，已經做了逃跑的打算，依照軍法，臨陣脫逃者應處以斬首，“臣謂一撫二鎮皆可斬也”。劉宗周的批評招來了馬士英、高傑和劉澤清的極度仇恨，馬士英在弘光麵前大說劉宗周的壞話，高傑和劉澤清則先後派出幾批刺客，打算直接結果當時閑居於丹陽的劉宗周的性命。但是，當刺客看到這位年近七旬的老人終日危坐，“未嚐有惰容”時，竟然沒敢動手。
劉宗周的批評和朝臣們的牢騷，無法更改江北四鎮成為獨立王國的事實。據說弘光也意識到這種做法不妥，但他同時又明白，如果得罪了手握重兵的江北四鎮，他還能否繼續坐在龍椅上，也是一個未知數。為此，他對手下人歎息說：事已成，奈何？
隻有史可法一直固執地認為，高傑雖然為人粗野嗜殺，其所部軍隊紀律渙散，但高傑部戰鬥力最強，高傑本人也可以德感化後加以利用。當時，高傑一直想占據江南最為富庶的揚州——揚州後來成為督師史可法的駐地——但揚州士民早就對高傑的惡行深惡痛絕，堅決不同意他進城。高傑大怒，下令攻城。揚州知府率領由揚州地方部隊和居民組成的部隊拚死抵抗，高傑進攻了一個多月也沒攻下。惱羞成怒之餘，他下令部下在城外大肆燒殺搶劫。放在承平時代，一個總兵膽敢如此胡作非為，早就犯下誅滅九族的大罪。但事情發生在大兵壓境的非常時期，朝廷也拿他無可奈何，隻得派史可法前往揚州調停。史可法到了揚州後，一麵責備高傑，一麵又替他開脫，說是揚州地方官員亂殺掉隊的散兵，高傑才做出後來的舉動。史可法的袒護下，高傑濫殺無辜的行為沒有受到任何處罰，而是被調到瓜洲了事。在史可法這種嚴謹正直的文官看來，高傑的行為肯定早就其罪當誅，然而為了國家計，隻能聽之任之。
一波剛平，一波又起：高傑和黃得功向來不和，他懷疑自己被調防到瓜洲，是朝廷要把揚州劃給仇人黃得功。於是趁黃得功不備，向黃部發動突然襲擊，如果不是親兵死命保護，再加上黃得功本人勇猛異常，黃得功差點就死在這場突襲中。黃德功本來脾氣就暴躁，他如何咽得下這口氣呢？史可法隻得又出麵和稀泥，當和事佬，自己拿出一筆錢賠付給黃得功，說是高傑所出，黃得功方才悻悻作罷。
四鎮將領不和，黃得功和高傑更是勢同水火，當時即有人向史可法提出，“四鎮鹹跋扈，宜使分，不宜使合，務別其忠順強梗之情以懋勸之，而閣部大樹兵以自強，乃可製也”。史可法雖然也認為這一建議很正確，“然卒不能用”。當四鎮之間發生嚴重對立甚至仇殺時，史可法隻能像幾個兒子打架，自己在一旁痛哭流涕，至多拉拉架的老母一樣無計可施。
人都有兩麵性，高傑一方麵常常濫殺無辜，一方麵卻對弘光小朝廷忠心耿耿。這種忠心，據說來自史可法的人格魅力——高傑攻打揚州，史可法隻要求他撤兵，沒做其他處分，高的妻子——亦即李自成的前妻邢氏——被史可法所感動，因而出麵勸導高傑，而高傑一向很聽邢夫人的話，從此唯史可法馬首是瞻。史稱“傑感可法忠，與謀恢複”。如前所述，當一支軍隊和一個政府班子，不是聽命於製度與法令，而是感動於長官的精神才遂許驅馳時，它的前途幾乎可以料定。
由於高傑手握重兵，清朝也對他寄予厚望，豪格曾多次寫信或派人到高傑營中，指望高傑反水，均遭高傑斷然拒絕。1645年正月，高傑奉史可法之命率軍北上，抵達歸德，打算聯絡總兵許定國。許定國與高傑同樣有著深不可解的宿仇：高傑還在李自成軍中時，曾殺害過許定國的家人。甲申年夏，當許定國聽說高傑被任命為四鎮之一時，氣得破口大罵。更何況，此時許定國早已暗中降清，並悄悄送了兩個兒子到清軍營中為人質。
