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是現象學和解釋學的重點研究對象，胡塞爾的語言觀是比較傳統的，他說：“陳述就意味著對一個感知或想象的表達。”[44]言下之義就是說語言隻是一種工具。海德格爾與加達默爾對此有不同的看法，海德格爾認為，語言是生存論意義上的現象，它絕不是工具，後來他甚至認為“語言是存在的家”。加達默爾有著相同的主張，他認為，“能被理解的存在就是語言”。語言是在曆史中形成和發展的，所以探討語言與曆史的關係就成為海德格爾與加達默爾共有的“視域”。
前期海德格爾的語言思想主要表現於《存在與時間》第34節和第68節的第4小部分，它們的標題分別是“在此與言談，語言”和“言談的時間性”。他這樣寫道：“言談同現身、領會在存在論上是同樣源始的。甚至在占有著可領會狀態的解釋之前，可領會狀態總也已經是分解了的。言談是可領會狀態的勾連”[45]。這就是說，言談對在世具有組建作用。因為此在的存在就是在世界裏的存在，此在現出身來也就是領會著、言談著。正是言談把在世的此在的展開狀態勾連為一個整體。言談著的此在存在，世界才充滿意義，言談具有了一種基本的生存論性質。
言談（Rede）首先並不談，而是“聽”和“沉默”，隻有沉淪在世的人才誇誇其談。“聽”與“沉默”展現出此在與他人共在的狀態，隻有聽得懂才聽，隻有對話時才會出現一個人說、一個人在沉默的情況，否則兩個人都在說那就不是在對話，後果將是彼此都不知所雲。共在有其曆史及傳承，被拋的此在首先學會了聽（聽懂），然後學會了說（讓別人懂），這說明此在繼承了流傳下來的特定民族的語言。作為此在在世重要一環的言談體現著個人與語言的曆史的傳承關係，隻有具備了這一曆史根據，言談對在世的組建才可能。
但此在一般情況下已迷失於常人世界中了，“他”並不本真地聽，不會也不願沉默。這樣的此在倒可能很健談，“閑談就在這類鸚鵡學舌、人雲亦雲中組建起來”[46]。要回到本真狀態，此在要本真地聽和本真地沉默。聽不是聽新鮮玩意兒，而是聽良知的呼喚。良知告訴此在，他已經失去了在世的根基——生存，他失去了生存的自由與責任，因此他是有罪責的。隻有聽從了良知的人才會返回到自己的曆史及民族的曆史中，與自己被拋入其中的曆史對話，對話的結果是找到自己的命運所在。這樣他才能把世內他早已“聽懂”的意義為我所用（棄用或選用），在當下默默地去工作，而不會與常人在清談中打發日子。看來，本真的言談對本真的生存也有組建作用，從而使此在的曆史性展露出來。
總之，曆史上形成的語言（言談）與此在的曆史性有著密切的關係，海德格爾反對的是邏輯化、對象化的語言，他要把語法從邏輯中解放出來，目的是把語言當作人的一種活動。後期海德格爾的語言觀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語言成了存在的家，語言與存在曆史的關係成為其研究的重點問題。
前期海德格爾讓存在依賴於人的籌劃，後期海德格爾則要讓人的籌劃、領悟依賴於存在的運作。“存在”不是一個物，存在是隱匿的強力與“湍流”。“存在”對我們來說隻能是一團迷霧，但又不是完全不能領會的，在海德格爾看來，“詢問在的問題與詢問語言的問題在最中心處相互交織在一起”[47]。
海德格爾認為，在西方，存在曆史即存在被遮蔽、被遺忘的曆史。在《形而上學導論》一書中，海德格爾提出了存在的四重區分。如以上提到的，存在是隱匿的強力與湍流，存在表現為形成、表象、思和應當，這四者又與存在處於顯隱互作的爭執中。但隨著時間的發展：
“在在與形成的對比中就是停留。
在在與表象的對比中就是停留著的模式，就是總是同樣者。
在在與思的對比中就是作為根據者，現成者。
在在與應當的對比中就是總是當前作為還沒有實現或者已經實現的應當做出來者。”[48]
這就是說，存在成了始基、理念、客體和絕對精神，存在成了常住的在場，成了一個存在者。原始的力量——使存在者（包括人）成為存在者的力量卻被遺忘了。
