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先生的短篇小說《風波》，寫一個鄉下人到城裏辦事，偶然間被剪掉了辮子，回到家後遭到老婆一通惶惶不安的臭罵。一個稱作趙七爺的遺老也前來威脅他，說是“沒有辮子，該當何罪？書上都一條一條明明白白寫著的，不管他家裏有些什麽人”。
時光由此上溯兩百餘年，倘若兩百餘年前的先人一旦知道自己的後人竟會為沒有辮子而惶惶不可終日，或許會氣得從地下跳起來罵娘的。兩百多年前，為了抵抗剃去漢族傳統的頭發，改成編一條滿族的辮子，曾經有無以計數的士民為之毀家紓難。
順治二年（1645）六月，清軍占領南京後，多爾袞以小皇帝順治的名義向全國發布了一道空前強硬的詔書，詔書要求：“自今布告之後，京城內外限旬日，直隸各省地方，自部文到日，亦限旬日，盡令剃發。遵依者，為我國之民；遲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若規避惜發，巧辭爭辯，決不輕貸。”這道措辭嚴厲的詔書，被清政府的各級官員精練地高度概括為“留頭不留發，留發不留頭”——要麽剃掉多少代人一直視為身體中不可分割之一部分的頭發，在腦後拖一條辮子，以示對新政權的絕對順從；要麽不剃發，就將被視為對新政權的負隅頑抗，處以斬首之刑。
順治詔書甫下，暫居於京城的一個叫艾大選的南明官員很配合地剃掉了頭發。他的舉動引來了他的上司左懋第的盛怒，盛怒下，左懋第砍了艾大選的腦袋。清政府以此為由，逮捕了左懋第。原來，左懋第是南明弘光政府派到京城的使臣，他負有的使命是與清朝言和，雙方共同對付李自成。然而，自多爾袞以下的清朝王公大臣，沒一個人對弱勢的南明政權提出的議和感興趣。現在，左懋第公然處死了積極響應順治詔書的艾大選，多爾袞有些惱羞成怒。但是，在清政府官員審問左時，左的理由非常充足：我頭可斷，發不可斷。艾大選違我節度，我自行我法，殺我人，與若何與？清政府官員說他不過，隻好將他羈押於牢中，此後不久，左被多爾袞下令處死。
左懋第被處死，有他不肯投降清朝等多方麵的原因，但他堅決反對剃發，斬釘截鐵地說出“我頭可斷，發不可斷”的話，也是多爾袞決心除掉他的重要因素。多爾袞為代表的清朝決策者們相信，隻有讓所有被征服地區的漢人都剃掉他們的頭發，拖上和滿族人相同的辮子，才能真正從心理上而不僅僅隻是軍事上和政治上征服這些素來看不起大清的南蠻。打個比方，就好比現代史上，一些入侵的國家在占領他國後，往往都要急不可耐地在被占領國推行占領國的語言文字，其目的都一樣，就是變其風，易其俗，從文化上和傳統上徹底征服他們。
甲申年前後，一個叫衛匡國的意大利傳教士恰好在中國，回國後，他把在中國的所見所聞寫成了一部書，這就是頗有名的《韃靼戰紀》。是書中，載有關於剃發事件的記錄：
韃靼人（指滿族——引者注）吸收所有的人甚至戰敗者參軍，隻要他們剃發，穿韃靼服裝，遵守韃靼的習慣。韃靼人對服裝和頭發的式樣要求很嚴格，誰不接受這種裝束就被判為最大的叛國罪。這個法律多次使他們陷於危險，打亂了他們整個計劃。中國人為保護他們的頭發和服裝所表現出的悲憤和戰鬥勇氣，甚於保護國家和皇帝。他們往往寧願掉腦袋也不願遵從韃靼風俗。
在務實的西方人衛匡國先生眼裏，這些漢人在他們的皇帝被暴亂的農民軍逼死、江山社稷被異族取而代之時，他們都如同一潭死水那樣保持了令他驚訝的平靜和忍耐，可為了不像韃靼人那樣剃去頭發，他們竟然寧願冒著掉腦袋的危險——事實上，數以萬計的漢人在反剃發運動中掉了腦袋。
