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70年代以來,西方社會的新產業革命帶來了社會結構進一步的變動,傳統產業工人人數大量下降,階級意識淡漠,這不僅導致傳統工人運動繼續走低,連傳統的左翼運動也在衰落,而與此同時,生態運動、女權運動、同性戀運動、新生代運動、和平運動、民權運動、保護動物運動等各種新社會運動風起雲湧。這些運動的主體與馬爾庫塞和哈貝馬斯所說的“新左派”是相類似的,事實上,新社會運動最早的雛形就是在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影響下所興起的西方青年的“反文化運動”。

反文化運動的主體是在西方戰後經濟繁榮和富足生活中長大的一代青年,他們蓄長發、吸大麻,在校園造反,樹立一種與主流社會價值標準相對抗的嬉皮士運動,他們反對科學技術,不信任工業文明,但是他們反抗的目的是享樂主義而不是社會變革,他們的種種越規行為是對自己所出身其中的社會文化與價值觀的質疑和反抗,他們所進行的運動雖與傳統工人運動一樣是資本主義主流社會的對抗力量,但卻明顯地表現出了與傳統工人運動所不同的特點,它不是那種經濟上被壓迫階級以激進方式要求改造社會、公平分配財富的政治運動,而是一種文化上的反抗。1968年興起於法國的青年學生的造反運動是20世紀60年代青年亞文化的典型表現,是一次名副其實的文化抗議運動。20世紀60年代的反文化運動對西方社會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由此崛起的新社會運動在其後30年都一直保持著活力,衝擊、震撼著西方社會,成為西方主流社會矯正自己的社會弊端的參照力量。

從20世紀60年代的青年反文化運動開始,在其後30年間,西方社會一直湧動著一股由社會各階層力量所組成的反資本主義抗議力量。在這30年間,新社會運動的演進隨著西方社會的發展呈現出不同的特點,如果說,20世紀60年代的反文化運動還是青年人以放縱的、沒有責任感的形式發泄自己身處資本主義社會異化狀態的憤懣與不滿,那麽,到20世紀70年代,尤其是中期開始的經濟繁榮的中斷所帶來的種種危機,新社會運動體現了更深刻的社會變遷給人們帶來的焦慮與不安;20世紀80年代的新社會運動已從完全邊緣化的狀態進入了通過議會製度解決社會問題的階段;20世紀90年代,受蘇聯東歐劇變的影響,傳統意義上的社會主義運動遭受了曆史性的重創,陷入了曆史的低穀,西方社會各國共產黨處在重新思考社會主義的前途和命運,並重新尋求自己在當代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定位的境地,這在某種程度上為新社會運動騰出了更大的發展空間。20世紀90年代,各種新社會運動以繁多的花樣,廣泛的形式,成為當代西方社會不可忽視的一支新生政治力量,贏得了更多的參與者與支持者。

新社會運動中最具影響的主要有“生態馬克思主義”“女權運動的馬克思主義”和“烏托邦運動的馬克思主義”。

生態馬克思主義的興起與生態運動有著密切的關係,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和科技革命的進步,生態問題也日趨嚴重,頻繁發生的公害事件喚起了人們保護環境的意識,與此同時,各種生態組織應運而生,如“綠黨”“綠色行動”“地球之友”等,尤其是綠黨已經發展成為一個頗有影響力的政黨組織進入了議會。

生態社會主義者認為,近年來,伴隨著資本全球化進程,生態危機也空前廣泛而深刻,具有了全球性質。發達國家占有世界上最多的自然資源,享受和消耗了世界上大部分物質財富,而且推行生態殖民主義,把某些汙染嚴重的生產活動轉移到其他國家,使生態危機演變為全球性的危機,因而,發達國家對全球生態危機負有最大的責任。發展中國家迅速走向工業化、城市化,對環境也形成了巨大的壓力;某些處於絕對貧困狀態下的發展中國家為了生存不得不人為地破壞環境。所以,如果說以往社會主義的目標是消滅資本對勞動的剝削,爭取人類解放,那麽今天社會主義的目標還應包括消滅資本對自然的超級掠奪和對全球生態的根本破壞,在人和自然統一的全球生態係統被毀滅之前製止全球生態危機的發生。社會主義者必須解救全球自然生態才能解放全人類。否則,全球生態危機將最終導致地球和人類的共同毀滅,人類解放將淪為一句空話。

20世紀90年代以來,生態社會主義加強了對資本主義製度的批判,指出資本主義的揮霍性擴張生產是造成全球生態危機的動因,資本主義不可能為解除生態危機找到根本出路,必須廢除資本主義,消滅私有製,建立一個綠色的、公平的社會。同時,生態社會主義認為,人類在反對生態危機、檢討對自然界的態度的同時,不應放棄“人類尺度”。生產的目的首先應滿足社會需要,即“把人放在物之上”,而不是追求利潤的最大化。生態社會主義反對資本對勞動的剝削,拒絕把勞動僅僅作為生存手段,要求使勞動成為“人自身發展的手段”,以此實現人的解放。

