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應當說出上帝之語。
我們的目的是什麽？甚至牧師都應當能夠回答這一問題。為什麽我們要承擔這份工作。為什麽我們要保持做這份工作？支持我們的人——或者至少是容忍我們的人——真正期待我們去做什麽？如果他們開始感覺到自己的願望被欺騙了，他們對我們不斷加深的蔑視表明了什麽呢？
當然，他們不能告訴我們自己當下想的是什麽。從他們更為表麵化的動機中我們對什麽都不得而知。如果我們理解他們勝過他們理解自己，以及他們對我們的期望，我們必須尋求他們動機的動機。從這種觀點中，我們有可能根據任何其他的理由，而不是根據其他人基本需求存在的理由把我們自己的存在解釋為需求牧師嗎？人們並不需要我們在他們日常生活的無關緊要的方麵幫助他們。他們在沒有我們勸告的情況下，以比我們通常相信他們具有的更為智慧的方式追求那些東西。但是，他們意識到自己的日常生活，以及日常生活構成因素的所有問題都是被一個莊嚴的什麽、為什麽、何時、何處所影響的，它像代表一個大括號之前的減弱標記，它以一個新問題改變了括號裏麵的所有問題，甚至對於那些已經被回答了的問題也是如此。他們對這個問題的問題不再有回答，但卻足以天真地假定其他人可能會回答。所以他們如此地強迫我們幹起自己反常的行當，把我們置於他們的布道壇上，職業的座椅上，以便我們可以告訴他們關於上帝的事情，把他們對於自己最終的問題的答案交給他們。為什麽他們自己不像一直在尋求把握其他別的東西那樣，尋求把握這一答案呢？當他們必定早已發現他們不能期待從我們這裏得到同樣的服務，例如就像他們自己從律師或牙醫得到的那種服務之時，他們為什麽還走向我們呢？是否必定有人告知這一真理，我們對他們問題的回答並不比他們自己回答得更好呢？人們可以詳細地追問。他們的到來與其說證明了他們從我們這裏得到答案的渴望，不如說證明了他們同全人類一樣在自己回答問題方麵的無能為力。
然而，這或許就是我們被問及的問題；我們應當理解人們在問這個問題時，頭腦裏想的是什麽。顯然他們並不需要我們幫助他們活，而是更需要我們幫助他們死；因為他們的一生都活在死亡的陰影之中。曆史無須我們幫助而一意孤行地向前發展；但當末世論、終極論在地平線上出現時——曆史中還有什麽問題不能在終極論上敞開呢？——由此就呼喚著我們的出現，人們認為我們能夠講出啟示之語和最終之語。在他們自己的能力和可能性的範圍內，人們被寬容地調節，他們之所以走向我們——這似乎是奇怪的——為了智慧，其理由在於他們知道自己的生命之網懸掛在一根像蛛絲一般的線上。他們突然間醒悟意識到，自己正走在比刀刃還要狹隘的時間與永恒的分水嶺上。這一神學的問題出現在永恒的邊界上。哲學家懂得這一點，然而神學家似乎在許多時候並不懂。
顯然，人們並不需要我們對於道德和文化的觀察，或者甚至不需要我們對於宗教、崇拜以及關於其他可能存在的世界的專題論文。所有這些東西實際上都屬於他們的生活，而且注定與他們生活中的一種需要密切聯係，無論他們是否認識到這一點。但是，這些東西本身並不是需要。通過我們就關於這些麻煩問題的、多少有煽動力的講道和令人滿意的教誨，我們或許能夠給予這個人或那個人，抑或甚至數百人提供快樂或幫助。我認為我們沒有理由不這樣做。但是，不要讓我們以為通過這樣做，我們便可以麵對人們事實上帶給我們的問題；或者我們以作出敏捷的回答而免除了自己作為《福音書》牧師的責任；或者是其他在這一層麵上應當履行的有益的牧師責任（包括宗教牧師在內）。