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可有意義地稱為“有用的”東西，都隻成了產生舒服的手段。愜意事物是基本價值，有用事物是導出價值。隻要文明在產生有用事物，該文明的意義，每一使用這一文明的意義，就是享用愜意事物。所以，有用事物的最終價值也由它們的占有者的享受能力來決定。生產這些事物的勞動倘若使享受能力降低，則是不“值得”的。能夠、且必須使享受從屬於更高的價值，從屬於與生命相關的價值，從屬於精神文化價值，從屬於“神聖事物”；將享受從屬於使用是荒謬之舉，因為這意味著使目的從屬於手段。[9]
有用勞動勝於享受愜意事物，成了現代道德的一條優先法則。
但是，一種現代特有的禁欲主義在這裏顯露出來了，中世紀和古代都對此陌生；它的推動力是導致了現代資本主義產生的內在力量的一個極為本質的組成部分。[10]它在某種意義上體現了另一種“禁欲主義”生活方式的反麵，即新教的生活方式——這種生活方式的目標正是提高生命功能，其中包括提高享受能力。
現代禁欲主義表現在：與一切有用事物相關的愜意事物，一旦終歸隸屬於有用事物，就會一延再延對它的享受。對較高享受能力和藝術享受的怨恨，對較豐富、要求享受能力較強的生活的嫉妒和仇恨，亦是現代勞動者和有用者的動因。在有用事物——對愜意事物的單純“指示”——麵前，這種人徹底翻轉對愜意事物及其享受的評價：說它們“壞”。由此製造出一種極為複雜的、用於產生愜意的機理；一種無止境的勞動纏上了他——最終根本談不上享受這些愜意。在心理上已從一種較低的享受能力中產生出無束縛的欲望——有用事物所需的勞動。此外，既有的享受能力因這種欲望日漸扭曲；於是，有用勞動幹得越多，就會越加強對外部手段的享受，因而能享受的就越少。相反，為了實際的享受，生活較為豐富的人日益缺乏增進享受能力所需的手段，因為他們不允許自己同他人的勞動競爭，以便充分地享受。由此，現代文明麵臨這種趨勢：最終誰都得不到現代文明生產的不計其數的愜意事物的好處。人們要問：渴念愜意事物，為之憔悴，並占有愜意事物的那種人，其實就是不能享受它們的人，本可享受它們的人又並未占有它們，那麽，無休無止地生產這些愜意事物到底有什麽意思？
帶著勞動狂熱，人們不斷重新生產出愜意事物；在這種生產活動中，態度日顯認真，精力投放日多，生命力的犧牲日增。享受如此艱辛地生產出來的事物，卻被斥為“壞”，以同樣猛烈的狂熱棄置它們。這使現代文明顯得特別“可笑”和“滑稽”。
古代禁欲的理想是：以最低限度的愜意事物、然後才是有用事物去獲得最大的愜意享受。應該提高從最單純的、隨處的事物中（如大自然中）獲取最高享受的能力——這種提高帶來安貧、順從、貞潔、冥思世界和神性事物的誡命；這樣一來，借助於愜意事物、尤其有用事物——“舒適機理”的一個頗小的尺度，就獲得享受的程度，較弱的生命隻有借助於同樣事物的更大尺度才能獲得同樣的程度。正如有用事物在此隻作為享受的一個輔助手段，用最少愜意事物就能獲得別人要用較多愜意事物才能獲得同樣享受的人，就具有最大的享受能力。不管古代的禁欲是否本身情願，它事實上提高了享受能力，從而也提高了生命。[11]
現代禁欲塑造出另一種理想，就理想之倫理意義而言，它恰恰是古代理想的反麵：在愜意和效用達到最大程度時獲取最低限度的享受！所以，我們看到，哪裏勞動強度、勞動量最大（比如在柏林以及北德的其他大城市）[12]，享受能力和享受藝術就降到可以想見的最低程度。不計其數的愜意刺激恰恰在扼殺享受的功能及其文化；周圍環境越是五光十色、活潑歡快、嘈雜喧鬧、充滿刺激，人顯得越少歡樂。麵對快活事，悲戚戚的人根本不知從何快活。這便是我們大城市的娛樂“文化”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