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弘光的耽於安樂，史可法並非不知情。作為一個正直的重臣，他一次次對弘光提出越來越嚴厲的批評。早在甲申年夏天，史可法於鳳陽祭祀明朝祖陵後就上疏弘光：陛下你剛剛登基拜謁孝陵時，哭泣盡哀，在場的人無不感動。您如果到鳳陽看看祖陵的滿目蒿萊，雞犬無聲，一定會更加悲憤。希望您能慎終如始，處在深宮廣廈之中，能想想北方諸陵中列祖列宗不安的亡靈；享用玉食大餐之時，能念及北方諸陵中的列祖列宗連麥飯的祭祀也沒法享用。在另一封奏章中，他悲憤地批評弘光政府的現狀：“今則兵驕餉絀，文恬武嬉，頓成暮氣矣。河上之防，百未經理，人心不肅，威令不行，複仇之師不聞過關陝，討賊之詔不聞達燕齊。君父之仇，置諸膜外。”
史稱，史可法每次寫好奏章，總是要念給身邊的工作人員聽，他“循環諷誦，聲淚俱下”，乃至於“聞者無不感泣”。——但即便再悲憤一百倍的奏章，一旦奏聞給弘光這個沉溺溫柔富貴之鄉的偏安之君，仍然如同石沉大海，波瀾不興。弘光的新宮殿興寧宮落成之際，他令大學士王鐸——王鐸乃明代最優秀的大書法家之一，然其人品可鄙——書寫了一副對聯，這副對聯係弘光親擬：萬事不如杯在手，一年幾見月當頭。假如這對聯出自落拓無行的文人，我們庶幾可以付之一笑，然而出自身負中興大業的君王，我們即便想笑恐怕也笑不出來了。
通讀史可法留下的奏章，很容易用想象還原出一個為王事日日憂心、乃至於五內俱焚的儒者形象；同時，也容易聯想到另一個忠臣的典範，那就是比他早了一千四百年的諸葛亮。明清以降，由於《三國演義》近乎家喻戶曉的影響，三國人物和他們的傳奇故事以添油加醋的方式進入人們的日常視野。生逢江山鼎革、國事艱危時代的南明臣子，往往有意無意地把諸葛亮作為一個精神偶像——一個證據是，曾係張獻忠手下得力幹將、後來為南明永曆所招撫的李定國，自始至終奉永曆正朔，窮途末路退到緬甸也誓不降清。據說就是受諸葛亮事跡的影響，企圖做一個當世的諸葛。《明代軼聞》記載，李定國軍中有一個叫金公趾的人，經常給將士們講《三國演義》，他不是一般的說書，而是把三國故事和當時的現實聯係在一起：“每斥（孫）可望為操、卓，而期定國以諸葛。”李定國大為感激地說：當諸葛亮不敢奢望，但像關羽、張飛和薑維那樣，卻是我常常自勉的。與李定國的自比相仿佛，史可法生前，也有人把他比作諸葛亮。但正如曾經在史可法手下做過幕僚的複社四公子之一的侯方域所言，史可法的忠貞死節，可以和文天祥相比，至於治國用兵，則遠遜於諸葛亮。
史可法以督師身份統領江北四鎮，乃是南明軍事第一人。甲申年初，清軍還在忙於追擊李自成和平撫山東等地時，曾任商丘令的梁以樟向史可法提了一條建議。梁認為，劃江而守並非上策，最好的辦法是以河南和山東作江南的屏障，仿效唐朝設節度招討使的舊製，在山東和河南各設一名大員，經理全省，山東可圖北直隸，河南可圖山西和陝西。選擇文武兼備的官員出任，廣集軍餉，並假以便宜行事的權力。同時在山東濟寧和歸德設立行在，以備皇上巡幸，以此向天下吏民表示政府並沒有忘記恢複中原。如果放棄山東和河南，隻是布防於長江以北，則形勢已屈，即使想偏安，也沒有成功可能。此外，江北四鎮擁兵自重，宜使分不宜使合，必須辨其忠順強梗的不同情況來駕馭他們，而督師本人則應手握重兵，才能使他們聽命。對梁以樟的此番建議，史可法“心然其策”，卻沒有采納。
