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及其敵人》（1918）（節選）
《人的本性及其再造》（1923）（節選）
《道德及其敵人》（1918）（節選）
一、道德具備價值的原因及其價值的多少
毋庸置疑，戰爭是最匱乏人性的人類關係。當說服工作宣告終止，當裂地崩山的火藥代替了足以改變意見的斡旋時，戰爭就開始了。這意喻著卷入戰爭的雙方中至少有一方的國家意誌主動地將其自身的人性懸置起來——隻有人類的意誌能做到這一點——將自己變成物質填充物抑或是一種威懾力量。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戰爭，正如人們所貫常指稱的那樣，是一場殘忍的武力競賽。戰爭顯然成了人類一手製造的無所不用其極的物質努力。當兩條戰線像奮力拚搏決勝局的摔跤手一樣廝殺得雲遮霧罩時，每一項資源以及大量的人力不斷地湧向前線以增加整體火力。
但是，對於長期戰爭來說，物質力量從來就不是勝負的決定性因素。綜合看來，除雙方在人力、機械方麵的比拚而外，戰爭還是技術與技術的對抗，是頭腦與頭腦的交鋒，是持久武力之間的抗衡。一架全速運轉的發動機，想讓它持續運行，需要的隻是消耗更多的能量，燃燒更多燃料，而不涉及需要多少勇氣。而人卻不同，當人想要竭盡全力時，必須調動自身的意誌力量。付出的努力越大，內心或道德的力量所承受的壓力就越沉重。由此可見，戰爭陷入了自相矛盾的怪圈，也即，正是由於戰爭最大限度地調動了物質努力，才需要最大限度地訴求於道德力量的支撐。隻要人們手裏還握著槍和刺刀，人，以及人的思想和意誌這三項因素將不可避免地被視為戰爭中的軍事力量。
不僅如此，隻要人們參與的是不同國家間或不同軍隊間的戰爭，那種在人與人之間相互傳遞的不易察覺卻強有力的影響力，以及團隊所稟有的氣度和精神，理所當然地要以單個公民或士兵所稟賦的品質作為其綜合考量的基始。與之相對的另一麵是，每一個種族團體，每一支軍隊或軍團，都有其與眾不同的精神傳統，並將這一精神傳統賦予每一個成員，同時享有一定的聲譽。借此，每一位指揮官也會力圖弄清楚對手是誰，而不單單是敵人的數量。我麵前有這樣一份文件，記載了如下文字：
進攻前夕，一位負責審問犯人的聰明的軍官喜形於色地對我說：“一個非常好的消息！我們新戰線前方的軍隊是撒克遜人和巴伐利亞人。”眾所周知，這些士兵不如普魯士人驍勇善戰。
另一段文字記載著：
據說，某一支外國的分遣隊被一位蠻橫的軍官俘獲了，但又被立即釋放回自己的陣線，該軍官說：“我們任何時候都能再抓住你們，幹嗎白白喂養你們？”他對敵人的作戰能力竟然如此地不屑一顧。
這樣的故事也許不必當作信史，但也不至於荒誕離奇。
就我們自己的軍隊而言，每一組士兵在未經考驗之前都是一個未知數，這一點大家已經有目共睹。也許人們毫不懷疑美國士兵會表現得很好，但是有誰是真正帶著濃厚的興趣想要知道這些士兵到底怎麽個好法或好在哪裏，而不僅僅是依循所謂早期報告呢？當麵臨著如何創造出一種戰爭的道德時，我們這個對商業充滿熱忱的共和國將采取何等舉措？這才是問題的關鍵所在。我們已經意識到，人的精神氣魄是與武器裝備同樣重要的戰爭因素。
