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結構主義自身的內在矛盾，其陣營很快瓦解。福柯、德裏達、巴爾特、利奧塔和克裏絲蒂娃（Julia Kristeva）等人，分別以不同的方式衝破了“結構”的限製，形成了後結構主義的態勢。“與結構主義者把語言遊戲局限在封閉的對立結構中的做法不同，後結構主義把能指放在比所指更重要的位置上，以此來表明語言的動態生產性和意義的不穩定性，表明他們同意義的再現圖式的決裂。”這樣一來，被結構主義的抽象性所壓製的日常生活的流變性和社會生活的曆史性，就被解放了出來。顯然，後結構主義者把結構重新置於時間維度之中，扭轉了結構主義的反曆史傾向。後結構主義者都成了曆史哲學家，因為“他們讚成一種徹底曆史主義觀點，認為意識、認同、意義等都是曆史地形成的，因而都隨著曆史階段的變化而變化”[20]。
西方學術界也開始思考，結構研究和傳統曆史研究之間比較嚴格的界限，是否是合理的。譬如，英國學者安東尼·吉登斯盡管同結構主義者一樣致力於建立關於社會生活的“非連續性”（discontinuity）學說，但他也竭力嚐試消除“社會科學和曆史學之間傳統形成的壁壘森嚴的界限”“社會科學關注的就是無論任何時間地點都普遍有效的概括，而曆史學分析的則是位於具體時空情境中的事件的展開過程。”在吉登斯看來，“這種傳統觀念實際上毫無價值”[21]。因為對所有關於人類社會和人類活動的分析，“都需要通過複雜微妙的方式，將時間因素和空間因素協調在一起”[22]。曆史學家專門研究一些特定時期的特定種類的文本材料、語言和遺跡，但這種研究從來都無法脫離社會理論中的各種概念。社會科學家關注如何運用最抽象的理論來規定社會生活問題，但他們也不能擺脫解釋特定曆史時期出現的文本，必須對許多文化現象做一些解釋學的工作。因此，社會學家不應錯誤地壓製時間在社會理論中的應用，而應從曆史學家那裏學習曆時性維度的運用。曆史是事件和結構之間（通過人們能動的實踐活動）不斷相互作用，在時空之中不斷相互生成和結構化的過程。
1993年，克裏斯托弗·勞埃德（Christopher Lloyd）出版《曆史的結構》一書。在這部著作中，作者力圖用來自過去時空的證據，係統地確證存在於超越這些特殊時空的過程和結構中的規則，實現人與社會、活動與結構以及實在論和結構主義之間的平衡。勞埃德區分了事件史和結構史：事件史表現為曆史實在論的形式，以人物、意圖、欲望、活動和事件為中心；結構史關注的是事件、行為、生活和思想賴以發生的社會規則、角色、關係和象征符號的體係。他認為，這兩種曆史是相輔相成和互為補充的。在他看來，“竭力解決所謂曆史知識的特殊本性或敘述的地位與曆史理解中分析的推理之間的爭論，似乎是毫無用處的。在對經濟和社會進行的曆史導向和現在導向的研究之間，在敘述和分析推理之間，並沒有本質的差別，這是基本的假設。”[23]實際上，從實在和變化的角度看，經濟和社會都是曆史的，因此，所有的社會研究都離不開曆史導向的維度。另外，從長時段和存在的角度看，人類生活都發生在有秩序的經濟、文化和政治等社會結構中。勞埃德進一步指出：“……社會結構（包括經濟在內），既不是事件、活動和行為的模式，也不能還原成社會現象，而是有一個結構性存在的形式，這種形式一開始就是相對自主的，但又不與發生於其中的現象整體相分離。結構既不是整體主義的，也不是完全自主的。”[24]
勞埃德的工作，的確是一個有益的嚐試。同他一樣，我們也認為，如果割裂地看，人的因素和社會都不具有優先性，二者均是通過現行的實踐被塑造而成的。勞埃德反對羅蒂（Richard Rorty）、福柯和德裏達等人的相對主義；他不僅認為關於過去的客觀理解是可能的，而且還為這種理解的實現提供了必要的框架和分析方法。這些都是值得稱讚的。但是，勞埃德力圖建立一種“後唯物主義”（post-materialist）的“結構的曆史解釋”，有時還把從曆史現象中抽象出的過程和結構看成是超越特定曆史時空的東西，因而並不能在曆史學中實現結構主義與實在論之間的真實平衡。盡管有人說勞埃德並不反對曆史唯物主義的整體規劃，而是力圖使它的各種問題更加有效，[25]然而，他實際上是用“後唯物主義”歪曲馬克思主義。勞埃德認為，“盡管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某些陳述說他們的理論是唯物主義的，但他們事實上可能根本就沒有提出這種理論，這至少是可能的。以非唯物主義的方式闡釋馬克思的理論，就如某些馬克思主義者最近所做的那樣，這是可能的。”[26]顯然，勞埃德與其說在澄清曆史唯物主義，不如說在原則上背離了曆史唯物主義。
事實證明，要在保留其積極成果的同時揚棄結構主義，就必須從曆史唯物主義的基本立場出發。任何背離和放棄曆史唯物主義的企圖，都必然把曆史哲學變成某種超曆史的形而上學的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