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社會所進行的批判並不僅僅是一種理論批判，它的革命性正在於使這種批判轉化成一種變革社會現實、促進人的發展的力量。在一定意義上，西方馬克思主義也繼承了這一傳統，並力圖在其所處的曆史條件下尋找出一條變革社會的道路，但是，由於其理論本身存在的弱點，他們所提出的種種變革社會的方案不可能打破資本主義統治的樊籬。如果說早期西方馬克思主義者針對當時工人運動和無產階級革命失敗所進行的理論反思與探索還具有比較強的針對性和現實性，那麽，法蘭克福學派所提出的變革社會的主張已經轉向了注重人的心理和精神的解放，帶有濃厚的烏托邦空想色彩。馬克思主義使社會主義從空想變為科學，西方馬克思主義重新使社會主義從科學變為空想。

盧卡奇、科爾施、葛蘭西等早期西方馬克思主義先驅，在對工人運動和無產階級革命失敗的反思中，逐漸把對現實社會變革的努力從暴力革命、政治經濟革命轉向了主觀的思想意識和文化革命。盧卡奇認為，階級意識對於革命成功起著生死攸關的作用，一個階級如果不能從總體上把握曆史，形成階級意識，那麽，這個階級在政治上就是不成熟的，就不可能在一定的曆史條件下根據它的利益組織起整個社會。他說：“因為一個階級能勝任統治意味著，它的階級利益，它的階級意識使它有可能根據這些利益來組織整個社會。最終決定每一場階級鬥爭的問題，是什麽階級在既定的時刻擁有這種能力，擁有這種階級意識。”[61]歐洲無產階級革命的失敗和十月革命的勝利，正反兩方麵的經驗和教訓使盧卡奇認識到了階級意識的重要性，所以他強調“隻有無產階級的意識才能指出擺脫資本主義危機的出路”[62]，隻有成熟的無產階級意識才能使無產階級革命取得成功。

科爾施從馬克思主義的實踐觀點出發，把社會曆史運動看作是社會實踐與思維觀念共同組成的統一的過程。所以，科爾施將思維觀念看作是現實的組成部分，它們與現實的關係就不是反映與對象的關係，而是整體與部分的關係。科爾施強調的是意識的現實性，這一現實性是與自然和社會的現實性聯係在一起的。他的結論是，任何革命都必須把思想意識革命放在第一位，馬克思主義應該成為無產階級的自覺意識，通過弘揚這一意識，在理論上克服資產階級意識，在實踐中推翻資產階級的全部現實基礎，以此實現社會主義革命的總體目標。

葛蘭西則認為，無產階級革命勝利的根本所在是取得領導權。與列寧所強調的政治領導權不同，葛蘭西強調的是思想文化的領導權。他認為，隻有首先取得思想文化上的領導權，才有可能取得國家政權，如果沒有取得思想文化領導權，即使奪取了政治上的領導權，最終仍有可能是一個失敗者。他說：“社會集團可以而且甚至應該在奪取到國家政權之先就以領導者的身份出現（這就是奪取政權本身的最重要的條件之一）。”[63]他所製定的黨的三大曆史使命的其中兩項是關於思想文化方麵的：一是建立國民的集體意識；二是進行宗教和世界觀方麵的改革，就是基於他的這種思想認識基礎上的。葛蘭西認為，在資產階級領導權居於支配地位的時候，人們不可能真正認清資本主義社會的實質，所以，隻有建立無產階級的思想文化意識，才能擺脫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束縛，使無產階級的新文化“變成實踐活動的基礎，變成人們協調一致的活動的要素，變成人們精神的和道德的結構要素”[64]。葛蘭西在探索西方發達資本主義社會的革命道路問題上，提出了通過無產階級主觀革命取得意識形態領導權這樣一種方式，而不同於列寧所提出的暴力革命的道路，這種不崇尚教條、勇於探索的精神是極為難能可貴的。

