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式5-1和所收集的數據，可以計算中國對外貿易可持續發展的社會效益指標如表5-3所示，並在此基礎上進行國家層麵的年度比較。

表5-3 1993—2011年中國對外貿易可持續發展的社會效益指數

續表

注：社會效益指數是對就業指數和工資指數進行加權平均獲得，權重暫定各50%。第三部分指標修正後會對該指數進行調整。

可以發現1993—2011年間，除1998年和2010年出現短暫回落外，中國對外貿易可持續發展的社會效益指數基本維持平穩上升趨勢。需要說明的是，我們在計算指標時進行指標歸一化處理，默認以考察年份中的最值年份作為0、1標準，因而會得到1993年為0，2009年和2011年某個指標為1的結果。為消除歸一化影響，我們做如下調整：

其中yjp為指標的平均值，σj為指標的標準差，調整值如表5-4所示。為消除負值進行坐標平移，即：

表5-4 1993—2011年中國對外貿易可持續發展的社會效益指數調整值

消除歸一化影響後的社會效益指數，更加準確地反映了對外貿易可持續發展社會效益的真實變動情況。直觀的趨勢可參見圖5-3。1993—2011年間我國對外貿易可持續發展的社會效益指數波動很大，且整體而言並不理想。如2009年社會效益指數較之2008年降低了30%左右，從分解的指數來看，主要是外資企業職工工資指數下降嚴重，從2008年的0.85下降到2009年不足0.15，當然2010年略有回升。對外貿易的福利效應過低值得引起重視。

圖5-3 中國對外貿易可持續發展的社會效益指數

幾個變化顯著的年份值得關注：第一，1995年是本報告考察範圍內第一次社會效益指數大幅下降的年份，從1994年的0.89下降到0.12。通過觀察外資企業就業指數和工資指數，我們發現這一次的下降是就業指數和工資指數同時大幅度下降造成的。第二，1998年社會效益指數出現第二次大幅下降，主要是外資企業員工就業指數大幅度下降造成的。如前分析所示，可能是由於加入WTO以後，外資企業的利潤受到進口商品較大程度的衝擊，從而促使大量外資企業減少員工數量，進而造成社會效益指數的下降。2004年和2006年的社會效益指數下降也是類似的情形。第三，2005年和2009年社會效益指數出現的下降，主要是外資企業員工平均工資指數下降造成的，這可能是由於外商投資企業吸納就業人員的能力逐漸接近極限。需要明確的是，隨著改革開放進程的推進和吸引外資企業規模及質量的不斷提高，外資企業吸納就業逐漸趨於飽和是必然趨勢，一味希望通過吸引外資解決本地就業的政策思路需要進行適當調整，對外資企業質量和環保的要求應該更加重視，對外資企業技術外溢效果的評估應該作為引進外資的重要衡量標準。

根據數據的可獲得性，我們考察的年份到2011年為止。我們發現，2011年對外貿易可持續發展的社會效益指數隻有0.59左右，在整個考察年份範圍內都不算高，尤其較之1994年下降34%左右。這提醒我們在注重經濟增長的同時，應該重視經濟發展質量的提升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僅從外資企業方麵而言，應該通過努力構建更加完備的市場體係，保證外資企業的質量和外資企業的員工待遇，切實提高外資企業職工的收入水平。

國家層麵的社會效益指標年度比較，還不能係統反映各地區的對外貿易可持續發展社會效益的差別，因而進行省際比較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