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6年暮春，浙江四明山籠罩在無邊的煙雨和寒意中。這一年，晚明大才子、被稱為雲間繡虎的陳子龍三十八歲，正值文思泉湧、體態輕健的壯年。其時，為了躲避清軍追捕，他已在人跡罕至的四明山深處隱姓埋名好幾個月了。花落傷春，雁鳴悲秋，這原本是中國文人最自然的衝動，何況值此國破家亡，身寄如萍，日暮途窮於江湖之際呢？這年春天，陳子龍時時佇立在隱居的茅屋門前，如梭的細雨中跳入他眼簾的，是無情的狂風急雨打落的繽紛落英。睹物傷情，陳子龍寫下了他為數不多的詞作中最為繾綣與傷感的一首，這便是後人廣為傳誦的《點絳唇·春日風雨有感》：
滿眼韶華，東風慣是吹紅去。幾番煙霧，隻有花難護。夢裏相思，故國王孫路。春無主，杜鵑啼處，淚染胭脂雨。
大凡每一個享國較長的王朝，當其一旦滅亡，總會有一些文人為它的滅亡而呼天搶地，痛不欲生，乃至以身相殉。這倒不是文人比一般普通百姓更熱愛那個不見得愛他們的王朝，而在於他們血脈深處一種叫作文化的精靈在作怪。甲申之變兩百多年後，甲申年的最大贏家清朝也和它取而代之的明朝一樣，被中華民國刷新。此時，一個叫王國維的大學者跳湖自殺，對此，另一個大學者陳寅恪在為王國維寫的悼詞中分析了王國維緣何自殺，這一解釋同樣適用於陳子龍的追懷故國：“凡一種文化值衰落之時，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現此文化之程度愈高，則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達極深之度，殆非出於自殺無以求一己之心安而義盡也。”
可以作為佐證的還可以舉出奧地利作家茨威格。1942年，從歐洲流亡到幾乎就是天涯海角的南美巴西的茨威格，在寫下他生命中的最後一部回憶往事的《昨日的世界》後與夫人雙雙自殺。遺書中，他表達了與陳寅恪的解釋幾乎相同的意思：“在我自己的語言所通行的世界對我來說業已淪亡，和我精神上的故鄉歐洲業已自我毀滅之後，我再也沒有地方可以從頭開始重建我的生活了。”
與王國維、茨威格相較，陳子龍和他們有最重要的共同點，那就是他們都是“為此文化所化之人”，而又不幸身處於這種文化“衰落之時”。不過，陳子龍和王國維、茨威格仍然有相當之區別，那就是王國維和茨威格本質上是地道的文人，當國家和個人的命運被突然的變故強行推離原來熟悉的既定軌道時，他們選擇了結束自我生命來作最後的消極抗爭。陳子龍則不同，在這個被認為是晚明最重要的詩人和詞人身上，集合了江湖俠士、風流文人、能員幹吏等多重特征，而這些特征組合起來的，是一個近似於憤怒青年的陳子龍。
晚明幾十年間，文人的生存和生活方式與其他時代相比，發生了許多潛移默化的變化。一言以蔽之，那就是個性的張揚。個性的張揚可分兩個大的方麵：其一，縱情甚至濫情於醇酒婦人，已成為文人們身體力行的時尚；其二，好談國事，動輒對時政提出尖銳甚至魯莽的批評。
貼近三百年來的諸種史乘，我們大致可以複原出晚明文人那奇異的生活方式與行為準則：他們時而塊然獨坐，憂憤百集，大有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的古之仁人誌士的襟抱；時而卻又排闥直入青樓深閨，狂喝爛飲，跡若癲狂。倘若以傳統的道德準則來驗諸他們的行徑，我們很可能感到深切的迷惑：他們到底是好人在經常幹壞事，還是壞人經常在幹好事？
眾所周知，自宋代以來，中國文人深受程朱理學影響，而程朱理學最本質的要求就是存天理，滅人欲。但到了晚明時期，這種近乎腐儒的識見受到了以王陽明學說為代表的新興思潮的嚴重衝擊。王陽明認為，“隻要做到心中沒有一絲人欲之私，即能洞見天理，得到天理，即是聖賢”。到了比王陽明更晚的哲學家李贄那裏——黃仁宇在他的《萬曆十五年》中把李贄稱為自相衝突的哲學家——王陽明的心學被他發揮得更為遼遠。他公然宣稱自漢代以來就被奉為漢民族最高行為規範的四書五經並非萬世之至論。他不但自命異端，還大肆宣揚“穿衣吃飯即是人倫物理”。李贄因此獲罪於朝廷，後來在羈押中趁侍者為他剃頭時用剃頭刀刎頸橫死，時年已七十五歲。以風燭殘年而不得不用自殺來作一解脫，李贄給當時和後世都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
王陽明和李贄的思想對晚明文人產生過不可估量的影響，這種影響造就了晚明大批文人士大夫氣質中那份懷疑和尖刻包融之下的對個性自由的向往，同時又往往伴隨著一定程度的自戀與誇張。當晚明最具影響力的大文人袁宏道兄弟倡導為文的性靈說時，其實也是對個性自由的倡導。
考諸前代，中國文人向來有君子不群不黨的傳統。依憑古典規範，一個立誌成為君子的人，是不應該也不可能糾集黨群的，隻有搞陰謀的小人才會結黨營私。這種觀念到了晚明，已經不再為文人們所恪守。恰恰相反，最能體現晚明文人精神氣質的就是結社。因此我們對憤怒青年陳子龍的剖析，必須從晚明——同時也是整個古代中國——最大和最具影響的文人團體東林黨說起。