讓我們不要以自己有義務歸還人們以某種程度的愛為借口這樣做；因為人們首先必須問這一問題：什麽是我們歸還給他們的愛？當我們意識到自己幾乎這樣做了的時候，我們或許做到最低的仁慈，盡管人們因為我們幫助他們活著而對我們千恩萬謝。當他們向我們來求助時，他們實際上並不想知道更多關於活著的事情，他們想知道更多關於在生活更遠的邊緣之處的事情——上帝。我們作為鄉村或者城市的聖人刪去了荒謬的人物。這樣我們便在社會中過剩起來。我們並不理解牧師的職業，除非我們把它理解成一種困惑的索引、症狀，或更準確地說一種預兆，這種困惑的伸展超越了人們努力的整個範圍，無論現在還是未來都是如此。這是一個僅僅由於一個人作為人而存在便可以感覺到的困惑，與他作為道德的還是非道德的、精神的還是世俗的、神的還是非神的存在並無關係。無論他對自己的處境是否有意識，人都不能逃離人性，而且人性意味著限定性和有限性、生物性，以及人與上帝的分離。如果他不能意識到這一點，如果他不能向我們說明這一點，如果想幫助他的同伴不能理解這一點，他的痛苦也就更為深重。
人作為人在請求上帝。他請求的不是一個真理，而是真理本身；不是某種善的東西，而是善本身；不是許多答案，而是這種答案——與自己的問題相吻合的答案。人本身是一個真正的問題，他必須在自己身上找到答案：他必須是答案。他並不請求問題的解決，而是請求拯救；不是請求人的某種東西，而是請求上帝，請求上帝作為把他從人性中拯救出來的救世主。人們可能千百遍地對他說，為了達到無限，他隻能必須保持沿著有限的小徑走——這是他的確要做的事情：他保持著行走——在這些獨有的小徑上前進所完成的業績之輝煌、之恐怖實際上都對他敞開著，這種輝煌和恐怖足以證實尋求這種不可能性的動機，以及難以忍受的緊迫性。但是，盡管他千百次地接受所有指導和勸告，他仍舊沒有找到這樣或那樣的理由在這條有限的小徑上獲得滿足。他所發現的東西與他所尋求的東西的關聯是1：∝；這種事態對他來說是不能容忍的，因為他不能相信1＝∝。無論他的膽子有多大，當由他作主支配的整個答案的海洋似乎在他手中不停地蒸發，變為一個問題——他自己的問題，他生活中問題的一顆水珠時，為什麽他還應當相信呢？在他的生活關係中，這個答案指向他生活所包含的主題，他生活的魔術中所隱藏的意義，由那種總起來說構成他生活努力失敗的開頭所強調的這種目的，簡言之這種現實，超出了體驗之海洋，而且一直如此。
這種答案、這種主題、這種意義、這種目的、這種現實絕非是此在的。我們能夠給出的答案也不是問題本身；通過這一答案，此在和彼在並不合二為一。然而，當人們在請求上帝時，他們在請求與他們自己的問題相吻合的答案，請求一種也是有限的無限，一個是彼在也是此在的神，請求也是人的上帝。對於滿足他們問題的答案——讚美或譴責文明的、文化的或宗教式的答案無論其含義有多麽好，都隻是把人們與他們已經生活的世界聯係起來，而不是別的嗎？我們將把這個答案保留到永遠嗎？我們將永遠不會知道出於什麽理由，什麽令人吃驚的理由使他們忍受我們，而且認為自己需要我們嗎？如果我們暗地裏相信這一答案，為什麽不向人們公開承認自己不能說出上帝之語呢？或者如果我們真正地為這樣說而後悔，或者為剛好以這種方式這樣說而後悔，我們至少不可能把他們關於上帝的問題變為我們自己的問題吧？為什麽不把它當成我們布道的主題呢？