史可法為何沒有采納梁以樟的合理化建議，史書語焉不詳，然而從侯方域在史可法身後所寫的記錄史可法生平的長詩中不難看出，對這位時人稱道的忠臣，侯方域一麵為他的忠誠所感，一方麵又隱約批評他的無能。著名史學家談遷於順治十年（1653）路經揚州，此時距史可法當年督師還不到十載，談遷專程到揚州城外梅花嶺憑吊史可法衣冠塚。事後，談遷撰文表達了他對史可法缺乏統率全局才能的無限惋惜：江都地多陵阜，故名廣陵，城堅壕廣，四野蔓延，正利步騎，雄聞晉唐，今西門摧頹，豈史氏尚不逮李庭芝耶？——揚州城城高河廣，物產豐富，自晉唐以來就是易守難攻的兵家必爭之地，而史可法卻被擊敗了，難道他還不如曾經在揚州一帶堅持抵抗元軍的李庭芝嗎？
檢查史可法的履曆，他雖然曾任過南京方麵的兵部尚書，其實並不具備帶兵打仗的經驗。危急之際，忽然成為幾十萬軍隊的最高統帥，文人史可法缺少指揮它的能力；再加上馬、阮的製肘，即便諸葛亮重生，恐怕也未必就能確保南明江山安然無恙，何況一介書生出身的文官呢？因而我們似乎可以下一結論：如果在承平時代，廉潔正直的史可法一定是一個幹練精明的能吏，他有足夠的經驗和耐心做一個封疆大吏：勸事農桑，安撫流民，疏浚河流，整頓吏治，嚴肅地方，這些地方官員們的日常工作，他一定能夠做到得心應手。然而天命不佑，史可法偏偏生在了一個大廈傾覆的亂世。他唯一可行的就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即便事先知道了失敗的結局，知道了自己無能為力，但為了一腔忠義，他也必須無怨無悔地一條路走下去。
1645年春夏之交，清朝豫親王多鐸率大軍自北而南，一步步逼近了史可法的大本營揚州。就在揚州危急時，動**不安的南明小朝廷內部又出了亂子：左良玉嘩變了。
左良玉原本與馬士英有舊隙，和左氏早有勾結的黃澍當著弘光和滿朝文武之麵痛斥並痛打馬士英，馬士英將黃下獄，但由於懼怕手握重兵的左良玉，後來隻好釋放了黃。黃回到左良玉軍中，極力鼓動左良玉及其部眾嘩變。恰好，懷恨在心的馬士英無端裁掉左良玉的軍餉，左良玉忍無可忍，率眾於湖北反叛。當然，其時大順軍在清軍的追擊下向湖北撤退，左良玉不敢抵禦大順軍，正好借反馬為名避戰東下。
左良玉偽造了崇禎太子的密諭，在漢口築壇閱兵，並發表討伐馬士英的檄文，旋即率軍東進，列舟二百餘裏，很快攻入了江西境內。馬士英急忙派出黃得功、劉良佐和劉澤清三鎮入援。左良玉到達九江時，在軍中病死，其子左夢庚被眾將擁立為帥。左良玉這支部隊，多年來和農民軍打交道，部眾中有不少人係民軍和土匪，軍紀一向敗壞，“沿途則散發殺掠，遇衣冠則火圍之，即得金，必支解”。在率軍離開駐防地漢口時，他“焚官署、民舍殆盡，殺戮之慘，刀刃且缺，婦女之俘載者滿舟中”；此後“遂破九江、安慶，屠之，江南大震”。左良玉以清君側為名的軍事行動，無疑是長江沿岸劫後餘生的人民的又一場無妄之災。
更重要的是，左良玉軍隊從湖北撤出後，造成長江中遊的空虛，清軍立即乘虛而入，從而引發了多米諾骨牌般的連鎖反應：當黃得功在銅陵戰敗左夢庚時，清軍趁著江北空虛，已經安然渡過黃河，並一路勢如破竹地挺進到了長江北岸的儀真附近。與乃父相比，左夢庚連梟雄也算不上，當他聽說清軍逼近時，沒做任何抵抗，便率眾投降。左良玉雖然軍紀敗壞，為人驕橫，但在南明的幾支部隊中，他原本負有守衛長江中遊的重任。現在，不但長江中遊門戶洞開，連江寬水急的長江下遊對投鞭南下的清軍也不再是天險。
