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中國史學進一步走向世界的思考[1]
中國史學走向世界不自今日始。但是，當今我們來討論這個問題，自有其突出的時代性。這是因為：第一，當今的中國，比曆史上任何時期都具有更廣泛、更深刻的開放性。漢唐盛世，鄭和下西洋，說明曆史上的中國也曾有過開放的時代，也曾有過那個時代的輝煌，但它們畢竟都已成為曆史，成為遙遠的過去了。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的改革開放事業是曆史上無可比擬的，以至我們可以這樣說：中國人的足跡遍世界，各國人的足跡遍中國，而經濟全球化趨勢的發展，中國的開放事業在許多領域都將更廣泛、更深刻。第二，中國史學走向世界，是一個漸進的過程。隋唐時期，中國史學已經大規模地走向朝鮮半島和日本。至晚在18世紀，歐洲人已經開始了解和評論中國史學。20世紀以來，中外史學交流日益活躍。尤其是20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隨著中國改革開放事業的發展，中外史學交流也進入了曆史上的黃金時期。許許多多外國史學著作湧入中國，大批外國同行來到中國作學術交流；與此同時，中國學者尤其是青年學者也紛紛走出國門，或訪學，或深造，中國史學著作也不斷地被介紹到世界各國。中外史學家共同參與的各種學術會議，更是不勝枚舉。
這就是當今中國史學麵臨的曆史形勢。在這種曆史形勢麵前，我們必須看到這樣的事實：由於文字的差異及其他原因，中國古代史學的優秀遺產還不能被更多的外國同行所了解；同時，20世紀以來的一些優秀的中國史學著作，能夠走出國門的也很少。這兩個原因所造成的直接結果是，大多數外國同行對以往的中國史學和當代的中國史學並不十分了解，以致在世界史學舞台上，中國史學還未能占有符合其實際成就的位置；同時，由於當代中國史學成果“出口”緩慢，一些新的研究趨勢及其所得，也為許多外國同行所不了解，從而難以對中國當代史學做出比較全麵的判斷。因此，中國史學的特點何在，它與外國史學尤其是西方史學有何不同，中國史學在世界史學中應占有怎樣的位置，等等，就不可能得到比較明確的說明，外國同行隻能按照他們的傳統、觀點和價值取向來評判中國史學。對此，我們能夠理解，但卻難以認同。
鑒於以上這種形勢，中國史學怎樣進一步走向世界，也就成了當今中國史學工作者應當予以關注的問題。
一、提高品格：中國史學進一步走向世界的前提
中國史學進一步走向世界，其前提是提高自身的品格。這裏說的“品格”，一是品位，二是風格。
所謂品位，是指它的學術水準、學術質量。中國史學有大約3000年的曆史，並隨著曆史的發展而不斷發展，曆史觀的進步，求真求實水準的提高，曆史資料積累的豐富，史書種類的增多和體裁、體例的逐步改進，以及史學與社會關係的不斷密切等，是史學發展的幾個重要標誌。在中國史學史上，自西周、春秋時期史學產生以後，經曆秦漢、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直至近代，每個時期都創造了史學的輝煌。20世紀的中國史學，同樣創造了自己的輝煌，尤其是在曆史觀方麵，因許多史學家接受了唯物史觀作為研究曆史的理論和方法論原則，推動了中國史學走向科學發展的道路。從這個意義上說，曆史觀的進步是20世紀中國史學最顯著的進步。當然，20世紀中國史學的成就是多方麵的，不論是以梁啟超、陳黻宸等為代表的“新史學”，還是以王國維、陳垣、陳寅恪、顧頡剛等為代表的新曆史考證學，以及以郭沫若、範文瀾、呂振羽、侯外廬、翦伯讚等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史學，都有劃時代的著作麵世。
現在的問題是，中國史學如何在20世紀成就的基礎上，進一步提高自己的品格，以立足中國、麵向世界的理念和實際工作，創造出無愧於時代的著作，為中國史學進一步走向世界提供高水平的產品。我們應當看到，20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中國史學在各方麵都取得了長足的發展，尤其在研究領域的開拓、研究方法的多樣化、研究成果的多種表現形式等方麵，成績突出。這為中國史學進一步提高自身的品格創造了很好的條件。
那麽，中國史學怎樣進一步提高自身的品格呢？這裏，不免要說到一些老生常談的問題，但卻是一些非常重要的問題。
（一）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史學的方向
人們研究曆史、認識曆史、解說曆史，有多種理論與方法，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是迄今為止最為合理和科學的理論與方法。了解和熟悉中國史學史的人都會認識到這一點：中國史學有悠久的曆史和豐富的成果，近代以來，諸說蜂起，學派林立，而真正能夠指導人們全麵地、辯證地看待曆史進程及其規律的，隻有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可以做到。沒有比較就沒有鑒別，我們隻要把老一輩的馬克思主義史家所撰寫的社會史、思想史等各種專史和不同風格的中國通史，同其他學者所撰寫的同類著作加以比較，不難發現它們之間的明顯的差別，誠如郭沫若在談到他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一書時所說：
本書的性質可以說就是恩格斯的《家庭、私有製和國家的起源》的續篇。
研究的方法便是以他為向導，而於他所知道了的美洲的印第安人、歐洲的古代希臘、羅馬之外，提供出來了他未曾提及一字的中國的古代。
恩格斯的著作中國近來已有翻譯，這於本書的了解上，乃至在“國故”的了解上，都是有莫大的幫助。
談“國故”的夫子們喲！你們除飽讀戴東原、王念孫、章學誠之外，也應該知道還有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沒有辯證唯物論的觀念，連“國故”都不好讓你們輕談。[2]
《家庭、私有製和國家的起源》一書，恩格斯寫於1884年，是人們認識人類社會從野蠻走向文明的指針。郭沫若所說的恩格斯的方法，就是唯物史觀的方法。而對於唯物史觀，恩格斯在1883年談到馬克思時曾這樣說過：
