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自由即理性的“自我導向”者，遲早終必考慮到一個問題，此即：這個原則如何能既適用於人的內在生活，又適用於人與社會上其他成員的關係。在這些人士當中，即使最具個人主義傾向者，例如盧梭、康德、費希特等人，開始探討這些問題的時候，絕對是以個人主義為出發點，當他們探討到某一點上的時候，也要自問：理性的生活是否不僅適用於個人，同時也適用於社會？如果是的話，我們要怎樣做，才能造就這樣的一個理性社會？我希望能夠依照我的“理性意誌”（rational will），即我的“真正自我”所要求的方式去生活，然而，別人也希望能夠如此。我要如何才不致和他們的意誌衝突？依照理性所界定的“我的權利”，和別人的權利之間，界限何在？因為，假如我是有理性的話，我就不能否認說：基於同樣的理由，對我來說是合宜的事，對其他和我一樣具有理性的人，也必然是合宜的。一個理性的（或自由的）社會，必然是一個由所有具有理性的人都自由地接受的法則所支配的社會；也就是說，當一個人在被問及作為一個理性的人，他所需求的是什麽的時候，他自己就會製定這些法則，而這個社會，就是受這一類的法則所支配的。因此，這些界限，必須是所有具有理性的人，都認為適合於理性的人所應接受的正確界限。但是，事實上，這些界限要由誰來決定呢？這一類型的思想家主張說：如果道德與政治問題是真正的問題，則原則上，它們一定是可以解決的，而道德與政治問題，當然是真正的問題；這就是說，這些問題必有一個而且隻有一個真正的答案。原則上，所有的真理都會被任何具有理性的思想家發現，同時也能由他們清楚地證明，清楚到所有其他具有理性的人，也不得不接受它們，而事實上，在新近的自然科學中，絕大部分的情形，便是如此。基於此一假定，我們隻要建立起一種公正的社會秩序，一個理性的人，都得到他所應該得到的東西，就可以一舉解決政治自由的問題。很顯然地，我對不受束縛的自由之主張，乍看之下，有時候無法與你同樣絕對的主張相調和；但是一個問題的理性解決方式，卻不可能和另一個同樣正確的解決方式，互相衝突。因為，從邏輯上講起來，兩種真理不會是不能相容的；因此，原則上，一個公正的秩序，必然是可以發現出來的，在這一秩序裏，理性的規則，使一切可能發生的問題，都得到正確的解決。有時，人們把這個理想的、和諧的狀態，想象成“人類墮落”（the Fall of Man）以前的伊甸園；我們曾經從這個伊甸園中被驅逐出來，然而，我們卻仍然滿心渴望著它，將它當作仍然未能達到的黃金時代，在這個黃金時代中，人類由於已經具有理性，再也不會陷於“他人導向”（other-directed），更不會“疏離”或挫辱他人。當然，在現存的社會中，正義和平等的理想，仍然需要受到某種程度的強製，因為如果我們過早取消社會的控製，可能會使弱者與愚者，受到精幹狂妄型強者的壓迫。但是，根據這一學說，造成人與人之間互相剝削、互相羞辱的行為者，隻是人性中的非理性一麵。有理性的人，會尊重彼此之間的理性原則，而不願意去互相戰鬥或爭奪控製權。“統治的欲望”（the desire to dominate）本身就是非理性的表現，我們可以用理性的方法來解釋它並且糾正它。斯賓諾莎提出一種解釋與改良之道，黑格爾也提出另一種方法，馬克思提出了第三種方法。在某一個程度上，他們的某些理論，是可以互相取長補短的，有些則不能合而為一。但是，他們卻都認為，在一個由完全理性的人所構成的社會裏，控製他人的欲望，是不存在的或者是無法產生效果的。“壓迫”存在或“壓迫”欲望，隻是社會生活問題尚未得到真正解決的第一個表征而已。