當左氏父子率軍沿江東下，向南明首都南京進發時，清軍也同時進窺防務空虛的江北。駐守在揚州的史可法向南京連章告急，請求馬士英迅速把軍隊調回江北，以衛淮揚，並寫信給弘光說，左氏父子不過是內亂，其目的是清君側，而清軍則危及宗社國家。昏聵如弘光者，也認為史可法言之有理，他在朝堂上對馬士英說：左良玉雖然不應該興兵，然看他本質上原不曾反，現在當務之急還是守衛淮揚要緊。一些大臣都認為弘光說得對。這時，馬士英氣急敗壞地指著這些大臣，怒目圓睜：你們都是左良玉的死黨，是在為左良玉說話。清軍打過來，我們還可以議和；左良玉打過來，那就是要我們的命。我們君臣寧肯死於清軍，也不能死於左良玉。再有人敢提議守淮揚，一律處斬。
在晚明諸多粉墨登場的人物中，弘光是一個十分奇怪的角色。公正地說，他有時候的政治見解並不見得就很糟糕，比如他也知道馬士英擅權，最好是把他撤職；也知道防左和防清，孰輕孰重。然則奇怪的是，隻要馬士英一旦固執己見，弘光就不再堅持，最後統統由馬士英說了算。如果把這說成馬士英竊弄國柄，顯得有些勉強——畢竟，在明朝那種君主集權的政治體製下，即使權傾朝野的馬士英，從本質上講，也無法淩駕於弘光之上擅作威福。那就隻有一種可能，也就是弘光對政治極度不感興趣，明知道馬士英在亂來，但因為自己不感興趣，也就由著他亂來。隻要自己還能當皇帝，還能享受花團錦簇的幸福生活就萬事大吉。
考察曆史，這種推測應該是站得住腳的——當馬士英咆哮朝堂，不許再議調兵救援淮揚時，弘光竟然沒有任何反應，其他大臣們見聖上默然無語，一個個都噤若寒蟬。
內乏糧草，外無救兵，坐困揚州的史可法隻有死路一條。不過，在死之前，他還有權做一番選擇：那就是如何才能死得更加悲壯。
史可法曾有過扶持危局的經曆。那是崇禎十二年，即公元1639年，安徽六安一帶遭受農民軍的輪番攻擊和連年天災，人民要麽流離失所，要麽掙紮於死亡線上。史可法受命於危難之際，他駐節六安，修繕城池，安撫人民，籌措糧餉，興建學校，並多次打敗小股的農民軍。不長的時間裏，六安便成為江北重鎮，史可法也因此升任南京戶部右侍郎。現在，時間過去了六年，史可法又一次處於獨撐危局的境地，但這一回，他麵對的不是烏合之眾的農民軍，而是裝備精良、經驗豐富的大清鐵騎。
清軍包圍揚州之前。史可法屢次派人到南京請兵，但南京回答他的是無動於衷的沉默。史可法又向駐防在揚州附近的總兵李成棟和劉澤清求救——事實上，史可法是李、劉二人的頂頭上司。當時，李駐高郵，劉駐淮安，均距揚州甚近，但李、劉二人對史可法的命令或者說請求沒有任何反應。他們早就打定了主意，與其把自己的家底和驍勇善戰的清軍拚消耗，不如保存實力，至於國家安危，不在他們的考慮範圍之內。
順治二年四月十八日，清軍包圍揚州。揚州城既沒有堅固的城防，也沒有充足的糧草，甚至沒有一支像樣的軍隊。至於南麵的長江上，也沒有任何一支援軍趕來。內外交困中，悲憤的督師史可法沒有認真去安排布防或是撤退，而是決心死在揚州。在我們那些從小就飽讀詩書、深受儒家道統影響的士大夫眼裏，世間最艱難的事情並不是死。如果轟轟烈烈的死能夠換來留名青史的機會，這甚至是一樁美事。因此，史可法既已決心以身殉國，不逃跑，不抵抗，那如何才能死得更悲壯，更動人心魄，這才是他要考慮的首要問題。
