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告測度了10年的勞動力市場平衡性，研究發現：中國的勞動力市場的均衡性是較好的，不過依然存在動態提升空間。隨著國力增強、勞動者收入提高、脫貧工作深入、社會福利改善，勞動力市場也將發生一係列連鎖反應，將會走向新的更高層次的均衡。2011年之後，勞動力市場形有波動、勢仍平穩的狀況是多重因素疊加的結果。其中，有些不平衡是為了向更高質量平衡調整的、暫時性的不均衡，有些不平衡則是影響勞動力市場健康發展的、短期內難以調整的不均衡。根據馬歇爾的價值均衡理論，勞動力供給和需求達到均衡時，價格（工資）也同時達到均衡[47]，盡管競爭市場的理論假設非常嚴苛，但是對於更加完善的勞動力市場而言，這一理論的現實指導意義也是客觀存在的。較改革開放初期，我國勞動力市場開放度、成熟度都有了顯著提升。[48]本報告借助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和國家統計局數據，分別計算了全國和11個省（市、自治區）的勞動力市場平衡性指數，盡管存在數據可得性限製，但是全國和部分地區的指標計算結構仍反映了諸多借助單一指標難以發現的勞動力市場平衡性方麵存在的特性和問題。具體來看，體現為以下八個方麵。
一、勞動力市場平衡性呈上升趨勢
如圖2-12所示，2007—2016年，中國勞動力市場平衡性指數呈現上升趨勢，從2007年的53.6上升至2016年的64.7。[49]受到金融危機影響，2008年指數值下降，並在2010年恢複，以後年份雖然略有波動，但整體呈現穩步上升趨勢。與此同時，四個二級指標中，除了供需指數略有下降之外，其他指數均呈現上升趨勢。可以認為，中國勞動力市場依然存在著不充分和不平衡的問題，但整體發展態勢是向好的。
圖2-12 2007—2016年中國勞動力市場平衡性指數（總指數）
勞動力市場平衡性指數趨勢向好離不開科學的頂層設計和有效的政策措施。從理論上講，同時考慮人作為“勞動者”的經濟屬性和作為“勞動人民”的社會屬性去研究勞動力市場平衡性問題並進行頂層設計是兩個基本出發點；從具體實踐來看，充分發揮市場自適應機製和提升政府解決市場失靈的能力是兩個主要途徑，滿足勞動者日益增長的經濟需求和社會需求、實現勞動力市場的健康穩定發展是兩個最終落腳點。
從具體實踐來看，2008年，人事部和勞動部合並，機構改革成效顯著。根據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關於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國家公務員局“三定”規定》，人社部內設機構減少為23個，縮減了5個。同時，人社部新設6個司局，部分原有的職能部門進一步擴充。新部門在規範市場、放權減政、保障運行等方麵作用更加突出。
從大方針上來看，充分就業和高質量就業的目標明晰。2010年年初，國家在“十二五”規劃建議中提出就業優先戰略。2012年1月，發布了首部由國務院批轉的就業促進專項計劃《促進就業規劃（2011—2015年）》。黨的十八大明確提出實現更高質量就業、促進就業體係更加完善的目標，十九大又在此基礎上增加了“就業是最大的民生”的表述，凸顯勞動者的雙重角色，作為經濟屬性的“勞動力”和作為社會屬性的“人民”都足以體現其在勞動力市場實現平衡過程中的主體地位。大政方針的設計使具體措施更加有的放矢。國務院2015年發布的《關於進一步做好新形勢下就業創業工作的意見》以及2017年發布的《關於做好當前和今後一段時期就業創業工作的意見》是十八大理念的具體化，包括鼓勵勞動者到中小微企業就業，促進高科技企業及相關產業鏈企業吸納就業，推進創業帶動就業，推進職業技能培訓，促進大學生、農村轉移人口和生活困難地區就業年齡人口就業，深化收入分配製度改革等係列內容，這些政策直接影響勞動力市場平衡性水平。
從具體政策措施來看，2007—2016年10年間，一係列有利於勞動力市場平衡發展的政策措施相繼出台。特別是金融危機之後，政策導向更加鮮明。一是政府為了保障勞動力市場機製正常運轉和發揮功能而進行科學的製度安排，旨在促進勞動力市場的發育與成熟，具體在明晰運行規則、維護市場秩序、促進公平競爭等方麵做出努力。二是從總體上進行宏觀調控以彌補勞動力市場缺陷。具體表現為政府明確“守夜人”職責，厘清幹預邊界，在二次收入分配、促進勞動力合理流動、社會保障等方麵提高行政能力，積極解決市場失靈問題。這裏將具有以上兩種導向特征的政策措施分別稱為“促運轉”型政策和“補短板”型政策。
