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量我國對外貿易可持續發展的社會效益指標，主要包括外貿部門的就業和工資兩部分。根據第1章的設計，我們對就業和工資兩個三級指標賦予相同的權重，當然前提在於消除指標量綱的影響。為了保證最終所得指標符合一致性判斷標準，借鑒孫治宇、趙曙東（2010）的處理方法對樣本進行標準化：
需要說明的是，在比較國家層麵的年度指數時，j=0是有可能的。在獲得標準化指標基礎上，可以分別對就業和工資兩部分指標進行描述性統計，然後根據所設定的權重計算出社會效益指數的終值。
基礎數據來源於《中國勞動統計年鑒》、《中國人口和就業統計年鑒》及各省（區、市）統計年鑒。1993—2011年間國家層麵的就業和工資數據如表5-1所示，變化趨勢見圖5-1、圖5-2。可以發現：第一，總體來看，除個別年份出現微小波動外，1993—2009年間我國外商投資企業的就業人數和職工工資基本呈現逐年遞增趨勢，但是可能由於金融危機的影響，2010年和2011年兩年的就業人數大幅下降，職工平均工資卻沒有受到任何影響。第二，1993—2009年間有兩個異常年份值得注意。1997年外商投資企業就業人數出現一個較大增幅，而2000年外商投資企業的職工平均工資出現較為明顯的下降。這可能與香港回歸和即將加入WTO有關：香港回歸和一國兩製的實施無疑消除了外商進一步進入中國投資的疑慮，因而1997年外商投資企業就業人數顯著上升；2000年我國基本已經確定將加入WTO，國內外商投資企業預期未來將麵臨更加嚴峻的市場競爭和挑戰，因而開始調整發展戰略，增加擴大再生產的利潤留存比例，從而降低職工的平均工資。但就業和工資的波動都沒有改變遞增的整體趨勢。第三，無論是就業人數還是平均工資水平，增長都比較平緩，沒有出現大幅度的波動，可以看出在吸引外商投資企業方麵，國家政策是比較平穩和持續的。
表5-1 1993—2011年中國外商投資企業的就業與職工平均工資水平
注：就業人數指的是當年年末從業人數，平均工資指的是就業職工的平均工資收入。
圖5-1 外商投資企業就業人員年末數
圖5-2 外商投資企業員工平均工資
當然，近年來國家開始采取的“兩稅合一”政策，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對外資企業的優惠待遇標準，因而必然帶來一定程度的指數下降，這在後麵的指數分析中可以看出。但是就中國目前的外資引進狀況而言，保證外資引進質量可能比擴大引資規模要更加重要和有意義。
1993年、2002年、2009年和2010年中國內地31個省（區、市）相關數據如表5-2所示。我們發現，2009年外商投資企業就業人數最高的三個地區為廣東、浙江和福建，而外商投資企業職工平均工資最高的三個地區則為北京、上海和黑龍江；2002年外商投資企業就業人數最高的三個地區為廣東、福建和上海，而外商投資企業職工平均工資最高的三個地區則為北京、上海和廣東；1993年外商投資企業就業人數最高的三個地區為廣東、福建和江蘇，而外商投資企業職工平均工資最高的三個地區則為上海、天津和海南。
表5-2（1） 1993年和2002年中國各省（區、市）外商投資企業的就業與職工平均工資水平
續表
注：就業人數單位為千人，平均工資單位為元，保留一位小數。“—”表示未做統計。表5-2（2）與此同。
表5-2（2） 2009年和2010年中國各省（區、市）外商投資企業的就業與職工平均工資水平
對比三個典型年份可以看出，外資企業就業人數高不一定意味著外資企業職工工資水平高。如2002年和2009年，北京外資企業職工工資水平遠遠高於國家平均水平，排名第1，而其外資企業就業人數卻遠遠低於廣東和福建等地。值得一提的是，1993年以後廣東外商投資企業吸引的就業人數增幅最大，但同期外商投資企業的職工平均工資卻增幅較小；相反的情況是，北京外商投資企業就業人數增幅較小，而職工平均工資增幅明顯。可見沿海城市進一步開放以後，外商投資企業吸納就業的能力仍然保持平穩上升的趨勢，這與外商投資企業數量和規模的增加有直接關係，但外商投資企業的發展潛力和利潤空間卻存在一定的製約。相反，作為擁有首都優勢的北京，雖然外商投資企業吸納就業的能力增長並不顯著，但企業的利潤空間與發展潛力比較理想，有利於大幅度提高就業職工的生活水平。
對基礎數據的描述，還僅僅停留在統計層麵，本章第二部分將通過計算對外貿易可持續發展的社會效益指標，來進一步衡量對外開放帶來的就業水平和工資水平的提高。第三部分將通過更加嚴格的實證方法，衡量對外貿易對國家就業和收入的邊際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