法蘭克福學派對未來社會變革的思考，是在他們對發達資本主義社會的批判分析基礎上提出來的。他們認為，革命產生的動因和主體力量都已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因此，他們否定馬克思主義建立在關於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這一社會基本矛盾分析基礎上的社會變革理論，主張從人的心理、本能等方麵來尋找社會變革的動因。馬爾庫塞認為在發達工業社會，科學技術的發展支配了人的一切，人性遭到扭曲，個性受到壓抑。他把弗洛伊德的愛欲本質論與馬克思的人類解放思想相結合，以此來分析、批判資本主義現代文明壓抑人的愛欲，論證了解放愛欲、建立一種非壓抑文明的可能性。他同意弗洛伊德這樣一個基本觀點：“人的曆史就是人被壓抑的曆史。文化不僅壓製了人的社會生存，還壓製了人的生物生存；不僅壓製了人的一般方麵，還壓製了人的本能結構。但這樣的壓製恰恰是進步的前提。”[65]在馬爾庫塞看來，社會發展的動因不再是社會基本矛盾的運動，而是“快樂原則”與“現實原則”的矛盾衝突。他認為，社會的存在需要對人的本能進行必要的壓製，但是，如果這種壓製超過了一定限度就會變成額外的壓製，發達工業社會對人性的壓抑就是過度的額外壓抑，其範圍之大、程度之高、後果之嚴重，已經全麵地壓製了人性，扭曲了人性，已經變成了一個病態的社會。那麽，如何拯救這樣一個病態社會呢？馬爾庫塞希望建立一個沒有壓抑、人的本能欲望和精神創造力都能得到充分發展的“好社會”，這個好社會是一個真、善、美統一的自由的社會主義社會，人們按照美的原則來組織生產和生活，沒有壓抑，沒有異化，是一個實現了自由和幸福的美妙天堂。這一社會理想具有濃厚的烏托邦色彩，但是這種色彩正是馬爾庫塞所要肯定的。他認為，烏托邦的幻想是有其積極意義的，它實際上是以現實為基礎的想象的產物。他說：“幻想，作為一種基本的、獨立的心理過程，有它自己的、符合它自己經驗的真理價值，這就是超越對抗性的人類實在。在想象中，個體與整體、欲望與實現、幸福與理性得到了調和。雖然現存的現實原則使這種和諧成為烏托邦，但是幻想堅持認為，這種和諧必須而且可以成為現實。”[66]

馬爾庫塞認為，在發達資本主義社會，革命將不再是為生存而進行的鬥爭，“推動人們去塑造環境、改造自然的，將是解放了的而不是壓抑著的生命本能”[67]。在馬爾庫塞看來，社會主義仍然是最遙遠、最抽象的東西，現存的社會主義並不就證明社會主義已經完成了從空想到科學的曆程，真正的社會主義仍然是幻想中的社會主義。他認為，以蘇聯為代表的社會主義並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其革命實踐既不是曆史客觀必然規律發展的結果，也不是馬克思主義理論正確性的證明，他們的馬克思主義也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不過是蘇聯為其政策進行合理論證的意識形態。所以，他認為，通向社會主義的道路，可能是從科學到烏托邦，而不是從烏托邦到科學。馬爾庫塞於是就這樣賦予了人的解放和社會變革一個如此沒有希望的希望，一種極其悲觀的遙遠的可能性。

弗洛姆也將革命的動因歸於發達工業社會科學技術對人性的摧殘，而且他認為，科學技術越進步，社會文明越發展，人所遭受的摧殘和壓抑就越嚴重。他認為，人生來就是要追求自由和幸福，人有性與愛的能力，但是，資本主義社會使人喪失了追求與創造的能力，處於異化狀態。弗洛姆所憧憬的未來的社會是“人道主義的社會主義”，在這一社會中，人不再受經濟的奴役，精神和人性都得到了完全、徹底的解放，不僅實現了人和自然的和諧統一，而且人與人之間也處於以愛為基礎的和睦關係之中，人道主義的社會主義是一個精神健全的美好社會。弗洛姆特別重視發展人的理性和人與人之間的愛，隻有愛“才能既滿足人與世界成為一體的需要，同時，又不使個人失去他的完整和獨立意識”[68]。隻有愛才能使人成為一個健全的人，使社會成為一個健全的社會。隻有理性才能使人主動地去選擇愛，所以，“隻有當人的愛和理性得到前所未有的發展，隻有當他能在人類休戚相關和正義的基礎上建立一個新世界，隻有當他感到有賴於普遍友愛的存在，他才會發現一個嶄新的人類生存基礎，他才能夠把現存的世界改造成一個真正的人類家園”[69]。弗洛姆把未來美好社會的實現寄托在人性的改善上，他指望通過心理革命和本能革命來淨化人的心靈，從而恢複被現代工業文明所扭曲的人性。