我們可以換個角度來闡明這一點。自由就是“自我做主”（self-mastery），就是消除阻礙我的意誌遂行的東西，而不論這些障礙是什麽。不論是自然的阻抗、我自己不受控製的情感、非理性的製度或別人與我相反的意誌和行為所造成的阻抗等，都是這種意義下的障礙。對於自然，至少在原則上，我總是可以用技術性的方法去塑造它，使它成為合乎我的意誌之狀態。但是對於那些不肯心甘情願受我支配的人，我要如何對待？可能的話，我應當也把我的意誌強加在他們身上，依照我的模式來“塑造”（mould）他們，為他們在我的劇本中，安排一個角色。但是，這豈不表示唯有我才自由，而他們卻是奴隸？如果我的計劃，隻和我的期望與價值有關係，而和他們的期望與價值，不具有任何關係，則他們確實是奴隸。然而，假如我的計劃充分具有理性，這個計劃就能容許他們完全發展他們的“真正”本性，亦即實現他們作理智決定的能力，而“人盡其才”——這也就是我實現自己的“真正”自我的一部分。所有真正問題的正確解決，必然是可以相容的，不僅如此，這些解答還應該能形成一個獨一無二的整體，因為這正是我們之所以稱它們為“理性的”以及說宇宙是“和諧的”時所持的道理。每個人都自有獨特的性格、能力、理想與目標。如果我能夠了解這些目標與本性，果為何物，以及它們之間的關係如何，隻要這些目標和本性，合乎“理性”，則至少在原則上，如果我具有足夠的知識與能力，我就可以使它們都獲得滿足。理性的意思，就是了解人類與事物的真相，例如，我不應該用石頭製造小提琴，也不應該叫一個天生的小提琴手去玩笛子。如果宇宙由理性支配，我們就根本不需要強製；對於所有的人來說，一個正確計劃的生活，應當與“充分的自由”（full freedom）相吻合，亦即與理性的“自我導向”之自由相吻合。唯有當這個計劃，是一個“真正的”計劃時，也就是說，是唯一實現理性之主張的獨裁模式時，上述的境地，才會實現。這個計劃的法則，是理性所製定的法則，唯有那些理性猶在昏睡之中，不了解他們“真正”自我的真正“需要”之輩，才會厭惡這些法則。隻要每個人都了解並且都扮演“理性”所賦予他的角色，亦即明了他自己真正的本性，並且察覺他自己真正的目標，則社會就不會有衝突存在。每個人在這一幕宇宙性的戲劇中，都將成為一個獲得解決的、自我導向的演員。因此，斯賓諾莎才告訴我們說：“兒童雖然受到強製，但他們卻不是奴隸”，因為“他們所服從的命令，是為了他們的利益而下的命令”，而“一個真正的共和國裏的人民，不會是奴隸，因為這個共和國的共同利益裏，就包含了他們自己的利益”。同理，洛克也才會說：“沒有法律，就沒有自由”，因為理性的法律，是人類“適當利益”“共同利益”的導引；洛克並且補充說，既然這樣的法律，是“使我們免予陷入泥沼或墮入懸崖”的東西，把他們稱為“束縛”（confinement），是沒有道理的；也因此，他才會說，要逃避這種法律的企圖，不是理性的，是“放縱的行為”“沒有人性”等。孟德斯鳩在這一問題上，也忘了他那自由主義的主張，而說：政治自由並非扭曲我們做想要做的事，甚至也不是任由我們做法律允許之事，政治自由隻不過是“有力量去做我們應該想要做的事”；康德也重複了同樣的主張。柏克宣稱，基於個人自己的利益，我們必須限製個人的“權利”（rights），因為，“我們假定所有有理性的人，都會與事物的既定秩序相一致，而同意這種限製”。這些思想家，以及在他們之前的經驗哲學家，在他們之後的雅各賓黨徒及共產主義者的共同假定是：不論我們那可憐、無知、充滿欲望與**的“經驗自我”如何反對，我們每個人“真正”本性中的理性目標，都必定互相吻合或必須使它們互相吻合。自由並不是去做不理性、愚蠢、錯誤之事的自由。強迫我們的“經驗自我”去合於正確的模式，並非暴政，而是解放。[19]盧梭告訴我們說：如果我們自動把我們的全部生活，都奉獻給社會，我們就造成了一種“實體”（entity），這一“實體”不會傷害它的任何成員，因為它是每一個成員犧牲了同樣多的東西所造成的；我們又聽說，在這樣一個社會中，傷害任何人，都對任何人沒有好處。“我把我自己奉獻給所有的人，等於沒有把我奉獻給任何人一樣”，在這種情形下，我所複得的與我曾失去的一樣多，並且有足夠力量保有我的新收獲。康德告訴我們說，“一個人如果完全拋棄他狂放不羈的自由，他就可以在一個依賴法律的狀態中，重新獲得這些自由——絲毫沒有損失”，唯有這樣才是真正的自由，“因為這個依存關係，是我以自己的意誌作為立法者，而造成的”。如此，自由非但不是不能和權威相容，反而實際上變成了權威本身。18世紀裏所有關於人權的宣言，所包含的便是這種思想，所使用的便是諸如此類的說辭。同時，所有認為社會是依據一睿智的立法者，或自然，或曆史，或“超人的神靈”（the Supreme Being）而設計與建立的人士，所持有、所使用的，也都是這種思想與說辭。幾乎隻有邊沁倔強地重申說，法律的任務是要“拘束”（restrain），而不是要解放：“每一則法條都是違反自由的”——甚至當這種“違反”的行為，會使自由的全部含量增加時，也不能例外。