“促運轉”為主型政策中，以保障勞動力市場價格機製有效運行、保障初次分配的合規性以及市場信號的客觀性為主要內容，從本質上看，這是政府做減法的過程，通過借力市場機製，即“看不見的手”提高勞動力市場平衡性水平。第一，為了保障初次分配的公平性，國家在2015年發布了《關於深化中央管理企業負責人薪酬製度改革的意見》，削減國有企業高層管理者憑借製度性壟斷獲得的高收入。在2017年發布了《保障農民工工資支付工作考核辦法》，為解決拖欠農民工工資問題、維護農民工勞動報酬權益提供了規範參考，農民工付出勞動、雇主支付工資、生產人工成本入賬、生產得以進行，勞動力市場的交易與生產部門的流程對接是規範市場秩序下應有的正常活動，需要進行秩序維護。第二，為了保障分散信息通過價格機製得到有效利用，實現勞動力市場資源在不同所有製企業、不同產業、不同人群、不同地區勞動力市場的均衡配置，2017年發布《進一步減少和規範職業資格許可和認定事項的改革方案》，減少含金量低的證書信號對市場的幹擾。在2018年發布《關於改革國有企業工資決定機製的意見》，旨在減少所有製因素造成的行政性束縛對工資決定機製的負麵影響。第三，為了保障勞動者的自由流動和勞動力市場活力，2014年國務院發布《關於進一步推進戶籍製度改革的意見》。
“補短板”為主型政策中，以促進人力資本供給結構的合理化、通過二次分配縮小收入差距、縮小區域間社會保障差異、提升失業者就業能力、協調勞動關係為主要內容，這是政府做加法的過程，政府集中力量辦大事，即借力“看得見的手”提高勞動力市場平衡性。第一，優化人力資本供給結構。優化人力資本供給結構是實現勞動力市場供需均衡的前提，國家在2018年推出了《關於推行終身職業技能培訓製度的意見》，“建立並推行覆蓋城鄉全體勞動者、貫穿勞動者學習工作終身、適應就業創業和人才成長需要”的勞動者培訓體係，幫助勞動者提升應對技術衝擊、產業政策調整等失業風險的能力。第二，減輕市場優勝劣汰的競爭機製對失業勞動者、傷病勞動者等其他弱勢群體的擠壓，促進體麵就業。公平競爭存在閉環，即公平競爭與淘汰落後是一個問題的兩個矛盾對立麵，當弱勢群體被市場過度擠壓時，社會不和諧、不穩定因素出現，競爭機製建立起來的勞動力市場的平衡性可能會因此遭到破壞。國家借助失業保險金為失業者提供保障，借助稅收提高弱勢人群的收入，實現收入分配的二次調節，相關文件包括《關於繼續實施支持和促進重點群體創業就業有關稅收政策的通知》等。第三，借助合理、健全的社會保障製度以及有效的勞動爭議協商措施達到維護穩定和降低風險的目的，相關文件包括《關於建立統一的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製度的意見》《企業勞動爭議協商調解規定》等。措施匯總見表2-3。
表2-3 有關勞動力市場平衡性政策措施匯總
二、區域勞動力市場平衡性差異顯著
目前，中國勞動力市場的不充分性是製約其高質量平衡發展的因素。盡管市場平衡性水平整體向好，但是解決不充分性問題、為高質量均衡發展掃清障礙和提供保障工作任務艱巨。如前文所述，從廣義上看，勞動力市場平衡包括無發展的絕對平衡和有發展的動態平衡，無發展的絕對平衡體現為無流動、無差異、無保障的完全平均，有發展的動態平衡體現為適度流動、合理差異、保障充分的相對穩定。而狹義上的平衡僅指有發展的動態平衡。顯然，我國追求的是狹義上的均衡，經過40年改革開放的實踐探索，中國的勞動力市場已經走出了無發展的絕對平衡階段，正在向更高質量均衡發展階段邁進，在這一循序漸進調整過程中，出現局部不均衡問題是不可避免的。
在11個省（市、自治區）中，廣東、江蘇、上海、浙江的勞動力市場平衡性指數較高，且2012—2016年5年的數據呈現小幅波動或者上升趨勢。這些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好、產業結構相對合理、人民收入基本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社會民生問題得到較好解決，其勞動力市場吸納力強、價格信號敏感、開放度高、流動性強、政府治理水平高。但是，四省市勞動力市場平衡性指數在時間上的波動特征迥異。廣東較為平穩，指數值在64～69波動；江蘇、浙江呈現上升趨勢，江蘇從2012年的54上升至2016年的61，浙江則從42上升至54；雖然上海的指數較高，但是呈現下降趨勢，從2012年的74下降到2016年的57。上海指標走勢特征與其勞動力市場求人倍率上升有直接關係，2013年12月，求人倍率為1.03，到2014年同期，該指標已經上升至1.65。高端人才需求旺盛是導致這一現象的主要原因之一，高端人才，特別是擁有國際化背景的領軍人才數量嚴重不足。與此同時，近年來，上海旨在通過減少流動人口解決“大城市病”的政策措施導致了勞動力市場低技能勞動人口減少，甚至難以滿足高技能勞動者對一般技能勞動者的在生活和工作方麵的基本需求。