1610年，即萬曆三十八年，陳子龍還是一個兩歲的幼兒。這一年，致仕官員顧憲成在東林書院為來自全國各地的士子們講學。講著講著，他的話題偏離了詩書，轉而批評時政。說到激動處，這位六十歲的老人老淚縱橫，哽咽著再也講不下去了。聽眾則須發皆張，涕泗滂沱。這種激動人心的場麵在這座叫作東林的書院裏並不鮮見。從這座書院開張的第一天起，集合在東林旗下的文人就從來沒有隻停留於學術和文章的探索，他們更願意關心時事和抨擊政府，對艱難時局下如何救亡圖存發出大多數時候都與朝廷相左的聲音。
顧憲成，字叔時，江蘇無錫人，號涇陽，世稱涇陽先生。萬曆二十二年（1594），當時這位虛歲四十五的前吏部文選司郎中，因觸犯萬曆並得罪首輔王錫爵被撤職回到故鄉無錫後，這位“姿性絕人，幼即有誌聖學”的學者型官員已基本打消了在政壇上東山再起的念頭。事實上，顧憲成雖然在仕途上慘淡經營了十多年，但始終隻是一個位不高權不重的中級官員。絕意官場的顧憲成當然不會像那些功成名就的高官致仕者那樣就此隱居林泉之下，得享天倫之樂，而是打算用另一種方式來展示自己的存在價值，那就是講學。
作為晚明最著名的黨派精神領袖和當時即被清流視為正人君子樣板的顧憲成，有兩件事頗能看出其持不同政見的個性：其一，張居正當政時，權傾朝野，官員們即便不依附他，也絕不會去得罪他。有一次，張居正偶染疾病，在京的官員們按照慣例寫了一道給上天的禱文，為張祈福。顧憲成卻拒絕簽名，他的同事怕他的任性會招來張的怨恨，於是代他簽名。顧憲成得知後，“手削去之”。其二，他和首輔王錫爵聊天，王錫爵不滿顧憲成對朝政的批評，陰陽怪氣地說：“內閣所是，外論必以為非。內閣所非，外論必以為是。”顧憲成立即針鋒相對地說：“外論所是，內閣必以為非。外論所非，內閣必以為是。”
雖然隻是一個對帝國的運行軌跡無足輕重的中級京官，但顧憲成的這些行為卻給他帶來了特立獨行的好名聲。當他被撤職查辦後，名氣反而越來越大，支持者也越來越多，包括一大批朝廷要員也紛紛上疏，要求重新起用他。但這些請求都沒能說服日益固執己見的萬曆。一直等到萬曆三十六年，朝廷才又想起了他，任命他為南京光祿少卿。這一安排，與其說是朝廷認識到了顧憲成的意義，毋寧說是給眾多請求起用他的官員一個安慰，或者說是要讓他們從此閉上鳥嘴。顧憲成當然明白當政者以此堵塞天下人之口的用心，他“力辭不就”，繼續一心一意地講學東林。
有一次，顧憲成和他的弟弟顧允成談心，顧允成感歎說：“吾歎夫今之講學者，恁是天崩地陷，他也不管，隻管講學耳。在縉紳隻明哲保身一句，在布衣隻傳食諸侯一句。”顧憲成回答說：“官輦轂，念頭不在君父上，官封疆，念頭不在百姓上，至於水間林下，三三兩兩，相與講求性命，切磨德義，念頭不在世道上，即有他美，君子不齒也。”
從顧氏兄弟的對話中，我們可以梳理出一個結論，那就是自從誕生那一天起，東林黨就不是單純的文人士子切磋時文或詩詞歌賦的文學社，而是力圖締造成一個能夠影響朝廷決策的政治小團體。顧憲成的另一句話則挑明了他如何反對身處多事之秋時，士大夫不問政事，隻顧死讀書：“自古未有關門閉戶獨自做成的聖賢，自古聖賢未有絕類離群孤立無與的學問。”這一點，庶幾可以看作顧憲成這位東林領袖曉諭東林士子的院訓。這座由常州知府歐陽東風資助，在原龍城書院遺址上修繕起來的東林書院，由傍河而起的幾十間房屋構成。由於聲名日隆，前來求學者漸眾，東林的許多弟子都借住在附近的寺廟中。東林書院的大門上，鐫刻著一副由顧憲成親自撰寫的對聯。即便是普通中國人，對這副對聯也記憶深刻，乃至三百多年後，許多人隻知此聯而不知顧憲成和東林為何物：
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
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
顧憲成的同仁除了他親愛的弟弟顧允成外，尚有高攀龍、錢一本、薛敷教、史孟麟以及主要資助者、在任的常州知府歐陽東風和無錫知縣林宰。今天我們重讀他們之間往來的書劄和文章，很容易形成一個揮之不去的印象，即這是一群憂國憂民到了無以複加地步的人。比如顧憲成，他自稱憂世成癖，認為“時局種種可憂，真如抱薪於鬱火之上，特未及燃耳”；高攀龍則驚呼：“民不聊生，大亂將作矣。”
東林黨人對時局的關注與有時近乎於聳人聽聞的批評，取得了兩方麵的效果：其一，當政者對其心生不滿，漸漸恨之入骨；其二，在野士人或不得意的官員則趨之若鶩，至於一時之間“抱道忤時者，率退處林野，聞風響附”，“朝士慕其風者，多遙相應和，由是東林名大著”，“上自名公卿，下迨布衣，莫不虛己悚神，執經以聽，東林講學之盛遂甲天下”。這些慕風羨義而遙相應和並以東林黨自居者，內中自然有很多真正憂國憂民的正直之士，但也不乏投機取巧、企圖以東林為跳板進而奇貨可居的奸佞中人，“附麗東林之徒，貪狡不肖者，亦出其中”——陳登原先生認為東林“外托清華，內多僉鄙，集華士、流氓、市儈、鄙夫成一集團”。也就是說，當東林黨的領袖們為了擴大自身實力而對投懷入抱者不分良莠地一概吸納時，注定了這是一個魚龍混雜、泥沙俱下的鬆散政治組織。後來東林慘遭清洗，甚至為後人詬病，這是一個重要原因。