於是，後人就遺憾地看到在揚州這座江南最美麗最富饒的城池陷入敵手之前，負有守衛職責的最高統帥史可法基本放棄了他的職責：當清軍還在集結、尚未完全合圍之時，史可法的部將劉肇基向他建言，當趁清軍立足未穩，背城一戰，以爭取主動。史可法幾乎不假思索地拒絕了。等到清兵從泗州取來威力驚人的紅夷大炮，再想主動出擊為時已晚，劉肇基及所部四百餘人均在激戰中無一幸存。此外，在清軍攻城前兩天，史可法的部下李棲鳳和高岐鳳覺得大勢已去，兩人企圖劫持史可法，作為降清的見麵禮。事情敗露後，史可法竟然沒把二人繩之以法，而是淡淡地對他們說，揚州就是我的葬身之地，你們想要圖富貴，要投降，你們自己去吧，我不留你們。於是，當天深夜，二人帶著一大批部眾出城投降。史可法手下的一批幕僚，眼見大勢不保，紛紛向史可法毛遂自薦，請求帶些金銀出城去募兵，史可法不經細察，一一允諾。自然，這些好不容易逃出死城的幕僚再也不會回揚州去陪他們的督師一起壯懷激烈了。凡此種種，以史可法平素之精明，不可能不糾不察，不聞不問。然而當大軍壓境，他的心誌似乎方寸大亂，整日裏核計的不是如何竭盡全力殺敵保城，或是突出重圍以期東山再起，而是如何悲壯地死，才能留令名於青史。
清軍包圍揚州的前幾天並沒有大舉進攻，乃是他們用來攻城的大炮還沒運抵城下。按理，史可法應該充分利用這幾天的寶貴時間，加強防衛，修整毀壞的城牆，但史可法完全放棄了，這幾天，他在幹什麽呢？
他在認真地寫遺書。史可法一共留下了五封遺書，分別寫給他的母親、妻子、堂兄弟、義子史德威以及負責攻打揚州的清軍首領、豫親王多鐸。這五封信都是典型的政治遺書，因為即便是寫給母親和妻子的信，史可法也絕口不提他的身後事，諸如老母如何過活，財產如何繼承——這是符合中國儒家道德的傳統：一個飽讀詩書，深受三綱五常教育的君子，他的立身之道決定了他忠孝不能兩全——在有養育之恩的母親大人和那個軟弱的朝廷麵前，史可法和他的眾多同類選擇的都是後者。
隻有在此前幾天他給妻子的另一封信中，史可法才流露出了對人生的一些淡淡的感歎：法早晚必死，不知夫人肯隨我去否？如此世界，生亦無益，不如早早決斷也。遺書中則似乎希望妻子在得知自己的死訊後，也一死相殉：可法死矣，前與夫人有定約，當於泉下相候也。史可法看來，臣子殉國，烈女殉夫，夫婦二人的後路如果能夠如此安排，倒也是一樁可遇而不可求的美事。
當史可法比絕大多數南明官員都更明白自己所忠於的這個政權的滅亡已經指日可待時，史可法基本放棄了掙紮，他隻悲觀地想到了死，想到了殉國、殉君——雖然那個國家並不愛他，雖然那個躲在南京深宮裏飲火酒、看雜劇、漁獵幼女的君王更是對他敬而遠之。多鐸曾派降將李遇春到史可法營中勸降，史自然義正辭嚴，痛罵李遇春負國背恩。李反唇相譏：公忠義聞華夏，而獨不見信於朝，死何益也？這話踩到了史可法的痛腳，引得他勃然大怒——盡管如此，史可法仍然別無選擇地決定以身殉國，義不再生。
給義子同時也是部將的史德威寫遺書——兩人朝夕相處，如果史可法軍務倥傯的話，他大可以把史德威喚到麵前耳提麵命，用不著如此隆重地訴諸筆墨，寫成正式的文本。史可法的隆重之舉，從另一個側麵證明，史可法希望有更多的人——包括他同時代的人，也包括與他不同時代的後人——能夠閱讀到他的遺書。
