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史學有悠久的曆史、豐富的遺產和優良的傳統。中國史學又有生生不息、不斷進取的活力。這是中國史學的兩個突出的特點，也是它的兩個突出的優點。
當中國曆史進入20世紀的時候，中國史學沒有故步自封，沒有落後於時代，而是與時俱進，進行從未有過的深刻的變革和勇敢的創新，百年之中，為中國史學寫下了艱辛而輝煌的一頁。回首百年，我們可以用變革和創新來概括中國史學在20世紀所走過的曆程；我們可以通過對於這百年之中湧現出來的一些史學名著的閱讀和評價，重新凸顯出史學家們為中國史學的發展所走過的道路和留下的足跡。這曆程，這道路，這足跡，對於後人來說，是寶貴的財富，也是前進的動力。
20世紀中國史學的變革，主要表現為曆史觀的變革和史學方法的變革。19世紀末，西方進化論傳入中國，對中國社會思潮產生巨大的影響。1901年和1902年，梁啟超先後發表《中國史敘論》和《新史學》，這是在進化論指導下的“史界革命”的兩篇宣言。以此為標誌，中國史學走上了前所未有的變革之路。梁啟超開其先聲，響應者紛紛而起，形成了一股強勁的“新史學”思潮，其影響所及直至20世紀三四十年代。正如顧頡剛在1945年講到“西洋的新史觀的輸入”時所說：“過去人認為曆史是退步的，愈古的愈好，愈到後世愈不行；到了新史觀輸入以後，人們才知道曆史是進化的，後世的文明遠過於古代，這整個改變了國人對於曆史的觀念。”[2]在中國曆史上，並不是人們都認為“曆史是退步的”，這一點顧頡剛講得不全麵；但他認為西洋新史觀即進化論傳入中國後，“整個改變了國人對於曆史的觀念”，應當是符合實際情況的。
曆史觀的變革還有更重要的方麵，那就是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傳入中國，引發了中國史學的革命性變革。李大釗、郭沫若、範文瀾、呂振羽、翦伯讚、侯外廬等馬克思主義史家為此做出了重大貢獻。從李大釗的《唯物史觀在現代史學上的價值》到翦伯讚的《曆史哲學教程》，從郭沫若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到侯外廬的《中國思想通史》，以及範文瀾的《中國通史簡編》和呂振羽的《簡明中國通史》等，唯物史觀在理論上和曆史研究的運用上，都取得了重大的成就。新中國成立以後，唯物史觀得到了廣泛的傳播，成為指引中國史學發展的主流。李大釗指出：“馬克思的唯物史觀有二要點：其一是關於人類文化的經驗的說明；其二即社會組織進化論。其一是說人類社會生產關係的總和，構成社會經濟的構造。這是社會的基礎構造。一切社會上政治的、法製的、倫理的、哲學的，簡單說，凡是精神上的構造，都是隨著經濟的構造變化而變化。……其二是說生產力與社會組織有密切的關係。生產力一有變動，社會組織必須隨著他變動。”[3]這樣的曆史觀引入中國史學，必然促使中國史學發生革命性變革。翦伯讚稱讚郭沫若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說：“在中國開始以史的唯物論把曆史來作係統研究的，要算是郭沫若……由於他從唯物論的觀點出發，從物質基礎上去說明中國古代社會的政治乃至意識形態，所以他在中國曆史的研究上，是有其相當貢獻的一個人。”[4]翦伯讚所著《曆史哲學教程》，是中國第一部馬克思主義曆史哲學著作，對於係統地闡明唯物史觀，發揮了重大作用。20世紀60年代，他撰寫的《對處理若幹曆史問題的初步意見》一文，也正是他運用唯物史觀對中國曆史做係統研究而概括出來的理論原則，至今不失為名作。對於唯物史觀的運用，是一個發揮創造性的學術研究過程。侯外廬在晚年為《侯外廬史學論文選集》所作的“自序”中，講到他“依據馬克思主義理論和方法”，在半個世紀中對中國社會史、思想史進行研究所總結出來的治學路徑和恪守的九條原則，可以看作是發揮這種創造性的典範之一。