就這一點來說，在大多數時候，我一直記住教堂中的場景。然而，大學裏的神學課堂上也奉行同樣的基本原則——這完全脫離了這一事實——作為未來牧師的搖籃，這樣一個課堂是一個教堂的附屬物。神學是所有事情並不順利，甚至大學的文學中也是如此的一個征兆，一個標記。存在一種學術的需要，在最終的分析中，作為被推論出來的東西，是與我們已經描述的一般人類需要相同的東西。眾所公認，真正的科學本身是不確定的——這種不確定不隻是表現在這一點或者那一點上，而是它基本的和最終前提是不確定的。每一門科學都清楚地懂得，在它的括號前麵有一個減弱的符號，用這種靜音符號通常泄露了秘密——它是那個恰好把整個科學都懸掛起來的關鍵點。它是問題的標記——必須被加到別的結構完美的邏輯之上。如果這個問題標記的確是每一個科學的最終根據，顯然所謂學院體係是一個在無底的深淵中旋轉的落葉的旋渦。問題的標記實際上是每一門科學的最終根據。
所以大學一直有一種不良的用心，或者一種擔心，以及在它圍牆之內的寬容神學；盡管當人們謹慎地問一個不能以適當的方式提及的問題時，想到神學家們有保留的說明，人們多少會有些惱怒。然而，如果我沒有犯錯誤，有人暗地裏高興是如此非科學的，以便高聲和與眾不同地談論不能被證明的所有其他事實均仰仗它的根本事實——以便強調整個的學院體係或許有一種意義。無論形形色色的非神學教條主義者的個人觀點如何，都有一種普遍的期待，宗教導師將要回答在其他人秘密思考的情況下，什麽東西使一個問題的標誌得以形成。當被其他人隻是認作一種不可能性或一種限定性概念的東西，對他來說代表一種可能性時，人們相信他正在履行自己的職責（讓他意識到完成這一工作是非常美妙的！）人們期望的並不是他的私語和對上帝的咕噥，而是他的講話：不是期望他的暗示，而是期望理解他和證實他；不是期望把他置於背景下的某一處地方，而是期望拋棄普遍的科學方法，把他置於最顯著的地位。
顯然，神學並不把自己在大學中的位置歸功於任何武斷的原因。它存在於那裏是為了滿足一種需要，因而這樣做被證明是正確的。或許由於相似的理由，大學也有其他的部門，但神學與它們永遠是不同的，因為對它的需要顯然絕不能被滿足，這表明它與教堂的相似性。自相矛盾的而又不能否定的真理是，作為一種像其他科學一樣的科學，神學沒有權利獲得自己的地位；因為它由此成為對屬於其他部門的不同學科的完全不必要的複製。隻有當神學院嚐試去說，或者至少指出這樣說的必要性，隻要情況如此，其他學科不敢說，或者不敢大聲說的東西時，隻有神學不斷地提醒人們，混亂盡管是美妙的，但卻不能由此成為一種秩序時，隻有當神學成為問題的標誌，而且麵對科學可能性最遙遠的邊界——或者更進一步說，在與跨越最遙遠邊界的哲學職能的衝突中成為一種呼喚時，神學才有理由存在下去。
無論它是什麽，一種宗教科學的部門都沒有理由存在；因為盡管關於宗教現象的知識對曆史學家、心理學家以及哲學家來說的確是不可或缺的，但同樣正確的是，這些學者都能在沒有神學家幫助的情況下自己獲得和應用這種知識。那種所謂“宗教洞察力”隻是那些罕見的同時也是一名神學家的曆史學家或心理學家的財產嗎？不信教的科學家就不能以同樣的愛和智慧研究宗教文獻嗎？或許情況並不如此。
如果我們這樣強調神學是宗教科學，我們便剝奪了它在大學裏的位置。宗教或許同其他課程一樣被教授——但一旦如此它也必然同其他課程一樣被討論。的確，人們有必要，有可能了解關於宗教的某些東西，但是，當我把它當作某種可能學會的東西來研究時，我也因此承認同樣有必要超乎或者超越宗教，正像我超乎和超越任何科學一樣——例如超乎和超越對甲蟲的研究。關於宗教的新熱點和極為有趣的問題可能讓我繁忙，但是它們像所有其他問題一樣，指向的是一種最終的、無法回答的問題。它們並不是那種也是最終答案的問題。它們也不是那種由於它的存在，曾為整個大學之母的神學仍舊能在各個部門中鶴立雞群，盡管它的頭或許微微垂下的問題。在作為一門科學的操作神學方麵，無論我可能在他人眼裏多麽熟練，我都沒有因此而必然地豎起一根手指滿足他人對我更進一步的期待。
