製度的幻想

（一）圍牆、海灣和製度

我想利用這次報告的機會評估目前的曆史形勢有什麽樣的地位。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當我們在這種理論“研究院”發揮作用時，我們每個人都相繼想到致力於題為“形勢分析”的危險工作。大家記住了那些似乎對當時的曆史背景有頭等重要性的事件，大家因此對它們作了分析，並且從這些分析出發，大家設法確定關於當代世界及其未來的盡可能充分的描述。

然而，這個艱苦工作的目的不僅僅是為了盡可能好地理解“現實”，而且是為了限定我們借以打算引導複雜而動**並構成為上述形勢的力量遊戲的活動。理論分析曾總是與實踐方案緊密聯係在一起。我們力求客觀地、毫無偏見地認識事物，這不是為了滿足起批判作用的理智的愉快，而是為了正確無誤地提出問題：在這種形勢下有什麽合適的做法嗎？這個問題實際上意味著：在我們的範圍內，我們怎樣才能幫助那些在爭取解放時受剝削和異化的人們呢？此時此刻，憑借哪種幹預，我們才能做到這一點？

我並不因完全的懷舊而讓人想起“形勢分析”的古老經驗。對它的回憶幫助我估計今天的情況有多不同，我們目前能期待這個實踐發生多大變化。顯然，我們並非一個批判實踐研究院，因而我們並不需要勾畫出政治方向路線。我們提出的幹預限於論文和文集的出版。這並不意味著這種活動是次要的。它是有所不同的。差異並不取決於由我們組成的批判小組的名稱，而是產生於一種影響曆史形勢本身並同時影響了批判性質的變遷。

為了快點講，真想不到至少在我們國家裏戰鬥實踐已成了一種防禦實踐。我們必須經常不斷地重申少數民族、婦女、兒童、同性戀者、南方、第三世界、窮人等的權利，公民權、教養權和教育權、動物權和環境權，（當然）我列舉的權利並不完全。我們必須簽署請願書，撰寫作品，組織討論會，參加某些小社團，從事選舉谘詢，出版書籍。如做到這一點，我們就承擔起通常與知識分子地位相聯係的責任。這裏所講的“通常”，指這些實踐受立法的授權甚至支持，或至少受成文和不成文規則的許可和鼓勵，而這些規則則決定這種地位。社會允許我們、要求我們這樣行動：我們有序地為全球體製的發展做貢獻是社會的需要。

憑此方式，我們就能使我們為爭取解放而作的戰鬥所繼續追求的情感富有生命力。這一點也不假。然而，有直接的跡象表明，戰鬥本質上發生了變化，即我們付出的代價降低了，我指的是：我們必須用於批判實踐的精力消耗和時間消耗減少了。這種減少無疑表明了我們的戰略已從進攻過渡到防守。依據克勞塞維茨所說，用於攻擊的時間量和能量是防守所需的七倍。在現實條件下，在規模上，解放戰爭讓我們付出的代價要比以前減少百分之八十，但結果可能是相同的……

實際上，結果並不等同。解放不再是唯一可替代現實的方法，誠如一種征服現實並向現實強加外衣的理想。還不如說，解放是製度設法在自己的一個或另一個區域內達到的目標之一，這些區域有勞動、稅收、市場、家庭、性、學校、文化、通信。這個目標任何地方都到不了，它遭到了內部和外部抵抗。可是，針對該目標的這些相同的抵抗促使製度複雜化和更加開放，推動新的事業。解放變得可捉摸了。製度真正的運作方式從此包含種種規劃，這些規劃不僅僅準備用於使現存的一切處於最理想的狀態，而且還是些冒險的計劃，“用以觀察”的探索，它們產生了更多的複雜性和更“靈活的”慣例。

這裏是一幅有很強田園味的圖畫，我知道這一點，並且大家感到在政治話語、商業信息和行政關係中這幅畫一再重複以至於令人生厭。批判的任務恰恰是發現並揭露體製在解放方麵的完全無能。但值得注意的是，這個任務的前提為：解放從今以後由體係本身來承擔，具有某種應有的本質的批判是體製所要求的，目的是為了更有效地履行這個職責。我想說如果體製仍處於爭議中，如果仍有爭端，那麽批判就這樣有助於改造爭端。

