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中的那些以傳授宗教的內在寓意為業的人們發現自己也陷於困惑之中。我們或許是有希望的,但卻不能是幸福的。當我們還是學生時,我們就陰鬱地懷疑命運是否如此;我們已經漸漸地衰老,可實際情況比我們懷疑的還要糟糕。無論我們是教區的牧師還是職業牧師,困惑總是相同的:我們中沒有人能夠避免它。讓我吃驚的是,我們中間仍舊有人去天主教堂——為的是所謂神聖的感召力,有誰知道還有別的去處嗎?然而,即便當我們坐在自己桌前時,當我們在去教堂服務之前或之後的那一個夜晚入睡時,或者當我們要去布道那天清晨起床時,那種感召力並沒有在我們周圍,使我們變得不安或者真實起來!
我們的困惑輕易地向我們襲來,而且僅僅是因為我們是牧師。這不能以任何其他的理由來說明。從心理學上講——如果我可以預料哪個地區提出要求——便可以幫助描述它,但這種解釋不會比它所能夠解釋的更好,尤其對於似乎寫在人們靈魂上的死亡來臨的問題。我們牧師像其他人一樣確實體驗到精神生活奇怪的韻律,體會到它肆意地循環往複,而這一韻律與我們一直擁有的困惑並沒有什麽本質聯係。即便是與我們職業那千篇一律的麵孔所帶來的問題也沒有任何關係,這些問題也不是由於這種循環所引起的。例如,我們的神學體係曾多次被修改過,有時有所改進;我們的實踐神學也是如此;我們個人對職業態度上的每一個可能的變化早已被測試和考驗過了。但是,這比起幫病人在**翻個身,換一個姿勢有更多的含義嗎?我們在教堂和大學裏還沒有懂得,昨天讓我們安靜的東西,明天的確會使我們不得安寧嗎?我們在任何程度上都不能希望方法和態度的修正能讓自己擺脫困惑,盡管它們總是必要的。
這種尷尬並不是今天所特有的。牧師一直相信,他們自己時代的職業追求特別艱難。然而,事實上今天的牧師在這方麵比十年前的牧師更為容易,或許在德國比在其他中立國家更為容易,因為我們正萌生於被各個事件弄鬆了的土壤中,這種土壤為我們的播種提供了獨一無二的便利條件。
我們的尷尬既不在於我們的社會地位本身是成問題的事實,也不在於大多數人在情感上並不接受和尊重我們,而在於為一種像奧弗比克(Overbeck)經常講的懷疑論的陰雲所包圍。作為《福音書》的讀者,我們不應對這種局麵表示驚訝,即便我們從其他角度肯定自己,也應當如此。而且事實上這種局麵並非總是如此糟糕的。即便當前的討論威脅到是否人們真正需要我們時會讓新德國感到震驚。我們總體上對於有學識的人,或沒有受過教育的人對自己的態度並沒有太多的抱怨。真正的和令人吃驚的問題並非我們是否被需要,而是我們自己的需要究竟是否能夠被滿足的問題。
由於我們與教會的關係,這種需要不能被感覺到;我們並不為自己領導的保守思想、官僚主義,或者對於我們事業的限製而惱怒。我們從天國之壤而來,在那裏的牧師——從大學教授到樸素的鄉村牧師都能夠做他希望在自己的領域中所做的事情;那裏不存在問題;那裏的領導中間流行著最柔和、最適度的神學中間道路;我隻能警告人們提防這種幻覺——在這些情況下,牧師肩上的擔子被減至最輕的程度。相反,一旦新生力量反對古老教會的鬥爭失去它內在的和外在的目的(如果它曾經有任何目的的話)時,一旦由此發揮出來的熱情變為目的,而為了這一目的熱情可能更有利地得到發揮時,牧師的根本需要隻能使他遭受更猛烈的攻擊。
我們的困難在於我們職責的內容。無論這個人感覺到這一內容有多遙遠,或者根本不需要提起那個問題;因為我們這裏正在討論我們共同的處境。我將用下麵三句話總結這種處境的特點:作為牧師我們應當說出上帝之語。然而,我們是人,所以無法說出上帝之語。因此我們應當承認自己的職責和無能,通過這種承認把光榮給予上帝。這就是我們的困惑。相形之下,我們的其他職責便黯然失色了。
我試圖依次闡明我所講的這三句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