如果客觀地分析東林黨人，諸種曆史的蛛絲馬跡表明，這個政治團體在憂國憂民的旗幟下，的確吸附了一大批相對具備政治操守的忠貞之士。他們不願像曆代文人那樣囿於學術文章，而是力圖經世致用，希望在林泉而影響廟堂，也的確做過一些正義之事，“作為一個集團，東林黨人以他們堅持儒家正統和他們嚴格遵守真正的道德行為而聞名”。但是，在他們高標政治道德與政治操守的同時，往往矯枉過正，有政治潔癖的嫌疑。至於一批混跡東林黨企圖左右逢源者，更是與東林的政治理想相去甚遠。
顧憲成是東林黨的開創者和精神領袖，是這個政治組織的教父，但這位教父並沒有等到東林黨執掌朝政那一天。他於1612年去世，他的弟弟則比他死得更早一些。整整八年之後，顧憲成墳頭的小樹已粗如兒臂時，東林黨人終於迎來了渴望已久的把他們多年來一脈相承的政治理想付諸實踐的機會。
1620年，是為大明萬曆四十八年，也是大明光宗泰昌元年，這一年，操縱帝國命運將近半個世紀的萬曆和他的兒子、在位僅一月的繼承者光宗相繼辭世，帝國之舵交到萬曆的長孫、光宗的長子朱由校，也就是前麵述及的木匠皇帝天啟手中。當光宗繼位時，東林黨人楊漣任兵科右給事中，以小臣預顧命，從而被推到了權力鬥爭的中心，後來因擁立之功升任左副都禦史。當年和次年，一大批東林黨人或親近東林之人先後得到了天啟的重用：已致仕回老家閑居的葉向高再度起複為首輔，韓爌、劉一燝任內閣大學士，趙南星任吏部尚書，孫慎行任禮部尚書，鄒元標任左都禦史。一夜之間，東林勢力幾乎把持了帝國的大多數權力機構，當年顧憲成等東林黨精神領袖的理想終於成為現實。
令人遺憾的是，東林黨人當政期間，其所作所為，與他們在野時的政治理想相去甚遠。概括起來，東林黨人當政的短短兩年時間裏，隻做了三件事。這三件事，除了任用孫承宗督師山海關，從而使孫積極支持袁崇煥守寧遠，客觀上延緩了清軍入關外，另外兩件事均使東林黨人和他們曾經尖銳批評過的其他政治利益團體一樣，陷入了黨派之爭的泥沼卻樂此不疲。其一，搜舉遺逸，布之庶位。即大量起用和提拔自己人。高攀龍、左光鬥、魏大中、鄭三俊、李邦華、王之寀等東林人士要麽重登政壇，要麽提拔重用。其二，在發展己方小團體力量的同時，排斥異己，打擊宿敵齊黨、楚黨、浙黨。京察是明代每年一次的對所有官員的考核，由吏部牽頭實施，而當時身居吏部尚書要職的是東林黨人趙南星。利用這一難得的機會，東林黨人對與本黨有隙的其他團體，或是僅僅因為沒與東林黨保持一致的中立官員打擊報複，一大批非東林黨官員紛紛遭到嚴厲程度不一的處分。往輕裏說，東林黨這是排斥異己；往重裏說，無疑於利用公權合法地傷害政敵。然而令人側目的是，這種顯而易見的非正當行徑，卻被東林黨上下視若當然——在一大批相對正直的東林黨領袖眼裏，似乎隻要目標是高尚的，則實現目標的手段就可以不加選擇。
東林黨人如此施政的結果，使相當多的其他團體官員和中立派為了尋求保護，從而投奔到正在崛起的閹黨領袖魏忠賢旗下。天啟初年，東林黨人的受重用和魏忠賢的受恩寵，是兩條平行發展的線索，也是天啟初年帝國政治中最具特色之處。帝國中這兩個最重要的利益集團，當它們之間的矛盾日積月累不斷增多時，雙方都失去了用和平手段解決問題的耐心和可能，就像兩個互相睥睨的巨人，必須用決鬥的方式解決水火不容的對立，直到其中一方完全倒下。
與閹黨的鬥爭中，東林黨人完全非其對手，最後不僅楊漣和左光鬥等人橫死獄中，作為一個政治團體，東林黨也從此失去了執掌帝國政權的機會。但東林黨人和閹黨及其餘孽之間的派係鬥爭，卻一直在延續，從天啟到崇禎，再到南明，直到大明餘緒的徹底滅亡，這一鬥爭才畫上了句號。究其實質，東林黨並不是我們現代意義上所說的政黨，而是古代意義上的朋黨，乃是外人對東林人士帶有貶義的指稱。正如《劍橋中國明代史》所指出的那樣：“東林黨不是這個用語的現代意義的政治黨派。翻譯為‘黨派’的‘黨’字有貶義，在意義上更接近諸如‘派係’、‘宗派’或‘幫夥’一類的詞。成員的身份沒有固定的標準：開始時，‘黨人’從他們的敵人得到這個稱號。”
至於東林黨的曆史地位，美國學者賀凱的總結最抵核心：“明末東林運動的失敗，代表傳統儒家價值觀念與現實惡劣政治勢力鬥爭的一個典型，他們是一支重整道德的十字軍，但不是一個改革政治的士大夫團體。”
東林黨在與閹黨的鬥爭中一敗塗地，卻獲得了社會輿論的一致同情和支持。因之，當東林黨式微後，另一些士人也紛紛選擇了結社的方式，以東林黨的繼承者自居。這其中，最重要的便是複社，而複社的主要領導人，則為張溥和陳子龍。
張溥是江蘇太倉人，出身於世族家庭，其伯父曾任南京工部尚書，其父是太學生，也是當地有名的大地主。張溥因係妾出，在兄弟中飽受白眼，甚至遭到家仆的欺壓。張溥自小嗜學，十五歲時父親去世，他即奉母別居苦讀。他讀書時必親手抄寫，抄畢再朗誦一遍，誦完即焚，再抄一遍，再朗誦，再燒焚，如此達六七輪。多年以後，他右手握筆處，磨出了一個很大的老繭。冬季手皸，每天必須用熱水溫熱數次。後來，他把書齋命名為“七錄齋”，即指此事。順理成章，他也因這種令人驚訝的苦讀而博覽群書。