盡管唯物史觀在中國的傳播也曾經經曆了曲折的道路，也曾經被簡單化、教條化以至被曲解，在一定時期內使中國史學的發展受到了損害，但是，我們應當相信和尊重這樣一個曆史事實：唯物史觀在中國曆史學界以至整個學術界、理論界已深深紮根。所謂曆史觀的變革，這是最突出的標誌和最重要的成就。
20世紀中國史學的變革，在史學方法上也非常突出。胡適、梁啟超是強調史學方法的極有影響的人物。胡適主張“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核心是強調“材料”和“證據”。梁啟超著《中國曆史研究法》及《補編》，不僅對史學方法有比較係統的和具體的闡述，而且廣泛地涉及曆史研究的一些具體問題，至今仍有參考價值。王國維的“二重證據法”，陳寅恪對其做了三重證據的概括以及他本人的實踐和以詩文證史的方法。陳垣在年代學方法、史諱學方法、校勘學方法、目錄學方法、史源學方法等方麵多有建樹。顧頡剛在《當代中國史學》引論中著重指出：“過去的乾嘉漢學，誠然已具有科學精神，但是終不免為經學觀念所範圍，同時其方法還嫌傳統，不能算是嚴格的科學方法。要到‘五四’運動以後，西洋的科學的治史方法才真正輸入，於是中國才有科學的史學可言。在這方麵，表現得最明顯的，是考古學上的貢獻；甲骨文和金文經過科學的洗禮，再加上考古學上的其他發現，便使古代文化的真相暴露了出來。此外如新的考據論文，多能揭發各時代曆史的真相，而史料的整理，也比從前要有係統得多。這都是科學方法之賜。”[5]這裏講的“科學方法”，歸結起來，一是考古材料和文獻材料的結合，二是對史料的係統整理，三是考證論文著意反映時代麵貌。這些都符合王國維、陳寅恪、陳垣所論，是為20世紀的新曆史考證學派的特點。
當然，史學方法的變革，在馬克思主義史學領域也表現得十分突出。從唯物史觀本身來說，它的基本理論與基本方法往往是結合在一起的。李大釗所說的唯物史觀的兩個“要點”，翦伯讚在《對處理若幹曆史問題的初步意見》一文中提出的“如何處理曆史上的階級關係”，“如何處理曆史上的民族關係”，“如何處理曆史上的國際關係”，“怎樣對待發展觀點”，“怎樣對待全麵觀點”，“人民群眾與個別曆史人物”，“政治、經濟與文化”，“理論、史料與文章”等問題，侯外廬總結他研究中國社會史、思想史的“基本原則和基本方法”，等等，多是理論中包含著方法，方法中反映出理論。這種同理論緊密結合的方法，對於史學變革所產生的作用更有力、更深刻。
20世紀又是中國史學創新的百年。這裏說的創新，主要是在研究內容、研究對象、研究領域方麵，同時還在於表現形式方麵。專史、斷代史（含朝代史）、中國通史、世界通史、國別史、區域史、中外關係史、中西交通史、人物傳記，以及考古學、曆史文獻學、史學理論、曆史理論等，都有許多論著麵世，可謂新觀點、新材料、新方法、新成果層出不窮，同19世紀相比較，其麵貌變化之大，實不可同日而語。在表現形式方麵，自夏曾佑在20世紀初以章節體寫出《中國古代史》後，這種章節形式逐步成為20世紀中國史書的主要體裁。這種體裁一是容量大，二是便於表現史家撰述旨趣、發揮史家見解，三是普及性強。當然，由於曆史內容的豐富，隨著研究對象、研究領域的擴大，也要求史書在表現形式上多有一些變化。這種變化，一方麵是源於中國史學傳統體裁，另一方麵是借鑒外國史書表現形式。中國史學傳統體裁如綜合體（紀傳體）、編年體、紀事本末體都有廣泛的采用，並根據史書的內容而有所變通、改造和創新；外國史書在版式設計、標目、注釋、圖的利用等方麵，也有不少可以參考的地方。這兩個方麵的結合，豐富了20世紀中國史書的表現形式。這種趨勢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顯得尤為明顯。