高傑邀請巡撫越其傑和巡按陳潛夫與自己一起到許定國駐防的睢州城，與許共商大計。越其傑勸告高傑：許定國有異心，不能輕往。但高傑乃一介武夫，而且從骨子裏看不起許定國，認為許定國沒膽量把自己怎麽樣，因此堅持入城。為了向許定國表示友好，高傑甚至隻帶了幾百人的衛隊。許定國知道高傑要前來的消息後，早就做好了準備。他一麵暗中安排軍隊，一麵對高傑畢恭畢敬，找了許多妓女陪高傑的衛隊飲酒。晚上，高傑的這支小部隊人人皆醉，許定國一聲號令，這些醉擁紅妝的衛士們全成了刀下之鬼。高傑被一群長槍手包圍，他提刀砍殺數人後，力氣漸漸不支，被長槍手們“攢聚殺之”。許定國計殺高傑後，即北渡黃河，投降清朝。次日，高傑部將聞變，憤怒之極地殺入睢州城，許定國早已跑得無影無蹤，睢州城的老百姓充當了替罪羊，“老弱無孑遺”。
史可法聞知高傑在睢州被襲殺的消息後，流涕哀歎說：中原不可為矣。於是，史可法下令停止北伐，回師揚州。當時，一個叫閻爾梅的文人在史可法軍中做幕僚，他向史可法建言，盡管高傑被殺，北伐受阻，但也不可退回江南。當下之策有幾種，其一，繼續北伐，渡黃河收複山東；其二，向西征，收複河南；其三，暫時駐紮徐州，以觀事態變化。應該說，閻爾梅的這三條辦法都不無可行之處，但史可法此時似乎心態大變，隻想退回江南，退回他的督師之地揚州。
高傑死後，黃得功和劉澤清都想把他的部下和地盤占為己有，劍拔弩張的局麵隨時可能演變成同室操戈，史可法隻得又出來調停——可以想象，無休無止的內訌與調停，已經使這位身材矮小的督師心力交瘁。是時，史可法年過四旬，膝下仍然沒有一子半女。在遵循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時代，這是一樁非常嚴重的事。史可法的夫人提出為他討個小妾，以便生個一男半女。史可法拒絕了，他歎息著說：王事方殷，敢為兒女計乎？
當史可法像個救火隊員一樣忙著為江北四鎮的矛盾與仇殺疲於奔命時，作為小朝廷首都和大後方的南京卻是另一番景象。
自從史可法不得不出外督師，弘光政府的實權就落到了馬士英手中。按照中國的傳統，每一朝的正史都會給奸臣們辟出專門的章節，《明史》中列入《奸臣傳》的人不多，隻有胡唯庸、嚴嵩及周延儒等數人，而馬士英和他的好友阮大铖也是這不多的幾個奸臣之一。
馬士英字瑤草，貴陽人，原籍廣西梧州藤縣，和袁崇煥（有種說法認為袁是藤縣人）是同鄉，據說還是同一條街上的街坊。一條街上出了一正一邪兩個大人物，也是一樁異事。就像說到昏君就必須說到荒**，說到奸臣就必須說到狡詐一樣，說到馬士英，另一個必須說到的人物則是阮大铖。
萬曆四十四年，馬士英以舉子身份前往京師會試，與安徽懷寧人阮大铖訂交，從此成為摯友。三年後，馬士英中進士，授南京戶部主事。天啟時，曆任嚴州、大同知府。崇禎五年，擢右僉都禦史，巡撫宣府。到任不到一個月，馬士英就貪汙公款數千金，以贈朝中要人，被鎮守太監王坤揭發，“坐遣戍”，隻好流寓南京。在南京，他和早年的至交阮大铖不期而遇。