正像達爾文發現有機界的發展規律一樣，馬克思發現了人類曆史的發展規律，即曆來為繁蕪叢雜的意識形態所掩蓋著的一個簡單事實：人們首先必須吃、喝、住、穿，然後才能從事政治、科學、藝術、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質的生活資料的生產，從而一個民族或一個時代的一定的經濟發展階段，便構成基礎，人們的國家設施、法的觀點、藝術以至宗教觀念，就是從這個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因而，也必須由這個基礎來解釋，而不是像過去那樣做得相反。[3]
唯物史觀的發現，是馬克思一生中的兩大功績之一。從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友誼來看，人們可以估量到這話的分量之重。
深諳“國故”的郭沫若，超越了中國的學術先賢而接受了恩格斯的方法，寫出了《中國古代社會研究》，這在中國史學上是一次革命，是比梁啟超的《新史學》所引發的“史界革命”更深刻的革命。盡管在郭沫若之後，有一些人批評他的某些論述，盡管郭沫若本人也曾修正過他自己的某些論點，但唯物史觀的方法卻為許多史學家所接受、所運用，並在結合中國曆史研究中得到理論上的闡述。如翦伯讚的《曆史哲學教程》一書，就是對唯物史觀的理論和方法的較詳細的論述。[4]又如侯外廬在談到他的治學原則和方法時，他強調了以下幾點：
總的說來，依據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和方法，特別是它的政治經濟學理論和方法，說明曆史上不同社會經濟形態發生、發展和衰落的過程；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製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以及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意識形態之間的辯證關係，是我五十年來研究中國社會史、思想史的基本原則和基本方法。[5]
當然，由於研究對象的不同，史學家們所強調的重點或許有所不同，但唯物史觀的基本原則則為大家所共識。再如，白壽彝先生在論述“史家的任務和範圍”時指出：“曆史理論，首先是史學領域的哲學問題，主要是社會存在和社會意識的關係問題，人民群眾在社會曆史上的地位問題，曆史進程有無規律可尋的問題。”[6]由此看來，郭沫若所遵循的原則和方法，即唯物史觀的原則和方法，在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發展中，其基本精神是一以貫之的。
在不同的曆史條件下，在不同的社會環境中，研究者的遭際不同，研究的對象不同，但他們都遵循唯物史觀的理論和方法進行自己的研究工作，這一方麵反映了唯物史觀本身的理論魅力，另一方麵也說明了這個理論在中國學者中間極易獲得思想上的共識，而這種共識一則同中國的現實有極密切的關係，再則也同中國的思想傳統有極密切的關係。1981年，白壽彝先生在談到史學遺產中關於曆史觀點方麵的問題時認為：“多年以來我們有個看法，認為馬克思主義以前，曆史觀點都是曆史唯心論，好像是一無可取。”“從曆史觀點來說，在二十四史裏，在別的很多史書裏，在不少有關史事論述的書裏，都還是有進步的觀點、正確的觀點，可以供我們參考、吸取和發揚的。”他進而指出：“自慎到、韓非以後，說勢，說理，不盡相同，但對於社會現象、曆史現象的觀察，都是從客觀的現實出發，是有唯物主義因素的。我想，這可以說是曆史唯物主義的萌芽。研究這種萌芽的思想，對於史學遺產的理解，有重大的意義。這種萌芽的思想有這樣悠久的曆史，為什麽不能發展成為曆史唯物主義的思想體係，這是一個很有理論意義的問題。”[7]白壽彝先生提出的問題表明：人類思想的發展有其共同的規律，而作為一種思想體係的產生，卻又需要一定的曆史條件。劉大年進而明確指出：
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中古典的樸素的唯物辯證法的思想是可以溝通的。也就是說，中國人接受馬克思主義哲學思想有內在的根據。盡管中國古典哲學與馬克思主義哲學產生於相隔遙遠的曆史時代，屬於截然不同的社會意識形態、屬於不同的世界觀和思想體係，但中國古代典籍複雜多樣，其中關於唯物辯證法的思想，一向是人們所熟知的。自然它的形式是中國傳統的。[8]
這些思考和論述，值得我們認真地、深入地加以理解。
有不少史學家的學術經曆表明，在接受唯物史觀之後，他們為中國曆史學的發展做出了突出的貢獻。吳晗在新中國成立以前，在明史研究方麵取得了令人關注的成就。他把自己寫的《朱元璋傳》於1948年在解放區送呈毛澤東同誌請教，毛澤東同誌在當年11月24日致信吳晗，寫道：
兩次晤談，甚快。大著閱畢，茲奉還。此書用力甚勤，掘發甚廣，給我啟發不少，深為感謝。有些不成熟的意見，僅供參考，業已麵告。此外尚有一點，即在方法問題上，先生似尚未完全接受曆史唯物主義作為觀察曆史的方法論。倘若先生於這方麵加力用一番功夫，將來成就不可限量。[9]
毛澤東提出的以“曆史唯物主義作為觀察曆史的方法論”的問題，對吳晗後來的曆史研究和史學活動產生了重要影響，正像他自己所說，“在理論上得到了啟發”[10]。由於這個理論上的啟發，吳晗在新中國成立後，不僅在普及曆史知識方麵做出了傑出的貢獻，以至在20世紀中國史學史上成為不可缺少的一頁，而且在曆史研究的方法論上也發生了重大的變化，變得更加深刻、更富於啟發意義了。例如，吳晗對關於曆史人物評價問題曾發表了一些論述，其中不乏真知灼見。他在一篇題為《關於曆史人物評價問題》的文章中，就曆史人物評價的標準、研究方法和“初步意見”做了比較詳盡的論述。他的“初步意見”共列舉了八條，這就是：
“一、評價曆史人物，應從當時當地人民利益出發，看他的所作所為是好是壞？……對曆史人物，主要看他比他的前輩提供了什麽新的東西。”“二、要從生產鬥爭和階級鬥爭出發。曆史是從鬥爭中發展的，曆史人物是從鬥爭中成長的。”“三、應從整個曆史發展出發，從幾千年來多民族共同大家庭出發，來衡量曆史人物。”“四、應從政治措施、政治作用方麵看，而不應單從私人生活方麵看。個人生活是有關係的，但不是唯一的、主要的。”“五、因此，要區別史料。要正確地運用曆史唯物主義觀點來分析史料。”“六、要注意階級關係，但是，也要指出階級出身不是評價曆史人物的根本條件，人是可以改變的，一個地主官僚階級出身的人很可能成為壞人，但不一定都是壞人。”“七、也不可以拿今天的意識形態強加於古人。”“八、實事求是，反對浮誇。不符合過去存在的客觀實際就是浮誇。”[11]對於吳晗的這些“初步意見”，當然還可以討論，但是“初步意見”所反映出來的關於曆史人物評價的方法論問題，得力於唯物史觀是毋庸置疑的。