但是，如何衡量這無形跡可言的，心理學意義上的戰爭因素呢？對此，拿破侖生前曾高度評價道：“在戰爭中，道德與體力之比是三比一。”不幸的是，自拿破侖時代始，實際情形逐漸發生變化。盡管在短兵相接的遭遇戰中，人的因素依舊不可忽視，盡管羅馬人的格言“戰爭中首先被征服的是眼睛”，尚流溢出部分的真理性，但是，當今之世的戰爭情形已然改變了人們的觀念，一個人可能會花數個星期作戰，可是他從來見不到任何敵人，看到一個敵人還不如目睹靈魂從眼前墜逝來得真切。即使是這樣，我們依然有理由相信今天的道德因素並不是沒有以前重要了，茲提出以下五個原因：
1.每一場戰鬥最後的焦點仍然不離於肉搏戰，尤其是拚刺刀的形式。
按照曆史發展的軌跡來看，從史前的持矛者開始算起，接著是馬其頓人的方陣，持長槍的人，以及後來的戟兵。直到今天，矛依然是許多戰爭中的決定性因素。而且，如果沒有古代的矛作為原型，現在的刺刀是什麽樣就不得而知了。當我們今天的戰爭發展到了最後階段，就與古代曆史上的戰爭並無二致，不同的隻是前期的戰爭準備。具體來說，如果刺刀沒有及時跟上，把他們已贏得的優勢擴大為勝利戰果，那麽，即使是最完備的炮兵陣營，以及頂尖級部隊的威烈無比的火力又有何裨益呢？［1］
2.戰爭的本質依然無法脫離人性，盡管看不到對方。人類的麵孔僅僅是帶有表情的器官，我們已經學會閱讀其“表情語言”，類此，對於任何一種可顯示情緒跡象的物質實體，都可以像閱讀一張人類麵孔一樣去解讀它。舉例來說，一個人學會了識別火力，就能夠依據導彈發出的嗚嗚聲推測出導彈的口徑。炮聲時而斷斷續續，時而堅決果斷，時而狂喜不已，時而緊張躁動，時而膽小怯懦，時而……總之，變化詭異，莫測紛呈。除了對炮火的識別，其他類似的方法不勝枚舉。這就向我們昭示出：戰爭有它自己的麵孔，無論這是不是一張人類的麵孔，久經硝煙的人會直接感受到對方的眼睛是耀武揚威的還是正走向被征服的深淵。
3.也許正是肇始於兩場戰役之間漫長的等待與不安，各個部隊的神經在瞬息萬變的幻覺的籠罩下變得史無前例地敏感，猶如股票市場上信心與美夢的起伏跌宕。凡是來自外界的象征性事件，尤其是命令和信差，都會被下意識地當作預示戰爭風向的稻草，必然要對其精心審視一番。如果軍官凜然無畏的辭呈是出自善解人意的頭腦，那麽他將很難隱瞞住事實真相；不僅如此，那些表麵上被接受的事實在他的聽者心中隻能留下空虛一片，而他自己又何嚐不是這樣呢？可以想見，較之過去的荏苒歲月，戰鬥的**已經離純然的本能越來越遙遠了。與此同時，謹慎、敏感和精明卻以同樣的速度在人們的頭腦中愈演愈烈。
4.加諸神經和勇氣之上的戰爭壓力非但沒有減少反而比以前更加嚴重。舉例來說，“導彈休克症”是目前普遍出現的一種跡象，這並不意味著人類的體質大不如前，其真正的意涵在於，相較於人類此前所經曆的，成群結隊地被號召著去承受戰爭壓力的情形而言，此種症狀則是以更昭彰的方式在更加野蠻更加持久的忍耐當中展現自身的。
5.我們至少可以從一個方麵體察出，如前所述的精神因素的重要性已遠遠超過拿破侖時代。這基於軍隊背後的國家的存在。進一步可推知，軍隊和國家——這一繁冗蕪雜的聯合整體，比昔日的任何戰爭更具備精神組織的特質，每一方都以對方的勇氣與虔誠願望為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本。當軍隊的規模不那麽龐大時，如若某一部分國民發生叛離，這並不是什麽很嚴重的事件。