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對上述分析，結合第二章對我國勞動力市場平衡發展的論述，在本節中，我們將從擴大就業與提高就業質量、推動城鄉平衡發展、消除性別歧視、提升勞動力素質、縮小收入分配差距等多個方麵，為實現勞動力市場平衡發展和充分就業提出五點政策建議。
一、堅持擴大就業與提高就業質量並舉，在實現比較充分就業的同時推動實現更高質量就業
就業是最大的民生。十九大報告中提到，要堅持就業優先戰略和積極就業政策，實現更高質量和更充分就業。這就要求就業的“質”與“量”齊頭並進，而非單純追求失業率的降低。低質量就業水平下，單純擴大就業規模，提升就業數量，不僅無法帶來產出的增長，更會給人力資源帶來極大浪費，甚至進一步影響人力資源的投資。因此，堅持擴大就業與提高就業質量並舉，不僅是時代進步與發展的要求，更是我國當前經濟轉型升級的亟須條件，順應了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
充分就業是做好就業工作的首要。這不僅包括勞動機會的獲得，更包括人力資源得到充分挖掘與利用，促進高校畢業生等青年群體、農民工群體等多渠道就業創業。近幾年，我國在就業數量擴張上總體穩定向前，但就勞動者個體來說，找工作容易，找好工作難，能在崗位上充分發揮自身價值的就業量，遠遠低於不斷上升的就業量。新舊動能轉換背景下，勞動力供給與需求間難免發生錯位，在對傳統產業造成衝擊的同時，也創造出來一批新興產業就業機會，需要勞動力市場及時進行調節，來順應時代發展。針對特定時期可能出現的矛盾，我們應繼續堅持擴大就業政策，促進就業市場穩定，盡量避免不必要的波動。
2016年12月，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財政部、國務院扶貧辦專門出台了《關於切實做好就業扶貧工作的指導意見》，提出了通過開發崗位、勞務協作、技能培訓、就業服務、權益維護等措施，帶動促進1000萬貧困人口脫貧的戰略目標。2017年1月，國務院通過的《“十三五”促進就業規劃》又明確提出了“推進就業扶貧”的政策要求。可見，通過就業緩解貧困是整個扶貧戰略的重要一環，也是貧困勞動者主動憑借自己勞動脫離貧困的主要途徑。許多研究都發現，宏觀上一國的失業率與貧困發生率之間存在著很強的正相關性，即失業率越高，貧困發生率也越高。微觀上來說，家庭成員的就業率與其貧困發生率同樣存在著明顯的正相關性。事實上，那些“零就業”家庭很多也就是貧困家庭。[9]因此，擴大就業對我國扶貧工作亦具有相當重要的價值與意義。
就業質量的提高是持續的過程。在低生產力水平階段，就業質量的提升訴求主要在於正規就業、安全的環境、職業健康及其他基本權益方麵；而生產力發展水平較高時，則更看重就業發展性、成就感和價值感，涉及價值實現、工作生活平衡等領域。智聯招聘對9萬多名2017屆應屆大學生的調查發現，有55.9%的畢業生認為能夠“不斷學習新東西、獲得成長”的工作是理想工作，居於首位。其次是“待遇好”和“行業/公司發展有潛力”，比例分別為52.2%和34.9%，這是曆年大學生就業意願調查以來，自我成長首次超過對待遇的關注，成為大學生求職時最看重的因素[10]，這也反映出勞動者在新時代下對就業質量的新訴求。政府要著重打造實現勞動力自身價值的工作環境，會“引人”更會“用人”，實現人盡其才，才能為經濟社會發展提供持久動力。
二、推動城鄉和區域平衡發展，彌合勞動力市場鴻溝
繼續推動城鄉勞動力市場的平衡發展，創造公平的就業環境，縮小城鄉勞動力的收入差距，實現城鄉統籌共進。2017年年末，我國農民工總量達到2.87億人，比上年增長1.7%，其中外出農民工1.72億人，增長1.5%，改變了前兩年外出農民工數量接近零增長甚至一度出現負增長的態勢，推動城鎮化率提高到58.5%。農村勞動力的轉移就業提升了鄉村居民的經濟收入，進一步縮小了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有利於新型城鎮化的建設與發展。2017年印發的《“十三五”促進就業規劃》中提到，要拓寬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渠道，建立健全城鄉勞動者平等就業製度，引導農村勞動力外出就業、就地就近就業，並促進農村貧困勞動力轉移就業。但城鄉“二元結構”對城鄉發展影響頗深，在解決城鄉生態環境共治、基礎設施相通、公共服務共享以及生產要素順暢流動等方麵，政府還需進一步努力。對於進城就業的農民工，不僅要給予和營造公平公正的就業環境，更要共享社會保障福利，推進農民工市民化與城市人鄉居化的實現，帶動人才、知識技術、資金等雙向流動，優化資源配置。