學而優則仕的社會背景下，像張溥這種口吐錦繡、腹藏珠璣的知識分子，往往以濟世之才自許。他們設計的好運人生，就是寒窗苦讀之後，通過科舉考試金榜題名，從而出將入相，成就一番大業。但事實上，讀書多並不等於就有治國能力，更不等於君王就會賜給你治國平天下的權柄。因之，張溥雖然不到三十歲就高中進士，但隻出任過庶吉士這種可有可無的閑散官職，離他的政治理想無疑判若雲泥。是故，他很快就以葬親乞歸，仍然回到故鄉太倉，在杏花春雨的江南繼續讀書作文。
與早年的困居書齋苦讀、欲求大名於天下不同，這時的張溥已與他的同鄉張采“名徹都下”，是遠近聞名的“婁東二張”。就像大多數懷瑾握玉的文人一樣，當聞達於君主、實現政治抱負的理想不能實現時，他們往往會選擇另一些途徑實現自我價值。張溥成長之時，正是東林黨人因遭受閹黨打擊而日漸式微之際。雖然與東林並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淵源，但當“四方啖名者爭走其門”時，張溥順理成章地把江南地區眾多的小社團合並為一體，號稱複社，並宣稱“吾以嗣東林也”，明確以東林黨的繼承者自居。
張溥親自起草的複社綱領中，詳細闡述了他設計與運作中的複社的思想立場，其中最具代表意義的是這一段：“自世教衰，士子不通經術，但剽耳繪目，幾幸弋獲於有司。登明堂不能致君，長郡邑不知澤民，人材日下，吏治日偷，皆由於此。溥不度德，不量力，期與四方多士共興複古學，將使異日者為有用，因名曰複社。”這份綱領性文件中，張溥把顧憲成感歎官場腐敗那句名言“官輦轂，念頭不在君父上，官封疆，念頭不在百姓上”加以化用，這固然可以看作張溥步東林後塵的理想訴求，也可以看作他和他的同道們已經日益介入黨派紛爭。
複社成立後，在張溥的主持下，一共搞了三次大的活動，也就是三大聚會，分別舉辦於崇禎二年、三年和六年。
第一次大會即尹山大會。尹山在蘇州以南前往吳江的路上，據說這裏因掩埋了周朝賢臣尹吉甫而得名。選擇這樣一個地方舉行首次大會，是否有對尹吉甫見賢思齊之意，史料付諸闕如，不好臆斷。《複社紀略》記載了參加此次大會的盛況：“於是為尹山大會……遠自楚之蘄、黃，豫之梁、宋，上江之宣城、寧國，浙東之山陰、四明，輪蹄日至。比年而後，秦、晉、廣、閩，多有以文郵致者。”就是說，當時參與尹山大會的文人士子，主要以江蘇和鄰近江蘇的湖北、河南、安徽、浙江人居多，陝西、山西、兩廣和福建因為路途遙遠，沒人前來，但仍然有不少人把自己的文章郵寄過來。
第二次大會即金陵大會。是年，因值南京鄉試，張溥利用士子雲集的便利條件，在南京召開了金陵大會。參加此次大會者，除張溥本人外，還有陳子龍、吳偉業和黃宗羲等晚明時代最孚人望的文人。這次鄉試中，複社成員張溥、吳偉業、陳子龍、吳昌時等人同時中舉，而次年高中會元的吳偉業係張溥門人，這使張溥和複社聲名大振，許多苦讀寒窗渴望一舉成名的士子紛紛認為，出於張溥門下，科考必然高中，於是加入複社的士子驟然增加。多年以後，黃宗羲在他的文章裏回憶了當時與會的情景：“庚午，同試於南都，為會於秦淮舟中，皆一時同年。楊維鬥、陳臥子、彭燕，又吳駿公、萬年少、蔣楚珍、吳來之，尚有數人忘之，其以下第與者，沈眉生、沈治先及餘三人而已。”秦淮是南京貢院所鄰的花街，自古以來就以娼家眾多而被看作是溢粉流脂之地。複社的大會在這裏的船上舉行，與會主要人物大多鄉試高中，榜上有名，其風光與得意溢於言表。詩酒酬酢，才子佳人，均一時之選，難怪多年以後的黃宗羲還會清晰地記得這往年歲月的依稀遊蹤。
第三次大會即虎丘大會。這次大會不僅在複社曆史上規模最大，也被普遍認為是有明三百年間從沒有過的盛舉。大會之前，張溥遍撒英雄貼，邀請各地士子屆時與會。當天，來自江蘇、浙江、安徽、山西、兩湖和福建等地的士子達數千人之多，虎丘寺的大雄寶殿裏坐滿了人，連大殿外的生公台和千人石一帶也成了會場，圍觀者更是不計其數，無不驚歎。參加大會的士子，爭相把複社二字寫在船頭高掛的燈籠上，以自己身係複社成員為榮，就連不相幹的士大夫家裏也都在燈籠上寫上複社名號，不但自己用，相鄰的親朋好友也借去掛幾天，一時間幾乎整個蘇州城到處都能看到複社字樣的燈籠。最離奇的是，當時太湖上的水賊也打出複社的牌子，以逃避官兵的追捕。
複社的三次大會，給複社第一領袖張溥贏得了幾遍海內的聲望。隨著追隨他的門生日益增多，他從白麵書生一躍而為江南士子不敢稱名的精神領袖。張溥頗有孔子再世的氣概，他把自己的家鄉太倉看作孔子教授門徒的曲阜闕裏，門下弟子甚至仿效孔門架勢，把他傑出的弟子吳偉業等稱為十哲，把趙自新等稱為四配，以此烘托張溥的聖人地位。