哈貝馬斯也同意馬爾庫塞和弗洛姆的觀點，他認為當今發達資本主義社會已經不存在馬克思所說的那樣的革命條件。他依據對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發展趨勢的分析，修正馬克思關於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理論，認為“生產力似乎並不像馬克思所認為的那樣，在一切情況下都是解放的潛力，並且都能引起解放運動，至少從生產力的連續提高取決於科技的進步——科技的進步甚至具有使統治合法化——的功能以來，不再是解放的潛力，也不能引起解放運動了”[70]。科學技術的進步使工人階級擺脫了貧困狀態（包括絕對貧困和相對貧困），而且在其成為第一位的生產力之後，更使人的因素在生產過程中的作用大大降低，工人和資本家之間已經不存在剝削和被剝削的關係，如此看來，馬克思所論述的工人階級革命的動因都已經不存在了。按照這樣的邏輯，就會得出在發達資本主義社會沒有必要進行革命的結論，但事實上，西方馬克思主義者並不這樣認為。在哈貝馬斯看來，馬爾庫塞對革命動因的探索是非常值得讚賞的，由於貧困和剝削所產生的革命不可能再發生，但是，由於人性遭受的壓抑和摧殘比以往任何時候更甚，所以，由這種動因所引發的革命就非但必要，而且尤為迫切。但是，哈貝馬斯並不同意馬爾庫塞所謂的人性的壓抑即愛欲受到壓抑的觀點，他強調還是應該從人所處的社會曆史條件和現實社會的狀況出發進行分析，這就是哈貝馬斯提出的工具行為合理化與交往行為的不合理化的矛盾。他認為，發達資本主義社會由於科學技術的意識形態化，工具行為日益合理化，而交往行為卻日益不合理化。所以，哈貝馬斯理想中的社會就是交往行為合理化的社會，人類奮鬥的目標就是建立一個交往行為合理化的社會。

所謂交往行為的合理化，是指人與人之間遵照一定的行為規範、通過語言媒介這一交往手段所建立起來的相互理解的關係。資本主義社會中，人們的交往行為一方麵受到了工具行為合理化的侵害，另一方麵又受到了國家的幹預，這使得人與人之間本該正常的交往行為變得不合理，受到了控製，遭到了扭曲。哈貝馬斯認為，隻要實現了交往的合理化和正常化，就會減少人性所受到的壓抑，增加人們進行社會交往的主動性，達到人與人之間的相互理解，其本質在於實現哈貝馬斯所重視的交往行為中主體的理性化。他強調指出：“交往行為既不能在被選擇手段的技術方麵、也不能在手段選擇的戰略方麵被理性化，而隻能在行為主體的響應性、行為規範的可證實性的道德—實踐方麵被理性化。”[71]即在交往行為中真誠地表達主體的意向，從而達到人與人之間的相互理解。

西方馬克思主義對發達資本主義社會進行革命變革的動因所作的分析，是針對資本主義所出現的一些變化提出來的，有其獨到的敏銳和深刻之處。但是，他們的理想帶著玫瑰色的浪漫，盡管顯得美好而吸引人，但總有些虛無縹緲。其實，他們理論的烏托邦空想色彩更多地並不在於理想太浪漫，而在於他們所寄予希望的變革社會的主體承擔不起他們所賦予的曆史使命。由於對革命動因與馬克思的理解不同，他們所寄予希望的承擔變革社會的曆史重任的主體不再是馬克思所說的革命的無產階級，而是“新左派”或“新工人階級”。盧卡奇、科爾施和葛蘭西在反思歐洲革命時也把失敗的原因歸於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不夠，但他們並沒有因此而否定工人階級的主體性地位，仍然認為可以通過喚醒工人階級的階級意識，重新發動推翻資本主義社會的革命。但是，法蘭克福學派的看法已經與他們大相徑庭，法蘭克福學派認為，發達資本主義社會的社會關係和階級結構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傳統意義上的工人階級相當於現在的“藍領工人”，他們的數量已經大大地減少，而“白領工人”的數量在逐漸增加，他們成為“新工人階級”。隨著數量的變化，階級結構和功能也發生了變化，由於科學技術的進步使其成為剩餘價值的來源，而工人的活勞動不再創造剩餘價值，從而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對立的經濟根源已經不存在了。而且，馬爾庫塞認為，工人階級由於生活條件的改善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已經被資本主義所同化，逐漸喪失了階級意識和革命意識，不再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否定力量，而成為資本主義的肯定力量。馬爾庫塞甚至認為“在大多數工人階級身上，我們看到的不是革命的，甚至是反革命的意識占著統治地位”[72]。這樣他自然就不會把革命的希望再寄托在他們的身上，而是尋找新的主體力量，這就是所謂的新左派。