女權運動也是“新社會運動”的主要組織形式之一。20世紀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的女權運動深受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思想的影響,帶有“造反”的時代烙印。20世紀70年代以後,新女權運動已不僅僅是爭取婦女經濟地位和政治選舉權的群眾運動,它已深入到文化層麵的社會批判,強調婦女個體的性別意識和心靈的獨立和解放,反對日常生活領域和文化價值方麵的性別歧視和壓迫。

女權運動和生態運動是天然的盟友。生態主義者要求把婦女的地位提高到應有的水平,這是與他們的“綠色、和諧、平等”的價值取向一致的。婦女也的確在綠色和平運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成為一支維護綠色與和平的重要力量。

現代烏托邦運動對資本主義進行了較為深刻、全麵和具體的分析和批判。他們直接質疑資本主義的合理性,對資本主義製度進行了猛烈的抨擊。他們認為,資本主義是一個全麵異化的社會,其最本質的表現是“人性的完全異化”,人和自然、人和社會、人和他人、人和自己的本質完全處於對立的狀態;資本主義技術一方麵促進生產的發展,另一方麵卻壓抑人、麻痹人、控製人,成為新的意識形態;資本主義經濟合理性不受製約地盲目擴大,造成了人的自主生活和文化領域的扭曲,形成現代生活中“生活世界的殖民化”,等等。現代烏托邦運動對資本主義進行全麵批判的目的在於提出他們自己對未來社會的構想,即建立一個新的自由的社會主義社會。他們的構想主要有:從人的心理和本能結構入手,進行一場消除異化的本能和意識革命;開展一場全麵反對資本主義文化的“文化革命”,以恢複文化的自主性;超越經濟領域,在所有其他的社會領域發起反抗資本主義製度和資產階級理念的革命。總之,需要把一切受資本主義“侵略”和“汙染”的現代生活的領域和個人聯合起來,共同組成反對現存製度的統一戰線和聯盟。

烏托邦運動的戰略思考,雖然有許多已被實踐或理論證明行不通,但他們畢竟在考察發達社會的社會主義革命方式上作出了可貴探索,為理想的和現實的社會主義設計提供了有益資料。他們宣揚民主、自由和人道的社會主義是比資本主義優越得多的社會製度,這對啟發現代大眾的社會主義意識起到了十分重要的啟迪作用,鼓舞人民為了追求更美好的社會理想和目標而奮鬥。所以,盡管烏托邦運動的許多主張是不切實際的幻想,帶有濃厚的浪漫主義情緒,但在當代物化、異化十分嚴重的資本主義社會,對於發揚人的批判精神,鼓勵人對美好事物的追求,將人從物欲中解放出來,仍有著值得肯定的積極意義。

新社會運動是當代西方社會的人民對晚期資本主義社會所出現的新的矛盾和衝突所進行的新的抗議和鬥爭,與傳統工人運動和左翼運動相比,新社會運動具有獨特的一些特點:

(1)新社會運動的主體力量不再是傳統的產業工人,而是由相當分散的社會各階層的人士所構成的,成分相當複雜,如綠黨、和平主義者、性別主義者、同性戀者、青年學生等,大致包括“新中間階級”和處於邊緣化狀態的反資本主義體製的人士構成。這與以馬爾庫塞等西方馬克思主義者所主張依靠的進行社會變革的主體大體是一致的,他們也認同西方馬克思主義者所強調的社會公正與社會平等的主張,並以多種多樣的形式實踐著這些主張。

新社會運動主體的複雜化是由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矛盾衝突的廣泛化和複雜化所決定的,資本的對立麵不再隻是傳統意義上的工人階級,而且包括了以新中間階級為主體的社會各階層的反資本主義人士。當然,他們所關注的重點不再單純是物質生產,他們更關注生態保護、婦女平等、世界和平等問題,而這些問題所牽涉的社會層麵必然更為廣泛和複雜。

(2)多樣化的主題和成分複雜的主體決定了新社會運動的組織形式與指導思想不可能是統一的,而是分散化的、多元的。新社會運動沒有統一的、完整的組織形態,是由各種分散的小團體組成的運動,他們各自爭取自己的目標、權利,各自為戰。他們通過各自行動的相互作用與影響從而對社會產生影響、進行改造。由於新社會運動不再以對立的階級衝突和階級矛盾為前提,因而也就沒有以往工人運動強烈的意識形態指向,這既表明新社會運動所反映的社會矛盾的廣泛性,同時也反映了新社會運動與資本主義製度的妥協性,從價值取向上來說,新社會運動更注重個人本位,他們也自認為新社會運動是反抗資本主義異化現實的文化抗議運動,所爭取的目標也是為了擺脫個體壓抑,恢複人性的自由本質。