當今的史學工作者，尤其中青年史學工作者，在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史學方麵，首先要學習老一輩史學家的睿智和理論勇氣，結合當今的曆史認識和研究對象，在唯物史觀指導下，提出新的見解和結論，這是提高當今中國史學品格的關鍵。
（二）在繼承中國古代史學遺產方麵做出更多的努力
中國古代史學在曆史理論、史學思想、體裁體例、語言表達等方麵，都有豐富的優秀遺產。對於這些優秀遺產的研究、總結，繼承、發展，不僅可以極大地充實當今中國史學的思想內涵和曆史底蘊，而且可以使當今中國史學從不同的方麵更多地反映出中國特色、中國風格和中國氣派。我們應當看到，在20世紀的百年中，中國古代史學在許多年代裏處於被批判的地位，盡管有史學家提出繼承史學遺產的重要性，但這種情況基本上沒有得到根本的改變。直到20世紀90年代，我們逐漸從一些史學論著中，或多或少看到了改變這種狀況的端倪，有些同行提出繼承中國古代優秀史學遺產對於發展當今史學的必要性，這是一個令人鼓舞的史學現象。從白壽彝先生總主編的多卷本《中國通史》在1999年的全部出版，到目前正在進行的國家清史纂修工程，現實的史學活動告訴我們，中國古代史學遺產中，有很多值得後人繼承和發展的地方。僅就紀傳體史書的體裁體例來說，它在大約2000年的發展中，積累了許多值得後人研究、總結和參考的經驗與做法。至於說到中國古代史學的理論遺產，需要後人進行研究、總結並做出合理的和科學的說明，同樣也是十分艱巨的任務。如果進而說到曆史著作的語言表述問題，今天的史學工作者實在是愧對古人了。在漢語不斷走向世界的今天[12]，這無疑給史學工作者提出了語言修養方麵更高的要求。總之，對於史學遺產的繼承和發展，是進一步提高中國史學自身品格的又一個重要方麵。
（三）必須認真地對待和借鑒外國史學的有益成果
自20世紀二三十年代以來，中國史學家已具有這方麵的自覺意識。但是，由於曆史的原因，這種借鑒工作或缺乏應有的連續性，或走向片麵與偏頗。今天看來，有兩條基本經驗是可以明確的：第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這在認識上是沒有問題的，尤其是20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在引入和借鑒外國史學特別是西方史學方麵，其規模之大和深入的程度，是中國史學史上前所未有的，反映了中國史學的開放性趨勢和中國史家學習外國同行的熱情。這種態勢和熱情，無疑應當繼續下去，使中國史學不脫離世界史學的潮流。第二，借鑒的最終目的，是提高中國史學自身的品格，使其所“攻”之“玉”變得更加光彩奪目。在這個過程中，模仿是不可避免的，“拿來主義”也是不可避免的，但最終還是要通過借鑒而走向創新。為此，弄清楚“他山之石”何以能夠“攻”我之“玉”，是十分重要的。
正因為如此，加強對外國史學的曆史和理論的研究非常必要，尤其是對外國史學中的主要思潮和流派的研究更為重要。這種研究，固然是為了借鑒的需要，但從中國史學進一步走向世界來說，還有更深層次的意義，那就是不斷獲得對外國史學發展的發言權，對當今世界史學潮流的洞察。在這方麵，中國史學家已經做了一些很有意義的工作。如鮑紹霖編的《西方史學的東方回響》一書，就是一個很好嚐試。編者在前言中寫道：在一次國際性的史學研討會上，“討論中西史學關係的論文並不多。一方麵反映出學界對這課題的忽視，而另方麵，也指出這是十分有價值的仍有待研究的領域”。因有所感，乃約請幾位同行撰文，出版了此書。“本書第一章簡述西方曆史書籍及史學傳入中國的曆史，為讀者們提供了縱觀全局的背景架構，便利他們了解以後各章深入探討個別西方史學流派的傳入我國及其影響，和衡量個別西方史學流派在中西史學交流的整體曆史中的地位。第二至第五章分別選論了個別西方史學流派，包括19世紀歐洲文明史學、20世紀的文化形態史觀、英國新社會史與法國年鑒學派等東傳至中國的曆史，它們的影響與意義。”[13]這本書的突出特點，是它的每一章不限於一般性的評介，而且都包含了“回響”的內容，如第一章有“中國史學領域的反響”，第二章有“梁啟超‘新史學’與歐、日文明史學的對比”，第三章有“研究文化形態史觀在中國的曆史命運”，第四章有“中國社會史研究與英國新社會史學派的差距”、“中國社會史研究中須注意的問題”，第五章有“中國學者對年鑒派的介紹和研究”、“中國史學的革新”等。對於這些“回響”所做的概括，史學界同行可以自己做出判斷，但是此書的編者和作者們關注“回響”的學術取向，是極有意義的，因為它提供了考察這方麵問題的一個清晰的思路和表述這個思路的“範式”。
總之，中國史學進一步走向世界，是大勢所趨，而要在這個趨勢中能夠擁有更多的主動權，就應當把提高自身的品格作為基礎，作為前提。
二、明確目標：中國史學進一步走向世界的路徑
在不斷把基礎工作、前提工作做好的同時，我們還要思考中國史學進一步走向世界的主要目標是什麽？或者說，進一步走向世界的路徑何在？對於這個問題的認識和回答，仁智之見，在所難免。這裏，我提出自己的幾點膚淺認識，向史學界同行請教。
（一）推進中外史家的對話
中國史學進一步走向世界，首先要廣泛地推進中外史家之間的對話，這是彼此互相了解一個重要路徑。互相訪學、國際學術會議等無疑是對話的一種形式，近20多年來已有廣泛的開展，並取得了明顯的成效，中外史家都從中獲益匪淺。當然，對話還有更深刻的形式，即評論和商榷，它可以更準確地把握對話中所涉及的問題的關鍵和本質。
西方學者對中國史學的評價，至少也有200多年的曆史了。1765年，法國的伏爾泰在其所著《風俗論》一書中寫道：
我們在談論中國人時，不能不根據中國人自己的曆史。他們的曆史已由我們那些熱衷於互相詰難的各個教派——多明我會、耶穌會、路德教派、加爾文教派、英國聖公會教派——的旅行者們所一致證實。不容置疑，中華帝國是在4000多年前建立的。……
如果說有些曆史具有確實可靠性，那就是中國人的曆史。正如我們在另一個地方曾經說過的：中國人把天上的曆史同地上的曆史結合起來了。在所有民族中，隻有他們始終以日蝕月蝕、行星會合來標誌年代；我們的天文學家核對了他們的計算，驚奇地發現這些計算差不多都準確無誤。其他民族虛構寓意神話，而中國人則手中拿著毛筆和測天儀撰寫他們的曆史，其樸實無華，在亞洲其他地方尚無先例。[14]
