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史學走向變革的宣言[1]
100年前，梁啟超在《新民叢報》上發表了《新史學》一文。梁啟超縱觀中外社會曆史的進程和現狀，聯係中外史學之差異，乃大聲疾呼：“嗚呼，史界革命不起，則吾國遂不可救。悠悠萬事，惟此為大。《新史學》之著，吾豈好異哉，吾不得已也。”此文依次闡述了六個問題：中國之舊史，史學之界說，曆史與人種之關係，論正統，論書法，論紀年。文章主旨在於批判“舊史學”，倡導“新史學”，而其根本目的則在於“提倡民族主義，使我四萬萬同胞強立於此優勝劣敗之世界”。
在中國史學史上，此文的發表，不啻一聲巨雷，有發聵振聾之效。20世紀前三四十年的中國史學，多受到它的重大影響。
清人章學誠強調知人論世[2]，認為欲論其人之文，必知其人之世。此可謂古今通理。梁啟超作為一個改良主義者，在他那個時代，經曆了太多太多的曆史變動：甲午中日戰爭、中日馬關條約、戊戌變法失敗、八國聯軍入侵等。在民族危難、國人扼腕之際，那些站在曆史潮流前頭、麵對民族危機的人們，都在選擇民族自強之途。梁啟超的《新史學》，就是在這樣的曆史條件下麵世的。
當然，民族的自強，要靠綜合國力的提高，經濟的發展、政治的清明、軍事的保障、科學文化教育的進步等，都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史學在喚起國民的民族意識、激發國民的民族精神方麵，確有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從這個意義上說，梁啟超所謂“悠悠萬事，惟此為大”，實是中肯而緊迫的呼聲。百年之後的今天，我們來看待《新史學》的發表及其曆史價值，似應特別關注於此。
從學理上看，《新史學》在中國史學史的發展上，無疑是中國史學走向變革的一份宣言。它所提出的問題很多，主要是以下三個問題：如何看待“中國之舊史”，倡言曆史哲學的重要，強調發展史學對於民族自覺自強的必要性。
中國史學有3000多年的曆史，有豐富的典籍和連續不斷的曆史記載與曆史撰述，有優良的傳統和廣泛的社會影響，其整體麵貌，為世界各國所僅見。這是毋庸置疑的。這是一方麵。另一方麵，史學本是曆史的反映。曆史變動了，人們對曆史的認識提高了，史學自亦隨之而有所變革。這是史學發展的規律之一。19世紀中期以後，在西方殖民主義者的頻頻武力侵略下，中國社會曆史發生了巨大的變動，中國人也加快了對外國尤其對西方各國曆史與現狀的研究，其中包括對它們的文化各領域的研究。因此，《新史學》的立論，多以西方近代以來的曆史和史學為依據，進而結合中國過去的史學和作者的認識而展開論述。
《新史學》抨擊“中國之舊史”有“四蔽”、“二病”即緣於此。所謂“四蔽”是：“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家”，“二曰知有個人而不知有群體”，“三曰知有陳跡而不知有今務”，“四曰知有事實而不知有理想”。誠然，古代史家對於“朝廷”和“國家”之區別的認識，確實模糊。但對這種區別的萌芽認識，並非全無，而至明清之際，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等人已有了進一步的認識。中國史書中的“群體”意識，亦並非全無，如《史記·陳涉世家》及後來史書中所記述的各種“民變”，以及史學家的民本思想，還有對於類傳的設置與區分等，或多或少還是涉及了“群體”的地位和價值。至於說“今務”和“理想”，前者指忌諱研究本朝史，後者指考察史事的前因後果。梁啟超針對“今務”說：“凡著書貴宗旨，作史者將為若幹之陳死人作紀念碑耶？為若幹之過去事作歌舞劇耶？殆非也。將使今世之人，鑒之裁之，以為經世之用也。故泰西之史，愈近世則記載愈詳。中國不然，非鼎革之後，則一朝之史不能出現。”這一點，梁啟超說得十分中肯。漢武帝曾說《史記》是“謗書”，崔浩國史案使許多人遭到殺戮，唐玄宗時“唐國史”已有百餘卷卻不能公諸於眾，明朝則隻修實錄而不撰國史，凡此種種表現，弊端叢生，影響深遠。說到“理想”，即對重大曆史事件的深層認識，中國古代史家還是有成就的，司馬遷記秦漢之際的曆史經驗，唐初史家論隋朝之亡與秦、隋曆史的比較，曆代史家的辨興亡之論，王夫之縱論曆朝治亂盛衰之故，多不乏深刻見解。當然，他們所論，都不能超越一定的曆史條件，這是顯而易見的。
