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21世紀中國史學發展的趨勢，史學界同行們已經發表了不少有價值的見解，有的已見諸報刊。總的來看，21世紀的中國史學將更加密切同外國史學的對話，並將進一步加快融入世界史學潮流的步伐。同時，中國史學在馬克思主義史學建設方麵，將會拿出新的成果，並保持其主導作用與主流地位；中國史學在總結古代史學遺產方麵，也將拿出新的成果，以突出自身的民族風格和民族特色。這個基本趨勢，在曆史學的理論、方法論上，在研究對象、課題確定和價值取向上，在研究手段和成果表現形式上，都會有所反映。
這裏，我想講講關於影響21世紀中國史學發展麵貌的幾個問題。這些問題，有的也是老生常談了，但因其十分重要，還是有不斷加以強調的必要。
一、百年總結與21世紀中國史學
20世紀中國史學，是中國史學史上極為壯麗的一段曆程，也經受了前所未有的考驗，但終究取得了輝煌的成就。怎樣看待這段曆程？怎樣從史學思想上估量20世紀中國史學給我們的啟示？這無疑是值得進一步思考和探討的。我認為，認識20世紀的中國史學，重在把握大勢和提出問題。把握大勢，以明了其脈絡；提出問題，以權衡其得失。關於20世紀中國史學發展大勢問題，論者已多，不再重複。這裏，就我認為是比較重要的幾個問題，講一點初步的思考。
第一個問題：20世紀中國史學最顯著的進步是什麽？
從中國史學發展總的進程和史學的性質來看，是否可以認為，曆史觀的進步是20世紀中國史學最顯著的進步。明乎此，才能把握20世紀中國史學的關鍵。
20世紀的中國史學在曆史觀上的進步有兩個發展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從古代曆史思想的積極成果，即樸素的唯物觀點和樸素的進化觀點到近代進化論；第二個階段是從近代進化論到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前者完成於20世紀初；後者完成於20世紀三四十年代，並在50年代廣泛傳播，八九十年代進一步深化。20世紀中國史學上出現的曆史觀，林林總總，各騁其說，觀其大勢，即在於此。
為什麽說20世紀中國史學最顯著的進步是曆史觀的進步呢？這是因為：第一，在悠久的中國史學發展史上，盡管曆史觀也在不斷進步，但如同20世紀這樣，百年左右，曆史觀出現兩次根本性變革，是前所未有的。第二，20世紀的中國史家論史學的進步，十分強調曆史觀的重要。如“新史學”的倡導者梁啟超是強調“曆史哲學”的。他認為：“苟無哲學之理想者，必不能為良史。”[2]馬克思主義史學奠基者之一李大釗，在1919—1920年先後發表了《我的馬克思主義觀》、《史觀》、《唯物史觀在現代史學上的價值》等論文[3]，突出地表明了他對唯物史觀的重視。郭沫若、翦伯讚等對此也多有論述。如翦伯讚在《曆史哲學教程》一書的序文中指出：“我所以特別提出曆史哲學的問題，因為無論何種研究，除去必須從實踐的基礎上，還必須要依從於正確的方法論，然後才能開始把握和理解其正確性。曆史哲學的任務，便是在從一切錯綜複雜的曆史事變中去認識人類社會之各個曆史階段的發生發展與轉化的規律性，沒有正確的哲學做研究的工具，便無從下手。”[4]這就是說，人們對於曆史的研究並使其達到對於曆史的科學認識，必須“依從於正確的方法論”，以“正確的哲學”為其指導。換言之，哲學的進步，曆史觀的進步，必然會推動曆史研究的進步和發展。再者，新曆史考證學的代表人物之一顧頡剛，在1945年論到“民國成立以來”中國史學的進步時寫道：“過去人認為曆史是退步的，愈古的愈好，愈到後世愈不行；到了新史觀輸入以後，人們才知道曆史是進化的，後世的文明遠過於古代，這整個改變了國人對於曆史的觀念。”[5]這是他對“西洋的新史觀的輸入”的評價。由此可見，這些屬於不同的史學思潮和曆史觀念的史家，都強調曆史觀的重要，絕非偶然。第三，這是最重要的，即曆史觀的進步和變革，反映了史學發展中自身性質的變化。誠如李大釗所說：“實在的事實是一成不變的，而曆史事實的知識則是隨時變動的；紀錄裏的曆史是印板的，解喻中的曆史是生動的。曆史觀是史實的知識，是史實的解喻。所以曆史觀是隨時變化的，是生動無已的，是含有進步性的。”[6]這些論述，一則說明曆史觀是不斷發展的，二則說明曆史觀決定著史學的“實質”。倘若我們以“新史學”的曆史理論及其撰述同19世紀和19世紀以前的曆史理論及其撰述相比較，不難發現史學所發生的重大變化；同樣，我們以馬克思主義史學的曆史理論及其撰述同“新史學”的曆史理論及其撰述相比較，也會發現史學所發生的重大變化。