中國曆史上有許多另類的才子，他們無惡不作的同時卻又才華橫溢，比如隋煬帝楊廣，北宋蔡京，明朝嚴嵩，再比如我們正在說及的阮大铖。阮大铖留名青史，一則他是晚明時期政壇的真小人，二則他是明清之交文壇最富才華的真才子。一個小人而又才華橫溢，好比把一桌佳肴擺到廁所裏，總給人以怪怪的感覺。
阮大铖的才華主要表現在戲曲方麵，他平生共創作了十一部戲曲作品，目前流傳下來的隻有《燕子箋》等四種。其他作品之所以失傳，並不是由於年代久遠，而是他投降清朝做了大明貳臣後，許多家裏藏有阮氏著作的讀書人深以為恥，紛紛將其付之一炬方覺解恨。
由於眾所周知的學而優則仕的古老遊戲規則，傳統中國的官員幾乎無一例外的都是能吟幾句詩詞作幾篇遊記的文人，馬士英也不例外。阮大铖曾經請馬士英為自己的詩文集寫序，馬士英稱阮乃明朝開國以來第一詩人。這一稱譽雖有所誇張，但也有事實基礎。明季最富才氣的文人張岱，也對阮大铖稱道不已。阮大铖的政敵冒辟疆、侯方域等人，曾經請戲班子演出阮大铖作品，幾個年少輕狂的風流公子一邊痛罵阮大铖的為人，一邊對阮大铖的作品讚不絕口。
但再偉大的作品也無法更改阮大铖作為小人和貳臣的本質。阮大铖三十歲即中進士，與東林黨重要人物左光鬥是老鄉，和另一位東林黨重要人物魏大中則是同年，早年也以東林黨外圍人物自居，很快卻走到了與東林黨勢不兩立的另一麵。事情的起因是當時他有望升遷為吏科給事中，不過由於東林黨人趙南星、高攀龍和楊漣的反對，他的希望落空。阮大铖失望之餘，投靠到了東林黨的死對頭、閹黨領袖魏忠賢門下。阮大铖為人極其工於心計，他一方麵依靠魏忠賢為靠山，一方麵私底下也怕魏忠賢將來不得善終，會讓他受牽連。他每次前往魏府拜見，出來時總要用重金從門房那裏把自己的名片要回來。盡管如此，等到魏忠賢被崇禎所滅，行事謹慎的阮大铖仍然被東林黨咬住不放。整個崇禎朝十七年裏，阮大铖一直鬱鬱不得誌。
李自成農民軍逼近安徽，阮大铖遷居南京城，招納了一批人談兵說劍，做出一副有軍事才幹的樣子，想通過這種方式引起朝廷的重視，從而重新任用他。但斯時的阮大铖早已不恥於士林——不僅是東林黨，即便以清流自居的持中立立場的士大夫，都對他側目而視。為此，黃宗羲、顧杲等人針對他寫了一篇《留都防亂揭》，該文曆數阮大铖多年來的種種罪狀，並在南京城的大街小巷到處張貼。麵對氣勢洶洶的東林黨及外圍士人，阮大铖既怒又怕，然而他此時隻是一個賦閑的白丁，隻好閉門謝客，暫避風頭。當時，與阮仍然保持暗中來往的，隻有他的知音馬士英。
周延儒是晚明官員中進入《明史》奸臣傳的另一位知名人物，他曾做過多年崇禎朝首相，最終被崇禎勒令自盡。周延儒當政時，曾到南京公幹，阮大铖帶了一大筆錢財在途中向周延儒行賄，要求周向朝廷舉薦自己。周很為難：你的名字早就列入了逆案，這怎麽能行呢？所謂逆案，指魏忠賢倒台後，崇禎欽定曾經依附過魏的官員而予以處罰的案件。阮大铖沉吟良久：既然我不行，那瑤草如何——瑤草就是他的知音馬士英。周延儒答應了。這樣，到了崇禎十五年六月，恰好鳳陽總督高鬥光因喪師失地被法辦，周延儒就幫助馬士英當上了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禦史、鳳陽總督。——此事可以得出兩個結論：其一，明朝吏治腐敗異常，馬士英這種貪汙公款的官員，居然可以輕易複出；輕易複出不說，還被委以如此重任；委以重任的原因，則是向首輔行賄。僅據此，我們就可以斷定，這樣的政府即便沒有敵人去摧毀它，它也要走向末路。其二，阮大铖與馬士英的關係的確非同尋常，阮大铖甚至願意用自己的錢替馬士英購買政治前途。那麽順理成章的是，當馬士英一朝大權在手，不可能不對阮大铖投桃報李。