伏爾泰所論，不一定都十分確切，但他強調大約4000年以來的中國史，即從夏朝以來的曆史，是“人”的曆史，中國史書所記載的是人的活動，這大抵是符合實際的。其後，德國的黑格爾對中國的曆史學家的“層出不窮”感到驚歎[15]，英國的李約瑟對中國古代史官記事和編撰“朝代史”及其“客觀性”大加讚揚。[16]伏爾泰、黑格爾、李約瑟分別是18世紀、19世紀、20世紀學者中評論中國史學的代表人物。應當看到，20世紀以來，評論中國史學的外國學者越來越多了。這見於近年來有些中國學者撰寫的國外“漢學”（“中國學”）的研究論著。但最有代表性的，還是“劍橋中國史”中的史學部分。至於對20世紀的中國史學的評論，或許是巴勒克拉夫的《當代史學主要趨勢》更具有代表性。限於篇幅，對於前者這裏不做進一步說明；對於後者，也隻能簡略地談一點認識。
巴勒克拉夫強調了中國史學家關注於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的研究，認為評價農民運動在中國曆史上的作用是中國史學的“中心問題”。他強調了中國史學家在經濟史研究方麵的突出成就。他認為中國史學家對曆史的解釋尤其是關於曆史分期的方法，是按照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的觀念形成的。他進而概括地指出：“大致說來，當前中國曆史學研究中存在問題的領域是在‘關節點’上，即中國曆史上從一種社會結構向另一種社會結構的過渡時期（例如從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的過渡時期，或者從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的過渡時期）。這必然會將注意力集中在為數很少的幾個關鍵問題上，例如漢民族的形成，中國封建社會土地占有製度的性質，以及中國近代史（1840—1949年）的分期問題，這個問題與西方帝國主義造成的影響和後果有特殊的關係。”他敏銳地觀察到“新中國曆史研究的根本特征是優先考慮社會史和經濟史”，認為這是“中國曆史研究中的‘新事物’”。尤其是他的這一段總結性的表述，確是值得關注的：“1949年以來，馬克思主義的態度和社會—經濟研究方法取得統治地位。但取得的成果並不總是盡如人意，因為十分清楚，在某個時期提供了促進力量和鼓舞的思想在另一個時期卻可能轉化為教條。”[17]作者是研究“當代史學”趨勢這一課題的，其著作出版於1978年，故其關於中國史學的評論，主要是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史學。可以認為，巴勒克拉夫的這些評論，從總的方麵看，是符合實際情況的。應當承認，這就是一種很好的對話形式，因為它使中國史學了解到外國學者是怎樣看待中國史學的。
一般說來，中國學者對外國史學的評論，比西方學者對中國史學的評論要晚得多。20世紀初，梁啟超、章太炎曾經涉及西方史學和印度史學，但都不是係統的評論。20世紀20年代初，李大釗在北京的一些大學講授西方學者的曆史思想，可以視為比較係統地評論了西方學者的曆史觀。[18]與此同時，何炳鬆翻譯了魯濱遜的《新史學》，並加以評論，認為：
他這本書裏麵最重要主張，統括起來，就是下麵幾句話：“研究曆史的人，應該知道人類是很古的，人類是進步的。曆史的目的在於明白現在的狀況，改良現在的社會。當以將來為球門，不當以過去為標準。‘古今一轍’的觀念同‘盲從古人’的習慣統應該打破的；因為古今的狀況，斷不是相同的。”
何炳鬆指出：魯濱遜在《新史學》中“所說的話，雖然統是屬於西洋史方麵。但是很可以做我們中國研究史學的人的針砭”[19]。
此後，中國學者評介西方史學著作日漸增多，形成一種潮流，至20世紀八九十年代走向**。從中國讀者的眼光來看，這些譯著大致分為三種情況：第一種情況，是沒有譯者的任何說明和評介；第二種情況，是有一篇介紹性質的譯者序文；第三種情況，是有一篇研究性的長篇序言。以第三種情況為例，何兆武、張文傑所譯的柯林武德的《曆史的觀念》一書，二位譯者寫了一篇長達42頁的《譯序——評柯林武德的史學理論》。在這篇《譯序》中，譯者對近代西方曆史哲學的學術史背景做了詳細的考察和論述，以此來說明柯林武德的曆史觀念之由來；為了把問題闡述得更加透徹、清晰，譯序還對柯林武德的另一部著作《藝術原理》的學術譜係與學術影響做了分析，指出了後人對此的不同評價及其原因；出於同樣的考慮，譯序還就柯林武德的政治態度和政治思想做了簡要的闡說，對其政治學專著《新利維坦》做了評介。在這篇《譯序》的最後，譯者對柯林武德作了總結性的評價，他們寫道：
《曆史的觀念》一書，在20世紀80年代中國史學界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凡讀過此書的人，都不能不感謝二位譯者作的這一長篇譯序，因為它不僅幫助人們如何去閱讀《曆史的觀念》，而且也毫無保留地把他們的一些極有價值的學術見解奉獻給讀者朋友。他們在撰寫這篇譯序時，應是自覺地肩負著治學的嚴謹和社會的責任這種雙重重擔。今天看來，我們可以說，這是一篇經典的譯序。從中外學者“對話”來說，這無疑是一次極深刻的“對話”。在中國史學進一步走向世界的過程中，像這樣的“對話”具有越來越重要的價值。
商榷、切磋也是一種“對話”的形式。這裏，我們要特別提到杜維運所著的《與西方史家論中國史學》一書。作者從豐富的學術經曆中，深感西方學者對中國古代史學存在著一些茫然與誤解，因而以平和的口吻設置了一些有針對性的問題，進而展開論述，在娓娓道來中闡述了關於中國古代史學的許多問題。在作者看來，“西方非正統史家遠較西方正統史家富有世界心胸”，“既有此等心胸，所以他們論中國史學，字裏行間，不再盡是充滿輕蔑之意，論點有時甚為可取，其荒謬不經處，亦見出誠意”。那麽，即使是這些非西方正統史家，也認為“中國史學仍難與西方比美”，作者列舉了他們的有關論點如下：“醉心曆史，篤信曆史的價值，甚至自曆史內涵及曆史遠景以看事件的趨勢，是一西方態度。”“在中國或印度，沒有恰似的態度。”“中國人對曆史的態度，可以稱之為靜寂主義者。”中國對曆史的態度如此，於是他們認為“中國曆史可以視之為一特殊曆史，本質上與其他曆史相去絕遠，侷促於其特殊的見識之中，僅能用其自有的方法研究，其自有的方法，殊異於西方發展出來用以解釋歐洲經曆的史學標準”；直到最近，中國“未曾有接近於西方的精確史學”，“在中國，所有的曆史與史學，不管是全國性的或地方性的，包括為地方史基礎的方誌，都是為了實用，中國既不知為曆史而曆史，也不知為真理而真理。曆史在中國每被視為記錄的經驗，在國家或地方陷於困境時，取為殷鑒”。[21]比起西方正統史家把中國史學入於“中世紀”黑暗時代的產物來說，這已經是很“公正”的了。對此，作者依次從“中國史學著述有史義立於事文之外”、“中國史學充滿和平精神”、“中國史學彌漫理性主義”等幾個方麵一一論述，以“平情”的心態，澄清誤解，以正視聽，力圖使西方史家對中國史學有一個合情合理的認識。作者以這種商榷的口吻，不卑不亢，擺事實，講道理，對於“對話”的深入當有積極的效果。《與西方史家論中國史學》一書是作者早年的撰述，但它仍有現實的價值。其一，作者為了同西方史家討論中國史學問題，分類搜集了西方學者對中國史學之認識的論點，這樣就大致了解了西方學者心目中的中國史學是怎樣的麵貌，給予了怎樣的評價。其二，作者有針對性地同西方學者“平情以論之”，使偏見者無地自容，使誤解者得以釋然。當然，現今的西方史家對中國史學的認識，當大有進境，而此書作者對中國史學的研究也有了更深的造詣。盡管如此，作者早年所做的這一學術上的努力，不僅有曆史的價值，而且有借鑒的意義。