綜上，故謂曆史觀的進步是20世紀中國史學最顯著的進步。這是一個最基本的認識。
第二個問題：20世紀中國史學最突出的成就是什麽？
20世紀中國史學在許多領域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關於這方麵的基本麵貌，從中國社會科學院曆史研究所編輯的《八十年來史學書目（1900—1980）》和1980年以來曆年的《中國曆史學年鑒》所提供的史學書目中，可略見其眉目。近年來出版的有關著作和雜誌上發表的專題文章，對此有概括的綜述和具體的評論，都足以說明20世紀中國史學成就是巨大的，不論是整體麵貌還是局部領域都發生了令人鼓舞的深刻變化。那麽，其中是否也有需要加以強調的最突出的成就呢？依我的淺見，20世紀中國史學最突出的成就是關於中國通史的研究、認識和撰述。從1901年梁啟超發表《中國史敘論》一文，提出撰寫中國通史的設想，到1999年白壽彝總主編的《中國通史》（12卷22冊、約1400萬字）全部出版，百年當中，中國史學家為此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其間，章太炎、夏曾佑、陳黻宸、王桐齡、呂思勉、鄧之誠、繆鳳林、錢穆、周穀城、範文瀾、呂振羽、翦伯讚、郭沫若、尚鉞、張舜徽、蔡美彪等以及其他許多史家，都為此做出了貢獻。他們的著作，在曆史觀、方法論和表現形式上，不盡相同，甚至多有歧異，因此在學術價值和社會價值上亦自有差別。但是，這些著作在探索中國曆史的發展脈絡、揭示中華文明的世界意義方麵，都深刻地反映了20世紀中國史家所走過的艱難而光榮的曆程。梁啟超認為：“專門史多數成立，則普遍史較易致力，斯固然矣。雖然，普遍史並非由專門史叢集而成。作普遍史者須別具一種通識，超出各專門事項之外，而貫穴乎其間。”[7]範文瀾更深感撰寫通史的艱難，他指出：“局部性的研究愈益深入，綜合性的通史也就愈有完好的可能。以局部性的深入來幫助綜合性的提高，以綜合性的提高來催促局部性的再深入，如此反複多次，庶幾寫出好的中國通史來。”[8]這些話，既說明了專史、斷代史同通史的關係，也說明了通史所具有的特殊重要性。這一特殊重要性，無疑是其性質所決定的；但更重要的是，它是所有專史、斷代史、通史和考古研究者的心血共同鑄造的。
1999年4月25日，江澤民致信白壽彝，祝賀《中國通史》出版。他在信中指出：“中華民族的曆史，是全民族的共同財富。全黨全社會都應該重視對中國曆史的學習，特別是要在青少年中普及中國曆史的基本知識，以使他們學習掌握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牢固樹立愛國主義精神和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激勵他們為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而奉獻力量。我一直強調，黨和國家的各級領導幹部要注重學習中國曆史，高級幹部尤其要帶頭這樣做。領導幹部應該讀一讀中國通史。這對於大家弄清楚我國曆史的基本脈絡和中華民族的發展曆程，增強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奮發圖強的精神，增強唯物史觀，豐富治國經驗，都是很有好處的。”