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一章中我們提到,中國勞動力市場整體向好,但仍存在上升空間。深入來看,我國勞動力市場中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依然存在,甚至可視之為當前勞動力市場的主要矛盾。前者主要表現在城鄉、地區、行業等的不平衡,以及收入分配、性別、勞務輸入輸出上的不平衡;後者多表現為就業的不充分,應對人工智能、機器人等技術進步的技能發展不充分,就業質量不高,勞動力專業與崗位錯配產生的利用不充分等。
一、城鄉、地區和行業間發展不平衡,就業極化現象存在
城鄉間在就業人員總量上漸趨均衡,但在工資水平方麵仍呈現出一定差異。2005年年末,鄉村就業人員有46258萬人,而城鎮就業人員為28389萬人,僅占鄉村就業人數的六成左右。此後,鄉村就業人數逐年下降,城鎮就業人數平穩上升,兩者於2013年達到持平,分別為38737萬人和38240萬人。此後城鎮就業人數反超鄉村,並有差距拉大的趨勢,但我國12年來就業人員總數一直向穩,未出現較大波動,於70000萬人至80000萬人間緩慢提升(見圖3-1)。
城鎮就業人數的不斷增長與我國城鎮化發展密切相關。2011年,我國城鎮人口首次超過農村人口,這標誌著我國城鎮化發展進入了一個新階段。2014年,我國開始以城鄉統籌、城鄉一體為特征的新型城鎮化建設的綜合試點工作,著重城鎮化發展的健康與質量,這對城鄉勞動力市場的平衡發展可謂利好。盡管如此,城鄉就業人員在收入上的差距仍然存在。根據國家統計局的統計,2010年我國城鄉收入比為3.23,並至2013年一直維持在3倍水平,2014年下落為2.97,2015年與2016年收入比相近,為2.73和2.72。總體來看,近7年來城鄉收入比持續下降,尤其在2015年下降幅度最大,而後較為穩定(見圖3-2)。
此外,我國東部、中部和西部地區的求人倍率存在較大差距,西部地區幾乎一直高於其他地區,需求缺口較大,東部的需求缺口最小;各地區長期以來較為平穩,但近期有整體上升趨勢,求職人數愈加低於崗位空缺數。由圖3-3可知,西部地區除了2014年第四季度、2015年第二季度以外,求人倍率一直高於東部和中部,最低1.08,最高1.29;東部地區除2013年第三季度、2014年第二季度、2016年第三季度以及2017年第四季度以外,求人倍率皆低於中部和西部地區,由1.06波動上升到1.22;中部地區一直處於中間位置,變化不大。比較來看,2013年第三季度至2015年第四季度,東部、中部和西部地區需求缺口相差不大,隻在2014年第三季度發生了波動,但自2016年開始,三大地區的需求缺口差異相對顯著,分離較為清晰,在2017年第二季度達到差異最大,西部高於東部0.21,而後趨於收緊態勢。在發展過程中,各地區都存在一定波動,也均在2017年年末達到各自最高值,西部在“一帶一路”倡議帶動下促生出更大的人才需求,但礙於自身發展水平和條件難以一時滿足,尚需由其他途徑進行貼補。
勞動力市場在行業間的不平衡發展也較為明顯。企業擴張撬動勞動力市場需求,以房地產業為代表的部門非均衡性發展,進一步誘發了勞動力市場的非均衡性波動,由於行業間的互聯性,這種波動也會波及其他多個行業,尤其對勞動密集型產業影響顯著。同時,除了行業間的就業供需波動,行業間的工資差異也相對較大。2015年金融業以及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兩者遙遙領先,金融業尚得頭籌,但在2016年的非農行業中,已被後者反超。但國有企業金融業的收入仍居首位。同時,科學研究和技術服務業,電力、熱力、燃氣及水生產和供應等行業的平均收入緊隨其後,農、林、牧、漁業,住宿和餐飲業,水利、環境和公共設施管理業,居民服務、修理和其他服務業等工資水平較低,與其他行業存在較大差距(見圖3-4)。
與此同時,就業技術“極化”現象已經出現,並有延伸態勢,空間“極化”現象凸顯。技術進步對中等技能崗位的擠出效應初顯,而高技能和低技能崗位的需求將大量增加,這將由發達城市逐漸向外延伸,影響其他地區的勞動力市場。同時,東部地區仍是主要勞動力吸納地,造成了地理空間上的不均衡。