同時，多措並舉加快新農村建設，助力鄉村振興，避免農村凋敝。城鎮化的不斷深入吸引著越來越多的農村勞動力轉移，在城市實現就業，鄉村優質勞動力在城鎮定居，農村剩餘勞動力相對薄弱，甚至“空化”，不利於農村的長遠發展。城鄉融合是現代化的必由之路，城鄉必須實現良性互動，才能助推我國的發展進程。因此，在當前產業升級與轉型的關鍵期，鄉村也應抓住時機，引進先進技術，實現新型農業的轉型，鼓勵支持基於鄉村特色的產業籌備與共建，以第一產業帶動非農產業，拓展農產品加工、旅遊文化、電商物流等創新創業，活躍鄉村勞動力市場，吸引農民工返鄉就業，加強就業技能培訓，提升農民就業能力，更好地投入適應當前快速發展的勞動力市場，平衡城鄉統籌進步。
針對區域勞動力市場不平衡的問題，以解決勞動力市場的極化現象入手，緩解勞動力過分集中於少數中心城市的趨勢，按照全國主體功能區規劃的要求，打造若幹個新的“就業中心”。與此同時，加快產業梯度轉移的步伐，帶動勞動力由東部向中西部轉移。經過多年的粗放式增長之後，東部沿海地區的資源、能源、土地、勞動力等生產要素供給日益趨緊，逐漸出現產品競爭力減弱、經濟效率下滑、資源環境承載力接近飽和等突出問題。與此同時，中西部地區承接條件日益完備。由於生產要素和資源稟賦的差異，各地區之間存在產業梯度差。隨著時間的推移及生命周期階段的變化，生產活動逐漸從高梯度地區向低梯度地區轉移。中低梯度地區通過接受擴散或尋找機會跳躍發展並反梯度推移求得發展。與東部沿海地區不同，我國中西部地區的加工貿易直到20世紀末才開始加速。概括說來，中西部地區已具備生產要素成本低、資源能源豐富、投資環境明顯改善等優勢，積極承接東部沿海地區梯度轉移的條件已成熟。產業梯度轉移必然帶動勞動力的大轉移，流動人口的流動方向由此也發生了諸多的變化。國家統計局發布的《2017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顯示，從輸出地看，東部地區農民工10430萬人，僅比上年增長0.3%，占農民工總量的36.4%；中部地區農民工9450萬人，增長1.8%，占農民工總量的33%；而西部地區農民工7814萬人，增長3.3%，占農民工總量的27.3%；東北地區農民工958萬人，比上年增加29萬人，增長3.1%，占農民工總量的3.3%。西部地區農民工人數增長明顯快於其他地區，西部地區農民工增量占新增農民工的52.2%。
三、消除性別歧視，實現勞動力市場性別平等
消除性別歧視是個長期的過程，但卻在當前社會發展中格外緊迫和必需。進一步建立和完善反就業歧視的法律法規，創造公平就業的製度性環境，是實現勞動力市場性別平等的最有效和根本之路。性別歧視不僅對被歧視者造成不公，使其難以獲得平等的就業機會和同工同酬的福利待遇，而且也造成了國民經濟損失，由此引發的勞資糾紛和衝突也不在少數，給企業主本身及社會穩定均造成損害。[11]但從我國古代開始，就有男女不平等的思想觀念，若要改變觀念，則尚需較長的時間，短期內最為有效的方法，則是從法律法規入手，對勞動力市場中的這一現象進行強製規範，為被歧視的女性群體，建立更有力的保護措施，提供更為全麵的就業性別歧視的糾紛解決機製，為勞動力市場的健康平衡提供法律保障。
此外，要培養社會性別平等觀念，適當分擔女性生育成本，在政策上給予女性勞動者更多就業鼓勵與關懷。當前，各行各業都經曆著日新月異的進步與改變，勞動力市場生態也默默發生著不同於以往的變化，新經濟的發展和新行業的興起，讓越來越多的女性可以擺脫家庭與生活的束縛與壓力，更好地參與到電商等新興工作領域中來。消除性別歧視是對我國人力資源的充分利用，有利於充分就業的實現，能夠為社會帶來更多的產出與價值，創造更多財富。女性勞動者也應抓住機會，不斷提升工作技能，用實際行動展現當代女性的良好風貌，用實力與業績讓社會與他人改觀，幫助社會樹立正確的用人觀。“二孩”政策實施後，女性生育成本再次增加，而這也是用人單位所顧及的問題，政府或社會組織可通過自身方式分擔部分女性的生育成本，在政策上給予女性更多關懷與支持，從而進一步調節女性勞動者與用人單位間的緊張關係。
四、提高勞動力素質，補齊技術進步的窪地
高等院校及時關注勞動力市場的發展動態與需求，尤其在經濟結構轉型期，密切關注未來發展趨勢與方向，據此調整專業結構，一定程度上解決畢業生所學專業與市場需求的錯位問題。從目前情況來看，高等院校與勞動力市場間存在一定的信息不對稱，市場需求信號未能及時傳達給高校，導致畢業生的結構性失業，部分專業市場需求不大，供給大於需求，部分用人單位卻招不到人，供不應求。這就使求職者與用人單位均陷入困境，不僅浪費了畢業生的人力資本投資，也給產業的生產發展帶來麻煩，影響經濟效益。隨著技術進步，人工智能、機器人領域急需對口的高技能人才，我國也亟須形成自己的相關產業，來帶動出更多技術進步的就業需求，而非僅僅依靠國外進口來拉動國外就業。高科技需要高素質人才，政府在人才培養、科研獎勵以及成果轉化等方麵，應給予更多優惠政策與支持措施，鼓勵勞動者創新創業，激勵勞動者的自我發展與成長，引導勞動力向國家急需領域服務與貢獻。這就需要大力提升勞動力素質，不僅限於高校畢業生，農民工以及其他勞動力均應有“活到老學到老”的精神，樹立終身學習的觀念，社會要完善終身學習體係與服務，幫助勞動者適應和追趕時代發展。