不要說衛匡國這個西方傳教士不理解，即便身為這些頭可斷發不可斷的漢人的後裔，我們對此往往也抱有一定程度的腹誹：江山覆滅時你們不憤怒，聖上自經時你們不拍案而起，改朝換代你們也聽之任之，為什麽為了那三千煩惱絲到底是束還是剃，你們竟變得如此衝動，不僅置自家性命於不顧，甚至也置一個村莊、一座城市的芸芸眾生的性命於不顧呢？這種做法，無疑像為了打一隻鳥卻買下了整座林子的不劃算。
我們的祖先不這麽看。在他們眼裏，改朝換代固然痛苦，但這樣的痛苦還可以忍受，尤其是那些不曾食過朱家之祿的平民百姓，換個天子來統治他們，未嚐就完全是一件壞事。他們不能容忍的是，現在這個新來的天子，竟然荒唐到要他們剃掉受之父母的頭發，竟然要他們易去千百年來祖宗製定的服式，改穿夷裳，這就已經到了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地步了。留頭不留發、留發不留頭的嚴令無疑把這一大批原本打算做新朝順民的底層民眾逼進了死胡同，他們不無悲憤地發現：現在，做順民的代價太高，那代價就是斷父母所授之發，易祖宗所定之服，這樣不就成了數典忘祖的衣冠禽獸嗎？深受儒家思想教導的江南民眾認為，與其做這種無顏見列祖列宗於地下的衣冠禽獸，不如在維護祖宗和自身尊嚴的前提下揭竿而起，哪怕因此身遭殺戮，也要勝過拖著長辮子忍辱偷生。正是在這種精神的指引下，江陰那些守衛孤城的誌願軍們，才把大兵壓境的戰爭看作了一場死神到來前的末日狂歡。
早在多爾袞剛占領北京時，即下令官民遵製剃發，但由於遭到漢族官民上下的堅決反對，更主要的是多爾袞認為當時清軍還沒有完全取勝的把握，為穩定人心計，他很快取消了剃發令。隨著順治二年清軍將領、豫親王多鐸攻占南京，短命的弘光政權土崩瓦解，多爾袞認為天下大局已定，可以毫無顧忌地推行剃發令了。於是，一道以順治名義下達的聖旨迅速布告全國。這道聖旨的核心內容，不外乎就是嚴令全國各地必須在十天時間裏全部剃發，對膽敢不剃者“殺無赦”。
這道措詞嚴厲的聖旨很快傳達到了江陰縣。江陰地處南京以東，北濱長江，既是得長江地利的交通要道，也是富庶的魚米之鄉和繁華的商業城鎮，同時還是留都南京的屏障。晚明時期，江南的經濟和文化均超過北方，成為當時中國最發達的地區，江陰正是伴隨著整個江南的綜合實力不斷提升而趨於繁榮的城市之一。此地“風俗淳厚，敦禮讓，崇氣節，不屑以富貴利達為事”，“尤其是，江南人士自明初以來已日益強烈地意識到，自己的生存條件和狀態與明王朝的統治政策密切相關。因此，明代中後期的江南人士普遍關心國事，好談時政，其政治意識之強，政治熱情之高，在中國曆史上可謂空前”。政治熱情高隻是一方麵，之所以是江陰而不是江南的其他城市會發生震古爍今的反剃發運動，還有另一個潛在的因素，那就是與江南的其他城市相比，江陰人除了同樣的敬畏詩書、遵循耕讀傳家的生活準則外，還由於它是商業重鎮和交通樞紐，從而會聚了不少慷慨任俠的尚武之士。