此外，深度的個案研究，也是“對話”的一種較好的形式，因為它有利於對問題內涵的展開和對問題性質的分析。楊生茂所著《美國曆史學家特納及其學派》一書，在編纂上很有特色，它包含“特納原著”七篇，“外國曆史學家論特納及其學說”論文六篇，以及編者一篇長達18頁的專論。[22]這種編纂形式接近於中國古代的學案體史書，而從“對話”來看，其範圍則更加廣泛，討論的問題也更加深刻。這本書提供了一個範例，也反映出一種可能性，即當今史學家考慮借鑒中國古代的學案體史書的表現形式，用以評介西方主要史學流派，是可以嚐試的。
由若幹專題研究構成的係統的理論著作，對於“對話”可以起到一種引導的作用。在這方麵，何兆武、陳啟能主編的《當代西方史學理論》是一部有代表性的著作，這是迄今為止中國學者對當代西方史學理論做出的最全麵的評析。劉家和教授在關於此書的推薦意見中寫道：
以此書的內容來看，它包含了曆史哲學和史學流派兩個層次。在曆史哲學方麵，對各種主要學說的代表人物和著作都有評述，如新康德主義（狄爾泰、文德爾班、李凱爾特等）、文化形態說（斯賓格勒、湯因比）、新黑格爾主義（克羅齊、柯林武德）、西方馬克思主義、自由主義（羅素、沃爾什）、分析的曆史哲學（波普爾、德雷）、生命派（奧特迦·伽賽特）等。在史學流派方麵，同樣包含了各重要流派、國家和代表人物，如比較史學、計量史學、心理史學、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美國史學理論、法國年鑒派學派以及蘇聯學者和中國學者對當代西方史學理論研究的狀況。全書開始有一長篇緒論，綜論西方史學理論的發展和狀況。此書內容，並有係統。[23]
可以認為，此書是中國史學家繼續深入這一領域的較高的起點。
有關上麵所列舉的同類著作，還有一些，此處不一一臚列。總的來看，加強中外史學家的對話，途徑是多樣的，從中國史家來說，譯介外國同行的著作是必需的，研究和評論是重要的，實事求是地向外國同行闡說中國史學的麵貌和特點是更加重要的。
（二）加強中外史學的比較研究
中外史學家之間的“對話”，從中國史家來說，一方麵是努力對外國史學做出深刻的評論，進而提出新的值得進一步探討的問題；另一方麵是以實事求是的態度向外國同行介紹中國史學，使之對中國史學的遺產、傳統和發展趨勢有一個大致符合實際的觀察和評論。這都有利於中外史家的相互了解，從而可以進一步推動中國史學走向世界。當然，如果中國史家能把上述兩個方麵結合起來，不斷加強中外史學的比較研究，從比較研究中揭示中外史學各自的特點和優點，這不僅可以把中外史學家的“對話”推向更高的境界，而且還可以從理論、方法論上促進中外史學的發展。從這個意義上說，這是中國史學進一步走向世界的又一重要路徑。
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學者出版了幾種的關於“比較史學”的著作，如中國文化書院印行的《比較史學》[24]，又如範達人著《當代比較史學》[25]，範達人、易孟醇著《比較史學》[26]等，主要是討論曆史的比較研究，很少甚至完全沒有涉及史學的比較研究。這同20世紀西方學者所談論的“比較史學”在研究對象上主要是客觀曆史是一致的。[27]
其實，關於史學的比較研究，在中國史學史上有悠久的曆史。當然，這隻限於中國史學內部的一些比較研究，如《史記》、《漢書》比較，《南史》、《北史》與“八書”比較，新舊《唐書》比較，新舊《五代史》比較，劉知幾、章學誠比較等，舉不勝舉，為曆代史家所關注。可見，這是中國史學的一個優良傳統。正是這個優良傳統，在一定程度上啟發著史學家們的思考，推動著史學的發展。
如果當今的中國史學家能夠逐步開展關於中外史學的比較研究，那麽，它所產生的作用和意義，應是不可忽略的。[28]
上文所論杜維運的《與西方史家論中國史學》一書，其主要內容是討論中國史學的成就和特點，但其閱讀對象主要是西方讀者，故在討論中間或也涉及中西史學比較問題。如他在談到曆史資料同曆史觀念的關係時指出：
中國的史學著述，事文之外，有史義；史實之間，有默契與和諧，既援西人論史的準則，亦不得不謂之為曆史。西人治史，先廣蒐史料，再加以解釋，史料所蒐者無窮（亦有略蒐史料即加解釋者），而所采用者無幾，史料之於史家，居於附庸地位，受史家的氣指頤使。所以近代西方史家高倡一切曆史都是現代史之說，曆史是透過史家的當代思想而反映出來的，真實性不大，於是有人提出史家應重視基本史實（basic facts）的主張，以挽救曆史的厄運。如一七八九年在法國發生大革命，即基本史實，大革命發生的時間是一七八九年，地點是在法國，史家不能使其錯誤。外此者則多是史家的解釋，未必是曆史真相。中國史家治史則不然，史家不輕易出麵，別識心裁立於事文之外，史料有去取，而非局於某一觀點，亦不若西方史家的大量割舍，所以保存的真曆史較多，最低限度曆史的基本事實，蘊藏豐富，此點真非西方史家所能了然。班馬之書，如日月麗天，後人雖有新作，而不減其光輝。劍橋近代史（Cambridge Modern History）素享盛譽，且以詳瞻稱，自近年新劍橋近代史（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出，已近半為土苴矣。論中西史學者，於此等處看，似乎可分出其優劣了。[29]
這一段評論，強調了中國古代史家十分重視曆史資料，而在運用曆史資料敘述曆史真相的同時，並非沒有自己的曆史觀念、曆史思想，即作者所說的“史義”。作者舉出馬、班為例，是有說服力的。我們隻要讀一讀《太史公自序》，以及“十表”、“八書”和諸類傳的序，並真正讀懂它們，恐怕就不會輕言中國史家沒有曆史解釋、曆史思想了。
又如作者在談到“天道色彩”和“理性主義”時寫道：