新左派由兩部分人組成，一部分是處於社會下層的流浪漢、大老粗，被剝削和被壓迫的有色人種、失業者等，“他們處在民主過程之外；他們的生活乃是終止不能容忍的狀況和製度之最直接的現實的需要。因而，他們的對抗就是革命性的，即便他們意識不到這一點”[73]。另一部分是掌握科學技術的專家、科學家、工程師，由於科學技術的巨大作用，這些人在生產過程中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從主觀上來說，他們又對資本主義製度心存不滿，具有拒絕資本主義的意識，是反抗資本主義的否定力量。馬爾庫塞說：“新左派提出‘斷然否定’最先進階段的壟斷資本主義的全部文化。……恰恰是在其特殊的思想、道德的‘心理’的要求中，革命的可能性——不，是革命的必然性——得到了它的最完整、最激進的表現。”[74]

在對晚期資本主義社會進行分析的基礎上，哈貝馬斯認為，技術統治意識的意識形態的合法化使晚期資本主義社會成為一個非政治化的公眾社會，人民大眾也成為非政治化的群體，因此，社會的衝突已經不是原來的現實的階級對抗。“由於資本關係受確保群眾忠誠支持的政治分配模式的製約，它所建立的不再是一種沒有得到改進的剝削和壓迫。階級對抗能夠繼續存在的前提是，給階級對抗作基礎的鎮壓，曆史地被人們所意識，並且以不斷變換的形式作為社會製度的特征被穩定下來。因此，技術統治的意識不能像舊的意識形態那樣以同一種方式建立在對集體的壓製上。”[75]在這種情況下，哈貝馬斯認為，階級對抗與衝突已經從階級與階級之間轉移到技術和生活領域，而在這一領域中，工人階級已經不能自覺地意識到階級剝削和壓迫的存在，換言之，工人階級已經出現了意識形態危機。他同意馬爾庫塞關於工人階級已經與資本主義社會一體化的結論，社會的現實是，工人階級無論在需要和願望、生活標準、閑暇活動、意識形態方麵都已經與資產階級一體化了，他們已經想不起來要推翻這個社會。那麽，革命的希望在哪裏呢？哈貝馬斯認為：“具有抗議潛力的，既不是舊的階級對抗，也不是新型的、沒有特權的[社會集團]；抗議的潛力，按其形成，傾向於幹巴巴的公眾社會的重新政治化（Repolitisierung）。由於眼前的利益，把其注意力集中在新的衝突領域上的唯一的抗議力量，首先形成於某些大、中學生的集團中。”[76]他的理由是，“第一，大、中學生的抗議集團是個特殊的集團；它所代表的利益，不是直接從這個集團的社會狀況中產生的，並且不能通過增加社會補償使其得到與製度相一致的滿足。……第二，統治係統提出的合法性要求看來對這個集團來說，由於顯而易見的理由，似乎是不能令人信服的。……第三，在這個集團中，衝突不會在[當局]要求[他們遵守的]紀律的範圍和程度以及[他們所承受的]負擔的大小上爆發，而隻會在[當局]拒絕[他們的要求的]方式和方法上爆發。大、中學生進行鬥爭，不是為了獲得更多的社會補償，……相反，他們的抗議矛頭所向的是‘補償’範疇本身”[77]。所以，哈貝馬斯認為：“從長遠觀點看，大、中學生的抗議運動，也許能夠持續地破壞這種日益脆弱的功績意識形態（強調按勞付酬的意識形態——譯者注），從而瓦解晚期資本主義的本來就虛弱的、僅僅由於[群眾的]非政治化而受到保護的合法性基礎。”[78]

那麽，依靠“新工人階級”或“新左派”或“大、中學生集團”，是不是真的能夠達到推翻資本主義的目的呢？1968年學生運動的實踐證明這種希望是很渺茫的。西方馬克思主義對當代資本主義的新發展、新趨勢、新特點的研究，敏銳地抓住了戰後新技術革命給資本主義帶來的新變化。這種變化使得他們所提出的社會批判理論既有其深刻的一麵，也有其悲觀無力的一麵，深刻的批判並沒能使他們找到一條行之有效的解決問題的道路。西方馬克思主義所得出的反抗方式與鬥爭方式，隻是局限在反對科學技術、文化和意識形態的層麵，並不能從根本上觸及資本主義製度和統治，這表明，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曆史哲學在理論的意義上作為一種解釋模式，對說明、認識晚期資本主義是比較成功的，對馬克思主義是有所發展的，但這一解釋模式在向現實力量進行轉化時，就暴露出了它的致命弱點。當然，我們也不能忽視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社會批判以及1968年革命對當代資本主義社會所產生的深遠影響，此起彼伏的新社會運動對資本主義主流社會和現行體製的抗議，就是1968年革命在範圍上的擴大，而且至今仍是方興未艾。所以，即使西方馬克思主義所提出的解決資本主義的矛盾的方法不能在較短的曆史時期就成為現實，但是，可以預期它的影響將是長遠而持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