[9]這是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和當前中國曆史發展的背景，闡說了中國通史的重要性。要之，從總的估量來看，20世紀中國史學在其分支學科的許多領域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績，都有很高的學術價值和社會價值。然而，我們還是應該看到，中國通史的研究和撰述，更能全麵地闡明中國曆史的進程、特點和規律，更能揭示中華文明的豐富內涵及世界意義，更能增強中國各族人民的民族自豪感、凝聚力和對創造美好的曆史前途的信心。因此，對於這一成就，我們應有充分的估計。
第三個問題：20世紀中國史學發展中最重要的經驗是什麽？
對於這個問題，可能會有一些不同的見解，這是很自然的。這裏我所要強調的一個基本事實是不應被忽略的，即史學是文明時代的產物，而關注社會曆史的發展乃是史學的基本屬性之一。20世紀中國史學，不論何種思潮，在關注社會曆史發展方麵，都有相通之處。新中國成立前，反侵略、反壓迫、愛國自強，是中國史學的時代精神的突出反映。翦伯讚在寫於抗日戰爭初期的《曆史哲學教程》一書中說道：“我深切地希望我們新興的曆史家，大家用集體的力量，承繼著我們先驅者努力的成果，依據正確的方法論，依據中國曆史資料的總和，來完成中國史的建設，並從而以正確的曆史原理，來指導這一偉大的民族解放的曆史鬥爭，爭取這一偉大的曆史鬥爭的勝利。”[10]一般說來，翦伯讚的這段話所反映出來的時代精神，大致顯示了20世紀前期中國史學的曆史任務。關於中國史學在中國革命中的重要作用，毛澤東有過許多論述，是人們所熟知的，這裏不一一引證。新中國成立後，研究和撰寫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曆史，維護國家統一，增強民族團結，繼承優秀曆史文化遺產，推動中華複興，是史學家們的共向目標；同時，不斷開拓世界史研究領域，為中國認識世界、走向世界、加強中外聯係提供參考和幫助，也是史學家們的共同目標，並都為此做出了重要的貢獻。這是一個基本事實，也是一條寶貴經驗。鄧小平指出：“要懂得些中國曆史，這是中國發展的一個精神動力。”[11]這和上引江澤民所講的那些話，可以看作是20世紀後期中國史學的曆史任務。一位美國曆史學家說過：“和社會生活毫無關係的學問，簡直和任何其他形式的自我享樂一樣，無權要求得到社會的支持。”[12]史學應關注社會生活、社會公眾、曆史前途，隻是在不同的時代、不同的國家有不同的表現形式罷了。對此，我們似不應有什麽誤解和遲疑，而是增強史學關注社會的自信。
第四個問題：20世紀中國史學在發展中最深刻的教訓是什麽？
史學是一種事業，一種崇高而神聖的事業。同任何事業一樣，它也會經受挫折，會有教訓。20世紀中國史學所走過的道路，經驗固然很多，教訓也不少。回首百年，最需要我們記取的教訓是：史學的最高品格是實事求是，忠於曆史事實。維護史學的這個品格，就是維護史學的生命和權威。為此，一是不迎合、不隨風、不超然、不媚俗，恪守求真的宗旨和信史的原則。實用主義、形式主義、簡單化、絕對化等，曾經給20世紀的中國史學造成損失和危害，是應該引以為戒的。二是要善於識別打著“曆史科學”的旗幟，借用“史學”的術語而篡改曆史真相、踐踏史學尊嚴的政治騙術，如“**”期間泛濫橫流的“儒法鬥爭史”。這種以“史學”名義登場的政治，不僅對史學工作者有嚴重的欺騙性，而且極大地敗壞了史學的名聲和威信，使社會公眾一度對史學失去了敬意和信心。這是20世紀中國史學上最為嚴重的曆史性的沉重教訓。“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中國史學工作者應當永遠記住這個教訓，並徹底清除它在社會公眾中所造成的關於史學的誤解和陰影，恢複史學應有的尊嚴。這是一個長期的任務，我們大家還要努力。
二、史學批評與21世紀中國史學