順治二年六月，正是江南悶熱的梅雨時節，清政府剛任命的江陰知縣方亨履新到任。方亨乃河南人，進士出身，隻有二十多歲。可能是方到任時還沒接到從京城發出的剃發令，這位清政府的地方官員，依然習慣性地一身紗帽藍袍，依然是明朝官員的服飾。方亨到任後，召集父老及縣衙吏胥詢問：各縣都已獻出戶籍檔案，江陰何以獨無？有關人員立即將戶籍檔案送上，方亨派人送往南京——這一細節表明，當江陰人麵對崇禎自經、明朝滅亡，以及隨後的弘光被俘、南明瓦解的巨變時，他們並沒有過多地關心，更沒有表現出多少憤怒。當江陰人的代表——那八位獻出戶籍檔案的父老和吏胥——順從地交出象征對江陰的統治大權的戶籍檔案時，這表明，改朝換代的事業已發生，但這與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並沒有太大關係，那是有力量逐鹿中原的英雄或梟雄的事。隻要能有口飯吃，隻要能一家人團圓，做大明的順民也好，做大清的順民也罷，其實質並沒有太大的區別。
突然間風雲變幻，壞就壞在那道從京城送往各地的聖旨。就在民間開始不安地傳言新政府要求全國人民均行剃發時，這個謠言被證實了。管轄江陰縣的常州府派清兵四人找到縣衙，宣諭時在南京的豫親王多鐸的鈞旨：江陰縣限三日內全部剃發。——這是順治二年六月二十七日的事情。
方亨可能感覺有些突然，但他還是不折不扣地執行來自最高層的決策。次日，他令有關人員把剃發令四處張貼。如同一石擊起千層浪，當江陰士庶獲悉殺氣騰騰的剃發令後，公推了幾個代表向方亨請願。方亨擺出縣太爺的派頭，對代表們大罵不止。代表們反唇相譏：汝是明朝進士，頭戴紗帽，身穿圓服，來做清朝知縣，羞也不羞，醜也不醜？方亨語塞，無言以對。
兩天之後的閏六月初一早晨，方亨到文廟進香，諸生及市民約一百餘人跟隨而至，打聽剃發之事。方亨說：此清律，不可違。方亨走後，諸生許用等人齊聚於明倫堂，對眾發誓說：頭可斷，發決不可剃也。與此同時，方亨回到縣衙後，再次接到常州府要求嚴格執行剃發令的公文，這份公文中，順治的聖旨被歸納為十個流傳至今的漢字：“留頭不留發，留發不留頭。”方亨令書吏把常州府的文件繕寫後公布，書吏一見此語，擲筆於地說：就死也罷！
常州府的命令迅速傳遍全城，引起了民眾極大憤怒。一批平時操練拳腳、常以俠氣自詡的青年人攜帶兵器，鼓動一群人前往縣衙找方亨理論。一時間，應者雲集，到達縣衙及附近的民眾多達萬人左右。見此局勢，方亨強作鎮靜地喝令衙役收繳眾人兵器。眾人不肯，雙方發生爭執。這時，方亨的老師蘇某派仆人來向方亨賀喜——祝賀他當上了江陰縣令——這個不識時務的仆人完全不知道眾人為何聚集鬧事，他從方亨的居所出來，走到堂上指著眾人大罵：你們這些奴才們，個個都該砍頭——憤怒的民眾這回找到了一個替罪羊，他們一邊罵這個仆人是降賊，一邊奮臂毆打。一頓亂拳腳之後，這個沒留下姓名的仆人當場死亡。方亨終於有些害怕了，他假意答應眾人，他將向上司備文請求免予剃發，暗中卻派人給常州太守宗某送信，並囑守備陳瑞之飛報征剿。
方亨的兩麵派手法很快為民眾所知——他委派執行此事的縣吏完全沒和他站在同一條船上，縣吏密告眾人說：自從你們散去之後，方亨即令我寫信給上司，請兵來殺你們。眾人大怒，一齊擁入方亨府第，以一條毛巾係在方的頸上，威脅說：“汝欲生乎？死乎？”隨即將方拘禁於賓館。
閏六月初二，即拘方亨次日，江陰人已經普遍認識到一個毫不樂觀的前景：哪怕說服方亨乃至常州太守和豫親王請求不剃發，也絲毫無改於新政府全民剃發的決心。至此，要想保住受之於父母的頭發，唯一的辦法就是武力。這一天，江陰士民數萬人齊聚於明倫堂內外宣誓起事，堂內供奉著大明高皇帝朱元璋的靈位。典史陳明遇素來為人長厚，與民無怨，被眾人推為首領。那四個從常州府來江陰縣督促剃發的清兵被民眾處以淩遲之刑。至此，江陰這座玉碎之城拉開了為期八十一天的反剃發運動之帷幕。
