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發現價值的建立比投身科學、發明、財富、戰爭更困難。這樣說並非想要否定人類的這四項曆史成果，更不想將它們置於同一水平。倒不如說，我們的意思是取得這四項成果是非常困難的，然而這些困難都被克服了。人類已經將健康和生命祭獻給科學、發明、財富和戰爭。但當科學得到發展，發明得到應用，財富得到積累，戰爭取得勝利以後，人類的精神卻失敗了。當保障所有人的個人權利，保障社會公正，保障機會均等這些任務隱隱約約地出現在我們麵前時，除了一些先知、聖人、詩人、哲學家和改革家，幾乎所有人都陷入絕望。他們說，要完成這些任務太艱難了，尤其是在當前這個極端缺乏的獨特環境中，這個任務是史無前例的、不現實的，更不要指望那些最慷慨的慈善家讚助那些為建立價值從事著更加艱苦工作的人。
有些人——但不很多——不為將準則的世界轉變為生動的人類價值的語言做任何努力，卻已經找到了自鳴得意的體麵借口。盡管存在著人對人的非人道主義方式，但仍有許多人認為這方麵的工作基本上都已經完成，剩下的隻是承認和評價這些成就的細節。許多神學家——不僅僅在過去——含蓄或明確地宣稱，由於耶穌已經支付了一切贖價，由於上帝已經預定了某些人得救，某些人受難，因此人們的任何作為都不可能使得救者和受難者的狀況有一絲一毫的改變。歐洲的神學家經常嘲笑美國人的“行動主義”，美國人相信人類能夠而且應當為改善這個世界的狀況做某些事情，但是最近甚至連超越加爾文主義的巴特也提出一個傾向於采取行動的看法。有人懷疑說，使他變得實際的並非他的神學，而是戰爭的逼迫。［12］
可以承認，宗教領導人要對人類與價值世界的貧困作鬥爭的失敗承擔一部分責任。但也必須同樣坦率地說，科學家也要承擔一部分責任。有些科學家說，科學已經為人類提供了手段，可以在神奇的戰後世界得到像《財富》雜誌令人目眩的廣告所刻畫的那樣的幸福。科學已經付出了代價（他們忘記了耶穌）；科學也已經保證人類得到了補償。然而與此同時，各個研究領域的許多科學家都采取了“客觀性”的態度，認為陳述事實是科學的責任，評價它們則是科學的罪惡。不可否認，想要無偏見地發現真理，這樣的客觀性態度是人類思想的一個有用的、必經的階段；但若認為任何人或任何社會都必須生活在這種客觀性的模式中，或者說要為這樣的客觀性而生活，那麽這是一種短視的和片麵的人格觀。由於這個問題對宗教與科學極為重要，因此需要更加充分的探討。
科學與價值世界的全部聯係處在一種混沌狀態。伯納德·羅素清楚地闡述了他的觀點，他既是科學家又是哲學家，還是一名宗教學者（盡管非常冷漠）。在他那部論宗教與科學［13］的最係統的著作中，他不止一次地告訴讀者，科學根本不處理價值問題。在這本書和其他著作［14］中他提出這個理論：科學與事實有關，價值與欲望有關。既然我們的欲望與事實無關——也就是，不能說明事實為何物——那麽科學與價值無關。人有權利在事實的範圍內設法實現他的欲望；當事實阻礙他的欲望時，他甚至可以藐視事實，就像羅素在他那篇被人們大量引用的論文《自由人的信仰》中提到的那樣。但是科學不能產生準則，也不能解釋價值。
另一方麵，像普林斯頓大學著名的生物學家E.G.康克林這樣的人強烈反對［15］科學不能解決價值問題的觀點。他譏笑科學與價值無關的觀點並談到“科學的倫理”，但沒有暗示像物理學或生物學這樣的科學如何建立行為準則。
美國科學進步聯合會的秘書長O.W.考德威爾在該會的公報中提出了一個與此不同但卻較為有節製的觀點。他說：
當E.E.斯洛森博士和我都用“科學再造世界”作一本書的書名以後，這種提法得到廣泛的讚譽，並被更多人采用。科學過去似乎是創造一個新世界的主要因素。但是這個標題現在已經不適用了，並且確實在起誤導作用。比科學更廣闊的是整個人類的成就，科學隻是其中極為重要的組成部分。恰當地使用科學的重要性遠遠超過已經建立和組織起來的被稱作科學的知識體係。按照科學知識對人的最終影響才能說明科學知識的增長是有益的還是有害的。使人類生活得更好是科學發現的價值目標。這樣的目標如何能夠與摧毀人和物的科學保持和諧呢？