從某種意義上講，遺書與日記屬性頗為相類，都具有極強的私人性，盡管遺書是給別人看的，但這個別人其實是特指與寫遺書之人密切相關者，對其他無關者來說，遺書沒有給他們閱讀的義務。因之，幾通事先已經假定了讀者為天下億萬斯民的遺書，它的寫作者難免不有意無意地滲入一些被拔高了的東西。給史德威的遺書中，史可法說：“吾死，汝當葬我於太祖高皇帝之側，其或不能，則梅花嶺可也。”俄而又接著寫道：“可法受先帝恩，不能雪恥仇；受今上恩，不能保疆土；受慈母恩，不能備孝養，遭時不造，有誌未伸，一死以報國家，固其分也，獨恨不能從先帝於地下耳。”——但所謂受先帝恩，純屬子虛烏有，崇禎時代，史可法隻是南京留都的一個小官員，崇禎恐怕連他的名字也沒聽說過，恩從何來？至於受今上恩——即昏庸的弘光之恩，也可疑得很，倘若弘光有恩於史可法，史可法何致身陷內無糧草外無救兵的困境？又何致被馬士英強行趕出南京，乃至坊間有“李綱在外，秦檜在內，宋終北轅”的義憤之語？
但是，要殉國殉君，就必須有一個能夠說服天下，更能說服自己的前提，那就是自己深受國恩君恩，不能不以死報國。考察中國士人為國為君的自殺，幾乎所有人都認為他們深受國恩君恩。盡管兩千年間，國恩隻是一個虛幻的陰影，而君恩更是高而難問的天意。不過，這並不妨礙史可法把自己的死設計得更悲壯一些、更完美一些。最後的日子裏，這位癡迷於遺書創作的督師似乎已經固執地相信，隻有無所顧忌地去死，才能青史留名，而死後的名聲，庶幾可以抵銷生前的悵然和憂憤。史可法把遺書交給史德威時，又當著眾人的麵叮囑這個新認不久的義子，要他在事急時親手殺死自己，史德威含淚答應了。
做完這些，史可法終於可以心平氣和地等待清軍破城了。
順治二年四月二十四日，清軍賴以攻城的紅夷大炮運到了揚州城下，這座富庶而美麗的城市陷入滅頂之災。清軍火炮之猛烈，令守城明軍氣為之奪：清軍試飛一彈，即飛至太守府中。一時間滿城騷然，人心惶惶。次日，清軍鐵騎蝗蟲般的從燃燒著的城門洞裏衝進城中，史可法知道大勢已去，他喝令史德威踐其諾言，拔刀將自己殺了。史德威痛哭流涕，不敢仰視，無論如何也不肯下手。史可法拔出腰上所佩之劍打算自盡，他身旁的兩個部下一把把他的劍奪下。正在爭來奪去，參將張友福率一小股人馬趕到，簇擁著史可法往小東門外突圍。小東門前，這支小部隊與大批清軍遭遇，如同驅羊入虎，頃刻間活生生的軍士都變成了血肉模糊的屍體。
史可法自度不能脫，大呼：史可法在此，快帶我去見你們的主帥。清軍俘虜史可法後，把他帶到多鐸麵前。麵對多鐸這個身材高大的北方漢子，黑而瘦的史可法顯得異常柔弱。此時，多鐸仍然沒有放棄勸降史可法的念頭，他說：“前書再三拜請，不蒙報答，今忠義既成，先生為我收拾江南，當不惜重任也。”——我們曾經多次寫信招降你，你都不同意，現在你已經盡到臣子的忠義了，降了也不算負國，如果能為我收拾江南局麵，我一定會委你以重任。史可法對多鐸的招降不屑一顧：“吾天朝重臣，豈可苟且偷生，得罪萬世！願速死，從先帝於地下。”
多鐸反複勸說，無奈史可法堅決不從。多鐸隻好說，你既然要做忠臣，我隻好殺了你以成全你。史可法請求多鐸不要屠城，但多鐸避而不答，“使左右兵之，屍裂而死”。史可法求仁得仁，死無憾耳。然而，揚州這座被稱為“遊人隻合揚州死，禪智山光好墓田”的城市已被這場突如其來的戰爭折騰得一遍狼藉：四處都是燃燒的民房，倒塌的樓閣，遍體血汙的屍首，空氣中則交織著血腥味與火藥味。