倘若上述看法背後的基本假定是正確的，即，倘若解決社會問題的方法，和解決自然科學問題的方法相同，假如理智（reason）果真是如理性主義所說的那樣無所不能，則上述的推論，便都是順理成章之事。在理想的情況下，自由即等於法律，而“自律”即等於“權威”。某一件事，是我作為一個正常人，所不應該希望去做的，則某一法條限製我去做那件事，就不是限製我的自由。在理想的社會中，在由完全負責的人物與規則所構成的社會中，統治者會漸漸消逝，因我根本就不會意識到他們存在。膽敢明白表示這種假定並且接受其後果的，隻有一種社會運動，此即無政府主義者（the Anarchists）的社會運動。然而，所有建立在理性主義者的玄學基礎上的各式自由主義，也都是這種信條在或多或少淡化之後，所呈現的結果。
有朝一日，傾其精力往這方麵探求解決問題之道的思想家，終會遭遇到以下這個問題，亦即：在實際的層麵上，我們如何能夠使人類變成如此的“理性”？很顯然，我們必須教育他們。因為未受過教育是無理性的、無法自主的，必須被人施以強製。即使隻是為了要使有理性的人，覺得生活是可以忍受的，我們也必須如此做。因為，如果他們必須和這些未受過教育的人，居住在同一個社會之中，如果他們不被迫隱遁到沙漠之中，或某些人跡罕至的深山之中，他們如何能夠忍受？然而，我們卻不能期望沒有受過教育的人，能了解教育者的目的，或者是和教育者合作。費希特說過：無可避免地，教育必須以“以後你就會明白我為什麽會這樣做”的方式進行。我們不能要求兒童明白，大人為什麽要強迫他們上學；同樣，無知的人或即目前社會上大部分的人，也無法明白，為什麽他們必須遵守那些法律，雖然，那些法律很快就會使他們變得有理性。“強迫也是一種教育”。你會學到服從能力見識高人一籌者的美德。如果你不明白，做一個有理性的人有何利益，那麽，在使你變成有理性的過程裏，你就不能期望我征詢你的意見。到最後，即使你不同意，我也必須強迫你去接受預防天花的注射。甚至連穆勒也有意要說如下的話：如果我來不及警告某人說，某一座橋就要塌了，我可以強行阻止他通過這道橋；因為我知道或我有理由假定，他不可能希望落水。費希特當然比他那個時代裏未受過教育的德國人，更明白他們希望如何，及希望做些什麽。聖人比你自己更了解你自己，因為你是自身**的受害者，你是一個無法自主的奴隸，因為你是愚蠢而盲目的，無法明白你自己真正的目標何在。你希望成為一個“人”。國家的目標就是要滿足你的這個願望。“強迫是有道理的，因為它可以教育你，使你在將來能夠具有真知灼見”。於是，我本性中的理性，若要獲得勝利，它必須消除或壓製那些使我變成奴隸的“卑賤的”本能，亦即消除或壓製我的情感與欲望；同樣地，社會中比較優秀的分子，也就是受過較良好教育的、比較有理性的，那些“具有他們的時代與人群之最高智慧”的人物，也可以使用強迫的手段，去使社會中無理性的人，變成有理性的人，這種從“個人”轉變為“社會概念”之間的重大改變，幾乎是無法察覺的。因為黑格爾、布拉德雷（Bradley）、波桑癸（Bosanquet）等都屢次向我們保證說，如果我們服從具有理性的人，我們就等於服從我們自己——不是受無知與情感愚弄的我們，不是一個需要治療的病夫，也不是那種需要監護人的我們；而是，如果我們有理性的話，我們將可以變成的那種人。理論上每一個有資格稱為“人”者，都具有內在的理性因素，隻要我們肯聽從內在理性的指引，我們甚至在當前就可以成為理性的人。