觀察者和評論家們可從這種形勢得到自信，即啟蒙運動的大敘事最終戰勝了有關大寫的人和曆史的描述，這些描述為了反對大寫的人，已設法獲得了有關人類事務的理論和實踐指導方向。侵入西柏林商店的東德人群提供了證據，即自由的理想，至少是自由市場的理想，早已縈繞在蘇聯人的所有頭腦中。

當我於1989年6月和12月在東柏林時，我已可觀察到東德知識分子曾多麽關心保護甚或設計這樣一個立場，它使我們能繼續批判西方自由主義，猶如批判東歐的政體，這裏講的我們包括他們在內。對一種在激進主義傳統內形成的思想而言，這種要求的提出，猶如呼籲重新開始我們曾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做過的工作：邊引導對於“晚期資本主義”的批判分析，邊引導對所謂“共產主義”的社會作批判分析。這個設想的確動人。

無疑，我們總是可以依據資本主義的躍進和後斯大林主義官僚體製與組織的衰落來了解西歐和“東”歐（實際上，寬泛講來指中歐）的局勢。但有個角色必定不會出現在畫麵上，這就是無產階級。就其嚴格的詞義而言，無產階級不應與工人階級混為一談。階級曾是一個社會實體，依據社會學和文化標準，階級在不同程度上是可辨認的；它的概念曾屬於人類學。而無產階級之名，則指證著現代史對真實進行設想的理念。該主體隻曾擁有勞動力作為唯一的財產：依據馬克思主義，資產階級的剝削對象曾是整部人類曆史的真正動力。資產階級剝奪了無產階級對這種勞動力的使用權，目的是為了把無產階級奇特力量的成果占為己有：創造出比勞動力消耗多得多的價值。這是“有益的生產率”的典型範例。

各種勞動階級被設計成了解放的無產階級：基於身受資本主義關係束縛的多種勞動者共同體，形成一個唯一的、有覺悟的和自主的集體主體，該主體有能力把全人類從傷害中解放出來。在這種看法中曾有某種悲劇性的事情：社會受躁狂症的折磨，經受可怕的淨化。因為社會所受罪行的傷害並不是一種人們通過法庭前的訴訟能彌補的損失，而是一種傷害，並且未曾有法院可公正地傾聽兩個當事人的聲音，即勞動者和資產階級。勞動者的權利實際上是人類的自治權。階級鬥爭的真正賭注是這個權利：“階級反對階級”，不考慮民族、性別、種族，也不考慮宗教信仰。

典型的舊角色身上存在的體製已隻能以角色的名義模仿辛辣的詼諧。他們依次死亡，毫無例外。大家都擔心，這個過程將花上數年並且如果沒有劇烈的動**會毫無進展。但我們還沒有發現有什麽能抗拒這個過程。在這個完全是“實踐的”批判的出乎意料的訴訟中，作為這樣的勞動階級沒有起作用並且將來也不會起任何作用。國際工人運動已消失在局部的團體中，這些團體除了旨在保護某類勞動者的利益以外再也沒有其他目的了，而階級鬥爭與其他要素一起一直是反對對製度的發展進行抗拒的力量。然而，我已說過，製度的發展需要這樣的障礙來改善其性能。

因而，人們說有關解放的“資產階級”話語和與“晚期資本主義”時期聯係在一起的共同體組織類型使一場兩個世紀的戰鬥產生了得勝者。其他閱讀和處理曆史的種種方式設法強加什麽，這是徒勞的。製度似乎擁有充分理由呈現在唯一捍衛權利和自由的人那裏，包括批判家的權利和自由在內。如果批判、詢問和想象真的要求一個社會的和精神上開放的空間，如同卡斯多裏亞弟和勒福爾所表明的，如果惟有製度才能保證這個開放（因為它需要開放），那麽怎樣才能滿足像我們的東德同事們提出的這樣的激進批判要求呢？