果然。當馬士英擁兵迎立福王，從而成為弘光政府的第一號人物時，他立即想方設法要讓臭名昭著的阮大铖東山再起，而處於政治下風的東林黨人和一般清流人士堅決反對。圍繞阮大铖複出與否為核心的鬥爭，事實上是晚明閹黨和東林黨政治博弈的延續。這是一個解不開的死結，它貫穿了晚明幾十年的政治生活。可怕的是，當北麵的清軍大兵壓境時，你死我活的黨爭依然是弘光小朝廷從崇禎時代延續下來的永恒主題。隻圖一己和一黨之得失，不顧天下與社稷的安危，這就是所有時代黨爭的本質。
當史可法不得不出外督師，留在南京中樞機關的弘光政府要員分為兩派，一派是東林黨或因同情東林黨而走得比較近的官員，以薑曰廣、張慎言等人為代表；一派以馬士英和阮大铖為代表，還包括了劉孔昭和趙之龍等人。至於江北四鎮，除高傑因被史可法感動而站在史可法一邊外，其餘三鎮都是馬士英的人。唯一擁有軍隊而又反對馬士英的將領，隻有駐防於南京上遊的左良玉。左良玉之所以反對馬士英，並不是他本人具有什麽正義感，僅僅隻是不滿於馬士英對江北四鎮大加封賞，對他卻不聞不問。
弘光小朝廷開張之初，張慎言代弘光擬了一道詔書，要求廣搜人才。張慎言特別說明，凡是逆案中榜上有名的官員，則不可輕議。馬士英見後大為不滿，令劉孔昭等人脅迫張慎言刪掉這一條。此後再以阮大铖懂軍事為名，向弘光隆重推薦，弘光召見了阮大铖，準備起用。
阮大铖行將複出的消息引起清流派一片噓聲，薑曰廣、呂大器等人同時向弘光上疏，認為阮大铖乃先帝欽定的逆案巨魁，萬萬不能任用。馬士英一邊親自為阮大铖辯護，一邊唆使依附於他的一批官員——其中包括明朝的幾位封爵為王的宗室，“連疏交攻”。大學士高弘圖早年曾與東林黨人有隙，馬士英以為可以跟他搞統一戰線，“必當右己”。在給弘光的疏中，馬士英說，高弘圖一向對我很了解，他也會讚同我的意見。但是在大是大非麵前，高弘圖表現出了難得的原則性，他明確告訴弘光：先帝欽定的逆案，絕對不可擅改。馬士英隻好利用他與弘光的鐵杆關係，逼迫高弘圖主動請求辭職。這時，左都禦史劉宗周上書說：即便阮大铖真的像馬士英說的那樣懂軍事，有才能，但我以為他那種結黨害人的品性，終究會給國家帶來危害。所以阮大铖的複職與否，實在關係到國家的興亡，我請求皇上還是收回成命吧。從理論上講，左都禦史是朝廷最高級別的紀檢官員，但是，當大學士都不得不被逼辭職時，左都禦史的勸諫更算不了什麽。果然，弘光下詔嚴厲批評劉宗周，並替阮大铖開脫說：“年來國家破壞，是誰所致？而獨責一大铖也！”
令人意外的是，盡管古人早就說過忠奸不兩立的話，但對於到底該不該起複阮大铖，一向被認為是正直典範的史可法居然首鼠兩端地出麵和稀泥。他為馬、阮開脫說：現在國家大事敗壞到了這種地步，在起用人才方麵應該寬泛一些，不能再囿於以前定下的規矩。如果再堅持不用逆案中的人才，會給人以心胸狹窄的結論，不欲以天下之才，供天下之用也。史可法如此做，或許有他的良苦用心——就像他同意馬士英的安排，由馬主政南京，他本人督師揚州一樣。一切委曲求全都是為了小朝廷的團結與和諧。但是，在大是大非之前模糊立場，當時就有同僚批評他雖然雅孚人望，亦有失言之過。