從主張強硬而嚴格中央集權的“機體”國家者，如費希特，以至於主張溫和而人道的自由主義者，如格林（T.H.Green），那些倡導“客觀理性”（objective reason）的哲學家，當然都認為他們是在實現：存在於每一個有知覺的人心中的理性需求，而不是在抵製這些需求。無論這理性需求多麽不夠完美，畢竟存在於每一個人內心中。然而，進一步落實時，我卻可能會拒絕這種“民主的樂觀主義”，同時拋棄黑格爾學派的“目的決定論”，轉而采取某種“意誌主義”（voluntarism）的哲學立場，從而想要把我自己這一套用理性的智慧所構想出來的計劃，為了社會本身的好處，強加在我的社會之中，但話雖如此，我可能會遭到我大多數同胞的長久反對。於是，假如我不堅持到底，這一套計劃可能就永遠沒有機會展現成果。或者，我可能會完全拋棄理智，而把自己想象成一個充滿了靈感的藝術家，就像畫家把顏色調配在一起、作曲家把聲音調配在一起那樣，我用我獨特的眼光，把人類塑造成某些模式；人類本是未經琢磨的素材，我把我富有創造力的意誌，強加在他們身上，而在這個過程中，雖然有人因此受難，甚或因此喪生，但人類卻可被提升到一個較高境界之上，而若非我用強製性而富有創造力的方法，去冒犯他們的生活，他們或許永遠都達不到這個境界。每一個為他們行為，找尋某些道德上甚或美學上借口的獨裁者、異端審訊者（inquisitor）與暴徒等所使用的，便是這一種論辯方式。我必須為人們做一些他們自己無法做的事情，或與他們一起做這些他們自己無法做到的事情，而我也無法征詢他們的許可與同意，因為，他們根本無法明白：什麽事情對他們最有好處。事實上，他們所願意接受的，或許根本就是一種庸碌可鄙的生活，或許根本會為他們帶來毀滅，造成自殺的後果。讓我再一次引述此一英雄式學說的真正創始人費希特的話：“任何人都沒有權利違背理智。”“人類懼怕將自己的主觀性，臣服於理智之下；他寧可選擇傳統或一己的任性。”但是，人卻必須臣服。[20]費希特提出他所謂“理智”的主張，拿破侖、卡萊爾以及浪漫的權威主義者，則或許崇拜其他的價值，而無論如何，他們都認為，他們憑強製力所建立的秩序，正是唯一通往“真正”自由的道路。
孔德也曾經很尖銳地表現出同樣的態度，他曾經提出這樣的問題：“既然在化學或生物學中，我們不容許自由思想存在，為什麽在道德與政治中，我們就必須允許它的存在？”為什麽呢？倘若對所謂“政治真理”的討論是有意義的，倘若“政治真理”即是指一旦發現之後，由於人之所以為人的本性，人類必然會一致同意的那些社會目標（social ends），而誠如孔德所相信的，倘若有朝一日，科學方法自然會發現這些目標，那麽，意見自由或行動自由又有什麽容身之地？至少，倘若視意見自由或行動自由本身為一種目的，而不視其為隻是對個人或團體的知識氣氛的一種激勵，便沒有什麽意義可言。事實上，為什麽我們應該容忍任何未經合適的專家授權過的行為？至此，孔德已將自古希臘時代開始，隱含在理性主義的政治理論中的含義，直截了當地陳述出來了。在原則上，正確的生活方式應該隻有一種；睿智的人自然而然會領導群倫，這就是他們之所以被視為睿智的原因。智者必須運用所有他所能掌握的社會工具，把魯鈍的人引導到正確的路途上，因為我們為什麽要容許明白可見的錯誤，繼續繁衍？我們必須使那些不夠成熟、未經啟蒙的人們明白：“唯有真理才能使我得到解放；唯有在今天盲目地依照明白真理的‘你’所命令的、所強製的去做，未來，我才能明白真理，因為我確實知道，唯有如此，我才有可能像你一樣，具有清晰的洞察力，也才有可能像你一樣的自由。”
至此，我們確實已偏離了我們的自由主義的出發點了。以上這番辯論，是費希特在他最晚時期所使用的說辭，在他之後，另一些權威維護者，從維多利亞時代的學校教師和殖民地行政官以降，直到晚近的民族主義者所援引的說辭，也不外如此。而這一番說辭，其實是斯多葛學派及康德學派，根據“自由的個人，有權依其內心的理智行事”為理由，在道德上，強烈反對的立場。在這種情形下，理性主義者的說辭，因為假定了“單一而真正的解決之道”存在，一步一步地從主張“個人責任”與“個人自我追求完美”的倫理學說，轉變成一種主張服從於某些類似柏拉圖式守護者的“精英分子”指示的集權國家學說。這些步驟，或許在邏輯上看來，是說不通的，但從曆史、心理的觀點看來，卻是可以了解的。