所謂“二病”，“其一，能鋪敘而不能別裁”，“其二，能因襲而不能創作”。“鋪敘”是指記述，“別裁”是指見識，鋪敘多於別裁，即記述勝過見識，使人苦讀史書而難得增長見識。這種現象是存在的，但不是絕對的。中國史家曆來重視“別裁”，從孔子重“義”到司馬遷的“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從劉知幾所論“獨斷”之學和“才、學、識”三長到章學誠推重“史意”和“別識心裁”，反映了重“別裁”的傳統。曆史典籍的積澱，本是好事，但若處置不當，也會為其所累。梁啟超所論，提醒了人們應當重視這個問題，是很有意義的。至於“創作”，梁啟超肯定了六位史家，即司馬遷、杜佑、司馬光、鄭樵、袁樞、黃宗羲，這是肯定了他們在紀傳體、典製體、編年體、紀事本末體和學案體方麵的創造性發揮（其中推崇鄭樵《通誌·略》，似可看作是介於紀傳體與典製體之間的人物），對於其他眾多史家，梁啟超則一概否定他們的“創作”。其實，這裏是大有思考餘地的。第一，中國古代史家能有如此多樣的創造，為世界史學上所罕見，實為難得。這本是一大優勝之處，應充分肯定。第二，中國古代的其他史家，如劉知幾、章學誠、王夫之、顧祖禹、崔適等，近代史家如魏源、王韜、黃遵憲、姚瑩、張穆、何秋濤等，在各自的領域內也多有創造；即使像班固、李濤、馬端臨等，在原有的體裁基礎上，也不是沒有任何創造。第三，“因襲”也有它的另一麵，那就是曆史編撰的連續性，這種內容和形式相統一的曆史編撰的發展，對於反映中國悠久的曆史文化和文明進程，具有重大的意義。因此，似不能認為“中國之舊史”是“不能創作”的“因襲”。
如此看來，《新史學》對“中國之舊史”的批評（包括對正統、書法、紀年的批評），是不是不能成立呢？不。它的批評在整體上和方向上，是能夠成立的。今天來看待這些批評，自然應采取分析的和辯證的觀點和方法，對於批評中的片麵性應放在當時的曆史環境中去理解，而不必苛求於作者當時的認識。
《新史學》強調曆史哲學的重要，認為：“曆史者，敘述人群進化之現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凡學問必有客觀主觀二界。……史學之客體，則過去、現在之事實是也。其主體，則作史、讀史者心識中所懷之哲理是也。有客觀而無主觀，則其史有魄無魂，謂之非史焉可也（偏於主觀而略於客觀者，則雖有佳書亦不過為一家言，不得謂之為史）。是故善為史者，必研究人群進化之現象，而求其公理公例之所在，於是有所謂曆史哲學者出焉。曆史與曆史哲學雖殊科，要之，苟無哲學之理想者，必不能為良史，有斷然也。”這一番話，顯示出梁啟超在吸收了當時中外學人有關論點的基礎上所達到的認識境界：一是對史學研究之客體與主體的區別與聯係的認識，二是對史學與曆史哲學的區別與聯係的認識，三是認為沒有曆史哲學的史家不能成為“良史”。是否可以認為，梁啟超所說的“公理公例”，同古代史家說的“勢”與“理”有一定的聯係，同近代以來所說的“規律”也有一定的聯係。值得注意的是，梁啟超把“曆史哲學”同“良史”聯係起來，強調了史家主體修養的重要性，其中自然包含了對曆史觀的重視。這是《新史學》的思想精髓所在。
《新史學》始終貫穿著史學應當經世致用的論點。它開宗明義寫道：“於今日泰西通行諸學科中，為中國所固有者，惟史學。史學者，學問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國民之明鏡也，愛國心之源泉也。今日歐洲民族主義所以發達，列國所以日進文明，史學之功居其半焉。”又寫道：“今日欲提倡民族主義，使我四萬萬同胞強立於此優勝劣敗之世界乎？則本國史學一科，實為無老、無幼、無男、無女、無智、無愚、無賢、無不肖所皆當從事，視之如渴飲饑食，一刻不容緩者也。”梁啟超在講曆史哲學的重要時又說：“夫所以必求其公理公例者，非欲以為理論之美觀而已，將以施諸實用焉，將以貽諸來者焉。曆史者，以過去之進化，導未來之進化者也。”作者的這些論述，雖未能十分準確，但其看重以史學激揚國民的民族自覺與民族精神的熱忱之心，充溢於字裏行間，今天讀起來，仍然使人產生共鳴而為之振奮。史學同社會、民族、國家是何種關係？100年前，梁啟超已經講得十分透徹了。
《新史學》問世100年了。一篇論文，對中國史學影響至深至廣，如同《新史學》這樣，在中國史學史上，是不多見的。《新史學》所論，有片麵性的地方，如對古代史學的評價，因而也不免有負麵的影響；這種片麵性和負麵影響，有的已為梁啟超本人後來的撰述所糾正，有的則為史學發展本身所糾正。而其所倡言的史學貴在創新、良史當看重曆史哲學、史學對於民族命運至關重要等論點，至今仍有其借鑒價值和現實意義。
[1] 原載《學術研究》2002年第12期。本文是應《學術研究》雜誌“紀念梁啟超《新史學》發表一百周年”筆談專欄而作的一篇短論。
[2] 章學誠：《文史通義》卷三《文德》，葉瑛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278～27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