但是，今天的情形完全不同，不僅信息的傳達迅捷無比，而且關於事態發展趨向的信息要比事實信息本身傳播得更疾速。我們不難肯定，賓夕法尼亞煤礦工人的一場罷工將會直接導致第二天佛蘭德斯戰役的失利。身處戰壕的人們也比以往任何戰爭時期都更加了解他們家人的命運。但一個可能的流弊就是，百姓生活中哪怕是最細微的喜怒哀樂的跡象都會在作戰前線更加顯眼地突出出來，從而使戰士身後的全體民眾演變成了他的一部分作戰精神狀態。所有關於士氣低落或鬥誌昂揚的精神意象都以無線訊號的傳輸速度從中心傳到作戰前線，又從前線傳回來。
依餘之見，沒有什麽東西能像戰爭那樣涵納如此多的人性：恒心、進取心、獻身的勇氣、忠誠、個人旨趣與尊嚴、服從能力，以及人的掌控全局的能力。這主要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麵：一是對戰爭情勢的正確估計，二是適時地扭轉不利的戰局的影響，三是以加倍強硬的決策而非畏縮，去積極回應恐怖政策的威懾，四是對真實發生的突發事件的敏銳判斷和積極舉措。我們將這些人類的精神品質和稟賦統稱為“道德”，而正是“道德”控製著戰爭中的力量平衡。
通過對戰爭的全麵審視，我們會發現，戰爭事實上並不僅僅是物質力量的衝突，而是意誌力量之間的對抗。畢竟，一個國家的精神和意誌，雖然看不見摸不著，卻調集了戰爭的資源、作戰的兵力、軍火，以及一整套相關的物質配備。正是這一無形的因素發動了戰爭，同時也是它決定了一方或另一方必須接受結局並停止戰爭。就這一推理而言，我們可以得出結論說，“道德”的要素控製著戰爭的結果。
我說，“就這一推理而言”，是因為上述結論未必整全，隻是就問題的一個方麵展開討論所得的結論。因此，當我們將這一結論視作一個曆史規律，也即，相信在具備了高昂的鬥誌、睿智以及正義良知的前提下，意誌力量確然能夠贏得戰爭勝利，這顯然是不真實的。比利時擁有上述所有方麵，但卻不得不臣服於沒有任何道義支撐的德國的鐵蹄下。誠然，比利時的國家精神確實起到了一定作用，它曾在列日市創造奇跡，將德國部隊的行進計劃整整拖延了十天，因而挽救了——也許是巴黎，也許是歐洲。但是，比利時被拯救的另一個也許是更關鍵的原因是，塞爾維亞和比利時源源不斷地為部隊提供物質支持，直到他們的力量足以與物資占優的敵人相抗衡。可見，“道德”不是靠其自身的力量贏得勝利的，而是靠改變雙方的力量對比關係。打比方說，“道德”的價值類似於少數派所秉有的潛力，或者像是一個動態的儲備力量。隻要“道德”最終向一方或另一方加入少許力量，就能置對手於死地，進而將其擊潰。
然而值得注意的另一個問題是，道德發生的變化具有積累效應。從心理學的意義上來講，格言“沒有什麽能像成功那樣成功”向我們提供了一條顯而易見的真理，這同樣適用於軍隊。另一方麵，沮喪導致控製的懈怠，從而招致失敗和更進一步的沮喪。也即，恐懼削弱了控製力，從而導致恐慌的增加，而恐懼在麵對加劇的恐慌時也變得更加劇烈了，像是陷入了一種惡性循環。如果一支軍隊不認為自己遭受到挫敗，那麽他就沒有被挫敗，也就是說，戰場上有決定意義的勝利很可能首先取決於道德的勝利。當巨大的人力資源被投入其中時，上麵的判斷就更加接近真理了。相反，如果戰爭意誌被擊潰，那麽，在碎裂的意誌中包含的所有信心的碎片也會被統統堆砌於廢墟之上。