西方史學中天道色彩極濃厚，歐洲曆史之父希羅多德，其解釋曆史變化，皆歸之於天道；希臘羅馬的史家，都僅知道一個命運（fate）哲學；基督教早期領袖奧古斯丁（St.Augustine，354—430）在上帝之城（The City of God）一書中，謂曆史決定性的事件，是基督的生命，人類全部發展須由宗教思想來決定。以後中世紀宗教史家受其影響，虔誠的相信人類曆史操縱於上帝不可思議的手中；下逮近代，重語文考證的蘭克，心目中仍有一上帝存在，湯恩比解釋曆史到不能解釋時，便托出上帝來以作緩衝。西方科學史學的狂潮，不能澄清西方史學中的天道。即西方史家所談的曆史定律，似乎也是天道的另一麵目。
中國史學則不然，古代中國史家，言人事兼言天道，後來漸漸發展，史家天道觀念日趨淡薄，專以記人事為職責，理性主義於是在中國史學中特別發達，西方史學中詭奇之說，驚人之論，如因果律，如進化論，如文化沒落論，在中國史學中，皆不見影蹤。[30]
筆者對西方史學不甚了然，但作者在這裏對中國史學的估量，大抵是符合實際的。
上述兩個例子表明，中國史家要真正同外國史家“對話”，討論中外史學問題，是難以避開關於史學的比較研究的。這裏，我們尤其要提到杜維運的另一本著作《中西古代史學比較》。作者在序文中自謂：其治學，“好作比較，尤嗜史學，很多年來，就有比較中西古代史學的奇想”。這表明，作者在關於中西史學比較研究方麵，早有自覺意識。作者稍帶**地寫道：
中國與西方，在上古時代，是兩個相距遙遠、渺不相涉的世界。不同的民族，殊異的環境，差不多在同時各創出燦爛的文化，像是中國先秦的聖哲，與希臘哲學家在作智慧競賽，幾疑兩漢帝國與羅馬帝國互相對峙。如果沒有幾分浪漫的情懷，是很難相信其真實的。隨著文化的燦爛，中西史學競出其間。人類曆史上極為珍貴的史學，不約而同的出現於世界的兩端，各顯神采，互有成就，其精辟處，令人心折，其歧異處，耐人深思。將兩者互作比較，無異學術的探險，也有詩意的享受。[31]
作者的這一段“自白”表明：作中西史學比較，不僅要有自覺的意識，還要有“浪漫的情懷”、“學術的探險”精神，從而也可能獲得“詩意的享受”。概而言之，中西史學比較研究，是一項艱難而又令人興奮不已的事業。
作者所說的“中西古代史學”，“中國係指先秦、兩漢的史學，西方係指希臘、羅馬的史學”。作者研究的範圍是“從史學的起源、史學原理的創獲以及史學著述的成績等方麵作比較”[32]。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此書第一章“概論”中，提出了一些相關的理念和方法問題。第一，“世界兩大係統的中西史學，是中西不同文化下的產品，相去絕遠，各自獨立發展兩千年，不通聲息。以中國方麵而言，19世紀中葉以前，中國史學自辟蹊徑，不受西方史學任何激**。中國史學也未曾輸入西土”。這個判斷，大致是可以成立的。就前文所引伏爾泰言論來看，西方學者在19世紀中葉以前，或多或少已經了解了一些中國史學的情況並因此而受到“激**”。第二，關於中西史學比較是否有必要的問題，西方學者存在兩種截然不同的意見：不讚成進行比較者認為，“中國史學走錯了路，西方無法從中國史學得到好處”；讚成比較者認為，中西史學比較是必要的，其重要性在於這是“世界史研究的起點”。從所謂“中國史學走錯了路”的說法，可見西方學者中存在著對中國史學的極其狹隘的偏見。第三，作者十分強調比較研究方法的重要性，指出：
中西史學分途發展兩千餘年，有其絕相殊異處，亦有其遙相吻合處。其絕相殊異處，可以互相切磋，互相彌補，史學的內容，由此得以豐富。其遙相吻合處，不能單純地解釋為一種偶合，而是人類智慧的共同創獲，這種共同創獲，往往是史學上顛撲不破的真理所在。所以比較中西史學，能治兩者於一爐，而創出超乎兩者以上的世界性新史學。學術上的盛事，孰過於此？！[33]
在作者看來，這種比較，不論其存在怎樣的“絕相殊異”處，還是具有怎樣的“遙相吻合”處，對於創造出“世界性新史學”都是有意義的。這是作者的理想的看法，中西史家確實應當多一點這樣的理想，而少一點狹隘的偏見。第四，中西史學比較，應首先從中西古代史學比較做起，作者寫道：“中西古代史學的比較，在中西史學的比較研究上，尤其扮演最重要的角色。研究史學的起源以及史學原理的創獲等史學史上的大問題，非自中西古代史學比較起，無法獲得令人興奮的結論。”[34]作者所說的“令人興奮的結論”，除了發現那“絕相殊異”或“遙相吻合”處以外，或許還包含對於中西史學的追本溯源、考鏡源流而又有所得的種種收獲。這樣，也就可以避免所謂“不知有漢，無論魏晉”[35]的窘境了。
從上述的理念和方法來看，中西史學比較研究，工作是艱難的，而前景是令人興奮的。中國史學工作者在這方麵定會有更大的作為，從而促進中國史學以更大的步伐走向世界。
中外史學比較研究，一是要提高認識，二是要摸索方法。在認識上，這些年來我們都有所提高，也增強了這方麵的自覺意識。在方法上，這些年來也有一些探索。這種探索，是否可以概括為這樣幾種模式：第一種模式是一對一的比較，即一個史家與一個史家的比較，或是一本史書與一本史書的比較。這種比較的長處是，能夠把問題展開，做深入的、細致的、全麵的比較，給讀者以深刻的印象。其不足之處是，或因時代的“錯位”，或因社會曆史條件的不同，這無疑會給比較帶來困難，而對於比較所得的結論，往往也會使作者下筆躊躇。第二種模式是提出問題做比較，如上文說到杜維運在《與西方史家論中國史學》一書中，提出“天道色彩”與“理性主義”、曆史資料與曆史思想等問題，做中西史學的比較。這種比較的長處是，能夠把問題提得極為鮮明，也可以使人產生深刻的印象，但在判斷上如不謹慎，則容易陷於片麵或武斷。這是因為史家所提出來的一些問題，在中外史學發展上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著，故難以做斷然的結論。第三種模式是以時代作為比較的對象。這種比較的長處是，作者有較大的空間進行思考和發揮，既不限於一人一書，也不囿於某個問題，可擇其可比者比之，不可比者避之，所做判斷亦可留有餘地。這種比較模式的難點在於，在相同紀年的範圍之內，所比史學的生成曆史條件、社會環境可能有所不同，這又會給判斷帶來困惑。第四種模式是，以時代為框架、以彼方為參照、以己方特點為依歸進行比較。這種比較研究的長處是，順其自然而論說之，使“絕相殊異”處與“遙相吻合”處皆躍然紙上，凸顯於讀者麵前，以促進互相吸收、共同發展，達到比較研究的目的。
當然，這些模式相互間並不是完全割裂的，每一種模式都或多或少包含著其他模式的因素；而在實際的研究中，每一種模式都在摸索它的最好的效果，以適應各自研究的需要。
（三）促進優秀的史學成果“走出”國門
一般說來，科學是不受國界限製的。但是語言文字的差異，往往也成了科學“翅膀”的重負。20世紀以來，中國學人或出國留學，或在國內攻讀外語，這對於外國史學著作的翻譯、出版起了重要作用。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對外國史學的認識，大多受惠於此。然而，從另一個方麵來看，中國學者關於中國史學的著作，被翻譯成外文而“走出”國門的，又有多少呢？筆者不曾做過考察，但在同行的範圍中，卻很少聽說某位學者的著作被譯成外文，發行到國外去了。