也許，斯時，那些還沉浸在義憤中的民眾沒有預想到，八十一天後，這座此時還一派繁華的江南名城，將會變成一片瓦礫。
陳明遇當了半輩子不入流的典史。所謂典史，乃元明清時所設的縣級長官的下屬。明代，典史負責一縣之緝捕與監獄。江陰人的記憶中，陳明遇是一個忠厚長者，他對人寬厚，人緣頗好。當江陰人把拒剃抗清的領導重任交付他時，他主持了幾個方麵的工作：其一，獎勵忠勇之士。凡是出城殺敵，獻敵首一級，給銀三兩；其二，鑒於已被囚禁起來的方亨還在繼續暗中與清軍聯絡，於是將方及其家人處死，以絕內應；其三，針對清軍將領劉良佐——此人本是南明江南四鎮之一，這時已投降清軍——的勸降，回複了一封豪氣幹雲的信。通過此信的隻言片語，或許更能洞悉江陰人為何不肯剃發作瓦全，也要堅持束發為玉碎：“方謂雖經易代，尚不改衣冠文物之舊；豈意剃發一令，大拂人心。是以鄉城老少，誓死不從，堅持不貳。”——改朝換代可以理解，也可以忍受，但哪怕改朝換代，也不能令國人改變衣冠文物。彼時人們看來，剃發易服就是駭人聽聞的不忠不孝之舉，乃是變華夏以近夷狄。如果說改朝換代是亡國，那麽剃發易服就是亡天下。亡國之事常有，亡天下之事卻罕見。對升鬥小民來說，亡國乃是朱家的江山拱手交給了愛新覺羅，對他們的生活並不會產生根本性的變化，而亡天下則相當於侵害了普天之下所有民眾的利益，而這利益還是遠遠不能用金錢來衡量的千古道義。所以，江陰人表示，如果清政府要堅持剃發，“縱百萬臨城，江陰死守之誌已決，斷不苟且求生也”。
陳明遇是一個有自知之明的人。他的長處是長厚，與人為善，是一個值得信賴的忠恕之人。他的短處是缺乏領導才能，尤其是軍事領導才能。大敵當前，他想起了另一個人，那個人就是閻應元。他和幾個主事者商量之後，決定派人前去請閻應元出山，由他負責江陰城的抗清防務。
和陳明遇一樣，閻應元也曾任過多年江陰典史。他本是順天通州人，當時，已升任為廣東英德縣主簿，因母親患病，還沒赴任。南京城陷，他隻得舉家僑居於江陰縣東麵的砂山。和陳明遇溫柔敦厚不同，閻應元身上更顯出一個幹材的能力。江陰典史任上，他率兵丁抵抗海盜顧三麻子數百隻戰艦的進攻。是時，閻應元手射三箭，箭無虛發，三名海盜應弦而倒，顧三麻子遂不敢再犯江陰。江陰人感其再造之恩，把他的肖像供奉於社學中。按理，像閻應元這種立下大功的小吏，朝廷應當大行褒獎，但僅把他升為廣東英德縣主簿。閻離任後，他的江陰典史之職的繼任者便是陳明遇。
當陳明遇派人縋城夜出找到閻應元時，閻應元爽快地說：爾等能從我則可，不然，不能為若主也。眾人皆曰：敢不唯命是聽。於是，閻應元乃率家丁王進忠等四十人，在聞訊趕來相助的幾千鄉兵的幫助下，殺進孤城江陰。從此，他再也沒有離開過這座幾十天後將陷入血泊與絕望的孤城。
性情上，陳明遇和閻應元可謂相映成趣。他們一個柔和，一個剛烈，但對一心殺敵的將士（稱為將士很勉強，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在事變之前都是不曾受過訓練的平民，都是些為了生計而奔波的草根，是時勢的變幻無常，為了保住華夏衣冠鋌而走險，成為孤城的守衛者。從這一意義上，把他們稱為義軍或民軍其實更為妥帖）都能體恤下情，是故能做到在外援斷絕、彈盡糧缺的絕境下，全體民軍仍然舍命追隨，沒有任何人提出投降。
