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曆史敘述和修辭的傳統看法提出真正嚴重挑戰的，首先是羅蘭·巴爾特在1966年至1968年發表的三篇論文。其中最重要的是《曆史話語》（Le discours de l' histoire）[41]；另外兩篇分別是：《敘述的結構分析導論》（Introduction a l' analyse structurale des recits）[42]，《論實在的效果》（L' Effect du reel）[43]。巴爾特把“話語”定義為“超越句子層次的詞語係統”，他直截了當地提出了一個哲學家和史學家從未遇到的問題：話語的結構分析應當保留虛構敘述與曆史敘述之間的差別嗎？換言之，曆史在某些重要的可辨別方式上與虛構的敘述確實有區別嗎？巴爾特對曆史寫作進行了形式分析，並通過考慮經典史學家在其話語中能夠使自己權威化的那些條件，巴爾特開始回答自己提出的問題。這意味著對羅曼·雅克布森（Roman Jakobson）所謂的“轉換器”（shifters）的研究：這些手段“保證了從言語到言語行為的轉變（反過來也是這樣）”。這個公式無疑是相對難理解的或不透明的；但是，巴爾特通過羅列各種層次的轉換繼續闡述這個問題。首先，經典史學家，如希羅多德和米什萊（Jules Michelet），聆聽並把他們聽到的東西整合進他們自己的話語。其次是有機組織層次的轉換。譬如，史學家常常說，他暫時先離開這個論題，先插入一個其他問題，以及到後麵再回到這個問題上，等等；這顯然是出於曆史話語的文本需要。第三種轉換是在起始陳述或前言中提供的。例如，隻有等其他文本完成之後，米什萊才寫法國史。通過這些轉換，巴爾特聲稱，曆史編年的時間被解構了。譬如，馬基雅維裏能夠用一章的篇幅寫20年的曆史，而在另一章中寫幾個世紀。直線展開的時間被扭曲了。

巴爾特指出曆史學家有隱瞞曆史與他們自己主觀性相關聯的傾向，從而創造出客觀性的“關聯幻相”，於是曆史論證出現了極端相對主義的轉向。進而，史學家把自己限製於什麽發生過上，不談什麽未發生，什麽是不確定的。這樣，所謂客觀的曆史話語就像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話語，因為存在著“言語行為的極端審查製度”，以致話語大量回流到言語而無人對言語負責任的地步。顯而易見，巴爾特的策略是把主觀性看作是曆史話語的客觀存在，由於史學家隱瞞這種主觀性的客觀存在，因而使自己陷入了雙重的主觀性，從而導致極端相對主義。

隨後，巴爾特勾勒了曆史編纂學的比喻法：當索引詞占主導地位時，比喻法是隱喻的，比如在米什萊那兒；當功能單位占支配地位時，它就是轉喻的，這主要表現在梯葉裏（Augustin Thierry）那裏；第三種是作者選擇的再製作，即黑格爾所說的“實用的曆史”，巴爾特把馬基雅維裏當作這種方法的範例。

最後，巴爾特使完全非能指的曆史（“純粹非結構性的記號係列”）和能指性的曆史（或在分離的層次上，或那些指稱如此完備以致作為整體等於曆史哲學的曆史）對立起來。史學家的任務不是如此多地搜集資料以與指謂者相聯係，填補“純粹的、無意義係列”的真空。如此，在不問其內容的實質的情況下，單純觀察結構，曆史話語實質上是意識形態的製作，或更準確地說，是想象力的製作。由此，巴爾特對曆史“事實”提出了疑問：從語言被人使用的那一刻開始，事實就隻能以重複的方式被定義，被注意的來自可注意的，但可注意的隻能是已經被注意的；什麽材料值得搜集，那就是說，無非是被注意到的材料有價值。由此我們得到了一個悖論，它支配著曆史話語特殊性的全部問題。作為話語中的術語，事實隻是一種語言學的存在；可是，它似乎隻是“現實”領域另一存在的“摹本”。這種話語無疑是唯一的一種類型，其指稱指向話語之外的某種東西。巴爾特的結論是：曆史話語假裝隻操作能指（signifier）和指稱（referent）兩個術語，以指稱“真實發生的事”掩蔽作為史學家的論點的所指（signified）。

像梯葉裏這樣的經典曆史學家所運用的敘述手法，是“實在的有特權的能指”。而這就是最後的悖論：在神話和史詩中形成發展出來的敘述結構，現在是現實的記號和證據。但是，巴爾特看到了敘述在年鑒學派中的衰退，因為年鑒學派與其說重視編年順序，不如說重視結構。巴爾特由此得出結論說：“曆史敘事正在消亡，因為曆史符號從現在起不再是真實的，而是可理解的。”[44]巴爾特對曆史實在論的徹底摒棄，有使曆史失掉學科特點的危險。而且，他的觀點也是有內在弱點的。正如他依賴在編年史和曆史之間的嚴格區分，他似乎把實在論規定為通過對過去的實際了解來獲取知識，是形成有關過去的最佳詞語肖像的能力。如果曆史實在論實際上是不可行的，那也就沒有什麽“最佳詞語肖像”的問題；肖像要求有實在的對象，這與隨便的塗鴉不同；如果這點成立，那麽實在論就有存在的權利。另外，如果關於過去的命題所指的真實事件都當作意識形態的製作而被消解了，那麽它們怎能是“可理解的”呢？巴爾特對曆史證據什麽也沒說；然而，如何對都是可理解的但又相互矛盾的命題做出判斷呢？難道說我們必須接受所有可理解的有關過去的故事嗎？難道就沒有看起來最真實的故事嗎？他無法擺脫這些困境。因此，正如R.T.範指出的，“在巴爾特手中，語言學轉向成了U型轉向。敘事仍舊被當成曆史實踐的特征，隻是以糟糕的信念相伴隨”[45]。當然，總起來說，巴爾特的影響主要在文學界，而英美哲學界對他並不十分在意，這可能是由於英美曆史哲學和曆史理論更多帶有實在論的色彩。

從巴爾特之後，後現代主義者總是把“事實”或“客觀實在”置入括號之中，認為任何曆史敘述都無法超出表達事實的話語之外；這並不奇怪，因為甚至有人把自然科學也降低為一種話語，並不比其他類型的話語享有更多的特權。曆史話語和科學話語，都是西方支配其他種族，男人支配婦女，知識分子支配群眾的形式和手段。這些話語並非必然遭受意識形態的滲透，它們就是意識形態本身的某種表現方式，都是用來以真理或知識的名義控製群眾的工具。

巴爾特攻擊史學家自負地認為自己是向人們傳遞“事實”的信息，但是殊不知曆史的真實性是由表述所形成的，曆史話語無非是意識形態的製作形式。因此，傑弗·本寧頓（Geoff Bennington）和羅伯特·雍在為《後結構主義和曆史問題》一書寫的文章中指出，巴爾特的論文是論證曆史話語扮演一個東拉西扯的角色，指稱“被投射到所謂超越意義的領域，在那裏見解被認為是先於和決定話語的從而將其確立為指稱……作為話語中的術語，事實隻能有語言學上的存在，不過嚴格說來這種存在似乎隻是超出結構的‘真實’領域情境中另一存在的純粹而單純的‘摹本’”，結果，“曆史話語有把意義的三元結構（能指—所指—指稱）還原成二元結構（能指—指稱）的罪過，毋寧說將違禁的所指偷運進這種表麵的二元結構中，‘真實本身被偷偷摸摸地轉變成忸怩的所指’”[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