20世紀中國史學的變革與創新，有內在的原因，也有外在的原因。所謂內在原因，是史學自身發展的要求。從司馬遷到《文心雕龍·史傳》篇，從《隋書·經籍誌》史部大序到劉知幾《史通》，從《通誌》總序到吳縝，從胡三省到李贄、王世貞，從顧、黃、王到章學誠，從魏源到黃遵憲，從梁啟超到王國維、陳寅恪，從李大釗到郭沫若、翦伯讚，從黎澍到白壽彝，等等，總是從史學本身不斷提出革新的要求，反映了中國史學具有生生不息的進取精神。所謂外在原因，主要是指客觀曆史、社會環境對史學的影響、要求和推動。這在近代以前固然如此；近代以來，由於外國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的入侵，中國的曆史條件和社會狀況處於極大的震**和動亂之中，從而對史學的影響和要求，除了帶著一般規律性的作用之外，更產生了某種特殊的作用，救亡圖存、愛國主義成為史學的主要政治傾向，中國史學同國家、民族的命運更緊密地結合起來。與此同時，外國史學（主要是西方史學）不斷輸入中國，同中國史學自身要求變革的趨勢相結合，形成了20世紀中國史學巨大變革的浪潮，這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尤為突出。新中國成立後，曆史形勢發生了根本性變化，中國成為一個獨立的偉大國家，中國史學有可能在新的形勢下得到健康的發展。在經曆若幹誤區和曲折之後，20世紀70年代末，伴隨著改革開放的步伐，中國史學繼續變革、創新的趨勢，在內因和外因兩個方麵都具有了更大的活力。最近20多年中國史學的發展，是20世紀中國史學的一個曆史性的轉折時期，這就是：積蓄力量，走向世界。
河北教育出版社致力於曆史類著作的出版，成績斐然，為學術界所稱頌。2000年出版的《20世紀中國史學名著》，收錄33位史學家的50部著作，恰在世紀之交麵世。從中我們可以看到20世紀中國史學巨大變革和銳意創新的麵貌與諸多成就。中國人民大學戴逸教授為這部叢書作了長篇“總序”，對20世紀中國史學的特點、20世紀中國幾代史學工作者的曆史使命，做了精辟的闡述，對21世紀中國史學發展也提出了建設性的意見。凡收入這部叢書的史學名著，又都有學者和專家撰寫了“前言”，對作者及其著作做了簡要評價（按：內中陳寅恪著作三種，遵照作者後人意見，免作“前言”）。“總序”和“前言”對於讀者閱讀和研究無疑是必要的和有益的。為了更加便利於讀者對《20世紀中國史學名著》各方麵的了解，回眸20世紀中國史學家們在變革與創新的道路上留下的足跡，進而加深對20世紀中國史學變革與創新之曆程的認識，我們把“總序”和各書“前言”匯編成冊，題為《中國史學的變革與創新——20世紀中國史學名著敘錄》，以饗讀者。
誠然，由於種種原因，《20世紀中國史學名著》不可能把20世紀所有的中國史學名著都包括進來，這是我們早在編纂工作起步時就已經認識到了的，也是廣大讀者今天可以理解的。因此，讀者朋友對這本《20世紀中國史學名著敘錄》，自也不會責全求備。我們熱切希望，在各方麵條件許可的情況下，能夠有機會編纂《20世紀中國史學名著》續編，那時“敘錄”自然也就會有姊妹篇了。這是我們努力的目標。
[1] 原載《20世紀中國史學名著敘錄》，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
[2] 顧頡剛：《當代中國史學》引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3頁。
[3] 李大釗：《我的馬克思主義觀》，《李大釗文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59頁。
[4] 翦伯讚：《曆史哲學教程》緒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年，第17頁。
[5] 顧頡剛：《當代中國史學》引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2～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