中西部地區勞動力市場平衡性指數較低，不過大部分地區呈現上升態勢。勞動力市場的平衡性和經濟發展水平相關，這些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弱於粵、蘇、滬、浙，但各具特色，主要有以下幾種發展模式：一是依靠承接第一梯隊產業轉移獲得新的發展機會；二是借力“中國製造2025”“長江經濟帶戰略”等新的發展機會崛起；三是依靠自有稟賦優先發展旅遊、服務等優勢產業。殊途同歸，不同發展模式均帶動了當地勞動力市場用人需求擴張和勞動者收入水平的提高，向好的發展態勢有助於政府獲得資源並提升治理水平。
重慶、陝西、江西等省市是勞動力市場平衡性指數較低的地區，其勞動力市場的人才吸納能力略弱。部分省份的稟賦不足、資源匱乏；部分省份與國家接軌的戰略調整尚未真正開始，勞動力市場開放度低。這些地區大多屬於脫貧攻堅戰重點關注地區，勞動力市場不夠成熟，甚至處於疲軟狀態，量、價信號不敏感。另外，河南等地的勞動力市場平衡性指數出現了小幅下降趨勢，原因在於這些省份曾經一度依靠資源壟斷或重工業優勢獲得發展機會，然而近年來，隨著國家戰略調整，很多產業被整合，新的產業格局在構建之中，勞動力市場穩定性不夠。總之，經過改革開放40年的發展，中國的勞動力市場更加成熟，但是由於地理空間大，人口、資源分布及經濟發展水平差異大，各地區勞動力市場發展不平衡。這與一些學者（田永坡，2016）的最新研究結果具有一致性，中國勞動力市場呈現一種正金字塔型的結構，少數地區的勞動力市場成熟度高，大多數省份處於中等或者中等以下水平。不過，隨著國家“一帶一路”倡議、產業梯度轉移等的穩步推進，勞動力市場會向平衡狀態調整。部分省（市、自治區）勞動力市場平衡性指數見表2-4。
表2-4 2012—2016年部分省（市、自治區）勞動力市場平衡性指數
需要說明的是，為了驗證指數計算結果的科學性和穩健性，從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官方網站、各省（市、自治區）人社部門網站以及新聞網站中搜索數據再次進行指數計算[50]，研究發現，用31個省（市、自治區）勞動力市場均衡性指數判斷各地區勞動力市場情況，按照平衡性程度由強到弱，大致可分為四個梯隊。第一梯隊：勞動力市場均衡性強，包括北京、天津、廣東、上海、江蘇、浙江等。其均衡性指數在50以上。借助官方數據計算的勞動力市場均衡性指數較高的幾個省（市、自治區）均在此梯隊中。第二梯隊：勞動力市場均衡性較強，包括海南、遼寧、湖北、山東、河北、福建、湖南等。其均衡性指數在40～50之間。第三梯隊：勞動力市場均衡性一般，包括甘肅、內蒙古、河南、山西、陝西、寧夏、黑龍江、廣西。其均衡性指數在30～40之間。第四梯隊：勞動力市場均衡性較弱，包括四川、青海、西藏、新疆、雲南、貴州。其均衡性指數在30以下。官方和非官方數據相互印證，得到的結果相對穩健。
三、勞動力市場回到相對平衡狀態的能力較強
應對衝擊的能力也是考量中國勞動力市場健康水平的重要內容。本報告研究發現，中國勞動力市場從衝擊中回到相對平衡狀態的能力較強，政府在積極作為，旨在“熨平”短期經濟波動對勞動力市場的影響。勞動力市場可能會受到來自國內外經濟和社會環境的衝擊，平衡性水平存在降低風險，勞動力市場平衡性指數可以刻畫這些衝擊。通過研究不難發現，指數值在1～3年內能回到衝擊發生前的水平，並在之後呈現繼續上升趨勢。
如圖2-13所示，勞動力市場平衡性指數對經濟、政策衝擊反應較為敏感，其上升趨勢是非線性的，2007—2016年的10年間出現了兩次波動。一次是較為明顯的國際衝擊，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企業用人需求降低、各行業失業率上升、靠失業救濟和失業保險維持生活的勞動者數量增加，勞動力市場平衡性指數下降，2009年探底，之後緩步回升。另外一次是國內衝擊，在2014年，勞動力市場平衡性指數從68.1下降到65.7，政策因素占主導。2013年，《國務院關於化解產能嚴重過剩矛盾的指導意見》發布，要求重點推動山東、河北、遼寧、山西等地區產業結構調整，充分發揮地方政府的積極性，優化產業空間布局。重點行業和重點區域勞動力市場受到政策衝擊，總指數略有下降，但並不顯著。不過從供需指數、價格指數以及流動性指數的變動中可以抓捕到其影響效應。