當東林黨衰落之際，複社以令人驚訝的發展速度橫空出世，確實非同尋常。然而，張溥等複社要人雖以東林黨的繼承者自居，但究其實質，複社的政治影響完全不能和東林黨相比，換言之，複社更大程度上不過是文人的雅聚而已。秦淮縱酒，金陵放歌，虎丘論文，雖然人多勢眾，但既沒有一個行之有效的政治綱領，也沒有一個供他們施展經世抱負的政治舞台。而當他們酒酣麵熱之際，高談國是，不過是文人骨子裏一次次輕狂的放浪形骸，不僅對艱危的時局了無益處，反而授反對者以口實。當他們因其座師周延儒的關係而卷入一場場爾虞我詐的政治路線鬥爭時，這個自命清高的文人社團事實上也正在落入汙穢的大地。陳去病的《五石脂》中記錄了複社人士聚合時之情狀，無論如何，它也與政治活動搭不上線，至多隻能算文人的冶遊：“聞複社大集時，四方之士拏舟相赴者，動以千計。山塘上下，途為之塞。迨經散會，社中眉目，往往招邀俊侶，經過趙李。或泛扁舟，張樂歡飲，則野芳浜外，斟酌橋邊，酒尊花氣，月色波光，相為掩映。”關於東林黨和複社的曆史意義，幾十年後，塵埃終於落定之時，一代大儒戴名世作了一次深刻的反思，是為至論：“嗚呼，南渡立國一年，僅終黨禍之局。東林、複社多以風節自持，然議論高而事功疏，好名沽直，激成大禍，卒致宗社淪覆，中原瓦解，彼鄙夫小人，又何足誅哉。”
甲申年到來之時，張溥早已去世，他因壽數短暫而有幸逃過這一大劫。與他齊名的張采卻沒他幸運。當南京被清軍攻陷時，一些仇視他的人趁亂“群擊之死”，“複用大錐亂刺之”。張采大難不死，仇人離開後，他竟然蘇醒過來，逃到鄰近的縣城，又活了三年才去世。
後來因文字罹禍而慘死的學者戴名世生於順治十年，其時，大明滅亡已經將近十年了。多年以後，當戴名世回首晚明政局時，他對東林黨和複社的批評可謂入木三分，在他看來，把弘光的一年而亡完全歸之於弘光昏庸並不是曆史的真相，曆史的真相更接近於：東林、複社這些黨人一天到晚高談大義而不能有任何真正有效的行動，這些好名沽直的家夥對南明的覆亡也要負重大責任。戴名世的這一觀點，有其義憤之處，卻也大抵指出了事情的部分真相。隻不過，在他所批評的東林和複社諸君子中，也並非全都是以風節相持而事功甚疏之人，比如陳子龍。甲申之變不可抑止地到來時，晚明大詞人陳子龍此後的歲月都交付給了破碎的山河，他不再是一個溫文爾雅的儒者和文人，而是一個憂時傷遇，一再對日非的時局提出強烈批評，最終奔走於江湖之上，為反清複明而進行武裝鬥爭的憤怒青年。
陳子龍晚年——用晚年一詞也許有些不準確，因陳子龍虛歲也隻活了四十歲，或許說他生命中的最後幾年更合適——纏繞在他心頭最令他揮之不去的事情有兩件，其一，不用說，乃是對業已滅亡的大明帝國的無限緬懷；其二，乃是對早年曾經深深相愛過的一個女人的深切懷念。這兩重懷念，從他晚年的詞作中不時可以看出端倪，諸如：“楊柳迷離曉霧中，杏花零落五更鍾。寂寂景陽宮外月，照殘紅。蝶化彩衣金縷盡，蟲銜畫粉玉樓空。唯有無情雙燕子，舞東風。”“碧草帶芳林，寒塘漲水深，五更風雨斷遙岑。雨下飛花花上淚，吹不去，兩難禁。雙縷繡盤金，平沙油壁侵，宮人斜外柳陰陰。回首西陵鬆柏路，腸斷也，結同心。”
然而，造化弄人，當陳子龍滿懷愁緒地懷念過去時，它和她其實都已經離他而去：他一腔熱血為之傾灑的弘光朝廷不複存在，複興大明的理想終成畫餅。就連他自己，也不得不寄身於深山老林之中，以躲避日漸臨近的追捕和審判；至於那位十多年前曾和自己有過一場轟轟烈烈而又甜甜蜜蜜愛情的女子，此時已如願以償地嫁給了她崇拜多年、比她年長三十多歲的晚明文壇領袖，而這位文壇領袖在清軍攻陷南京後，立即率先投降了清朝，成為被時人譏諷的兩朝領袖。此領袖，便是後來列入《貳臣傳》的錢謙益，而那位女子，便是**到如今的柳如是。
陳子龍與柳如是初遇時，陳子龍二十四歲，一個風華正茂的好青年，柳如是則隻有十四歲，還是個豆蔻年華的少女。其時的柳如是，雖然年方二七，卻已經曆了許多人世的坎坷：柳如是不姓柳而姓楊，先後用過楊愛、河東君和朝雲等名字——伴隨過蘇東坡晚年的一個聰明美麗的使女也叫朝雲，不知柳如是自取其名是否來源於此？柳如是的家世已不可考，隻知道她幼年時即抱養於故相周道登家。柳如是自小聰明伶俐，深得主人喜愛，不想卻因此招來周道登眾妾的嫉妒。周道登死後，十四歲的柳如是被趕出家門。
從柳如是留下的畫像和當時與她交往的文人留下的文字看，柳如是身材嬌小，結束俏麗，生性機警，有膽略；知書善樂，分韻作詩，頃刻而就。因此，當被趕出家門而不得不落入青樓的柳如是高張豔幟時，一時間當地士子紛紛以能與之交結為幸事。大學者陳寅恪晚年足疾加失明，卻以半廢之身寫下了一部八十萬言的巨著，這就是《柳如是別傳》。以如此篇幅為一個青樓女子立傳，借陳寅恪本人的說法，乃是要彰顯其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柳如是身上，確鑿無疑地傳達出了晚明時代世風日下時，來自一個奇女子身上的那種獨立自由的人格。許多年以後，當甲申之變來臨，國家鼎革之際，她曾勸諫夫君錢謙益自盡殉國，錢謙益當然不想死。在柳如是的一再要求下，他方才跳進水塘，一會兒卻從水塘裏起身上岸，向柳如是宣稱：池水太冷。