……
必須要有一個科學的新時代，那些在社會中促進科學發展的人必須為恰當使用知識承擔起他們的全部責任。這樣做並不會推延科學的發現、發明和科學事業。必須要有一種空前的理解和忠誠的服務導入這個混亂的、被誤導的社會，它急需澄清觀念，把使人類生活得更好當作持久的原則和方法。這是一個研究領域，一個雖然混亂但卻要求在其中工作的具有最嚴格等級的工作者具有充分的能力、技術和持久的忠誠。這種工作者需要接受的教育甚至比從事一般科學研究的工作者更加廣泛。從這種研究中得到的回報，其意義可能會超過那些所謂“純科學”。［16］
從考德威爾教授的深刻論述中，我們發現了比康克林關於科學具有無所不包的適用性的信念更加廣闊的東西，比羅素的理論更具有建設性。考德威爾對科學的理解與羅素接近，認為到目前為止科學還沒有找到“使人類生活得更好的準則和途徑”——即價值問題。羅素認為價值隻是欲望，因此放棄了價值研究，而考德威爾聰明地訴諸宗教、倫理、美學、哲學，為人類提供“更加廣泛的人的教育”。他明確地提出準則應當引導科學的使用，並指出科學的工具性價值是無用的，或者比無用更糟，除非能夠用它們來為真正的內在價值服務。
人所需要的不隻是科學，也不隻是欲望的滿足，而是用科學為經受了理想準則的考察淨化和批判過的欲望服務。科學研究事物是什麽和如何可能，但是物理學、化學、地理學、天文學，甚至心理學和社會學，加在一起都不能依靠其自身或用它們自己的方法揭示可以讓人為之生和為之死的一個單一的理想。士兵用物理學和化學的方式死去，而不是為它們去死。簡·亞當斯（Jane Addams）和約瑟夫·戈培爾（Josef Goebbels）同樣可以使用心理學。一名小政客和一名救世軍少女可以使用同樣的社會學。但是亞當斯小姐和戈培爾博士、政治家和宗教工作者，為之生和為之死的準則規範卻不能從心理學或社會學中找到。一切準則當然都是心理學或社會學的事實，但是用來建立事實和原因的科學方法卻不能決定哪一種理想是正確的，哪一種理想是錯誤的。隻有訴諸統一包容的理性，亦即訴諸哲學及其對真、善、美、信仰準則的探索才能做到。［17］
蘇格拉底看到生理學的知識絕無可能解釋人類行為的產生，於是轉而研究善，並試圖勸說人們尋找生活的理性準則。［18］希臘人給蘇格拉底喝了毒藥，就像羅馬當局把耶穌釘死在十字架上一樣。伊曼努爾·康德講授關於純粹實踐理性的首要性學說，這是在用他自己的表達方式指出：我們研究科學或做其他任何事情的惟一依據就是發展人類品格。康德不是殉道士，但他的核心學說卻消亡了。有些注意到它的人得出結論說，康德的意思是實踐比理性更重要；還有一些注意到它的人隻吸取了康德正式的實踐理性學說的缺陷（這些缺陷確實存在）。但幾乎所有人都忽略了它的主旨——善的生活是對選擇範圍內的理性的忠誠，這種忠誠比忠誠於感性王國中的理性更加高尚，更加合理。
思考倫理和宗教比思考科學更高尚、更艱難，這是另一種困難。按照康德的看法，科學惟一可以證明自身的地方是它可以用來支持和表達善良的意願。約翰·杜威和康德的觀點一致，認為“在某種意義上，所有哲學都是道德的分支”［19］。德國人海因裏希·裏科特（Heinrich Rickert）也表達了同樣的觀點，甚至說“邏輯學是思想的倫理學”［20］。但是哲學家們對理想準則的必要性的承認幾乎被大多數人在日常生活中忽視。尤其是要把這個世界變成光明的世界，確實要有這樣的改變。有許多人，甚至偉大的思想領導人，對進步感到絕望，認為上述觀點太古老，或者是非基督教的，這樣的人數量驚人。對這種問題我們隻需要作出一個相關的“存在論的”回答：選擇絕望，人會阻礙進步；選擇聰明的行動，人會為進步作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