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猶太教和基督教的推動

若無猶太教和基督教的精神活力，斯多葛主義的體係是不完整的。猶太教提供了一個徹底的一神論背景和一位神聖的、公義的神的觀念，國家和民族對這位神都必須作出回應。猶太人的先知發出了伸張社會公義的呼喚，要求解救大量的被壓迫者。處在暴虐、專製國家的夾縫中，他們在無人的曠野中流浪。一方是埃及，另一方是對立的巴比倫和亞述文化，在這種形勢下猶太人開始對民族的罪惡表示厭惡，就像對待個人缺點一樣。他們逐漸產生了一種有著深刻命運感的曆史哲學，祈盼著一個時刻的到來，到那個時候，就像水覆蓋大海，普天下所有人都認識和侍奉一位神聖、公義之神。他們發展出一種美好時代的觀念，這個時代的實現要有一位公義的領袖用正義的力量統治所有人。他們還逐漸形成了一套高度有序的行為規範，這是一切時代最偉大的文獻，為基督教運動的產生提供了一部《聖經》。它還為它的繼承者提供了禮儀，並成為後者的重要因素。這就是猶太教為基督教的勝利開辟的道路。通過宣布他們所尋找的領袖已經到來，基督教擁有了巨大的生命力，從而也就成為斯多葛主義的主要對手。這兩種體係在美德上的相似性雖然導致了直接的敵對，但也隻能帶來以後的和解。斯多葛主義的嚴厲是不自然的，不合乎人性的。它給生活的樂趣戴上了太多的鎖鏈。社會需要有基督教的愛的學說這樣比較柔和的音調。在羅馬帝國開始接受基督教之前的長期鬥爭中，基督徒在堅韌性方麵也沒有表現出任何一點弱於斯多葛主義者的地方。倒不如說，在這個方麵他們更勝斯多葛主義者一籌，因為他們並不愚蠢，也並非忍受疾苦而不抱怨，早期基督徒在新信仰的激勵下麵對疾苦和殉道表現出神聖的、勝利的陶醉。他們的行為令迫害者震驚，並最終令迫害者信服。

他們之所以有力量的秘密也在於一種強烈的人格主義（personalism），在這方麵他們是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他們追求的和平不是無憂無慮的天堂，是一個從天上降到人間來的整體。他們的追求首先來自自己的經驗，是建立在道德完整性基礎之上的一個整體，這是一種神聖的人格秩序，因此它才成為永恒的和宇宙的。從這個角度看，個人的不朽性通過靈魂不朽而成為宇宙的必然性，人生的破碎殘片通過自我實現而成為神聖生活的一部分和“聖徒的共享”。

這樣的信仰要是發揮作用必然引起革命。製度化一直是基督教的最大敵人。基督教在羅馬最先受到的挫折不是迫使它轉入地下的殘酷迫害。那些地下墓穴中的記載表明，那時候實際上是一個勝利的時刻。君士坦丁（Constantine）的皈依是基督教受到的最沉重的打擊，與之相伴的還有帝國官方的信仰轉換。人們當然不必讚同吉本（Gibbon）的偏見，認為基督教是羅馬帝國衰亡的原因，也不必分享許多優秀斯多葛主義者在這個問題上的情感，認為這些人的看法有部分是正確的——不過得添上這樣一個附加條件：製度化的、掌權的基督教不配再用基督教的名字。至於對基督教在那些社會組織非民主化的類型中的瓦解性力量，他們的看法是正確的。基督教顯然是一種革命，除非這個世界上的王國的最終狀況既在原則上又在事實上成為愛的王國。基督的王國意味著依據個人良心的確認來進行統治，基督教從來沒有嚐試著要在世界政治中嶄露頭角。直到那些似乎不可能的東西實現以後，它才會作為一種革命性的力量存在於這個世界上，其中才會有其光榮和不可避免性。它不可能在一種定型的製度化的條件下安身，因為它的本質是生命而非停頓。這並非失敗的證據，反倒不如說是生命的證據。

要開始解釋命運感在西方道德理想主義中的產生，我們顯然必須解釋基督教對它的特殊推動力。基督教為猶太教的公義觀增添了一種前人所沒有的傳道熱情。它用世界主義取代了猶太教較為狹隘的種族觀。基督教的要求本質上不是為了獲得與一種既定的神學信條相關的東西，而是為了獲得與某種人類生活的道德理想相關的傳道熱情。無論基督教傳到哪裏，它最先要攻擊的就是社會的錯誤，從來不對邪惡的社會習俗低頭。這在過去乃至將來都永遠是它不可抗拒的力量之源。這樣說並不意味著忽視存在於我們西方生活深處的災難和創痛，也不意味著忽視體製化的基督教的許多缺點。我們要記住，按照基督教的教導，沒有一個國家或文明可以有權被稱作基督教的；按照基督教的本質（作為個人對神的經驗），沒有一種世俗的體製，包括教會本身，有充分的權力把自己稱作基督教的。人們常說基督教始於西方的基督教化，甚至說始於基督教化本身，然而依據這些事實，這些陳詞濫調是沒有什麽力量的。基督教是一切種族和國家的個別的人對這種道德理想主義的追求，它的正當性在於它所表現的理想主義的公義，而不取決於有多少人或有多少群體接受基督教。這就是隱藏在西方人的理想的傳道努力背後的令人信服的事實。正是這一點，勝過其他原因，賦予西方文化以命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