從二級指數來看，部分產業退出導致勞動力市場局部供需不平衡，供需指數下降，從2013年的55.6下降到2014年的52.1。與此同時，崗位黏性和工資黏性效應凸顯，價格指數和流動性指數比供需指數的波動滯後。供需決定價格，勞動者收入指數從2014年的66.0下降到2015年的61.5。前期國際市場衝擊的負麵影響需要消化期，2011年以後，全球金融危機對中國勞動力市場的滯後影響開始逐漸減弱。其次，政策層麵對勞動力市場趨向均衡的負向效應減弱，其減弱力量源自兩重因素：一方麵是政策落實期的結束，另一方麵是新政策調整的逆向作用。盡管收入差距仍在不合理區間，但是已經在各個指標上呈現緩步收窄的特征。流動是實現新的均衡的有效途徑，部分勞動者需要流動到其他崗位需求量大的地區才能找到新工作，勞動力市場流動性增強，流動性指數從2014年的65.7上升到2016年的68.3。
圖2-13 2007—2016年中國勞動力市場平衡性指數
衝擊發生之後，勞動力市場平衡性總指數及二級指數回到衝擊前的時間在1～3年之間。2007—2016年的兩次衝擊中，以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最為顯著，勞動力市場平衡性指數在2008年降到穀底，為50.4，之後在2010年回複到58.8，與2007年的水平基本持平。第二次衝擊持續時間更短，勞動力市場平衡性指數在2014年略有下降，之後回複到衝擊前的水平，波動不顯著且波動期隻有一年。從二級指標來看，首先，對衝擊反應最為敏感的供需指數在2009年降至最低，為46.4，在2010年基本回複到危機前水平，為68.1，與總指數一樣，也是兩年回複至原有水平。第二次衝擊對供需指數的影響在2015年回複到2013年以前的水平，回複期為兩年。其次，價格指數受到2008年金融危機衝擊之後的第三年回複到原有水平，而從第二次衝擊中回複到原有水平的時間為兩年。流動性指數和政府治理指數受非市場因素的影響較為顯著，而且總指數的平滑效應主要靠流動性指數和政府治理指數拉動，或者說總指數之所以較供需指數和價格指數更加平緩，原因在於有序流動和高質量政府治理有利於提升勞動者應對衝擊的能力。圖2-14對總指數、供需指數和價格指數的回複周期進行了對比。
圖2-14 2007—2016年中國勞動力市場平衡性指數遇到衝擊後回複到原有水平所需年限
總之，市場機製的健全和政府治理水平的提升有利於縮短勞動力市場回複到新的動態平衡的時間。當市場遇到衝擊時，勞動力市場平衡性指數在短期內出現下降趨勢，不過勞動者能很快通過職位搜尋獲得新的就業機會，行業間、區域間勞動力流動性增強，政府通過各種渠道促進就業，為失業人群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勞動力市場平衡性指數回複。通過簡單的國際對比不難發現，2008年金融危機對中國勞動力市場平衡性指數的影響就持續了2～3年，2011年之後，勞動力市場的供需、價格指數均回複到危機前水平。而希臘等很多西歐發達國家就業不景氣的現狀都持續了4～6年。盡管中國勞動力市場存在局部靈活性偏高和安全性不足的現象[51]，但是整體向好趨勢是顯著的[52]，因為中國勞動力市場憑借產業布局廣、產業鏈延展程度高、區域協調空間大、保障基礎有力等優勢可以迅速從危機中走出來。
四、“高技崗難求”與“金飯碗不金”現象並存
勞動力市場平衡性水平除了受外來衝擊、局部地區發展不充分等因素影響之外，還會受到技術變革、產業調整的影響，相比前者，後者影響的持續期更長、影響範圍更廣、波及勞動者更多。最突出的現象就是部分行業高級技術崗位招人難，而部分可能被新興技術取代的行業麵臨壟斷性收入下降和失業風險。
技術變革引發“高技崗難求”。新技術變化導致的就業技術極化現象在城市地區已經出現，部分行業一崗難求。而求人倍率往往與流動性水平具有高度相關性，勞動者一旦獲取到超過現有薪酬水平的崗位求人信息，流動到高薪酬崗位的可能性增加。例如，2016年，數據分析人才的供給指數僅為0.05，數據分析師屬於高度稀缺崗位，而大數據分析師的平均跳槽速度為19.8個月。[53]2007年以來，高級技師、技師和高級工程師的求人倍率較高，連續10年在2～3.5之間波動，勞動力需求大於供給。
技術變革引發“低技崗需求增加”。新技術的變化導致高技能勞動力和低技能勞動力需求雙漲、中等技能勞動力需求縮減的現象。該現象在城市尤為突出，且呈現高技術勞動者需求增加先行，低技術勞動者延遲跟進的特征。顯然，高技術產業帶動產業鏈向縱向延伸、橫向拓展，以高技術為依托的產業群逐漸形成，最終帶動中低端產業發展，於是，產業鏈傳導的時間效應顯現。與此同時，2017年，包括保潔、保安、餐廳服務員等在內的簡單體力勞動者需求增加，求人倍率超過2.0；財會人員、銀行坐櫃職員、行政辦公人員、速記員等職業的用人需求相對較小，市場處於飽和甚至超飽和狀態，“一技在手，不愁吃穿”的局麵已經被打破，原來的部分高收入崗位被機器取代。不過隻有北京、深圳等規模較大城市出現了就業極化現象，各地人才需求特征差異很大。