史德威也被清軍俘虜，清軍要殺他時，他大喊，我是史可法的兒子。於是，史德威被帶到了多鐸跟前，多鐸令許定國“鞫之”。一直關押審問了十多天，才僥幸被放出來。之前史可法交給史德威的遺書，史德威原本藏在一個姓段的商人家裏，等他前往段家，段家人已全部死於非命。好不容易，史德威才在破壁廢紙中找到了史可法遺書，並帶往南京。因此，史可法寫給多鐸的信，多鐸並沒有收到。在這封信中，史可法無限傷感地寫道：“敗軍之將，不可言勇；負國之臣，不可言忠。身死封疆，實有餘恨。”同時他向多鐸請求：“得以骸骨歸葬鍾山之側，求太祖高皇帝鑒此心，於願足矣。”落款則是“大明罪臣史可法”。耐人尋味的是，史可法此信中，並沒有對入侵中原的清軍加以任何哪怕文辭上的批評，他好像早已經意識到了天道輪回，明亡清興已成曆史定局，而他隻不過身為大明臣子，食明之祿，忠明之君，唯有與大明江山一同迅速而慘烈地消逝。能夠在消逝之時，博取名垂青史，被列入先賢祠中享用冷豬頭，也算不幸中之萬幸。
至於史可法的遺體，當史德威在十多天的關押後出來收屍時，由於揚州死者巨多，加上天氣炎熱，屍體大多腐朽難辨，沮喪的史德威沒有找到義父的屍體。次年三月，史德威隻得把史可法生前穿過的衣服和上朝用的笏板，埋葬在揚州城外的梅花嶺上——今天的梅花嶺已成為揚州一個知名的旅遊去處，亭台樓閣與綠水碧池中，掩映著史可法的衣冠塚。數十天後，多鐸進入南京，下令為史可法修建了祠堂，並“優恤其家”。從兩人的信件來往和史可法留給多鐸的遺書以及多鐸對史可法的回報來看，他們不像是代表兩個對立政權的高級領導人，更像是惺惺相惜的舊交。或者說，這是兩個心心相印的敵人。多年以後，當乾隆在塵封的典籍中讀到史可法的事跡時，仍然大為感動，並用他那工穩而文采全無的乾隆體作詩一首以誌之。
揚州是江南的人文淵藪，也是最能體現江南富庶與優雅的城市，早在唐代就有揚一益二的說法，被認為是全天下除了首都以外最重要的城市。晚明時期的揚州，更是富甲天下，是典型的煙柳繁盛之地，溫柔富貴之鄉。經清軍大屠殺之後，呈現出一派可怕的慘況。清軍征服揚州期間，一個叫Martino Martini（衛匡國）的意大利傳教士正好在江南一帶傳教，他記述了大屠殺之後所見到的揚州城：“守衛揚州城市的所有部眾，揚州城全部的平民都被清軍屠害。所有的房屋和設施亦被清軍破壞和摧毀。不久，城市血腥惡臭彌漫，瘟疫流行，城內城外到處都是堆積如山腐爛的屍體。”據談遷估算，揚州在經曆高傑攻城和清軍屠城後，死者共計八十萬之眾。
紅橋是明清時期揚州的一個著名去處，它是城市和風景區的界線標誌，一條清澈的河流穿行而過，沿河遍植柳樹，柳蔭掩映著一家接一家的酒館、茶樓和妓院。晚明時期這裏被稱為小秦淮，被認為可以和南京**的秦淮河一比高下。詩人陳維崧年輕時曾是那些出沒於紅橋柳蔭深處的瀟灑背影之一，許多年後，他又一次來到了揚州，來到了紅橋，這時距揚州大屠殺已經過去了二十年，二十年的時光使得揚州重又從毀滅走向繁華。紅橋之畔，柳樹之側，依舊美目流盼，醇酒醉人。陳維崧追思這座城市和這座紅橋的前世今生，不由感慨萬千，寫下了這樣一首七絕：
十年情緒不曾消，又過揚州第幾橋。
小倚曲闌思往事，傷心斜日柳條條。
揚州是弘光政府在江北的最後一道防線，這道防線幾乎轉瞬間就被清軍撕得粉粹。當揚州失守、史可法殉國的消息傳到南京，就連最遲鈍的呆子也清楚地意識到，史可法所效忠的這個危若累卵的朝廷，它的存在時間隻能用天數來計算了。