二、收入分配、性別與勞務輸入輸出方麵亦發展不平衡
收入分配涉及城鄉、地區以及不同群體間居民收入差距等多個方麵,近年來這些差距仍較大。全國居民收入的基尼係數在2012年時為0.474,一直到2015年逐年下降到0.462,2016年略有反彈,達到0.465,都高於0.4的警戒線,收入分配發展形勢嚴峻。2016年我國低收入戶(20%)人均可支配收入為5528.7元,高收入戶(20%)人均可支配收入為59259.5元,是低收入戶的10倍之多,而近幾年也均為如此高的比例,收入分配上存在較大失衡。同時,前文也提及了城鄉收入比,城鎮居民收入一般為農村居民收入的3倍左右,東部地區經濟實力遠高於中部和西部地區,2016年東部地區人均可支配收入為30654.7元,居於首位,高於東北地區22351.5元;其次是中部地區,為20006.2元,西部地區最低,為18406.8元。[1]東部地區約為其他地區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5倍,就勞動力市場而言,這可能會進一步影響勞動力的流動與不穩定性。
從性別來看,男性與女性的勞動力參與率一直存在差距,男性勞動力參與率高於女性至少10個百分點。2000年,男性勞動力參與率為87.82%,女性為76.82%,兩者相差11%;2017年,男性勞動力參與率82.84%,女性為68.84%,兩者相差14%,近幾年該差距呈現出不斷擴大的趨勢(見圖3-5)。
同時,從男性與女性的失業率來看,男性失業率一直高於女性,基本保持1個百分點的差距,但總體趨勢趨同。2000—2007年,兩者失業率一直下降,並於2007年達到18年來的最低點;2008年受金融危機的影響,失業率陡升,出現了一定波動,而後緩慢提升。從2016年開始,男性失業率與女性失業率的差距開始縮小,2017年進一步緊縮,但男性失業率略有下降態勢,女性失業率略有上升,性別歧視仍是勞動力市場中的典型歧視(見圖3-6)。有關學者的調查發現,在城市中女性的平均工資比男性低30%,而且女性被解雇的概率更大。[2]智聯招聘發布的《2017中國女性職場現狀調查報告》顯示,超八成女性認為在就業中存在歧視,其中,22%的女性認為就業中性別歧視現象嚴重,59%的女性認為在就業中存在一般性別歧視,僅有2%的女性認為在就業中完全不存在性別歧視。[3]除了勞動參與,在工資水平、崗位晉升等方麵,女性勞動者也一直處於弱勢。
除收入分配、性別以外,勞務輸入輸出也是不能忽視的一個方麵。在上一章中,我們提到了勞動力在地區間的流動,城鄉間存在農村流向城市的單向流動,東部沿海地區憑借其優越的條件和實力,吸引著大量勞動力的湧入,而中西部地區多為勞動力外流區。隨著國家新政策的頒布和實施,部分地區轉變身份,成為新的人口流入區,部分重點城市也成為所在省的“節流器”。有序的勞動力流動能夠較好地平衡勞動力市場的供給與需求,但無序的流動不僅會造成供需失衡,更可能引致其他發展問題,給流入地和流出地均造成負麵影響。
三、就業與應對技術進步的技能發展不充分
我國15歲及以上的人口中,就業人口所占比例逐年下降。2000年,我國15歲及以上總就業人口比例為73.72%,在2006年下降到70%以下,為69.88%。2017年,該比例繼續下降為65.71%,也就是說,在15歲及以上的每100個人中,隻有不到66個人參與就業,而這一狀況在未來一段時間並沒有減緩的態勢,甚至會更低(見圖3-7)。
目前,我國勞動力供給較大,而需求減少。從勞動力群體來看,主要是畢業生和農村勞動力。畢業生包括每年700多萬的高校畢業生,以及500多萬的中等院校畢業生,而我國現在的經濟活動人口數有7億多,其中農村勞動力高達3億多。[4]隨著我國經濟增速放緩,技術進步對就業崗位的衝擊,以及供給側改革背景下的減員增加,我國就業需求降低,與提升的就業供給量形成反差,造成就業的進一步不充分。