讓我對我們以曆史筆記形式來討論的這部分內容作出結論。那些認為我提出的各種思想與根本事實有密切關係的人，也因此承認自己是通過克爾凱郭爾到路德和加爾文，並由此到保羅和耶米利來追溯的古老路線的後繼者。當然也有其他人同樣維護這一古老的學說。因此，或許為了清楚起見，我應當補充說，我們的路線並不是從馬頓遜追溯到愛拉斯謨，從《哥林多書》第十五章指引人們反對的那些人到預言家哈納尼阿的路線，哈納尼阿把先知耶米利脖子上的枷鎖取下來，並且打碎了它。
要說的都說了，我可以詳細地指明我向你們推薦的這條古老的路線，並不包括施萊爾馬赫在內。出於對他的著作中所顯示出來的天才的適當尊重，我不認為施萊爾馬赫是神學領域的一位好老師，因為據我所知，他在人作為人不僅需要，而且也超越所有拯救自己的希望這一事實上，是一個可怕的缺乏洞察力的人；所謂宗教完整，最起碼也是基督教的完整都擁有這種需要；人們隻是不能大聲地以人之語說出上帝之語。有那麽一些人，對他們來說，施萊爾馬赫特有的不凡之處在於他發現了一個宗教概念，他用這種概念克服了路德的所謂二元論，用一個極度渴望的橋梁——我們可以從上麵虔誠地走過的橋梁把大地和天空聯係起來。如果那些堅持這種觀點的人還沒有這樣思考過——按照我所提供的觀點思考過，他們將最終轉過身來。我隻提出這樣的問題，他們既不求助於施萊爾馬赫，也不求助於改革派，既不求助於施萊爾馬赫，也不求助於《新約》，既不求助於施萊爾馬赫，也不求助於《舊約》先知，但是從施萊爾馬赫的背後，他們尋找到另一條古老的路線。在這條路線上，下一個先驅者可能是梅蘭希頓。克爾凱郭爾、路德、加爾文、保羅和耶米利這些不尋常的名字強調了施萊爾馬赫從不具有的對這一真理——人是被創造出來為上帝服務的，而不是上帝被創造出來為人服務之真理的一種清晰的、直接的理解力。與國王、王子、人民、牧師和猶大先知相比，耶米利生活的否定和孤獨——保羅對宗教的熱忱和不鬆懈的反抗，像在猶太教中體現出來的那樣——路德並非以不虔誠，而是以中世紀式的虔誠與宗教的決裂——克爾凱郭爾對基督教的攻擊，所有這些都體現出以確定方式說出上帝之語的特性，而這卻是施萊爾馬赫從未達到的。
人是一個謎，不是別的什麽東西，他那總是如此真切地被看到和感覺到的宇宙是一個問題。上帝與人相對而立，猶如不可能與可能的相對，死與生的相對，永恒與時間的相對。這個謎的謎底、這個問題的答案、我們需要的滿足乃是一件絕對新鮮的事，不可能因此而成為可能本身、死成為生、永恒成為時間、上帝成為人。並沒有什麽途徑導致這種事情發生；而人也沒有什麽能力理解它；因為這種途徑和能力本身也是嶄新的，是由新人來享有的啟示和信仰，認識和被認識。耶米利和其他人——我可以這樣指出嗎？——至少是做了一種嚴肅的嚐試說出上帝之語。他們是否成功另當別論。他們至少是開了一個必要的先河。至少他們理解人隻是根據自己作為人的存在發現自己的需要。他們把自己說出上帝之語的嚐試與這種需要和這種問題聯係起來，與不是別的什麽東西聯係起來。他們揭開了這種需要和這種問題的每一層麵紗。他們處在死的熱切之中。這就是我們主張繼承這一曆史路線的理由。我們聽到甚至是來自曆史的命令：我們應當說出上帝之語！即便我們能夠服從它，這也是一個足以讓我們困惑的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