產業結構調整引發人才需求結構調整。產業結構調整抑製采礦、初級產品製造、批發零售等行業勞動者需求，刺激高端製造業、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教育等行業就業人口增加。如圖2-15所示，從三次產業從業人數來看，產業結構調整可分成兩個階段，2012年是分水嶺。2007年，第二產業就業人員數為20186萬人，之後持續增長，2012年增至23241萬人，之後出現緩慢下降趨勢，2016年降至22350萬人。2007—2016年，第三產業勞動者從業人員數連續10年呈現遞增態勢，其中，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城鎮單位就業人員數年均增速達到10.3%。2007—2011年，第三產業勞動者從業人數年均增速為2.8%，2012—2016年，平均增速為5.1%。同時，2012年也是第二產業就業人員數由增轉降的拐點年。
圖2-15 2007—2016年三次產業就業人員數
數據來源：2008—2017年《中國勞動統計年鑒》。
產業結構調整導致曾經的“金飯碗”——銀行業收入下降。如圖2-16所示，2016年，非農行業中，金融業“收入”老大的身份被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替代。2016年，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城鎮單位就業人員年平均工資為122478元，超過金融業的117418元，成為收入最高的行業。互聯網、人工智能、大數據、雲計算等新興行業無一不和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直接相關，行業規模迅速擴展。這一發展態勢還將繼續，以互聯網企業為例，2017年，我國規模以上互聯網企業業務收入為7101億元，比上年增長20.8%，增速同比提高3.4個百分點。可以預見，無重大經濟衝擊的情況下，未來10年，行業兩位數增長態勢將持續。近五年來，住宿和餐飲業一直是平均收入最低的行業，進入門檻低、競爭性特征突出、勞動者供給充足決定了這樣的市場表現。收入最高行業的城鎮單位就業人員年平均工資是住宿和餐飲業的2.8～3倍，各年略有差異，但並不顯著。
圖2-16 2012—2016年三行業城鎮單位就業人員年平均工資
數據來源：2013—2017年《中國勞動統計年鑒》，工業和信息化部。
高技崗難求、低技崗需求增加、第三產業從業者增加、昔日“金飯碗”不再光亮如初，這些現象與勞動力市場平衡性水平高度相關，是科技發展的必然結果，且大趨勢不可逆轉。如前三次科技革命，技術變革在短期內對勞動力市場平衡性產生負向影響，但長期會助力勞動力市場調整至更高質量的動態平衡。因此，政府能幹預的範圍很窄，能在一定程度上縮減勞動力市場回複動態平衡的時間。例如，在保障公平競爭、規避潛在人為風險方麵，政府可在傳統金融企業和互聯網金融企業之間、傳統出租車行業和網約車行業之間做出權衡；在維護市場秩序方麵，政府可在新興職業人群，如網絡店主、快遞/送餐員等勞動者群體的合同規製方麵給予輔助；在基本權益保障方麵，政府可在新興勞動者群中構建新的保險模式、提升弱勢群體保障力度。
五、政府調控引起勞動力市場供需指數較大波動
勞動力市場供需指數體現出政府的積極作為，也體現了危機期間的過度調節問題。四個二級指數中，勞動力市場供需指數的波動最為敏感，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GDP增長率出現了過衝效應（overshooting）[54]，“四萬億計劃”是這一效應產生的原因之一。從勞動力市場平衡性指數來看，過衝效應並不明顯，但是供需指數刻畫了該特征。如圖2-17所示，2010年，供需指數值從2009年的46.2提高到66.1。“四萬億大禮包”基本是通過國有企業來實施的，而國有企業在經濟中占有了足夠大的比例，政府可以控製這些企業強行提高投資，包括基礎設施建設在內的很多工程吸納了大量臨時性勞動力，進而實現勞動力需求在短期內的增加，政府主動“出擊”應對金融危機反映了其經濟作為，以及使經濟盡快從危機中複蘇的迫切願望。