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人的在場或表達乃所有意涵的根源，它不凝結為一種可理解的本質，而伸展自身為言語，因此外在地自身作用著。表達或麵容掙脫了在我思想內的形象，形象內在於我的思想有如它出自我一樣。此溢出不可還原為一種溢出的形象，它萌發於向往和善的尺度內——或者說非尺度內，形成了我與他人在道德上的非比例關係。外在性的間距立即把自身投向高度。由於位置，眼睛得以明白高度、位置，亦即從上向下的稟賦，構成了道德的基本事實。外在性的在場和麵容從來不會變成形象或直觀。所有的直觀都依據某種不能還原為直觀的意涵。它來自比直觀更遙遠的地方，是唯一的遠方來客。意涵不被直觀還原，它受向往、道德和善所規定，善是對於我的無限要求，是對他者的向往和與無限的關係。
麵容的在場或表達不與其他的可理解的顯現為伍。人的作為無一例外地有某種意義，但人的存在隨即就從這些作為中脫身出來並以它們來推測自己，人的存在同樣將自身交給了“作為”這個連詞。勞動是對別人具有意義的作品，他人可以獲得這一勞動——這反映在錢的交易上——而言語卻使我得以目睹我的顯現，它既不可代替又醒悟著，存在於勞動和言語之間的鴻溝因此是深刻的。但這是一種由醒悟的在場所張開的鴻溝，它從不脫離表達。這種醒悟的在場不是意誌的作為，它從意誌的行為中脫身並承擔起自己的命運，它產生了對他本不願意的“一堆東西”的意願。其實，這些作品的荒謬所涉及的不是形成這些作品之思想的過失；它涉及的是這種思想隨即陷入其中的匿名，是引起這一本質匿名的工人的誤解。讓克列維奇有理由認為，勞動不屬於表達。[1]在獲得勞動成果的同時，我將生產它的鄰人驅逐出神聖領域。隻有在表達中，人才能真正是獨特的和不可概括的，因為在表達中，他能夠向自身的顯現“伸出援手”。
在政治生活中，人類暢通無阻地以自己的作為來理解自身。這是一種可彼此互換之人的和有來有往的人性。這種越俎代庖式的代替是不尊重的根源，它使剝削本身成為可能。在曆史——國家的曆史——內，人的存在顯現為他的所作所為的總和——活著，他成了他自己的遺產。正義的本質就是使表達重新成為可能，在表達的非相互性內，人表現為獨一無二者。正義是一種言談性的權利。這可能就是宗教得以開放自身的天地。它遠離哲學並不必然地投身政治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