阮大铖的進退，究其實質，仍然是晚明派係鬥爭的延續。東林黨為首的清流派——包括高弘圖這樣的非東林人士——之前不願立福王為帝，乃是怕福王上台後清算當初東林黨和老福王的恩怨；福王即位為弘光，東林黨已處於尷尬境地，如果當初身為閹黨重要人物的阮大铖再上台，東林黨的日子更不好過。所以，無論阮大铖賢能還是平庸，都不是問題關鍵。關鍵問題隻有一個，那就是：黨同伐異。
正當弘光政府的要員們為阮大铖的進退爭得沸沸揚揚時，又發生了一場荒唐的鬧劇：甲申年六月底，湖廣巡按、監軍禦史黃澍入朝上疏，宣稱馬士英有十可斬之罪。朝見時，黃澍當著弘光和諸多高級官員的麵，曆數馬士英的十大罪狀。說到義憤處，涕泗縱橫。弘光也為之動容，認為黃澍說得有理。馬士英隻好倉皇下跪請罪。恰好，馬士英跪在了黃澍身前，黃澍竟持笏猛擊馬士英的後背，大喊：“願與奸臣同死！”馬士英痛得失聲尖叫，請求弘光阻止黃澍的暴力侵犯，弘光無奈地搖頭不語。良久，弘光才對黃澍說：卿且出。事後，弘光私下對秉筆太監韓讚周說：馬閣老宜自退避。弘光退回後宮，早就收受了馬士英大量賄賂的太監田成向弘光哭訴說：陛下如果不是得到馬公的擁戴，哪裏當得了皇帝？現在罷他的官，天下必然說皇上負恩。何況隻要馬公在，凡事都不必勞煩您。馬公走了，天下誰複念皇上呢？弘光聽了，覺得有理，馬士英因而沒有受到任何處分。
由此看來，弘光對馬士英的所作所為也不是完全蒙在鼓裏；況且，他還有辨別是非的能力。從他的種種事跡分析，弘光智商中等，不像他的前輩天啟那樣，很輕易就被魏忠賢忽悠了一輩子。奇怪的是，這個並不呆笨的皇帝，卻自始至終對治理東南半壁江山缺少應有的**。他知道馬士英的行為在危害他的江山，卻完全沒有製止的念頭。
阮大铖在馬士英的力挺下，順利實現了複出夙願，他先任兵部左侍郎，後來又升任兵部尚書、右都禦史。上任後，阮大铖沒有忘記在野十餘年來受到的來自東林黨的窩囊氣，他開始處心積慮地報複。這報複行動，就是所謂的順案——東林黨中的光時亨、龔鼎孳和周鑣等人，在李自成攻陷北京後，曾投降大順政權，並被任命為大順官員。現在，阮大铖力主對這些附逆的官員進行處理，即他所謂的順案。
順案冠冕堂皇，東林黨人明知這是阮大铖的報複，“唯向附東林者不得免焉”，卻又啞巴吃黃連，有苦說不出來。最終，光時亨等人被處以淩遲之刑，東林黨核心人物呂大器、劉宗周、薑曰廣以及雖非東林黨、但與東林黨走得較近的人紛紛被迫辭官或被免職。至此，弘光政府的大權全部落入馬士英和阮大铖之手。
甲申年底，清軍前鋒攻陷江蘇北部的宿遷等地，督師史可法急忙派人向馬士英告急，請求馳援。馬士英接到緊急文書後大笑不止，當時楊文驄在場，問馬為何大笑。馬士英胸有成竹地回答說：你以為真的有這種事嗎？這是史公的心計也。一年將盡了，他手下的邊防將士要敘功，軍費也要預算，他現在匯報說清軍壓境，不過是為了敘功和增加預算罷了——聯係到前麵講過的史可法為馬士英起用阮大铖和稀泥，馬士英的大笑可謂意味深長。