閻應元身材高大，濃眉劍立，眼睛則細而長，紅臉膛上留著一部長胡子，每當他巡城時，後麵必有一人執大刀緊緊跟隨，遠遠望去，頗像三國時的英雄人物關雲長。他號令嚴肅，凡偷安不法者必處鞭刑以警眾，對勇敢殺敵者，則溫言慰問。他對部下從不呼名，皆稱兄弟。有天，有個人在路上對他說：我想去殺敵，卻沒有像樣的短刀。閻應元聞言，立即解下身上所佩的那把價值二三十金的寶刀相贈。
與閻應元相比，陳明遇則有些婆婆媽媽，他每遇戰士勞苦，溫言撫慰之下，常常禁不住涕泗縱橫，有守城的士兵因實在疲倦而打盹，他總是輕言細語地陳說利害，從不加以嗬斥。
總而言之，陳明遇與閻應元二人成為江陰民眾領袖，對江陰這個彈丸之地能抵抗清軍二十萬大軍達八十一天之久起了決定性作用。他們寬嚴相濟，恩威並施，“說者謂閻是嚴父，陳是慈母，如此不愧為民之父母”。
八十一天裏，江陰人過的是供給製的集體生活。他們首先清查了這座城市的所有物資，最重要的物資其實隻有兩種，一是軍用品，一是食品。清查的結果，江陰城物資明細如下：火藥三百甕，鉛彈子一千石，大炮一百門，鳥槍一千支，銅錢一千萬貫，絮帛一千萬端，酒一千釀，水果一萬鍾，豆類一千斛，芻槁一千萬束，食鹽一萬斤，銅器和鐵器一萬件，牛一千頭，羊和豬一千隻，幹魚一千包，蔬菜一千畦。
作為江陰抗清義軍的總指揮，閻應元不負眾望地顯露了他卓越的領導才能和軍事謀略——如此優秀的幹材，卻沉於典史這種不入流的下僚，軍國大事執掌在一幫顢頇無能的肉食者手中，明朝的滅亡，一點也不奇怪。
閻應元挑選年輕力壯的市民和原有的民軍一道重新進行整編，命武舉人王公略守東門，把總汪某守南門，陳明遇守西門，他親守北門。此外，他還和陳明遇總督四門，晝夜巡守。城外的鄉兵和城內的民軍加在一起，數量有二十萬之眾，閻應元令分保防守，城門用大木塞阻斷，每人守一城垛，如戰，則兩人守之，定期輪換休息。每十人為一小組，給小旗一麵，百人為一大組，給大旗一麵、紅夷炮一座。接近城樓的街道上，分設供應守城軍隊飯食飲水的後勤點，派章經世、夏維新和王華等人負責全城的後勤保障工作。
由於事發倉促，江陰城中箭矢存量較少，一時間要大批量地營造，也有臨渴掘井之窘迫。閻應元乃命民軍束草為人，外披兵服，每個草人手裏執一竹竿，上麵挑一盞昏黃的燈籠。製成之後，一個月黑風高之夜，他下令把草人一個個直立在城垛上，士兵們則伏在城垛下大聲鼓噪，做出要乘夜出城襲營的架式。圍城清軍急忙放箭——如同諸葛亮的草船借箭一樣，這些箭都成了城中民軍的戰利品。
七月十一日，清軍總攻開始了，閻應元親守的北門首當其衝。一陣火炮的狂轟濫炸後，清軍冒著城上密如雨注的箭矢攻城。清軍上下並沒有把江陰這座小城放在眼裏，這些從關外一路如狂風掃落葉般地席卷了大半個中國的八旗兵，連久經沙場的李自成和明政府的正規軍都不是他們的對手，何況江陰城中那些幾乎沒有接受過任何軍事訓練的平民呢？
清軍很快為他們的輕敵付出了慘痛代價。七月十二日，清軍繼續攻打北門，是時，“凡城堞凹進而兩對直守者，見兵至，發炮弩斃之。其來攻城腳者，以長階沿石擲下；或旗竿截段，列釘於上，投下，死傷無算”。清軍中的兩個高級將領見部下死傷慘重，極為惱怒。二人身著二層鐵甲，腰懸兩刀，肩插兩刃，手執雙刀，順著雲梯衝上城樓。守城民軍的刀槍砍刺到兩個清將身上，竟然毫發無傷。眾人都慌了，這時，有人急中生智，大喊：隻能刺他們的臉。民軍手裏的槍矛於是一齊向兩個清將沒有任何保護的臉上刺去。清將大窘。一個姓湯的少年，手持鉤鐮槍，一下子鉤住了其中一名清將的頸部，一個姓姚的竹匠飛快跳過去，一刀割下了他的頭。沒了頭的清將屍體隨即墮落城下，城下清軍齊來搶屍，城上梆鼓齊鳴，磚石、箭鏃如雨，清軍死傷一片。