柏林牆的倒塌是一個極富意味和包含曆史後果的事件。誠如人們所看到的，柏林牆的倒塌還具有關於批判家地位的決定性內涵。當我寫這本書時海灣危機仍處於懸念階段（1990年10月），但海灣危機一樣意味深長，隻不過有所不同罷了。整個西方製度檢驗著它的帝國主義政策的直接和間接效果，這並非第一次，並且可能也不是最後一次。顯然，伊拉克的獨裁產生於由西方列強兩個世紀以前在近東造成的局勢。依據各自的利益和權力關係，這些西方列強被分配到這個地區，這些權力關係把它們相互聯係在一起，同時，它們憑著這種瓜分政策設法“解決”它們的內部矛盾，尤其當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發生的漫長經濟危機存在時更是如此。薩達姆·侯賽因是西方大使館的產物和大商號的產物，如同希特勒、墨索裏尼和佛朗哥，第二次世界大戰得勝者則向他們強索被他們踐踏的“和平”，還給他們的國家。薩達姆依然更露骨和更無恥。但伊拉克的獨裁像其他獨裁一樣，產生於資本主義製度的疑難轉移到更不發達或簡單說來更不具抵抗力的國家這個過程中。

在薩達姆·侯賽因的體製與我已引證的其他人的體製之間存在的差異中，我將提到兩個差異，它們特別涉及我的意圖。第一個差異存在於正當西方製度的擴張達到史無前例的比例時，伊拉克對西方製度突然發出了挑戰。在這點上，薩達姆·侯賽因似乎並未采取措施推翻象征著柏林牆倒塌的世界格局。相反，兩次世界大戰期間意大利和德國所遭受的經濟危機仍然影響了美國和歐洲其他國家。

第二個差異則不太合時宜，我將更多地停留在它上麵：它與目前思考的一般方向聯係在一起。使得上麵提及的獨裁成為可能的，首先是打擊經濟生活和社會生活的苦難，回想這一點是毫無用處的。這種苦難使人感到羞恥，它激起了怨恨，並且正是在此存在著種種情感情緒，其中大多數精神在當代西方幾乎並不擁有表現，因為它們並不擁有表現的經驗。人人都受了羞辱，因為人人都估計自己所屬的共同體和文化同支配者所屬的相比較同樣傑出，而非差得遠。當涉及一種偶然而新近的失敗時，羞辱就仍然是次要的，而怨恨就被克服了。如統一的德國，這就是我們所期盼的。

然而，近東的情形就並非如此了。生活在近東的阿拉伯人幾個世紀來已經曆了世界上最輝煌的文明之一。伊斯蘭教傳統把這當作記憶加以保存。但這些阿拉伯人也知道，幾個世紀以來，阿拉伯的伊斯蘭教文化已遭受西方列強的使人蒙羞的統治。無疑，“沙漠盾牌”策略不會忽略喚醒在這些地區的人群中猖獗的一種怨恨。雖然它在西方人已虛構的國家與國家之間被分隔，但它肯定像一個祖先的共同體的唯一後代那樣抵抗和將會抵抗，伊斯蘭教的烏姆就是該共同體的後代。這種文化被用來熏陶所有的人即天生的阿拉伯人，他們都知道讓人了解伊斯蘭教的名譽和烏姆的名聲，並恢複其在全世界的榮譽。

正是在這裏，而非在其武裝力量中，存在著薩達姆·侯賽因的力量。如果一場世俗阿拉伯運動的領袖、複興黨的領袖毫不猶豫地訴諸烏姆來報複對伊斯蘭教聖地的侵犯，這並非出於偶然。海灣危機的真正賭注仍存在於此。從眼前來看，巴格達的獨裁者無疑會戰敗，失敗的方式尚不可確定。同樣無可置疑的是，從中期來看，包括黎巴嫩、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在內的近東地圖應被修訂。真正的問題是在將來：伊斯蘭教能繼續用日常生活的每個細節都表明和認可的靈修或象征體係來對抗在西方社會和被同化的社會中盛行的完全世俗化的生活方式嗎（這裏的靈修或象征體係以自己的一種遠勝於特殊宗教信仰的總體文明之名存在的）？我的意思是：一種人類一體化的方式，西方方式對此是完全陌生的。如同從前被亞伯拉罕和穆罕默德所傾聽的聲音，穆安津的聲音回響在城區和沙漠上，以便提醒眾人除了由這種聲音宣布的戒律以外，在人類事務中沒有其他權威。