《明史》說陳子龍“生有異才，工舉子業，兼治詩賦古文，取法魏晉，駢體尤精妙”，為人慷慨任俠，尚氣使酒。概括地說，陳子龍兼具精通五經的讀書人、七步成詩的風流才子和膽識過人的江湖豪客諸種性情於一身。其人格魅力，在晚明文人中首屈一指。陳子龍青年時代的一件軼事，能看出他性格中的率真和倔強：十九歲時，陳子龍參加當地一群文人的雅集，當時陳子龍已有相當名氣，一個叫艾千子的文人可能有些忌妒他，高聲對旁人說：“此年少，何所知？”酒酣論文，艾再次對陳子龍指指點點，陳子龍“不能忍，直前毆之”，艾千子隻好狼狽而逃。
對柳如是而言，墮入青樓是迫不得已的宿命，她也是一個以文才自負的奇女子，當然不願意在賣笑生涯中度過短暫如春花的人生。和眾多風流士子交往中，她最大的希望是能夠和一位如意郎君結下百年之好，而這位可以托付終身的如意郎君，在她心裏，非陳子龍莫屬：“夫臥子以才子而兼神童，河東君以才女而兼神女。才同神同，其因緣偶合，殊非偶然者矣。”按陳寅恪先生之論斷，陳子龍與柳如是的愛情可分三個階段：“第一期自崇禎五年至崇禎七年冬，此期臥子與河東君情感雖甚摯，似尚未達到成熟程度。第二期為崇禎八年春季並首夏一部分之時，此期二人實已同居。第三期自崇禎八年首夏河東君不與臥子同居後，仍寓鬆江之時，至是年秋深離去鬆江，移居盛澤止。蓋陳楊兩人在此時期內，雖不同居，關係依舊密切。”也就是說，陳柳二人雖然相愛多年，但真正同居在一起的時間隻有崇禎八年，也就是1635年，陳子龍二十七歲、柳如是十七歲那一年的春天和初夏的三四個月時間。其間原因，乃是此時的陳子龍早已娶妻，並育有兩個孩子。在古代中國，文人納妾或是狎妓，都是很正常的事情，陳子龍本身除了正室張氏外，另外還有小妾，按理張氏應該容忍陳子龍與柳如是的愛情。要命的是，柳如是當時的身份是青樓妓女，這實在有辱門風。因此，這樁愛情遭到了張氏的強烈反對。再則，二人雖然才華互賞，其實各自的為人和性情有相當大的差異：柳如是從小不拘禮法，與眾多名士交遊，時常被人目為行為怪誕；陳子龍則是典型的儒家人格，雖然為人粗獷，卻有一定的行事底線。複次，陳子龍經濟並不寬裕，而柳如是自小生長在錦衣玉食之家，從來花錢都是大手大腳，陳子龍漸漸地便不堪承受。三個原因疊加在一起，陳子龍隻能與柳如是灑淚而別——陳子龍回到書齋繼續潛心苦讀，兩年後終於金榜題名。柳如是先移居盛澤，繼而移居南京，一時**之名溢滿秦淮。
陳柳二人分手後，都寫下了不少懷念對方的詩詞，這些詩詞今天讀來，依舊讓人愁緒滿懷，難以排解：
一簾病枕五更鍾，曉雲空，卷殘紅。無情春色，去矣幾時逢？添我千行清淚也，留不住，苦匆匆。楚宮吳苑草茸茸，戀芳叢，繞遊蜂。料得來年，相見畫屏中。人自傷心花自笑，憑燕子，舞東風。
——陳子龍：《江城子·病起春盡》
合歡葉落正傷時，不夜思君君亦知。
從此無心別思憶，碧間紅處最相思。
——柳如是：《寒食雨夜十絕句》之一
看來，古今都一樣，有一些愛情不是用來發展的，而是用來憑吊和懷念的。隻不過，當當事者深情地依憑一紙短箋懷念依稀仿佛的舊時愛情時，就像人不能第二次踏進同一條河流一樣，這些愛情已經離他們越來越遙遠了。
我之所以把陳子龍用現代語言定位為憤怒青年，乃在於他身上不僅有多情善感的一麵，更在於他有感時傷遇並企圖力挽狂瀾的一麵。當愛情離去時，陳子龍隻能與詩書為伴。崇禎十年，陳子龍中進士，旋即被任命為紹興推官。推官是負責一個府的刑獄事務的官員，對誌向遠大的陳子龍來說，這樣的職位當然不能滿足他對遠大前程的渴望。不過，他也明白，按照帝國多年來的規矩，像他這種通過科考而出身正途的官員，隻能從這種低職位上不斷曆練，然後才有可能沿著既定的官階拾級而上，最後要麽成為封疆大吏，要麽成為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首輔。
紹興推官任上，陳子龍興致勃勃地恪盡職守，但不久就因一起突發事件而搞得心情抑鬱。原來，紹興下屬的東陽縣諸生許都，出身官宦家庭，任俠好施，平時常常以兵法操練其門客和族中子弟，希望以此引起朝廷重視，在亂世中謀一個職務。陳子龍的朋友徐孚遠認為許都是個人才，向陳子龍推薦說：“都，國士。朝廷方破格求才，倘假以職，隱然幹城也。”陳子龍於是欣然主動和許都交往，覺得徐孚遠所言不虛，便積極向上級推薦，但沒得到上級的首肯。
東陽縣令姚孫棐與許都有隙，這為許都後來罹禍埋下了根子。當時，姚孫棐趁著天下大亂的機會大肆撈錢，指望從富有的許都那裏“坐都萬金”，但出身世族的許都堅決不肯就範。恰好，義烏有人假冒宦官名義招兵買馬，而許都因葬其母，前來參加葬禮的多達上萬人——由此可見許都在當地的影響力。姚孫棐遂向監司王雄誣告，宣稱許都聚眾謀反。王雄不經調查，即派兵抓捕。早就對朝廷甚是不滿的許都情急之下，真的揭竿而起，十來天聚眾數萬，接連攻下東陽、義烏和浦江三座縣城，進而進攻紹興。其時，朝廷方麵負責鎮壓許都的乃是巡按禦史左光先，也就是著名東林黨人左光鬥的弟弟。