法王路易十五說過一句名言：在我死後，哪管洪水滔天。那些高居於社會金字塔塔尖的末代君王雖然也判斷得出他們賴以生存的社會基座越來越不穩定，但往往仍然一廂情願地相信，即使大地要陸沉，王朝要覆亡，那也將是在他們縱情享樂過完快樂的一生之後。事態的發展，並不以這些末代君王的意願為轉移。揚州既破，清軍突破長江成為隨時可能發生的事。這時，弘光開始後悔——不是後悔一年來沉溺酒色，不問政事，而是後悔當初不該聽任馬士英把自己推到皇帝的寶座上。按他的想法，做一個藩王，同樣可以充分而肆意地享盡人間榮華富貴，而皇帝卻需要麵對大兵壓境的窘境。
四月二十七日這天，龍潭驛探馬向馬士英告急，報告說清軍已編木為筏，正在渡江。緊接著又報，清軍的火炮隻打了一炮，京口的城牆就被打倒了四垛。最後，楊文驄派人報：江中有幾隻竹筏，懷疑是清軍，因而架炮城下，發了三炮，已將敵軍的竹筏打得粉碎。——馬士英於是將前兩位報告軍情緊急的驛使痛打一頓，對報喜的楊文驄的使者則加以重賞。
掩耳盜鈴或是報喜不報憂，都隻能加劇弘光小朝廷的滅亡。五月初一，有人在南京東西長安門的門柱上寫了一副譏諷時局的對聯，對岌岌可危的小朝廷作了高度概括：福人沉醉未醒，全憑馬上胡謅；幕府凱歌已休，猶聽阮中曲變。——弘光幽居深宮，隻顧飲火酒，玩幼女，政事交憑馬士英處置，前線軍隊一觸即潰；阮大铖則隻幹兩件事，一是打擊當年與他過意不去的東林黨人等清流人士，一是精心創作並導演戲劇。弘光、馬士英和阮大铖，這是偏安小王國裏職位最高、權力最重的三個核心人物，然而我們看不到他們在形勢日危的局麵下，有過任何有利於這個國家的努力。學者陳登原總結說，弘光朝主要做了三件事：其一，但修舊怨不體時艱；其二，但知鬥爭不圖團結；其三，貪汙遍地，官富民窮，利入私門，權歸大姓。“此即一端，已足招亡，而況在枝葉日削之際，當胡馬飛來之候。”
清軍大規模搶渡長江——說是搶渡，已嫌誇張，駐防長江之上的鄭鴻逵和鄭彩的水師剛發現清軍的戰船渡江，立即“揚帆東遁”，於是乎“江南之師，一時皆潰”。巡撫霍達受命帶軍隊前往長江邊迎敵，但他還沒趕到江邊，就狼狽返回，脫下身上二品大員官服，穿上一般士兵的破衣，躲進一隻小船裏逃往蘇州。鄭鴻逵的水師在敗退丹陽途中，這位曾被弘光政府認為可以守住長江的水師統帥率軍大肆搶劫，搶劫之餘，再四處放火，以至於丹陽城“雞犬一空”。
清軍渡江之前，馬士英從貴州緊急調了一千餘人的地方軍隊增援南京。這樣的數量和質量，當然不是為了和清軍作戰，而是打算當南京不保時作他的護衛之用。馬士英向弘光建議遷往貴州，但對弘光這個熱愛美酒和美女的君王來說，遙遠的貴州意味著至少一年半載的旅途困頓，他拒絕了。錢謙益問他到底何時撤出南京，弘光算了一下，說是等過了端午再走吧——大軍壓境尚有心情過端午節，這和他除夕之夜不憂國難家仇而憂梨園殊少佳者有異曲同工之妙。
五月十日，南京城大風大雨，中午已過，闔城居民都能清晰地聽到清軍的火炮聲。這天，弘光下了兩道聖旨，其一，緊閉南京各城門，縉紳家眷一律不得出城；其二，召集了一支梨園子弟進宮演戲。演戲時，弘光興致勃勃地和太監韓讚周、屈尚誌、田成等人不分君臣地雜坐一起，一邊看戲一邊喝酒。這場堂會一直持續到晚上二更時分，所有人都有幾分醉意時才宣告結束。接下來，弘光帶上他的母親和最寵愛的一個妃子以及幾十名宮廷人員，騎馬從通濟門出城而去。至於文武百官，沒有一個人知道他們的陛下在這個初夏的深夜已經棄他們而去。最可憐的是那些幾乎沒有任何社會經驗的宮女，這些除了美麗性感就一無所有的年輕女子，當弘光一行揚長而去後，她們三五成群地逃出宮門，一旦有大膽的男子把她們拉走，對她們來說，反倒是一樁最幸運的好事。