史學批評是史學理論發展的動因之一，許多理論問題是在史學批評中提出來的，又是在史學批評中得到深入闡說和係統發揮以至於形成體係的。史學批評又是史學發展的內在動力之一，批評的展開是活躍史學、繁榮史學的重要手段。史學工作者在批評中不斷得到提高，又幫助別人得到提高。史學批評還是架設在史學家、史學成果和社會公眾之間的一座橋梁。有了這座橋梁，史學同社會得以溝通：史學從社會中得到了養料和動力，社會從史學那裏得到了經驗和智慧。史學批評是不可缺少的，史學批評應當有更多的史學工作者參與，從而更廣泛、更深入地開展起來。
這裏，我就史學批評問題講幾點認識，和同行一道探討。
首先是關於史學批評的對象。史學批評所考察的對象，廣義說來，凡一切史學活動及其成果，都在史學批評考察的範圍之內。具體說來，凡史家、史書、史學現象、史學思潮、史學發展趨勢、史學與社會的關係等，都是史學批評考察的對象。這方麵的工作有廣闊的天地，有許多事情要做。比如，當前在人們的史學觀念中關於史學與社會的關係，就有種種不同的說法，一是史學要關注社會，二是史學要超越社會，三是史學同社會要保持一定的距離，等等。這些說法，在深層次上是否有某種共同點？它們之間有什麽不同？為什麽會產生這種不同？其中，哪種觀念更能反映出史學與社會之關係的本質？又如，對過去的史學如何看？對當今的史學如何看？也是有種種不同看法的。有人認為，“**”中史學受到空前的踐踏，是史學的劫難；有人說，“那時的史學著實風光一時”。有人認為改革開放以來，史學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有人認為，“史學幾乎成了文科中最冷的學科”，仍處在“危機”之中。再如，對史學家和史學家的工作如何看待？一種看法，認為中國史學有豐富的遺產，其中有許多優秀的東西，需要我們繼承和發揚，至於司馬遷、劉知幾、司馬光、王夫之、章學誠、龔自珍、梁啟超、李大釗、郭沫若等先賢的名著名篇、真知灼見，也都是大家所熟知的。但是近來我們也見到一種說法，認為“曆史學家所做的一切除了被曆史證明空無一物外，隻是給曆史增添了如許之多的不必要的廢物”。甚至提出這樣的問題：在魏收《魏書》被人稱為“穢史”以後，“中國曆史上還曾有一部幹淨的史書？而在此之前，中國曆史上又有幾部幹淨的史書？”等。我們究竟應當怎樣來看待史學家和他們“所做的一切”呢？像這樣一些問題以及還有其他許多類似或相近的問題，是不是都值得展開批評和討論呢？我以為是很必要的，很值得的。
其次是關於怎樣開展健康的史學批評。我想以下幾點是值得重視的：一是要有正確的指導思想。這裏說的正確的指導思想，主要是指對史學批評的目的和意義的正確把握。史學批評的最終目的是為了推動史學發展，為了這個總的宗旨而開展史學批評是我們的出發點，是致力於史學批評者的“心術”所在；而在史學批評過程中出現的一切消極因素，都應在這個總的宗旨之下得以化解。二是對史學批評的功能或作用應有全麵的認識。大致說來，它有傳播信息的作用、評價成果的作用、切磋學術的作用、揭露不良學風的作用和活躍學術氣氛的作用等。這些作用可以共存，而不必也不應互相排斥，因為它們都是史學發展所需要的，也都是社會所需要的，因而都有存在的價值和發展的必要。三是要有一個平和的、健康的心態，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就拿書評來說，如白壽彝教授所指出的，既不捧場，也不挑眼，“說這書的好處，要確切指出它的優點，而不是一般地捧場。說它的缺點，要確切指出它的不足之處，最好能提出補充和修改意見，而不是挑眼”[13]。不捧場，也不挑眼，嚴謹而不失寬容，寬容而不失原則，這樣的書評可能會走向平實、中肯。四是堅持知人論世的方法論。我們常常講的曆史主義原則，用以評論一個史家、一部著作，拿中國的傳統語言來說，就叫作“知人論世”。關於這一點，章學誠說得好：“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論古人文辭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處，亦不可以遽論其文也。”[14]評論前人真正做到了知其之世和知其之身處，那麽評論這個史家和他的著作，一般說來可以得其大體。近年來，史學界以至整個學術界，很時興重評學術史上的一些人物及其著作，其中有些是注重知其之世和知其之身處的，有些就脫離了知人論世的原則而強調所謂“純學術”精神，這後一種做法所得到的結論，恐怕就大有商榷的餘地了。史學批評的健康開展，是不應當離開曆史主義原則的。當然，史學批評的發展，主要還是要有更多的同行的參與，要有這種自覺意識和積極行動，真正認識到這是促進和推動史學發展的一個重要方麵。希望21世紀的中國史學，在這一方麵會有更大的作為。