陳子龍在左光先手下充當監軍，領命與故人許都交戰，許都退到南砦山中據險堅守。王雄和陳子龍商量說，賊聚糧據險，官軍無法仰攻，我兵萬人，卻隻有五天的糧草，怎麽辦？陳子龍說，許都是我舊時的朋友，我願意前去說服他投降。於是，陳子龍單騎前往許都營中，曆數其罪，指出許都隻有投降這條路可走，並保證說隻要許都投降，就能保他不死。許都答應投降，與陳子龍一道前去見王雄。此後，陳子龍又與許都一道，再次返回山中，遣散了許都的追隨者們，其餘二百來人，與許都一道投降朝廷。然而，由於姚孫棐與左光先關係親密，現在公報私仇的時候到了，左竟將許都及手下六十餘人全部斬首。陳子龍據理力爭，左光先不為所動。此後，許都餘黨再次作亂，理由就是許都初降終殺，朝廷有失公允。由於左光先是左光鬥的弟弟，當權的馬士英和阮大铖正好借此機會攻訐左光先及東林人士，蘇鬆巡撫祁彪佳站出來為左光先說了幾句話，也被馬、阮構陷去職。
正當陳子龍為沒有兌現保全許都性命的諾言而懊惱時，朝廷的詔命下來了：由於定亂之功，陳子龍被提拔為兵科給事中。舊交的鮮血染紅了自家的官帽，帶給陳子龍這種慷慨任俠的憤怒青年的，是無比的尷尬和痛苦。接到詔命後，陳子龍遲遲沒有動身赴任，“子龍深痛負都，不赴”。等到他終於說服自己、決定起身赴任時，一個驚天動地的消息從遙遠的北京傳來，那就是崇禎自殺，李自成攻陷北京，大明帝國已經瓦解。
從陳子龍在明亡後寫下的眾多懷念家山故國的詩詞看，這個具有江湖豪傑氣質的青年才俊對大明帝國飽含赤誠。當李自成農民軍北伐進抵山西境內時，他曾經與好友夏允彝等人動議過一件規模宏大的事情：他認為既然由南京通往北京的陸路，由於河南和山東均已被農民軍阻斷，那麽或許可以組織船隊，由長江進入大海，再由海路抵達天津，進而增援北京。但就在他和夏允彝等人籌劃此事時，他被調往東陽鎮壓許都造反，許都之亂平定後，巨變已經發生，“忽聞神京淪陷，先帝升遐”。
在“飲血崩心，呼號無地”之後，陳子龍離開紹興前往南京履新，出任兵科給事中。兵科給事中級別雖低，但由於是言官，負責兵部的監察工作，因而也有相當大的權力。陳子龍在這個位置上隻幹了不到十個月就匆匆辭職，辭職的原因簡單而無奈：偌大的南京城，他看不到這個偏安江左的小朝廷前途何在。
兵科給事中任上，陳子龍做了兩件事——說是做了其實有點勉強，應該說是他想做而最終並沒有做成：其一是上疏請求弘光“慎名器”。前文已經說過，弘光政權籠絡重臣的手段就是不斷給他們加官晉爵，屬於不折不扣的濫賞。陳子龍看出了這種濫賞的弊病，他指出“夫勸功誘善，唯在爵賞。一為輕濫，後將無極”。其二是上疏弘光，提請朝廷加強長江防務。陳子龍認為，君父之仇不可不報，中原之地不可不收複，而要實現這樣的理想，首先要保住江南。要保住江南，就必須守住長江。要守住長江，組建一支強大的水師是當務之急。然而，醉生夢死的弘光對陳子龍這種低級官員的話根本不可能聽進去，即使聽進去了，也毫無興趣。而擅權的馬士英等人此時正忙於鞏固己位，消滅異黨，更不會去理會一個剛從外地調回京城的小官員的喋喋不休。
憤怒青年的意思，是指陳子龍骨子裏那種尚氣任俠的性格和直言批評時局的精神。當他漸漸看清弘光朝廷完全不可能實現中興的理想時，他對繼續留在兵科給事中任上已漸漸失去了興趣和信心。不過，辭職之前，他抱著死馬當作活馬醫的心態，再一次上書弘光。奏章裏，陳子龍毫不客氣地指出：“中興之主，莫不身先士卒，故能光複舊物。今入國門再旬矣，人情泄遝，無異升平。清歌漏舟之中，痛飲焚屋之內，臣不知其所終。其始皆起於姑息一二武臣，以致凡百政令皆因循遵養，臣甚為之寒心也。”盡管“在言路五十日，章三十餘上”，這種激烈的批評被送進九重飛簷托起的深宮，就像一滴水滴進了海洋，看不到任何反應。陳子龍完全失望了，1645年早春二月，當南京還是一派乍暖還寒的蕭索時，陳子龍辭去兵科給事中之職，帶著一個仆人，坐上一輛驢車，抑鬱無比地離開了南京這個六朝金粉之地。
夏允彝既是陳子龍的老鄉和同年，也是複社同仁，更是肝膽相照的朋友。當陳子龍打算組織一支船隊，由海路救援北京時，夏允彝第一個站出來響應和支持。陳子龍到南京出任兵科給事中時，夏允彝出任吏部考功司主事。夏允彝的兒子比他的名氣更大，那就是大名鼎鼎的少年英雄夏完淳，而夏完淳，則是陳子龍的學生。夏完淳早年即被譽為神童，他起兵抗清失敗後遭洪承疇處死時，隻有區區十七歲。
夏家父子和陳子龍在南京時經常來往，夏完淳所作詩文，也都要送給老師陳子龍點評。有一次，夏完淳給陳子龍送來的是一篇批評時局的文章，這篇文章裏，夏完淳痛斥當時南京文恬武嬉，不知禍之將至。曆數了種種流弊後，夏完淳批評了兩個著奇裝異服的人，認為如此服飾，簡直就是亡國的征兆——古人一直堅定地相信，國之將亡，必有妖孽，而這妖孽，有時是靡靡之音，有時是災異禍事，有時是奇裝異服。夏完淳寫道：“阮圓海誓師江上，衣素蟒，圍碧玉，見者叱為梨園裝束。錢謙益家妓為妻者柳隱冠插雉羽，戎服騎入國門，如明妃出塞狀。大兵大禮皆娼優排演之場，欲國之不亡，安可得哉？”
阮圓海即我們一再說及的才子加政客阮大铖，所謂錢謙益家妓為妻者柳隱，則是陳子龍的舊情人柳如是。夏完淳對阮、柳二人奇裝異服的批評，於今看來，有嫌偏激之處；但在當時人的觀念裏，國家鼎革，朝廷偏安一隅，身為國之重臣的阮、錢（事實上，柳如是的裝束與錢謙益稱職與否是兩回事，但古人喜歡把所有問題都付諸道德，可以稱為泛道德化）要麽自己奇裝，要麽聽任妻妾異服，於是在義憤的少年英雄眼裏，這都是不折不扣的亡國之征兆，他們必須對國之將亡的大悲劇負責。陳子龍讀罷高足的作品，對高足所痛斥的舊情人，他心中會是怎樣一種感覺呢？悲耶？泣耶？痛耶？曆史留給了我們太多的想象空間，這也是為什麽久遠的人和事仍然能讓千百年後的來者牽腸掛肚的深層原因。
