Ⅳ

盡管如此，但對道德底線做出某種實質性的說明還是可能的。我覺得這種努力沒有任何問題，隻要我們理解我們表達自己的深層道德的必要性。世界語的道德等價物大概並不可能——或者說，正如世界語相比之下更接近於歐洲語言而不是其他語言一樣，底線主義當其以底線道德的形式表達出來時將被迫帶著某一種充量道德的傾向和習語。並不存在中立的（非表現性的）道德語言。然而，我們還是能夠從我們的諸多價值和諸多承諾之中找出一些來，正是這些價值和承諾促使我們與布拉格的人民產生共鳴並一道遊行。我們也能夠在自家範圍內列舉出類似的情境，歸納出我們的種種反應，並盡力推想出什麽樣的情境和反應是共同的。這一努力的最終產物大概就是所有社會賴以維持的一係列標準——一係列否定性的禁令，極有可能是一係列反對謀殺、欺騙、酷刑、壓迫和獨裁的法則。這一係列標準在我們這些20世紀末期的美洲人和歐洲人自己的範圍內可能是以權利（rights）的語言表達出來的，而這種語言正是我們自己的道德充量主義（moral maximalism）語言。但是，用這種語言來談論那些任何人都不應該承受的傷害和錯行是完全可以的，而且我認為，這種語言是可譯的。

如果一種道德不能夠顧及上述這一點，也就是說，這種道德的踐履者對於他人的痛苦和受壓迫不能夠有所反應，或者（在有的時候）不能夠加入到他人的遊行隊列中，那麽，這種道德將是一種有缺陷的道德。一個侵犯底線標準的社會或政權（比如說捷克的共產主義政權）將是一個有缺陷的社會。在此意義上，底線主義提供了一個批判的視景（perspective）。但是，我想再次強調的是，道德底線不是一種獨立的道德。它隻是指出了各種特殊的深層道德或充量道德的一些重疊特征而已。因此，在我們批評其他社會時，把我們自己說成在很大程度上是在運用底線標準，我對此表示懷疑；至少，我們所做的比這更多。當然正是關於“真理”和“正義”的底線主義才使我們加入布拉格的遊行者隊伍得以可能。但是，當我們以這樣的方式——建議其他可能的選擇——來批評捷克的共產主義時，我們就很快地超越了底線，很顯然，我們所說的有些內容能在布拉格（或者在布拉格的這個部分或那個部分）引起積極的響應，但有些內容大概就不能。比如說，我可能捍衛社會民主的諸價值，盡管這些價值無論如何都不是反獨裁政治的普遍價值。對獨裁的其他批評會與我的論點的某一部分重疊，而對其餘部分卻可能忽視或拒斥。但是，我並沒有哲學上的理由將這些部分分離開來（我可以有政治上或審慎的理由）。

批判的事業必定是根據某種深層道德而展開。希望有根基的、引申出來的底線主義能夠充當普遍性批判的理想，這是錯誤的。底線主義隻促成某種有限的——盡管是重要的、令人振奮的——團結。它並不導向一種徹頭徹尾的（full-blooded）普遍教義。所以，我們暫時一道遊行，然後就回到我們自己的隊列。道德底線的理念在每一個這樣的時刻都扮演著一個角色，不隻是在遊行時。這一理念解釋了我們何以走到一起，也確證了我們彼此的分離。這一理念以其深度保證我們回到我們自己的深層。道德底線嵌入其中的那種道德，也是道德底線隻能臨時從中抽象出來的那種道德，就是那種我們向來就有的、唯一的、徹頭徹尾的道德。在某種意義上，底線必須有，但隻要底線有了，其餘部分就是不受限製的。我們應當加入布拉格的遊行隊伍，但是，一旦我們加入了，隻要是與我們更大的道德理解相契合的東西，我們就可以自由地為之辯護。遊行隊列是一個，同時也是許多個（或者說，遊行隊列有許多個，而有時是一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