如果人們想鑒別在近東對峙的兩個政黨並確定在部隊和宣言那邊的真正衝突的賭注，那麽，這個權威問題就可充當試金石。在現代製度下，更在後現代製度下，權威是受爭論的問題。可以這樣說，權威向來隻是歸於並讓予個人或團體的，個人或團體隻在一段有限的時間內占據著權威場所。這個場所原則上是空閑著的。權威是由一個契約確定的，雖然權威的話起最終決定性作用，並且戒律是用這種話表達出來的。

這就是民主政體的悖論，以致涉及共同體的最迫切要求、“基礎”和諸決議都產生於共同體的一個決議。如此，依附於戒律理念和最高法庭理念的超驗性或相異性仍然內在於共同體的同一性。權威場所的空閑是這種“空白”或這種虛空的典型範例，開放的製度在自身內部保留著這個虛空，以便有能力批判、糾正並調整自己特有的性能。就權威人物與聖父這樣的角色相似而言，我們可以說在這裏“聖父”是被子孫共同體選定的，是在子孫共同體內選定的。

在伊斯蘭教傳統中（或猶太教傳統也一樣），聖父挑選其子民，任何他們的代理人、先知，並向他們口授其戒律。隻有通過閱讀由最早的見證人在“聖書”中記錄下來並世代相傳的書信，我們才能理解這種超驗的、深不可測的戒律。權威與其說是一個要加以爭論的問題，還不如說是一個要加以解釋的問題，這種完全特殊的解釋對書信沒有什麽補充，卻隻是盡力“填補”把書信分隔開來的那些空白，誠如人們在猶太教法典的讀物中所看到的。

我們從這個過於簡短和過於雄心勃勃的描述至少可以得出這樣一個否定性的結論，即目前由海灣危機所表明的曆史局勢如同被純粹自由主義的解釋忘記了。西方毫不羞愧地宣告薩達姆·侯賽因是一個暴君，揭露了阿拉伯人歇斯底裏的狂熱崇拜並利用薩達姆對國際法的踐踏進行幹預，好像西方本身不曾幹過同樣的壞事，（實際上）這並沒有過多麽長的時間。

在製度與製度間的競爭中，決定性的行動是它們在自己的運轉方式中保存的開放度、“間隙手法”。這個結論引起了兩個問題。首先，是它的前提問題：對局勢的思考應依據有效力量，不管人力或物力采取什麽樣的形式。我們隻有在力量關係方麵，即從動力學的觀點來分析當代世界嗎？其次，諸製度為什麽須處於競爭中？萊布尼茨的形而上學也是一種關於體係（製度）的理論，但那裏的單子並不引發爭奪統治權的戰鬥。競爭過程的進行出於何種必然性？

對形而上學的問題作形而上學答複嗎？這有必要嗎？眾所周知，形而上學方法是沒有出路的。它至多是批判的對象。然而，使這種批判成為可能的，是開放製度在自身內部保留和保護的內部空閑的空間。這個製度不需要一種形而上學的合法性，它需要這種自由空間。在這種條件下，批判總是可能的和令人想望的。但它的結論也同樣總是如出一轍：沒有結論，必須進行意見不同的總結，“空白”總是存在於“本文”中，這裏的“本文”是就人們使用這個詞的含義上而言的。空白是批判的源泉。空白是開放製度張貼在精神作品上的商標。

可是，除了批判以外，空白還準允想象。例如，空白允許人們隨心所欲地敘述故事。我從未以這樣一種方式描述目前的局勢，即一點不具批判性，完全是“表現性的”，參考要甚於反思，因而是素樸的，甚至是幼稚的。除天才以外，還有點像伏爾泰風格的故事。我的理由是我的故事一般在非常嚴肅的環境裏流傳，在物理學家、生物學家和經濟學家中流傳。所采取的方式的確非形象，甚至可怕，好像這個傳說是後現代世界為自身設想的不可明言的夢想。總之，故事曾是大敘事，在大敘事明顯失敗之後，後現代世界堅持敘述關於自身的大敘事。的確，這裏有不合邏輯的地方，對此有很多話值得一說——但這個不合邏輯並不在於傳說中的主角不再是大寫的人這個事實。不過，還不如傾聽這個傳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