同時,人工智能、機器人等技術進步對勞動力市場的影響初顯。隨著勞動力成本的增加,部分企業開始引進機器人代工,一方麵帶動了高技能崗位需求的增加,另一方麵擠壓了部分中等技能就業崗位,就業“極化”現象明顯。就目前來說,機器人已由枯燥危險、不適宜人類完成的任務逐步涉獵到製造業、服務業、醫療保健、國防以及空間探索等領域,並有引發新興產業和新型業態的趨勢,創造了一係列與之有關的就業崗位。而這些就業崗位也對從業者的技能提出了新要求,多涉及專業技能培訓、機器人租賃、自動化發展等有關的工程、金融、租賃、培訓等新的就業領域。
但當前我國勞動力素質與這些新型崗位需求尚不匹配。國內缺乏精通人工智能和機器人領域的相關高技能人才,即使部分企業已引進該類技術用於生產,但多為從國外進口的機器人產品,而非國產,這隻會帶動國外就業水平的不斷提升,而非國內就業水平。目前,國內存在人工智能和機器人領域的較大人才需求缺口,兼顧相關技術研製操作與企業工藝特點的複合型人才、技術研究領軍型人才及中高端專業技術人才較為稀缺。技術進步對其他崗位的擠出作用,也使部分勞動者麵臨較大失業風險,而該風險或許將在較長一段時間裏存在。
四、就業質量不高,勞動力專業與崗位錯配產生的利用不充分
就業質量是一個綜合性的概念,包含了工資收入、社會保障、勞動保護、職業發展等多個方麵的內容。其中,就業崗位的穩定性是衡量就業質量的一個重要指標。
從我國的具體情況來看,以微觀指標來衡量的就業穩定性並不樂觀。根據全球著名的人力資源谘詢公司怡安翰威特對我國3000餘家企業的調研結果,2016年中國企業員工離職率高達20.8%,其中主動離職率為14.9%,被動離職率為5.9%。從行業來看,酒店行業員工離職率最高(43.4%),互聯網次之(36%),地產、零售、物流和消費品行業的離職率也高於全國平均水平;前程無憂發布的《2017離職與調薪調研報告》顯示,2016年我國員工整體流動性明顯上升,平均離職率為20.1%。其中主動離職率整體達到16.0%,被動離職率為4.1%。從各行業員工離職率來看,高科技、製造業、消費品行業的員工離職率依然較高,分別為25.1%、24.4%和21.1%。[5]這不僅對勞動者本人造成經濟損失,也不利於企業穩定生產經營。
此外,我國勞動者工資收入不高,總體而言仍處於較低水平;社會保障覆蓋麵不全,保障水平低,不少勞動者並不能享受到“五險兩金”的充分保護;超時工作現象普遍。根據國家統計局《2016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日從業時間超過8小時的農民工占64.4%,周從業時間超過44小時的農民工占78.4%;白領階層加班現象也同樣十分突出。[6]而這些都說明我國就業質量不高,尚存在很大的提升空間。
針對畢業生群體來說,所學專業與就業崗位錯配的現象比較嚴重,而這在另一方麵造成了高等教育資源的浪費與就業的低效。有學者研究發現,近三成的畢業生就業時專業與崗位不匹配。國外研究顯示,歐美發達國家畢業生的不匹配情況較低,大多位於10%~20%之間,而我國達到了33.3%,比例偏高。[7]由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組織撰寫的《社會藍皮書:2017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報告中提到,2011—2015屆中國大學畢業生工作與專業相關度由64%提高到66%,有小幅上升,但仍舊有很大提升空間。[8]就業崗位與專業的相關性也因專業的不同而不同。一般來說,醫學、工學、教育學、法學等專業技術較強領域的畢業生,出現崗位與專業不匹配的情況比較小,相關度較高,而理學、農學、曆史學等相關度較低。目前我國處於經濟轉型的關鍵期,產業更新換代加快,新領域、新技能、新業態將不斷出現於人們的視野中,成為未來發展的新方向,這與高等教育領域中的傳統專業結構不可避免地發生錯位、摩擦甚至脫節,而對於畢業生勞動力群體來說,這將對其就業機會與就業質量產生直接而強有力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