再次是關於史學批評的遺產及其批判繼承問題。中國古代史學有豐富的史學批評遺產。在中國史學發展過程中，從很早的時候起，史學批評就同史學發展結伴而行，並成為史學整體中一個充滿活力的組成部分。關於這一點，我們隻要聯係到孔子對董狐的評論，《左傳》和孟子對《春秋》的評論，以及這些評論對後世史學發展所產生的影響，就不難理解了。自兩漢以下，有劉向《別錄》、劉勰《文心雕龍·史傳》篇、《隋書·經籍誌》史部諸序、劉知幾《史通》、吳縝《新唐書糾謬》、葉適《習學記言序目》、《朱子語類》、晁公武《郡齋讀書誌》、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馬端臨《文獻通考·經籍考》、卜大有《史學要義》等，直到清乾嘉時期的章學誠、邵晉涵、紀昀、錢大昕、趙翼、王鳴盛，史學批評的遺產極為豐富。今天，我們對於這些遺產的認識、總結、繼承是很不夠的，這也影響到當前史學批評的發展。我希望21世紀的中國史學，能夠在運用古代史學批評的果實來滋養當今史學批評的成長方麵，有更顯著的成就。
三、學風建設與21世紀中國史學
近年來，學術界普遍感到學風建設的重要性。我們曆史學界的一些雜誌在推進學術規範、批評不良學風的方麵，做了許多努力，產生了很好的影響。同時，我們也要看到，不良學風的產生，有多方麵的社會原因；隻要這些社會原因還存在，不良學風就會滋生出來。因此，學風建設問題，是一個長期的任務。從現在的發展趨勢來看，我們甚至可以認為，21世紀中國史學的進步，將始終伴隨著學風建設所提出的種種任務。
學風建設，首先是指導思想方麵的問題。20世紀七八十年代以來，中國曆史學在理論上的一個重要的突破，是反省了對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教條主義式的搬用，因而造成了曆史研究中的簡單化、公式化的傾向。這種反省是必要的和有益的。由此而產生的積極作用是巨大的，可以看作是20世紀中國史學在科學化道路上的又一次升華。這是問題的一個方麵。問題的另一個方麵是，中國史學在邁進21世紀之後，能不能堅持正確地運用唯物史觀作為研究曆史的指南，能不能在唯物史觀指導下不斷地進行理論上的創新，從而不僅在思想認識上而且在科學研究的實踐中糾正以往簡單化、公式化的傾向，把對於唯物史觀的運用推進到更高的、更科學的新階段，這是中國史學能不能在21世紀創造新的輝煌的關鍵。這裏，有兩個認識上和實踐上的症結。第一，糾正對於唯物史觀的簡單化、公式化的搬用，並不是由此證明唯物史觀的根本原則不可以用來指導研究曆史，更不是證明研究曆史必須脫離唯物史觀的指導。所謂“撥亂反正”、“正本清源”，最終還是要明確什麽是“正”、什麽是“源”，並把這個“正”、這個“源”堅持下去。第二，糾正對於唯物史觀的簡單化、公式化的搬用，使曆史研究者的思想得到解放，從而能夠在唯物史觀的總的原則的指導下進行創造性的研究，並善於吸收當代國內外各個學科在理論、方法論上的新的發展，以豐富唯物史觀的內涵。處在新世紀開端的中國史學工作者，在對過去的反思進行反思的時候，有必要進一步明確這些問題。