(3)新社會運動的價值趨向決定了它的反抗手段是非暴力化的。與傳統無產階級革命運動所主張的通過暴力革命推翻資本主義製度的方式不同,新社會運動主張以非暴力手段作為抗議資本主義異化現實的途徑,他們反對任何形式的暴力手段,無論是無產階級的武裝鬥爭還是極端民族主義的恐怖活動,他們都一概予以否定。

從新社會運動的以上特點可以看出,它是當代資本主義社會新的矛盾和新的衝突的體現,它起源於冷戰、核利用、生態危機、性別歧視、民族問題等新的矛盾與衝突,異質於以往工人運動與左翼運動。由於新社會運動強調反抗資本主義的文化特質,所以,它比較忽視對資本主義經濟領域的批判,因而也就不可能提出一些強有力的社會政策,這使得它對資本主義製度的抗議缺乏社會實踐的力量,這在某種程度上削弱了它的批判力量,降低了自身的影響力。此外,由於分散的組織形式,使新社會運動的反抗缺少強有力的深度,而多元化的意識形態又使得它缺少理論創造力,不能以新思想來武裝人們,從而降低了新社會運動的凝聚力。

但是,新社會運動並不由於它所存在的一些弱點就失去了其批判價值和生命力,應該看到,它對傳統工人運動、左翼運動都提出了強有力的挑戰,使得人們不能不麵對它所提出的一些必須引起重視的問題,如社會主義運動未來的社會基礎、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的社會結構、社會主義運動的目標,等等。曆史的發展表明,傳統社會主義運動已經不能適應變化了的社會狀況,曆史的事實和經驗證明如果它本身不作出調整,已經沒有前途了,而事實上,新社會運動與傳統社會主義運動之間是可以進行新的整合的,二者的有益成分的結合將會促進新社會運動的現實影響力的形成。新社會運動對社會發展所出現的一些新的趨勢的敏感反應,對新的社會矛盾的批判與揭示,以新的形式影響群眾的廣度與深度,都是值得傳統反抗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運動借鑒的。它們的合作將成為當今西方社會反抗資本主義不合理的統治的主要力量。

[1] 佩裏·安德森:《西方馬克思主義探討》,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5頁。

[2] 馬爾庫塞:《理性和革命》,重慶,重慶出版社1993年版,第235頁。

[3] 《盧卡奇自傳》,北京,社會文獻科學出版社1986年版,第204頁。

[4] 盧卡奇:《曆史與階級意識》,北京,商務印書館1992年版,第223頁。

[5] 盧卡奇:《曆史與階級意識》,北京,商務印書館1992年版,第223~224頁。

[6] 柯爾施:《卡爾·馬克思》,重慶,重慶出版社1993年版,第112頁。

[7] 柯爾施:《卡爾·馬克思》,重慶,重慶出版社1993年版,第113頁。

[8] 葛蘭西:《獄中劄記選》,周穗明,等:《新馬克思主義先驅者》,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年版,第186頁。

[9] 佩裏·安德森:《當代西方馬克思主義》,北京,東方出版社1989年版,第11頁。

[10] 馬爾庫塞:《理性與革命》,重慶,重慶出版社1993年版,第235頁。

[11] 馬爾庫塞:《理性與革命》,重慶,重慶出版社1993年版,第235頁。

[12]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8頁。

[13] 馬爾庫塞:《曆史唯物主義的基礎》,《法蘭克福學派論著選輯》上卷,北京,商務印書館1998年版,第322頁。

[14] 馬爾庫塞:《曆史唯物主義的基礎》,《法蘭克福學派論著選輯》上卷,北京,商務印書館第322頁。

[15] 盧卡奇:《曆史與階級意識》,北京,商務印書館1992年版,第60頁。

[16] Judith Marcus and Zoltan Tarr,Georg Lukás,Theory,Culture,and Politics,New Brunswick(U.S.A)and Oxford,1989,p.5.