這種反差，我們時時都會感覺到，也時時為之憂慮。中國史學要進一步走向世界，有必要逐步改變此種局麵。當然，這裏有幾個問題是需要辨析的。
問題之一：國外“漢學家”（“中國學”研究者）大多懂得中文，故中文史學著作翻譯成外文，無此必要。這是一種流行的看法。是的，國外“漢學家”大多懂得中文，可是他們懂得中文就一定懂得中國史學嗎？我們中國人不是都懂得中文嗎，是不是懂得中文的中國人都懂得中國史學呢？當然不是。故此種翻譯、出版工作，十分必要。
問題之二：怎樣籌劃？這個問題在於難易之間：有人過問謂之易，無人過問謂之難。從政府部門來說，教育部及省、市、自治區教委，中國社會科學院及各省、市、自治區社會科學院都關心此事的話，每年出版幾十部中國史學家的外文著作（由中文譯成外文的著作），是可以做到的。現在的問題是，整體沒有籌劃，隨便議議，頗覺行之甚難。此種局麵，應有所改變。
問題之三：如何遴選？中國史學家人數很多，每年出版的中文著作數量很大，如何從中遴選出優秀成果出版外文版呢？這個問題也不難解決。現在，全國有許多不同層次、不同名稱的出版基金委員會，也有許多不同層次、不同名稱的優秀成果評獎機製，還有許多有影響、有實力的出版社，這些部門都可以優中選優，推薦出版。同時，中國史學家們也可以有針對性地寫出多種形式的專門著作，向上述部門自薦，並經過合理的評價程序，納入出版計劃。
問題之四：誰來出版？據筆者所知，並非任何一家出版社都擁有出版外文圖書的權力，這也是限製中國學術（包括中國史學）進一步走向世界的重要因素。現在可以采取這樣的做法，一方麵充分發揮現在有權出版外文圖書出版社的潛力，一方麵有計劃地擴大授權，使更多的出版社擁有這方麵的能力和權力。這樣做的目的，不僅僅是為了作者和出版者，這是為了民族的利益、國家的利益。
總之，中國作為一個擁有古老文明傳統的國家，作為一個史學大國，尤其是作為一個對世界文明做出過偉大貢獻的國家，中國曆史、中國史學往往受到外國學者的誤解，甚至是歧視，這是極不正常的。對此，中國史學家是有責任的，中國的出版機製也是有責任的。因此，中國史學要進一步走向世界，除了加強對話，加強比較研究外，使更多的優秀史學著作走出國門，使其成為外國同行、外國公眾了解中國史學、中國曆史，乃是中國史學工作的一項戰略任務，而這項戰略任務的實現，則需要社會各方麵的通力合作。史學家的責任，是要不斷提高對話和比較研究的水平，有針對性地寫出出色的著作，並努力推動其走出國門，走向世界。
當然，我們也應當看到，這些年來，確也有個別的史學著作以外文出版，廣泛發行，產生了較大的影響。如白壽彝先生主編的《中國通史綱要》，近20年來，不僅中文本印行了百餘萬冊，而且先後由外文出版社出版了英、日、西班牙、法、德、羅馬尼亞、韓等外文本。[36]又如北京大學李孝聰教授用中、英文對照撰寫的《歐洲收藏部分中文古地圖敘錄》、《美國國會圖書館藏中文古地圖敘錄》[37]，反映了作者對於學術成果“走出”國門的自覺意識和高度責任感。再如，近些年來，《中國社會科學》英文版陸續選編了一些史學論文，對介紹中國史家的最新的學術成果，發揮了積極作用。尤其令人關注的是，在教育部的支持下，高等教育出版社與外國出版部門合作，陸續出版各學科的英文版“學術前沿”，其中也有雙月刊“中國史學前沿”（Frontiers of History in China），可望在這方麵發揮重要作用。
近代以來，中國史學經過百餘年的發展，取得了重大成就；中國豐富的史學遺產，也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重視。這兩方麵的研究成果，應當有選擇、有計劃地“走出”國門，讓更多的外國同行、外國公眾了解中國史學和中國曆史，這是一個光榮的、長期的任務，需要大家共同努力，履行史學工作者的曆史使命。
在經濟全球化趨勢不斷加快的21世紀，各國間的文化交往更加密切，中國史學進一步走向世界是大勢所趨。在這種曆史形勢下，中國史學自應以積極的態勢，努力提高自身的品格，不斷摸索進一步走向世界的路徑，從而充滿信心地麵對現實，麵對未來。在這方麵，青年史學工作者肩負著光榮的曆史使命。10年前，我在一篇文章中不揣簡陋，寫了這樣一段話，現抄錄如下，用以再次表達我對青年史學工作者的熱切期望，同時作為本文的結束語：
21世紀的中國史學，要造就出一批能夠同世界各國史學家對話的新型的史學家。這些新型的史學家，應有較高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修養和中國學問的根底，應對世界曆史和外國史學有相當的了解，應在專精的基礎上努力向通識發展，應具有較高的古代漢語的修養、現代漢語的表述水平和外國語水平，應善於同外國同行合作而又具有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38]
我們高興地看到，這樣的史學家正在逐步成長起來。
[1] 原載《北京師範大學學報》2006年第5期。
[2] 郭沫若：《中國古代社會研究》自序，《郭沫若全集·曆史編》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9頁。
[3] 恩格斯：《在馬克思墓前的講話》，《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76頁。
[4] 翦伯讚《曆史哲學教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年）論述了下列問題：群眾、領袖與曆史，曆史發展的合理性原則，曆史的關聯性，曆史的實踐性，曆史的適應性，關於中國社會形勢發展史問題等。
[5] 侯外廬：《侯外廬史學論文選集》（上）自序，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8～9頁。
[6] 白壽彝：《中國史學史》第1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1頁。
[7] 白壽彝：《談史學遺產答客問》，載《史學史研究》1981年第1期。
[8] 劉大年：《評近代經學》，《劉大年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第427頁。
[9] 毛澤東：《致吳晗》，《毛澤東書信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10頁。