清軍稍微退卻後，劉良佐令軍士向城上喊話，要求把清將的頭還給他們。從軍士口中，城上方知被湯姓少年和姚姓竹匠斬殺者乃是清軍的一位王爺。城上當然不肯答應，城下表示願意用銀買。城上把銀子吊上城後，用蒲團包了一顆黃狗頭扔給清軍。
清軍見硬攻不行，便派人勸降。閻應元決定施行詐降之計，他派幾名年歲很高的白發老人，令他們手執降旗，從城上縋下來到清軍將領薛王營中通報，表示城中願獻銀買命，以免殺戮。幾個老人後麵，一些民眾抬著幾隻沉甸甸的木箱子，看上去似乎是一箱箱金銀。薛王不知有詐，大喜過望，吩咐開營門，把木箱抬進帳內。當他和手下將官打開木箱查看“金銀”時，突然間火發炮裂，煙焰蔽天，雷鳴般的巨響中，薛王手下上將兩人以及軍士兩千餘人一命歸天。至於那幾個白發老人和負責抬木箱的民軍，史書沒說他們的結果如何。據理推之，他們顯然和薛王同歸於盡了。
江陰起事之初，當地首富、徽商程璧，慷慨捐出二萬五千金以充軍餉。陳明遇深為感動，此後派程突圍出城，聯絡南明殘部增援。當時，按陳明遇和閻應元的設想，駐守在江陰附近的淮撫田仰和總兵黃蜚、吳誌葵三支部隊都是可以依靠的後援。然而，天意難問，當程璧前往搬兵時，田仰已率軍進入福建，追隨南明的另一個小國之君隆武去了，而總兵黃蜚和吳誌葵二人已為清軍俘虜。
出於瓦解守城軍民意誌的考慮，黃蜚和吳誌葵在投降清軍後，被清軍押到城下，向城中喊話勸降。這兩個曾被江陰城軍民寄托了無限希望的方麵大員，一個喋喋不休地勸降，另一個涕淚交加，情詞悲楚。閻應元厲聲嗬斥道：“大臣被縛，當速就死，安用喋喋為！”
很令人意外的是，南明政府的正規軍沒有等到，江陰人卻等來了此前長期騷擾他們的一支隊伍。說起來，這支隊伍和江陰主帥閻應元曾有過很深的過節——那就是海盜顧三麻子。閻應元之所以得到朝廷升遷，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他當年三箭擊退顧三麻子。現在，顧三麻子不計前嫌，慨然率戰艦數百隻溯江而至，停泊在江陰北門外的長江上。顧三麻子的故事說明，麵對剃發易服這種亡天下的大是大非，政府官員和江湖黑道人物也可能同仇敵愾，雖然他們曾是不共戴天的敵人。但在麵臨共同的民族氣節這樣的問題時，他們之間的仇隙得到了暫時的妥協。不過，顧三麻子的隊伍一則多是水軍，長於水戰而短於陸戰，二則江湖人物精於打家劫舍聲東擊西的遊擊戰，拙於大軍對壘的陣地戰。三日之後，顧三麻子不得不率部撤離江陰。這支海盜隊伍是江陰守城八十一天裏，唯一向江陰軍民伸出過援助之手的力量。
清軍將領劉良佐與閻應元早年有舊，交情還相當深厚，清軍企圖以此說服閻應元投降。一日，劉良佐策馬近城，向城樓上的閻應元大聲說：弘光已成俘虜，江南都被清軍占領，如果你能順應時局，爵位豈在良佐之下嗎？閻應元回答說：江邑士民鹹謂三百年食毛踐土，深戴國恩，不忍望風降附。應元乃大明典史，義不得事二君。將軍位為侯伯，身擁重兵，進不能恢複中原，退不能保障江左，何麵目見我江陰忠義士民乎？一席話說得劉良佐慚愧無語，默然退去。次日，清軍還不死心，再次令劉良佐勸降。這次，麵對劉良佐勸降的陳詞濫調，閻應元隻說了一句“有降將軍，無降典史”，話音剛落，一聲梆響，火箭齊發，劉良佐狼狽逃走。