其次，是講求史德。講求史德，一是要尊重曆史事實，恪守信史原則；一是要尊重他人研究所得。這裏著重講講後者。尊重學術史上的積極成果，尊重當代人的論著所提出的積極成果，這是後人對前人所做的探索應取的態度，是個人對他人、對社會應取的態度。現在有的研究者，不考慮具體的曆史條件而對前人、他人的成果橫加指責，甚至全盤否定，這種非曆史主義的治學態度和批評方法，有時還受到讚揚和吹捧；現在也有的研究者，明明是參考了、借鑒了前人或今人的研究成果，而在自己的論著中不作說明、不注出處，以至故意向讀者加以隱瞞，從而把自己裝扮成某個觀點、某種見解的提出者、首倡者。這兩種情況，都嚴重地幹擾了學術研究的正常秩序，都在助長著不良學風的泛濫。糾正這種不良學風的傾向是非常必要的。
再次，是講求創新，提倡進行開拓性、創造性研究。在曆史學界，這些年來，出版了不少著作，發表了許多文章，其中有一些是很出色的、很優秀的成果；也有一些是重複地做著前人做過的文章，甚至也重複地做著當代人做過的文章，而又沒有新的創意，這即使對於通俗讀物來說也應取慎重態度，而對於學術研究來說則是應當努力避免的。這裏，是不是有一種平庸的學風在滋長呢？這種情況不改變，中國的曆史學要創造21世紀的輝煌也是很困難的。
學風建設還表現在其他一些方麵，如對於文風的重平實不尚浮華，對於克服治學上的浮躁情緒等。所有學風上的問題，都直接同提高史學工作者隊伍的素質有關，都同21世紀中國史學的發展方向、發展水平有關，應當引起各方麵的關注。
總之，隻有加強學風建設，我們才能走出目前存在著的一些認識上和實踐上的誤區，使當代史學得以更加健康的發展，得以邁出更大的步伐。
[1] 原載《史學月刊》2001年第6期。
[2] 梁啟超：《新史學》，《飲冰室合集》第1冊文集之九，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第10頁。
[3] 李大釗：《李大釗文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
[4] 翦伯讚：《曆史哲學教程》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年，第2～3頁。
[5] 顧頡剛：《當代中國史學》引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3頁。
[6] 李大釗：《史觀》，《李大釗文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66～267頁。
[7] 梁啟超：《中國曆史研究法》，《飲冰室合集》第10冊專集之七十三，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第35頁。
[8] 範文瀾：《關於中國曆史上的一些問題》，《範文瀾曆史論文選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79年，第77頁。
[9] 《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給白壽彝同誌的賀信》，載《史學史研究》1999年第3期。
[10] 翦伯讚：《曆史哲學教程》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年，第4頁。
[11] 鄧小平：《振興中華民族》，《鄧小平文選》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58頁。
[12] 李德：《曆史學家的社會責任》，《美國曆史協會主席演說集》，何新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63年，第9頁。
[13] 瞿林東：《白壽彝史學的理論風格》，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26～27頁。
[14] 章學誠：《文史通義》卷三《文德》，葉瑛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278～27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