由此表現在語言上，希臘人把“存在”稱為Physis，它意指“湧現著的自立、在自身中逗留著的自身展現。”這是從隱（存在）到顯（形成）的過程，同時顯現出來的東西又逗留著，所以“存在”在希臘人那裏有“湧現”和“逗留”二意，此即希臘人所說的在場（Ousia）。但是後來者越來越執著於“顯”處來把握存在，而把諸強力的聚集（logos）稱為語言。也就是說，存在與存在者的差別正在消失，人們開始從書寫文字來考察語言了。尤其到了拉丁語那裏，“存在”一詞被稱為“不定式”，即意義不確定的動詞，或者說是抽掉了意義關係的動詞。以後西方語言越來越形式化，“存在”由不定式變成了動名詞（being或das Sein），“存在”成了一個空洞的對象。
因此從語法上分析，存在從動詞變成不定式，再變成動名詞，存在的強力與湍流被固定在僵死的語法邏輯中，本真的存在被遮蔽了。
因此今天的人們在考慮存在問題時，不是把它當成了不言自明的，就是把這種追問看成一種錯誤。海德格爾就是要讓人們從形而上學的迷夢中驚醒，去思那更原始的、隱匿著的強大力量，認清人類理智及實踐的有限性，從而放棄強求的態度。
海德格爾認為，語言與存在關係甚深，語言是存在的蹤跡。形而上學的語言遠離了存在，遮蔽了存在，隻有在前蘇格拉底哲學家和德國浪漫主義詩人的語言中，存在才顯露出來。詩是原初的語言，它是logos（聚集），詩人傾聽著來自大地的聲音，在道說（不可說）與人言（可說）的臨界點上撐開一片澄明（Lichtung）。通過聚集，大地的聲音和消息間接地體現於詩中。詩承載著大地、澄明和物。詩人又重新站在神的風暴下，即被置於存在的超凡力量之中，被存在的恩澤所觸動。隻有在詩人的命名中，事物才首次以其所是的那樣出現。
事物通過詩人聚集起來，同時以每次不同的方式將天、地、神、人引入顯現的清晰之中，這種四重性構成了世界的源始形狀。四重性的統一體是四方遊戲，天、地、神、人並不是分開的，而是處在一個源始的統一體中，世界與事物並非一個在另一個旁邊，它們在通過這一個時得穿過另一個。
但事物並不總是處在存在——詩人的相互運作中，也並不總是啟開天地神人的四方遊戲。由語詞聚集起來的物有可能破碎，“詞語破碎處，無物存在”[49]。詞語破碎是指渾然一體的物被數字分解了，人思在變成了人算計、安排存在者，於是大地衰竭、諸神隱退，本真的存在被遠遠拋棄了。
因此詩人的任務就是把人們喚回到原初狀態，讓存在在隱匿—顯現的運作中保持其為大地。對自然，要加以保護而非掠奪，這就是海德格爾的選擇。
在加達默爾那裏，理解、語言、曆史是三位一體的，任何一方都要由其他兩個因素來說明：理解是語言性和曆史性的；語言是理解性和曆史性的；曆史是理解性和語言性的。在這種循環中，目的是達到一致——視域融合。
加達默爾認為，“這整個理解過程乃是一種語言過程”[50]。理解是當下與傳統的對話，傳統是當下的根據，當下是傳統的發展。人與傳統的對話是以語言為中介的，語言的中介性實際上又是一種本體性，理解無非說話，“語言就是理解本身得以進行的普遍媒介”[51]。擁有世界實際上就是擁有語言，能被理解的存在就是語言。
傳統向我們“說話”，傳統表現為語言，而不是流傳下來的文物，“如果我們對於某種文化根本不占有其語言流傳物，而隻占有無言的文物，那麽我們對這種文化的理解就是非常不可靠的和殘缺不全的”[52]。傳統主要表現為文字，但由於時間距離，我們有時聽不懂傳統說什麽。那就要把“文字”的東西“翻譯”成當下的言說，如果言說得成功，當下的根據——傳統便顯露出來，於是語言上取得一致，理解得以達成，所以理解的過程也是曆史性地言說的過程。
“以文字形式流傳下來的一切東西對於一切時代都是同時代的”[53]，由於文字的凝固化，使得傳統、曆史保持下來，但文字的共時性有其弱點，需要曆時性的言說來補充，言說的過程也就是重說一遍的過程。事實上，流傳物（文字）的生命力就依賴於不斷的重解和重說。文字（字形）可以不變，但對文字的言說（理解）可變，語言的變與不變的辯證法保證了曆史的延續性與發展性。
有著傳統的人的言說是曆史保持活力的關鍵，在言說之際，世界、存在向我們展現出來，沒有作為中介的語言，理解、傳承都將成為不可能，“所謂理解就是語言上取得相互一致”[54]。曆史的進步在於對傳統的理解和發展。
在哲學解釋學中，曆史、理解、語言缺一不可，有限性與開放性構成了語言的曆史的理解之結構，這個結構也決定了傳統的文本在不斷被理解、被超越，人類文明就是在不斷融合中走向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