可以肯定地說，自從決心抗清那一天起，江陰城士民就知道他們最後的結局是玉碎。為了堅持衣冠傳統，他們隻能選擇一場悲壯的死。
堅守八十一日後，江陰城於順治二年八月二十一日陷落。江陰士民在中秋節前兩天，即八月十三日，就舉行了一次中秋節慶——對他們中間的絕大多數人來說，這個中秋節既是他們一生中的最後一個中秋節，也是最別具一格、既慷慨又悲壯的中秋節。
早在初九那天，閻應元就下令製作月餅，並給所有軍民各發一筆賞月錢——困守孤城的江陰人其實已經用不著貨幣了。八月十三日晚，天氣晴朗，皓月當空，民眾紛紛帶上酒食以及特製的月餅登上城樓，與守城士兵們一道開懷暢飲。許用仿楚歌音律，作《五更曲》，閻應元令擅長唱歌者在城樓上高唱，一個姓黃的樂師鼓琴伴奏。是時，圓月在天，清輝滿地，挺立於大江南岸的江陰城籠罩在一派淡淡的煙水之中。悲壯的集體合唱聲達數裏，圍城的清軍將士爭相竊聽，有的怒罵，有的悲歎，有的則感動得泣不成聲。這支在城破之際被眾人傳唱的歌，其歌詞如下：
宜興人一把槍，
無錫人團團一股香，
靖江人連忙跪在沙灘上，
常州人獻了女兒又獻娘，
江陰人打仗八十餘日寧死不投降。
歌者和聽者都明白，這座內缺糧草、外無救兵的孤城城破之日和民眾集體殉國之時很快就要來臨了。這是他們一生中的絕唱。這絕唱，既有自豪，也是自挽。
孤城陷落的末日終於不可抵擋地到來，那是1646年農曆八月二十一日。前一天，清軍從南京用船運來巨炮二十四門，這些巨炮原本是用來守衛南京的，炮身巨大，一艘大船僅能運炮一門，每枚炮彈重達十餘斤。當天晚上，江陰一帶風雨交加，電閃雷鳴，清軍冒雨安置好巨炮，對著江陰城連轟了一個晚上。困乏之極的江陰民軍再也沒有力量搶修被轟塌多處的城垣了。次日清晨，清軍順著這些缺口蜂擁進城。
城破的噩耗報告給閻應元時，他正在東城樓上指揮禦敵。閻應元明白最後的時刻到了，他令左右取來筆墨，在東城樓門上匆匆寫道：“八十日戴發效忠，表太祖十七朝人物；十萬人同心死義，留大明三百裏江山。”寫罷，擲筆於地，率眾殺向西門。以閻應元的勇猛，他可能打算從西門突圍，但他所率僅區區千餘人，立即陷入數以萬計的清軍包圍圈中，雖然殺敵無算，仍然無法衝出城去。混戰中，他背中三箭，喘氣對從者說：“為我謝百姓，吾報國事畢矣！”說罷，拔出所佩短刀直刺胸部，血流如注之後又縱身投於湖中。一個叫陸正先的義軍不忍看著自己的領袖就這樣悲慘死去，跳下湖去拉閻應元。就在這時，劉良佐率兵趕到，他獲悉投水者乃是閻應元時，令士兵務必將閻從水中救起。
閻被救出後，清軍將他帶到劉良佐麵前，劉良佐原本踞坐於乾明佛殿前，見閻帶到，立即一躍而起，雙手拍打著閻的肩膀號哭不止——這個細節讓我們意識到，即便劉良佐這種匆匆投敵的原本負有守土之責的高級將領，哪怕在投敵事仇之後，有時候仍然未免有些人性的流露。閻應元說：哭什麽？事已至此，我隻有一死，快殺了我吧。劉良佐雖與閻應元有交情，似乎也有些同情閻應元，但以他的身份和地位也隻能號哭一番罷了。當天晚上，閻應元在江陰城內棲霞庵遇害。他帶來的四十個家丁，此時已隻剩十餘人，悉數被俘，無一肯降，同時遇害，跳湖救閻應元的陸正先也同夜罹難。
文質彬彬的陳明遇沒法像閻應元那樣指揮突圍，城破之日，他從容地命令家人閉門舉火，全家老小四十三人全部燒死。燒死家人後，他手持兵刃，獨自在街頭與清兵巷戰，身負重創後猶自握刀僵立，死於亂軍之中。