但是，這種主動出擊對勞動力市場需求提拉作用的可持續期有限。2011年，供需指數值為59.8，而2010年為66.1。之後，指數值呈現繼續下降趨勢，2013年，產業結構調整政策正式出台，政策影響與過度調節效應疊加，2014年供需指數值探底，為52.1。不過2010年以後，雖然指數值有一定波動，但是並沒有出現比2009年更低的情況。可以認為，過度調節是特殊時期個別政策波及勞動力市場後的臨時性反應，且這種臨時性反應對政府主導的國有製企業可能更加奏效，在今後政策製定和實施過程中，有必要充分認識政策實施對象特征。總體而言，過度調節在短期內給勞動力市場平衡性帶來一定影響。
圖2-17 2007—2016年勞動力市場供需指數
2015年之後，供需指數逐年上升，這與國家宏觀經濟規劃以及促進充分就業的“組合拳”策略有關。
第一，區域經濟發展提升西部勞動力市場用人需求。2013年9月，國家提出建設“新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合作倡議。2014年，西部地區求人倍率呈現上升趨勢，並超過中東部地區。之後的一年多時間內，由於正式文件未出台，市場投資預期不明朗，勞動力市場需求有小幅波動。2015年3月28日，國家發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務部聯合發布了《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一帶一路”經濟區開放後，承包工程項目突破3000個。2015年，中國企業共對相關49個國家進行了直接投資，投資額同比增長18.2%。[55]強勁的投資帶動力導致西部勞動力市場需求持續上漲，求人倍率從2015年第二季度的1.08提高到2017年第四季度的1.29，且高於中東部地區（見圖2-18）。
圖2-18 2008年第一季度—2017年第四季度東、中、西部勞動力市場求人倍率
數據來源：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
第二，個別市場的非合理化發展誘發勞動力市場供需波動，以房地產市場最為典型。2007年，中國房地產開發投資規模為167348.2億元，2016年達到587857.2億元，年均增速達到15.0%。投資規模的擴張伴隨著企業擴張，2007年，全國房地產企業數為6.3萬家，到2016年已經增至9.5萬家，年均增速為4.8%。企業擴張撬動勞動力市場需求，房地產企業從業人員數從2007年的166.5萬人增至2016年的431.7萬人，年均增速達到11.17%。作為不可貿易部門的房地產業，其擴張對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影響十分顯著（範言慧、席丹、殷琳，2013）[56]。產業上遊的建築業以及下遊的租賃及相關服務業勞動力市場都受到直接影響。相比房地產業，建築業對勞動力的吸納力更強，行業從業人員數從2007年的1050.8萬人增加到2016年的2724.7萬人，年均增速與房地產業持平。另外，租賃及相關商務服務業從業人員數從2007年的247.2萬人增加到2016年的488.4萬人，年均增速為7.86%（見圖2-19）。
圖2-19 2007年、2016年建築業等行業就業人員數及增速
數據來源：2008年、2017年《中國勞動統計年鑒》。
為促進充分就業，國家從兩方麵入手，一方麵“管住閑不住的手”，另一方麵“放任能伸進去的腳”。
第一，技術手段。從科學監測失業率入手提高勞動力市場供需監測能力。統計局提出就業登記、失業監測製度建設，為動態關注勞動力市場供需平衡奠定了基礎，已經啟動的調查失業率數據顯示，2018年1至3月，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分別為5.0%、5.0%和5.1%，該數據更加客觀地刻畫了自然失業率，指標統計方法和國際接軌、可比性強，長期的數據積累對製定更加科學的就業政策、應對勞動力市場衝擊、促進勞動力市場實現高質量供需平衡提供依據。