當史可法在長江以北苦撐危局，一會兒忙於調停四鎮之間的矛盾，一會兒忙於調動手裏少得可憐的軍隊抵擋清軍前鋒時，南京城裏的弘光及馬士英、阮大铖君臣也沒閑著——他們都在竭盡全力地為自己、也為偏安的小朝廷掘一座墳墓。
馬士英主政之初，向弘光提出了當務之急的四件事，這四件事，完全置大軍壓境、民不聊生的現實不顧，統統都是為討好弘光。以致事情傳出之後，聞者笑之。這四件事分別是：第一，迎接在逃難中和弘光走散的弘光之母。第二，為弘光之父建陵。弘光之父即老福王，早在李自成打下洛陽時就處死後煮食了，屍骨無存，依然得建一座耗資巨大的皇陵，並為他上尊號。第三，嚴密防範宗室的其他藩王，堅決不能讓其他大臣擁戴他們。第四，弘光還沒有兒子，應盡快大量挑選秀女入宮。
對弘光來說，這四件事件件都像一隻溫暖的熨鬥，恰到好處地熨到了心頭，他對馬士英的建議全部照準。於是，就在外有清軍逼近長江，農民軍騷擾各地，內有黨爭紛亂，人民流離失所的情況下，弘光搞了一場轟轟烈烈的選秀活動。時任給事中的詩人陳子龍上疏說：“近日中使四出，民間女子稍有姿色，即以黃紙貼額，選入宮中，閭裏騷然，請行禁止。”但禁止是不可能的，選秀的同時，弘光緊急下令：趕快修建宮殿。這位溺於酒色的小國之君似乎預見到了大批江南美女的到來，將會使原本寬闊的後宮也人滿為患。還是未雨綢繆，早做準備吧。
《鹿樵紀聞》稱，高弘圖主政時，弘光有時還過問一下政事，及至馬士英主政，從此“拱手聽之”。弘光如此做，估計原因有兩個：其一，對有擁戴之功的馬士英充分信任；其二，也是更重要的，這位被史可法評定為七不可為君的小國之君，壓根兒就沒有做一個皇帝的基本素質和最低水準。對他來說，當皇帝最大的收獲就是從此可以更加隨心所欲地縱情酒色。至於這個國家到底要往何處去，他根本沒考慮過。
為了選秀，禮部下令凡是富室官家有隱匿者，四鄰連坐，乃至於有母女同時自盡者。秀女進宮，弘光每天的日常工作就是“深居宮中，唯以演雜劇，飲火酒，**幼女為樂”，民間給他取了個很不恭的綽號，叫作“老神仙”。
如前所述，偏安的南明賦稅銳減，軍費開支龐大，兩相比較，國家每年的賦稅還不夠軍費，遑論各級政府和官員們的辦公費用和薪水呢？麵此窘境，弘光依然表現出他當福王時富可敵國的大手大腳，他以原有宮殿漏水為名，大興土木。由於他在位僅一年就做了清軍俘虜，許多基建在他下台時還在建設之中。他又以大婚為名，為皇後製作禮冠，冠上遍鑲貓眼石和祖母綠等價值連城的珠寶，僅一頂禮冠的造價就高達白銀十萬兩。
財政困難，主政的馬士英想到的辦法就是想方設法搜刮民間，“因佃練湖，放洋船，瓜、儀製鹽，蘆州升課，甚至沽酒之家，每斤定稅錢一文，利之所在，搜刮殆盡”。但是，晚明以來幾十年間，廣大民眾積貧已久，要想從民間，尤其是從普通民眾頭上搜刮更多的民脂民膏並不現實，相當於從雞爪子上刮油。馬士英很快想出了第二招，那就是公開出售官職和生員身份。他先是從廣大士子開始，規定各府州縣童生隻要交一定的銀子，就可以免試取得秀才資格，直接參加科舉考試。此後，又明碼實價地賣官，如武英殿中書九百兩，文華殿中書一千五百兩，拔貢一千兩，內閣中書二千兩。一時之間，江南——特別是南京——有幾個閑錢的富戶，紛紛向朝廷納錢買官。乃至於鄉下的地主們竟把土地賣了，跑到城裏買個官做，“一時賣菜兒莫不腰纏走白下（今南京），或雲把總銜矣，或雲遊擊銜也，且將赴某地矣”。這種做生意式的買官，到任後必然要通過權力加倍地收回投資，吏治如何，不言自明。