[17] 《盧卡奇自傳》,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86年版,第156頁。

[18] 盧卡奇:《曆史與階級意識》,北京,商務印書館1992年版,第76頁。

[19] 盧卡奇:《曆史與階級意識》,北京,商務印書館1992年版,第77頁。

[20] 盧卡奇:《曆史與階級意識》,北京,商務印書館1992年版,第56頁。

[21] 盧卡奇:《曆史與階級意識》,北京,商務印書館1992年版,第48頁。

[22] 盧卡奇:《曆史與階級意識》,北京,商務印書館1992年版,第50頁。

[23] 阿多諾:《主體與客體》,《法蘭克福學派論著選輯》上卷,北京,商務印書館1998年版,第213頁。

[24] 阿多諾:《主體與客體》,《法蘭克福學派論著選輯》上卷,北京,商務印書館1998年版,第221頁。

[25] 馬爾庫塞:《理性與革命》,重慶,重慶出版社1993年版,第284頁。

[26] 施密特:《馬克思的自然概念》,北京,商務印書館1988年版,第56、200頁。

[27] 斯塔夫裏阿諾斯:《全球通史》,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653頁。

[28] 斯塔夫裏阿諾斯:《全球通史》,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653~654頁。

[29] 盧卡奇:《曆史與階級意識》,北京,商務印書館1992年版,第105頁。

[30] 盧卡奇:《曆史與階級意識》,北京,商務印書館1992年版,第129頁。

[31] 盧卡奇:《曆史與階級意識》,北京,商務印書館1992年版,第127頁。

[32] 盧卡奇:《曆史與階級意識》,北京,商務印書館1992年版,第129頁。

[33] 周穗明,等:《新馬克思主義先驅者》,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年版,第121頁。

[34] 本·阿格爾:《西方馬克思主義概論》,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207頁。

[35] 本·阿格爾:《西方馬克思主義概論》,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209頁。

[36]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5~696頁。

[37] 《盧卡奇自傳》,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86年版,第252頁。

[38] 弗洛姆:《在幻想鎖鏈的彼岸》,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39頁。

[39]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5頁。

[40]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52頁。

[41]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52頁/編者著。

[42] 霍克海默:《批判理論》,重慶,重慶出版社1989年版,第5頁。

[43] 馬爾庫塞:《單麵人》,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7頁。

[44] 馬爾庫塞:《單麵人》,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頁。

[45] 馬爾庫塞:《單麵人》,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9頁。

[46] 馬爾庫塞:《單麵人》,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0頁。

[47] 馬爾庫塞:《單麵人》,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8頁。

[48] 霍克海默:《批判理論》,重慶,重慶出版社1989年版,第2頁。

[49] 霍克海默:《批判理論》,重慶,重慶出版社1989年版,第4頁。

[50] 哈貝馬斯:《作為“意識形態”的技術與科學》,上海,學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1頁。

[51] 哈貝馬斯:《作為“意識形態”的技術與科學》,上海,學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47頁。

[52] 哈貝馬斯:《作為“意識形態”的技術與科學》,上海,學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58頁。

[53] 哈貝馬斯:《作為“意識形態”的技術與科學》,上海,學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54頁。

[54] 哈貝馬斯:《作為“意識形態”的技術與科學》,上海,學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60頁。

[55] 哈貝馬斯:《作為“意識形態”的技術與科學》,上海,學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69頁。

[56] 哈貝馬斯:《作為“意識形態”的技術與科學》,上海,學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70頁。

[57] 馬爾庫塞:《單麵人》,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5頁。

[58] 馬丁·傑伊:《法蘭克福學派史》,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48頁。

[59] 馬丁·傑伊:《法蘭克福學派史》,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49頁。

[60] 馬丁·傑伊:《法蘭克福學派史》,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49頁。

[61] 盧卡奇:《曆史與階級意識》,北京,商務印書館1992年版,第107頁。

[62] 盧卡奇:《曆史與階級意識》,北京,商務印書館1992年版,第136頁。

[63] 葛蘭西:《獄中劄記》,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17頁。

[64] 葛蘭西:《獄中劄記》,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頁。

[65] 馬爾庫塞:《愛欲與文明》,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3頁。

[66] 馬爾庫塞:《愛欲與文明》,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03~104頁。

[67] 馬爾庫塞:《愛欲與文明》,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6頁。

[68] 弗洛姆:《健全的社會》,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8版,第29頁。

[69] 弗洛姆:《健全的社會》,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8版,第59頁。

[70] 哈貝馬斯:《作為“意識形態”的技術寫科學》,上海,學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72頁。

[71] 哈貝馬斯:《交往與社會進化》,重慶,重慶出版社1989年版,第122頁。

[72] 馬爾庫塞,等:《工業社會與新左派》,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第84頁。

[73] 馬爾庫塞:《單麵人》,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19頁。

[74] 哈貝馬斯:《作為“意識形態”的技術與科學》,上海,學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105頁。

[75] 哈貝馬斯:《作為“意識形態”的技術與科學》,上海,學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70頁。

[76] 哈貝馬斯:《作為“意識形態”的技術與科學》,上海,學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78頁。

[77] 哈貝馬斯:《作為“意識形態”的技術與科學》,上海,學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78~79頁。

[78] 哈貝馬斯:《作為“意識形態”的技術與科學》,上海,學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8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