第二，行政手段。取消部分職業資格許可和認定事項、縮減職業資格鑒定機構，清除影響供需平衡的幹擾信號，降低政府管理成本。從2015年開始，國家先後分多個批次取消數百項職業資格許可和認定事項，削減了70%以上。與此同時，職業技能鑒定機構大幅縮減，從2015年的12156個減少到2016年的8224個，下降了32.3%。但是，取消職業資格並沒有降低勞動者參加職業資格考試的熱情，報名參考人員數和獲得證書人員數減少幅度要遠遠低於職業技能鑒定機構縮減幅度，含金量高的職業資格認證依然“火爆”。2016年，共有1755萬人參加了職業技能鑒定，較2015年下降了7.3%。1446萬人取得不同等級職業資格證書，較2015年下降了6.0%。其中，取得行業高級技師職業資格的有47萬人，與2015年基本持平，這說明缺口大的高級技能崗位薪酬吸引力強，市場無形的手影響著勞動者技能考試選擇偏好。另外，2016年，全國共有1150多萬人報名參加專業技術人員資格考試，206萬人取得資格證書。截至2016年年底，全國累計共有2358萬人取得各類專業技術人員資格證書。因此，政府改變統一管理模式，取消部分含金量不高的職業資格認證，改由企業、行業組織按照崗位條件和職業標準進行管理並自主評價，並沒有降低職業崗位的標準要求，而是加快簡政放權、突出市場導向的選擇（見圖2-20）。
圖2-20 2007—2016年全國職業技能鑒定機構數及考核、獲取證書人員情況
數據來源：2008—2017年《中國勞動統計年鑒》。
第三，教育手段。高考擴招積蓄的人力資本在新時代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成為勞動力市場人才結構調整最有力的助推器，降低失業人員工作搜尋時間最長效的途徑，實現勞動力市場高水平供需均衡最重要的抓手。1999年的擴招計劃讓更多的人擁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自由選擇學校和教育服務。在之後的近20年時間內，盡管存在大學生就業難等現實問題，但是勞動者素質提升和人才結構的改善是迎接新經濟、新業態的法寶，在未來，這種正效應會更為突出。2016年，城鎮失業人員平均未工作時間為11.5個月，其中，大學本科及以上學曆失業勞動者為9.2個月，大學專科學曆失業勞動者為10.4個月，顯著低於其他學曆勞動者（見圖2-21）。從工作時間構成指標來看，大學本科失業者中，未工作時間為2～3個月者占比最高，為24.8%；研究生及以上學曆失業者中，也是該時間占比最高，為27.8%；其他學曆失業者中，未工作時間為7～12個月者占比最高，均超過20%。盡管高等教育擴招在每年的畢業季會增加勞動力市場高學曆勞動者供給，但是接受了高等教育的人在勞動力市場上的競爭力更強，失業後再就業能力更強，其工作搜尋時間更短。這一結論與大學畢業生半年後就業率遠高於初次就業率的現象具有一致性。
圖2-21 2016年全國分教育水平失業人員平均未工作時間情況
數據來源：2017年《中國勞動統計年鑒》。
第四，培訓手段。失業者的培訓工作主要靠政府托底保障。作為理性“經濟人”的民辦培訓機構不會付出更多成本到支付能力較弱的勞動者身上，隻有通過政府購買或者政府承辦培訓機構的辦法解決市場失靈問題。2016年年末，全國共有就業訓練中心2741所，民辦培訓機構19463所。全年共組織各類職業培訓1775萬人次，其中，就業技能培訓959萬人次，崗位技能提升培訓551萬人次，創業培訓230萬人次，其他培訓35萬人次。從培訓人員類別來看，就業訓練中心和民辦培訓機構存在明顯差異。全年各類職業培訓中，就業訓練中心培訓農村勞動者占比42%，城鎮登記失業人員占比28%，在職職工占比14%。民辦培訓機構培訓農村勞動者占比37%，比就業訓練中心低5個百分點；城鎮登記失業人員占比11%，比就業訓練中心低17個百分點；在職職工占比32%，比就業訓練中心高18個百分點（見圖2-22）。民辦培訓機構在培訓失業人員、農村勞動者方麵的貢獻不足，而在培訓在職職工方麵成績顯著。這是市場規律決定的，對企業而言，在職者是利潤創造者，失業者被市場競爭機製淘汰，而對社會而言，失業者屬於弱勢群體，對弱勢群體的培訓工作需要政府托底保障。
圖2-22（a） 2016年就業訓練中心培訓勞動者類型分布
數據來源：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信息網。
圖2-22（b） 2016年民辦培訓機構培訓勞動者類型分布
數據來源：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信息網。
與此同時，專業技術人才知識更新工程繼續推進，全年舉辦300期高級研修班，培訓高層次專業技術人才2.1萬人次，開展急需緊缺人才培養培訓和崗位培訓127.35萬人次。2016年新建國家級專業技術人員繼續教育基地20家，總數達120家。另外，國家還提出推進公共就業服務體係建設，加強職位搜尋人群和失業人群的就業指導和就業促進工作，促進勞動力市場供需平衡。