賣官的收入，一部分入了政府國庫，一部分作了弘光後宮開支，還有一部分則落入馬士英、阮大铖之流的私囊。當時南京的一首民謠一針見血地諷刺說：
中書隨地有，都督滿街走。
監紀多如羊，職方賤如狗。
蔭起千年塵，拔貢一呈首。
掃盡江南錢，填塞馬家口。
一派風雨飄搖與雞爭蟲鬥之中，甲申年終於挨到了最後一天——中國人最重視的節日除夕到了。
這個除夕夜，史可法遠在揚州軍中，他獨自批閱公文到夜半，覺得肚子餓了，同時也想起今天是除夕，便向廚子要酒吃。廚子回答說：肉食都按你的吩咐分給將士們了，沒有什麽可以下酒的菜，隻有一些鹽豉了。史可法便就著鹽豉喝悶酒，他的酒量本來很好，一個人能喝幾鬥不醉，不過自從到了軍中之後就戒了酒。當天晚上，他一連喝了十多杯，想起國家破碎至斯，不由悲從中來，泫然涕下。泣罷，酒力上湧，他靠在小幾上睡著了。天明時，將士們按慣例聚集在轅門外，等待史可法召見。往常早就洞開的轅門居然關著，將士們遙指著議論紛紛。知府任民育說，相公像這樣多睡一會兒，實在不容易。於是令打更的人依舊打四更鼓，並令左右不要驚醒了史可法。一會兒，史可法醒了，聽見鼓聲，大為生氣，左右向史可法轉達了任民育的意思，史可法才息了怒。
同樣是這個除夕，距離揚州幾百裏外的南京興寧宮中，則是另一番景象。當天晚上，弘光興致勃勃地親自動手張燈結彩，太監韓讚周勸他：天下大事正處於棘手之中，這種瑣屑小事，何勞陛下您親自動手呢？弘光漫不經心地說：天下事有馬閣老在主持，何必憂慮呢？到了深夜，弘光忽然悶悶不樂，還是這個韓讚周，關心地上前問弘光：陛下剛搬進新宮，應該高興才對，如此鬱悶，是因為思念皇考嗎？弘光聽了，一言不發。過了老半天，他才徐徐地回了一句：梨園殊少佳者——你以為我是在思念故去的父親嗎？你以為我是在為江山社稷擔憂嗎？才不是呢，我是為戲班子裏沒有特別出色的戲子發愁。
弘光和韓讚周這番對答，令人絕倒。至此，我們也就能明白，為何擁有包括富庶的江南地區在內的大半個中國以及人數上占絕對優勢的軍隊，弘光政權仍然滅亡得如此迅雷不及掩耳了。
另外一個關於弘光的記載則說，弘光對女色有著異於尋常的熱愛，不知是誰告訴他蝦蟆可以壯陽，於是他興師動眾，令人到處捕捉蝦蟆製作房中藥。民間因此又給他取了個“蝦蟆天子”的綽號。他最信任的首相馬士英玩弄權術之外，業餘生活的一大愛好是鬥蟋蟀，故民間取名“蟋蟀相公”。以蟋蟀相公對蝦蟆天子，倒是十分工整。
弘光政權滅亡於甲申年次年，即1645年五月。其實，早在甲申年七月，也就是弘光剛宣布承繼帝位兩個月後，著名詩人陳子龍就無限悲憤地看到了這個小朝廷不可挽救的宿命，他在給弘光的奏章中沉痛地說出了他對這個小朝廷的深憂：
今當乾坤板**之餘，保有東南，漸圖恢複，國勢之弱，兵力之單，以祖宗朝全盛之時，不啻數倍，若不亟圖自治之方，先為根本之計，無論恢複之期不可必，且何以立國？此臣所以日夜彷徨，寢食俱廢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