除提升勞動力的專業技術能力，就業能力與適應能力在現代與未來社會也相當重要，應給予著重培養。部分發達城市就業極化現象初顯，技術進步在短期內不可避免地要給傳統產業造成一定衝擊，造成部分勞動力脫離崗位，暫時失業。這就需要勞動者能夠擁有較強的綜合素質，不僅能接受失業，更能及時尋求新的就業崗位或行業，迅速適應新環境。在當前經濟發展的特殊時期，改革穩步推進，難免會有陣痛，政府要做好勞動者權益保護與培訓工作，完善失業保險製度，建立完善人才培養和服務體係，做好就業市場的監測與預警，鼓勵創業和再就業，引導勞動力有序流動。
五、縮小收入分配差距，在提高效率同時實現公平
在初次分配中注重效率，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所占比重，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增加居民財產性收入。初次分配由市場決定，政府難以從中做出調節，而當前我國收入分配差距雖略有減小，但基尼係數仍超過警戒線，收入差距較大。經驗研究表明，過大的收入差距不利於國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更會造成一係列社會問題，影響社會穩定。近幾年來，我國居民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比重下降，而高收入群體中，財產性收入起到了相當大的作用，僅房價的上升就給有房居民積累了很大的財富，而低收入群體的財產性收入作用甚微。提升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能較好地縮小收入差距，但財產性收入也是初次分配的重要來源，要進一步擴充中等收入和低收入群體的財產性收入，更好地發揮該渠道的重要作用，同時提升低收入者的收入，劃出最低收入底線。
再分配中更注重公平，建立完善財產稅製，加大反腐力度，優化財政支出結構，多傾向民生領域，拓寬財產投資渠道。[12]再分配中就要充分發揮政府的調控作用，對於高收入群體中的合理收入，改革稅收調節製度，著重減少間接稅比例，增加直接稅占比，保證合理納稅。對於通過貪汙腐敗等非法途徑獲得的高收入，嚴格按照法律進行監管和取締，營造良好的收入環境。對於低收入群體來說，要進一步加強對困難群體的傾斜，引導其實現自力更生的脫貧與創造財富，提升就業能力，進一步落實精準扶貧政策；要擴大社會保障覆蓋麵，為居民提供最基本的保障，增加醫療衛生等民生支出，創新宏觀調控方式，盤活財政資金存量，優化財政收支結構，發揮效用最大化；還要進一步擴充中等收入群體，拓寬財產投資渠道，提高居民理財水平，並賦予農村居民土地產權，促進土地流轉，力促橄欖型分配格局的形成。
[1] 數據來自《中國統計年鑒》。
[2] 李長安：《就業要實現“體麵”必須消除歧視存在》，http：//career.eol.cn/news/201604/t20160420_1388965.shtml，2016-04-20。
[3] 光明網：《智聯招聘發布2017中國女性職場現狀調查報告》，http：//it.gmw.cn/2017-03/07/content_23909844.htm，2017-03-07。
[4] 求是網：《新形勢下我國就業工作的新挑戰》，http：//www.qstheory.cn/zhuanqu/qsft/2016-09/21/c_1119599417.htm，2016-09-21。
[5] 李長安：《以穩定就業為抓手，推動實現更高質量就業》，http：//opinion.china.com.cn/opinion_78_173978.html，2017-11-04。
[6] 李長安：《就業表現應由量向質轉變》，http：//opinion.huanqiu.com/hqpl/2017-07/10951843.html，2017-07-08。
[7] 劉揚：《大學專業與工作匹配研究：基於大學畢業生就業調查的實證分析》，載《清華大學教育研究》，2010（6）。
[8] 中國新聞網：《藍皮書：中國高校畢業生工作與專業相關度僅為65%》，http：//www.chinanews.com/sh/2016/12-21/8100207.shtml，2016-12-21。
[9] 李長安：《充分發揮就業扶貧積極效應》，http：//www.cssn.cn/jjx/jjx_gzf/201702/t20170223_3427089.shtml，2017-02-23。
[10] 李長安：《人才競爭重在改善用人環境》，http：//baijiahao.baidu.com/s？id=1600407097382179375&wfr=spider&for=pc，2018-05-14。
[11] 李長安：《就業要實現“體麵”必須消除歧視存在》，http：//career.eol.cn/news/201604/t20160420_1388965.shtml，2016-04-20。
[12] 金輝：《調整收入分配格局縮小收入差距——訪北京師範大學收入分配研究院執行院長李實》，載《經濟參考報》，2017-05-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