[10] 吳晗：《朱元璋傳》自序（1964年），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3頁。
[11] 吳晗：《關於曆史人物評價問題》，《吳晗史學論著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59～262頁。
[12] 張桃《漢語走向世界的時代》（《光明日報》，2006年6月23日）一文指出：“使漢語成為世界通用語之一，並非遠大理想，它有曆史的基礎、現實的機遇、未來發展的潛力。”“漢語熱的出現，既有中國經濟發展的大背景，又有中華傳統文化的基礎。”這些見解，可供參考。
[13] 鮑紹霖：《西方史學的東方回響》前言，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第2頁。
[14] 伏爾泰：《風俗論》上冊導論，梁守鏘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5年，第73～74頁。
[15] 黑格爾：《曆史哲學》，王造時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6年，第161頁。
[16] 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第1卷《導論》，袁翰青等譯，北京：科學出版社，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74～75頁。
[17] 傑弗裏·巴勒克拉夫：《當代史學主要趨勢》，楊豫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年，第219～222頁。
[18] 如《桑西門的曆史觀》、《孔道西的曆史觀》、《鮑丹的曆史思想》、《魯雷的曆史思想》、《孟德斯鳩的曆史思想》、《韋柯及其曆史思想》等。參見李大釗：《李大釗文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
[19] 何炳鬆：《新史學導言》，《何炳鬆論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1990年，第62～63頁。
[20] R.G.柯林武德：《曆史的觀念》譯序，何兆武、張文傑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年，第41～42頁。
[21] 杜維運：《與西方史家論中國史學》，台北：東大圖書有限公司，1981年，第141、143頁。
[22] 楊生茂：《美國曆史學家特納及其學派》，北京：商務印書館，1984年。
[23] 何兆武、陳啟能：《當代西方史學理論》劉家和研究員推薦意見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書首第2～3頁。
[24] 龐卓恒：《比較史學》，北京：中國文化書院，1987年。
[25] 範達人：《當代比較史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年。
[26] 範達人、易孟醇：《比較史學》，長沙：湖南出版社，1991年。
[27] 何兆武、陳啟能主編的《當代西方史學理論》一書引用美國學者格魯的觀點，寫道：格魯把業已問世的曆史比較研究著作大體上歸為四大類。第一類是“各文明體係的比較”，“即以斯賓格勒、索羅金和湯因比的方式進行規模宏大的比較。這些偉大的努力本身就是歐洲在兩次世界大戰時代與世界其他地區進行接觸的部分，但它們至今仍對許多人有鼓勵和刺激作用”。第二類“主要是對文明的某些中心題目進行比較研究，如比較宗教或國家與社會的關係”，大多是對一些較為具體的曆史現象的比較。第三類是通過比較而“研究曆史過程”，“它們涉及的範圍非常廣泛，從‘可選擇的生產方式’的比較研究到一個單獨的行業實現工業化的速度和程度的比較；從革命這個永遠受歡迎的題目的比較研究到限定得很明確的過程的比較研究（例如現代教育製度的普及）”。第四類是“機構的比較”，如教會、黨派、銀行之類的組織和機構的比較。參見雷蒙德·格魯：《比較曆史的論證》，《封建製度史比較研究譯叢》，長春：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1983年，第22～23頁。
[28] 關於“比較史學”的辨析，朱政惠教授論之甚詳，參見《關於比較史學研究的若幹問題（附二則）》一文，《美國中國學史研究：海外中國學探索的理論與實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4～27頁。
[29] 杜維運：《與西方史家論中國史學》，台北：東大圖書有限公司，1981年，第149～150頁。
[30] 杜維運：《與西方史家論中國史學》，台北：東大圖書有限公司，1981年，第152～153頁。
[31] 杜維運：《中西古代史學比較》序，台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88年，第1頁。
[32] 杜維運：《中西古代史學比較》，台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88年，第8頁。
[33] 杜維運：《中西古代史學比較》，台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88年，第6～7頁。
[34] 杜維運：《中西古代史學比較》，台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88年，第7頁。
[35] 陶淵明：《桃花源記》，《陶淵明集》卷六，逯欽立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第166頁。
[36] 瞿林東、陳其泰：《白壽彝畫傳》，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69頁。
[37] 張希清：《潛心研究 鑄造精品》，載《光明日報》，2006年7月10日。
[38] 瞿林東：《中國史學：20世紀的遺產與21世紀的前景》，載《北京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