弘光的逃亡生涯僅僅半個月。他先是逃往太平府，但守衛在此的操江伯劉孔昭閉門不納。不得已，再逃蕪湖黃得功營中。黃為四鎮之一，他見弘光一行到來，大為震驚，痛哭流涕說：陛下死守京城，臣等猶可盡力，奈何聽奸人言，倉促至此，且臣方對敵，安能護駕？其時，四鎮之一的劉良佐已降清軍，並率本部軍馬追到蕪湖。黃得功聞報大怒，隔著護城河大罵劉良佐，劉良佐暗令神箭手向黃得功射擊，黃喉部中箭之後自殺，出逃中的弘光作了俘虜。
五月二十五日，弘光又一次回到了曾有過幸福糜爛生活的南京。隻不過，這一次，他不再是這個偏安小王國的最高領袖，而是任人處置的俘虜。弘光被安置在一個沒有布幔的小轎中抬進城，沿途百姓要麽指著他破口大罵，要麽撿起瓦礫向他投擲，羞愧的弘光隻得用布包住頭，再以一把油扇掩麵。是年九月，弘光被押往北京，次年被清政府處死。魯王監國時，追諡弘光為赧帝。赧者，按《古代漢語詞典》的解釋，乃是“因慚愧而臉紅”。如此江山如此下場，弘光恐怕僅僅臉紅一回還是說不過去的。
馬士英和阮大铖皆於五月十一日逃出南京，他們的府第分別被憤怒的南京士民搗毀。阮大铖最為富有，家中養有戲子和眾多歌姬，樹倒猢猻散，戲子和歌姬一時星散而去。馬士英逃往杭州後，擁立潞王為監國。此後，潞王投降清朝，馬士英被他的家丁出賣，縛送到清軍營中。清軍沒有任何勸降他的意思，因為即便是弘光政府的敵人也知道，搞垮了弘光政府的馬士英之流，哪怕願意歸順新朝，新朝也恥於接納這樣的奸佞。清軍處斬馬士英後，把他的屍體剝皮實草，“械置道旁，以快公憤”。才子阮大铖的下場要比他的知音馬士英好一些，他在逃亡一段時間後及時向清軍投降。當清軍高級將領們飲宴時，這位江南才子於席間獻唱，他優美的弋陽腔令在座諸公紛紛稱讚“阮君真才子也”。阮大铖後來死於隨清軍南征途中。
那位對擁戴弘光有功，並勸說過弘光勵精圖治的守備太監韓讚周，他和弘光一起作了俘虜。聽說將被押往北京時，他趁看守不備，跳樓自盡。
從史可法到弘光，再到馬士英和阮大铖，這些南明小朝廷曾經叱吒風雲的要人，當其初起之時，天下寄予了他們中興的希望；然而僅僅一年時間，這些風雲人物要麽身敗，要麽名裂，要麽身敗兼名裂。許多年以後，當後人回顧這段曆史時，感歎之餘更多的是惋惜。弘光之沉溺酒色，馬士英之擅權無能，阮大铖之挾私報複，史可法之誌大才疏，凡此種種致命弱點，竟然集中於南明核心領導層身上，與其感歎天意如此，毋寧說是晚明幾十年間黨同伐異與道德淪喪種下的惡果。
弘光身為帝室之胄，曾經受過良好的文化教育，他本人熱愛戲劇和文學，對書法也有一定造詣；然而文化水平的高低並不意味著治國能力的良莠，更無關一個人政治操守和人格道德之宏旨。弘光平時喜歡唐代詩人李山甫的《上元懷古》，經常吟誦。李山甫此詩，是在南京憑吊六朝時作，這時卻一語成讖，正好用作後人對南明的憑吊與感懷：
南朝天子愛風流，盡守江山不到頭。
總是戰爭收拾得，卻因歌舞破除休。
堯行道德終無敵，秦把金湯可自由。
試問繁華何處有，雨苔煙草古城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