總而言之，國事不可為，舊情人和政敵出雙入對，如此這般的南京對心誌高遠，常以挽狂瀾於既倒、扶大廈之將傾為己任的陳子龍是一個沉重打擊。他隻能選擇離開，況且，他還有九旬的祖母需要贍養。
陳子龍悲憤地離開南京僅三個月，清軍鐵騎渡江，弘光政權土崩瓦解。兩個多月後，他的好友夏允彝“彷徨山澤間，欲有所為”，但接二連三得到的都是好友們先後自殺或是被殺的噩耗。絕望中，夏從容寫下絕命詞，投水自沉。
如同夏允彝一樣，陳子龍也考慮過自殺，但這時他家裏尚有九十歲的祖母。古人愛說一句話，那就是自古忠孝不能兩全，於陳子龍而言，生和死的確是一個問題。最終，他選擇了削發為僧，出家於嘉興的水月庵。不久，風聲漸緊，他又逃往四明山中。此後，老祖母安詳辭世，陳子龍再無牽掛——古人看來，除了自己需盡孝道的父母長輩可以成為自己的牽掛外，妻子則無關宏旨，可以忽略不計。就在這時，魯王監國於福建號召遠近，派人間道找到陳子龍，希望他能聯絡太湖水盜，以此為根本組建一支反清武裝。陳子龍答應了。然而，陳子龍和夏完淳前往太湖與吳易的白頭軍見麵後，覺得與想象中差距甚大，基本沒有把它收編為南明官軍並帶往抗清前線的可能。此後，陳子龍又參與策動清朝鬆江提督吳勝兆反正，由於機密泄露，清軍正到處捉拿陳子龍，陳子龍的複出無異自投羅網。他的仆人茅太向清軍告密，陳子龍做了清軍俘虜。
陳子龍被捕後，和負責審訊他的清軍將領陳錦之間有一番對話。陳子龍被押入審訊室，直立不拜，神色不改。陳錦問他：你為什麽不薙發？陳子龍說：留此見先帝於地下。陳錦又問：你的同謀何在？陳子龍回答：文天祥隻有一人。
鑒於陳子龍既是當時的文壇領袖，又是深孚人望的抗清人士，清軍把他當作重犯由鬆江押往南京。當那隻防範嚴密的木船行進於運河上時，他趁看守士兵一時疏忽，縱身跳進了急浪滔天的江中。看守士兵急忙伸手去抓，想把他拉上船，但陳子龍反而把這個倒黴的士兵緊緊拽往水中，二人同歸於盡。才子加憤青的陳子龍就以這種令人猝不及防的姿勢結束了他的生命。是年，陳子龍虛歲四十。陳子龍的投水之地，恰好是他的故鄉鬆江。一個畢生渴望遠方渴望建功立業的人最終絕望地死在了故鄉，這更像命運開的一個殘酷的玩笑。
陳子龍雖死，清軍仍對他施以戮屍的懲罰，而曾經藏匿過他的顧鹹正等人均受牽連被誅。至於他的天姿聰慧的學生，也在陳子龍身後被捕。夏完淳被押往南京後，負責審訊他的是洪承疇。洪早就知道夏完淳是著名的江南神童，又見他小小年紀，遂有心勸降。他溫言對夏說：“我看你小小年紀，未必會起兵造反，必是受人指使，隻要歸順大清，不僅免你一死，還有官做。”夏完淳假裝不知道審訊他的就是洪承疇，回答說：“我朝有個人叫洪亨九先生，當年鬆山一戰，他以身殉國，震驚中外，我欽佩他的忠烈，年紀雖小，殺身報國，又怎肯落在他之後？”亨九是洪承疇的字，他聽罷夏完淳的話，知道夏在諷刺他，大為尷尬。手下那幫如狼似虎的蠢吏們卻認真地告訴夏完淳：別胡說，上麵坐的就是洪大人。夏完淳痛罵道：洪先生為國犧牲，天下人誰不知道，先帝曾親自設祭，你們怎敢冒充先烈？洪承疇汗出如漿，審訊匆匆結束。
1647年九月，虛歲十七的夏完淳在南京被處決。在獄中，夏完淳寫了一封給母親的信，後人把它加上標題《獄中上母書》，收進夏完淳的文集。信中，他一麵對自己死後一家八口的生計憂心忡忡，“雙慈在堂，下有妹女，門祚衰薄，終鮮兄弟。淳一死不足惜，哀哀八口，何以為生”？一麵則認為“淳之身，父之所遺；淳之身，君之所用。為父為君，死亦何負於雙慈”？諷誦再三，令人唏噓。不過，夏完淳所希望的“中興再造”，如同鏡花水月，終究沒有到來。
夏完淳在家鄉鬆江被俘後，寫下了一首類似於絕命詩的作品，題為《別雲間》——雲間，即鬆江的古稱。這首詩，庶幾也可看作夏氏父子和陳子龍兩代文人生命最後的絕唱：
三年羈旅客，今日又南冠。
無限河山淚，誰言天地寬？
已知泉路近，欲別故鄉難。
毅魄歸來日，靈旗空際看。
與陳子龍分手後，一代才女柳如是後來嫁給了大學者和高級官員錢謙益。康熙三年，錢謙益以八十三歲的高齡壽終正寢，畢生官場、情場、文場三場得意。錢死後，族人向柳如是追逼遺產，柳如是被迫懸梁自盡，時年四十七歲。是時，陳子龍已死去差不多二十年了。繁華事散，煙消雲隱，隻有陳子龍和柳如是當年留下的作品以及史書裏幾行寥寥的文字，還能讓人大體複原三百餘年前那樁才子佳人的淒婉情事。伴隨這場淒婉情事的，則是大明江山的徹底易幟和大清三百年的異軍突起。置身於此大背景之下的陳子龍，無論身為才子也好，憤青也罷，他始終無法走出曆史強加給他的命運。這一切，恰如加繆的偉大作品《西西弗斯的神話》中橫空出世的論斷：西西弗斯的悲劇在於，他的命運屬於他，他的巨石也屬於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