康德那種嚴格的個人主義，在某些思想家的手裏，卻變成了某種幾近純粹極權主義的學說（totalitarian doctrine），而這些思想家中，還有人自稱是康德的門徒。是什麽原因，造成這種奇怪的逆反現象？這個問題，不僅是一個具有曆史興味的問題而已，因為不少當代的自由主義者，都曾經曆過這種特殊的轉變。無疑，康德確曾繼盧梭之後主張說：“自我導向”應是每一個人都具有的能力；道德上的事情，應該沒有所謂“專家”之類的人，因為道德並不是某種特殊的知識，並不是如功利主義者與啟蒙運動中一些“哲士”所主張的那樣，而是普通的人類潛能之正確運用而已。因此，使人類獲得自由的途徑，並不是要按某種能改善自己的方式去行動，這一點是可以被強製做到的，但並不是自由的要諦；重點在於：人們了解，為何他們必須這樣做？而這一點，是任何人無法代替別人去做的。然而，即使康德本人，當他論及政治問題時，他也承認，法律絕對不可能剝奪我的任何自由，因為，如果這項法律是我作為一個理性的人，應該讚同的法律，則既是我自己已讚同的，它自然不可能剝奪我的自由。這個想法，就為“專家統治”（the rule of experts）開啟了方便的大門。我不可能在製定每一條法條的時候，都征詢每一個人的意見。政府不能一天到晚舉行公民投票。此外，有些人並不像別人一樣，那麽容易聽從理智的指揮。事實上，有些人根本就聽不到理智的聲音。如果我是一個立法者或統治者，我就必須假定：如果我所製定的法律是理性的（而關於這一點，我也隻能征詢我自己的理智），則隻要社會成員是些有理性的人，這法律就應該會得到我的社會中所有成員的同意才對。因為，他們如果不讚成的話，則從上述意義而言，他們就顯然是無理性的；如此，我們就必須用理智來壓製他們，至於到底是根據他們自己的理智或是我的理智，就無關緊要了，因為每一個人心中的理智表現，本是相同的。我發號施令，如果你拒絕服從的話，我自己就必須負起責任，壓製存在你心中的那些反理智的、非理性的因素。我會嚐試著教導你自動去壓製它，若能做到，我的工作就會輕鬆了許多。但是，我必須為公眾的福利負責，我總不能等到每一個人都完全有理性的時候，才開始行動。康德或許會反對說，人民的自由，要旨本是在於：唯有人民自己，才能為自己下必須服從的命令。但是，這隻是完美的說法。如果你沒有辦法訓練你自己，我就必須代替你來訓練，你不能抱怨說如此你就缺乏自由，因為康德的“理性裁判”（rational judge）已使你成為囚徒，這一事實，就足以證明你沒有聽從你自己內心的理智，同時，也證明你就像一個小孩子、一個野蠻人、一個白癡一樣，尚未成熟，無法自主，或者，根本永遠無法自主。[21]
這種說法如果導致專製，縱令是由最卓越者或最睿智者所統治的專製，結果畢竟還是專製，正如《魔笛》（Magic Flute ）一劇中薩拉斯特羅的殿堂[22]，畢竟還是煉獄一樣。然而，這種專製的結果，卻又與“自由”成為同一回事，則在這個論辯的前提中，是否可能有什麽東西被忽略了呢？這些基本假定的本身，是否發生了錯誤？讓我把這些假定再重述一次：第一，每個人都有一個真正的目的，而且隻有一個真正的目的，此即：理性的“自我導向”。第二，所有有理性的人，其目的都必然會合於某種獨一無二的、普遍而和諧的模式，而某些人則比其他人，更具有察覺這種模式的能力。第三，所有的衝突，也就是所有的悲劇，都是由於個人或團體生活中，非理性或未完全合乎理性的因素，也即生命中不成熟或未發展完全的因素，和理智互相衝突所引起的；這些衝突，在原則上是可以避免的，而它們也不可能發生在絕對具有理性的人身上。最後一點是：當我們使所有的人，都成為有理性的人之時，他們就會遵從自己天性中的理性法則，而這法則在每一個有理性的人的心中，都是一樣的，同時，人類也因此能夠絕對而完全地獲得自由，並絕對而完全地遵守法律。這就是兩千餘年來，蘇格拉底以及追隨他而締造了西方主要倫理與政治傳統的人，大體的論點。然而，他們是否可能都弄錯了？莫非美德根本就不是知識，而自由也根本就不等於美德或知識？“知識就是美德”這個有名的看法，當前雖然遠比過去任何時候，都影響更多人的生活，然而，是否它的基本假定，根本就是無法加以證明的？甚或根本就是錯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