第五，第三方力量。借力工會開展充分就業工作也是促進勞動力市場供需平衡的重要舉措。工會在降低失業方麵有一定的積極作用。截至2016年年末，工會開辦職業介紹機構1634個，其中，獲得政府有關部門資質認定的機構有709個。全年成功介紹就業120萬人次，其中，農民工51萬人次、失業人員34萬人次。分省（市、自治區）來看，廣東省在這方麵的工作成績最為突出。2016年年末，廣東共有393個工會開辦的職業介紹機構（見圖2-23），成功介紹2.7萬人次就業。工會是三方協調機製得以實現的關鍵力量，開辦職業介紹機構的優勢在於了解企業需求、能深挖失業勞動者就業潛力。
從10年的數據中總結規律，不難發現：宏觀經濟政策、勞動力市場製度變革和經濟危機是影響勞動力市場較大規模供需變化的主要因素。基於人力資本質量增進的內在調節機製助力勞動力市場橫向層次結構調整，基於景氣指標監測和市場秩序的維護助力勞動力市場縱向時間動態調整。
圖2-23 2016年各省（市、自治區）工會開辦職業介紹機構數和獲得政府有關部門資質認定的機構數
數據來源：2017年《中國勞動統計年鑒》。
六、經濟發展成果的分享性提高，但收入不平衡依然明顯
與勞動力市場平衡性指數變化趨勢類似，價格指數呈現遞增趨勢，從2007年的51.9上升至2016年的61.7，三級指標均為測度收入差異的變量，價格指數的變動特征表明經濟發展的分享性明顯提高。這與蔡昉（2017）[57]針對城鄉勞動者的研究結論具有一致性。
與勞動力市場平衡性指數波動特征類似，這種趨勢也是非線性的，價格不平衡性問題尚存。量、價波動是具有關聯性和相互影響的。價格指數的波動特征比供需指數更為平緩，原因在於供需變化是引起價格變化的基本因素，因此，供需指數的波動往往超前於價格指數，這裏不再對基本理論進行贅述。從二級指標勞動力市場價格指數來看，受金融危機影響，2008年，價格指數下降到49.6，2009年探底，為45.2。之後持續上升，直至2014年達到頂峰，為66.0，2015年降至61.5，2016年與上年基本持平（見圖2-24）。該指標與中國家庭追蹤調查的微觀家庭調查數據（2016）[58]結果呼應，中國在縮小收入差距上取得了一定成績，勞動力市場在價格方麵的表現逐漸趨於穩定。
圖2-24 2007—2016年勞動力市場價格指數
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到，中國居民收入年均增長7.4%、超過經濟增速，中國擁有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等收入群體。這是關乎勞動者收入總量水平最宏觀、最概括的表述，總量水平向好的研判是合理的。但通過計算勞動力市場價格指數發現，相對水平差異的形成除了受人力資本水平差異等內生因素影響之外，還有製度壟斷、行業發展不平衡等外生因素的影響。正如庫茲涅茨所言，貧富差距的短期惡化可能是特殊發展時期的特殊現象。[59]在改革開放40年的今天，國家或地區勞動者收入已經達到中高水平，忽視經濟發展的分享性，必然難以實現改革、發展與穩定的協調統一。而經濟發展分享性最核心的內容就是勞動者收入差異的合理性問題。關注趨勢和波動性是報告研究價格指數的主要方麵。
具體來看，第一，西部地區正在借“一帶一路”倡議的“東風”實現與東部發達地區勞動者收入差距的縮小，但是東北地區略顯滯後。2007—2014年，東部地區與西部地區的收入比維持在1.24左右；2015年出現突變，指標值下降至1.17。這與勞動力市場價格指數在同年反映出來的特征具有一致性，“一帶一路”倡議促進西部地區用人需求的增加同時體現為勞動力價格的上漲。與此同時，2014年長江經濟帶戰略的全麵實施深化了東西部區域合作[60]，為西部地區勞動力市場發展帶來的機會。與西部地區形成對比的是東北地區，2007—2016年，東部地區與東北地區的平均收入比為1.42，年度指標略有波動但變化不大，且2012年以後呈現緩慢上升趨勢（見圖2-25）。收入是勞動力市場的信號，同時也是經濟發展的信號。東三省的GDP增速在全國排位靠後，傳統產業占比高且退出困難，新興產業發展不足、難以推進與區域周邊國家的聯係等曆史和現實原因影響東北地區勞動力市場健康發展。
不過，真正實現西部崛起，西部勞動力市場發展跟進東部地區步伐，提升勞動者素質是核心。從2016年分地區就業人員受教育程度構成來看，低於平均水平的地區中，東北地區和西部地區占多數，具體包括東北地區的吉林、黑龍江，西部地區的雲南、貴州、四川等（見圖2-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