我並不想給人造成“道德的優勢在我們一方”的印象。確切地說，我所指稱的“道德”並不等同於“事實”中的道德，諸如信心、決心、恒心和紀律等品質的提出也可能會出於某一個非常不好的動機。舉一個例子來說，上述品質經常出現於納粹德國的各種律令中，長達四年之久。軍隊的職業形象、對自身力量的認識、從向別國挑起的戰爭中獲得的成功經驗，所有這一切是一筆沉重的資產，一筆精神上的資產，其價值尚未完全消耗殆盡。從眾多人選中選拔出來的英國和美國軍隊的軍官對於他們所從事的工作還是相當陌生的，與經受長期體力和心智鍛煉的敵人相比，他們估計隻能算業餘水平。在這樣的環境中，必須自己摸索晉升的道路。這是因為，對於單個士兵的道德而言，從經驗中獲得的能力正如軍官的睿智一樣，是最主要的因素之一。當然，我們有自身的優勢，也不必輕視敵人的優勢。
而且，道德的構成要素必須取自於一個民族意誌的普遍品質，也即她的活力、誠實、勇敢和恒心等。這些品質中，正義美德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除獲得各種要素而外，道德本身——一種特定情境中的美德——是需要建構的。要知道，道德並不是憑空產生的，必須建基於一定的環境之中。
這樣一來，我們就會明白，為什麽在提供了兵力和武器裝備之後依然存在這樣一個重大問題：在單個人心中以及在一個整體中究竟有多少鬥誌？正如我們所見，通常有兩種方法可以增加我們的戰鬥力：一是擴大軍隊規模，即增編；二是增加每一支兵團的軍事火力。如果可能的話，要想使一百萬人的士氣加倍，可以增加一百萬同樣的人。
這樣說，有武斷之虞。原因是，每個人的戰鬥力在一場戰爭之後會發生比拿破侖所說的三比一的比例更加顯著的變化，即使是日常小規模的波動也是如此，這才是真實的情況。10個處於最佳狀態的人可以輕鬆地對付100個被饑餓、傷病和疲憊困擾的人。當然，還有多種多樣原因，比如輕鬆的心態和幽默的性格。幽默給人以遊刃有餘的感覺，具備幽默感的人可以在作戰的同時，環顧左右並講個笑話調節氣氛。也許這樣的人正好可以成為一名軍士，隻需帶領一小撥人就能俘獲一個營的敵軍；或者他可以最大限度地減輕同伴心中淒然掠過的痛苦。正如我們在下麵一則故事中所見到的一樣：在菲律賓，一位愛爾蘭下士，尚克斯將軍的通訊員，在經過了酷熱白天的行軍和迷途之後，被派到山脊高處勘察地形。他的一個同伴問道：“我說，矮子，這是最後一座小山了嗎？”下士高聲回答道：“沒錯！這是最後一座小山了，接下來是座高山。”［2］
而這些細微變化背後所隱藏的是一係列意誌與恒心在本質上的差異，正是由於這些本質差異造就了頑強的、不可戰勝的人，當然，也會由於這些本質差異造就相反的另一類人。
在人群當中，在軍隊內外，最重要的、影響道德的區別並不是忠誠與叛逆的區別，而是全心全意與心猿意馬或三心二意之間的區別。在戰爭中，這些心猿意馬或三心二意的人，要麽意識保守，要麽幹脆沒有意識；他們的動力通常是先天不足的、模糊的、茫然的，並戴著社交的假麵具。這些特點使得這類人沒有能力在貫穿開始與後來的新的更嚴峻的前景的整個過程中堅定不渝地保持著戰爭所要求的稟賦和個性。簡單地說，由於他們的“恒心”這一道德因素建立於不充分的基礎之上，因而很容易在戰爭進程中的某一個階段就發生退縮甚至是改弦更張。鑒於此，我們有必要對這一基礎進行專門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