零星的巷戰延續到八月二十二日，清軍最高指揮官博洛下達了屠城命令。損失慘重的清軍對江陰人恨之入骨，他們當然不會放過這報複的機會，而江陰人也自知隻有死路一條，因而哪怕是最後關頭，也要作困獸之鬥。
八月二十三日，在兩天的大屠殺之後，博洛下令停止屠殺，出榜安民，原本有將近二十萬人口的江陰，這時隻剩下五十三人而已。《江陰城守紀》《江陰城守後紀》和《江上遺聞》等史料，給後人留下了城破後江陰這座人間地獄的慘狀：
四民駢首就死，鹹以先死為幸，無一人順從者……男女老少赴水、蹈火、自刎、投環者，不能悉記。內外城河、泮河、孫郎中池、玉帶河、湧塔庵池、裏教場河，處處填滿，疊屍數重。投四眼井者，二百餘人。
城中死者，井中處處填滿，孫郎中池及衝池疊屍數層，然竟無一人降者。
二十四日敕兵北上，新任縣丞卞化龍命舁屍至城外，焚瘞道旁，白骨如山積。
清軍的損失也異常慘重，“清兵圍城者二十四萬，死者六萬七千，巷戰死者又七千，凡損卒七萬五千有奇”。如果聯想到深孚眾望的史可法堅守揚州，也不過數日就城**死，而且他所指揮的還是一支訓練有素的正規軍；與史相比，江陰城小力薄，和滿洲鐵騎對壘的大多數都是不諳戰事的普通民眾，難怪《江陰城守後紀》的作者要感歎：“向使守京口如是，則江南不至拱手獻人矣。”
十餘萬江陰人的死難，並沒有成功地阻止剃發令的推行，江陰城破一個月之後的九月，一些圍城前逃出孤城的人民重又回到麵目全非的家園，他們在清政府的高壓下，不得不接受了宿命的安排：剃發。史稱：“剃發之夕，哭聲遍野。”——一旦聯係到這座悲壯的城市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民眾為了反剃發而家破人亡，卻依然無改剃發的推行，這些幸存者的號哭更加讓人感到辛酸與不忍。然而，一個新王朝的建立，往往就是通過那些麵目模糊、被遺忘了名字的底層民眾的淚水來實現的。
有清一代兩百餘年間，漢族對清朝的反抗一直不曾斷絕，這在其他任何一個國運長久的朝代都是不曾有過的事情。之所以會出現這種局麵，其根本原因就是剃發易服所象征的異族征服不得人心，以致晚近革命黨流亡海外以推翻清政府為己任時，首要之舉就是剪除腦袋後麵那根醜陋的辮子。對這些有曆史記憶的人來說，那不是一根辮子，那是一根民族的恥辱之絞索，如鄒容在他那黃鍾大呂般的《革命軍》中就深有感慨地寫道：“此固我皇漢人種為牛為馬，為奴為隸，拋漢唐之衣冠，去父母之發膚，以服從滿洲人之一大紀念碑也。”
殊為可悲的是，兩百年的時間太過長久，一部分人已經習慣了異族之辮，當辛亥革命後發動剪辮運動時，果然有不少漢人因失去那條拖了兩百多年的辮子而如喪考妣。這就是魯迅所謂的“這辮子，是砍了我們古人的許多頭，這才種定了的，到得我有知識的時候，大家早忘卻了血史，反以為全留乃是長毛，全剃好像和尚，必須剃一點，留一點，才可以算是一個正經人了”。
也許在功利主義者的天平上，江陰人的犧牲悲壯則悲壯，卻似乎有點劃不來——在大兵壓境、胳膊扭不過大腿的情況下，以江陰這座彈丸之城而欲與縱橫天下的八旗軍為敵，似乎有點認死理。然而，有時候，認死理乃是一種可貴的品質——必須有一些人，哪怕隻占總人口的千分之一、萬分之一，認死理，一種叫作氣節的東西才能薪火相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