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堅守經典馬克思主義的哲學立場
作為英國當代的馬克思主義學者，安德森總是懷有一種經典的馬克思主義情懷，對於馬克思、馬克思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有著自己獨到的解讀和詮釋。他尊敬馬克思，但並不把他當做上帝來敬仰；他尊重馬克思主義，但並不對它馬首是瞻；他尊愛曆史唯物主義，但並不認為它不可更改。他總是在馬克思所開創的曆史唯物主義的經典視域內對曆史、現實與未來進行著獨具特色的研究和探索，形成了一種“類型學”的唯物史觀思想。
(一)對唯物史觀的理論辯護
曆史唯物主義是安德森“類型學”唯物史觀思想的核心理論框架和話語體係。然而，作為曆史唯物主義的創始人，馬克思卻從未使用過這一術語，而隻是把它表述為“唯物主義的曆史觀”或“唯物主義的生產條件”。無論哪種表述，至少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馬克思所創立的唯物史觀與之前的唯心史觀不同，“它不是在每個時代中尋找某種範疇，而是始終站在現實曆史的基礎上，不是從觀念出發來解釋實踐，而是從物質實踐出發來解釋觀念的東西”①。因此，馬克思的偉大進步就在於對人類曆史所做的唯物主義的說明和理解。正如普列漢諾夫所評價的，唯物主義曆史觀是“馬克思的曆史哲學”,是“說明人類曆史的唯物主義哲學”②
眾所周知，馬克思對曆史唯物主義最為係統的概括和表述是1859年《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一文，他在其中得出了有關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生產方式和社會形態等最基本的概念和理論。在此值得長段引入：
我所得到的、並且一經得到就用於指導我的研究工作的總的結果，可以簡要地表述如下：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誌為轉移的關係，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係。這些生產關係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築豎立其上並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製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便同它們一直在其中運動的現存生產關係或財產關係(這隻是生產關係的法律用語)發生矛盾。於是這些關係便由生產力的發展形式變成生產力的桎梏。那時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隨著經濟基礎的變更，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築也或慢或快地發生變革。在考察這些變革時，必須時刻把下麵兩者區別開來：一種是生產的經濟條件方麵所發生的物質的、可以用自然科學的精確性指明的變革，一種是人們借以意識到這個衝突並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藝術的或哲學的，簡言之，意識形態的形式。……大體說來，亞細亞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現代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可以看作是經濟的社會形態演進的幾個時代。①
然而，以上這些概念和理論卻遭到了非馬克思主義者，甚至是馬克思主義者的諸多質疑和責難。這些反對者認為，首先，這些概念和理論存在一種空間性和結構性的隱喻，它隻表述了一種靜態的結構，無法說明動態的曆史；其次，在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結構中，又分別賦予了生產力和經濟基礎一種優先化和特權化的存在；最後，有關“決定論”的概念也充滿了問題。
同樣，這些極具爭議性的問題也反映在20世紀60年代以來英國新左派對於馬克思主義的種種認知和判斷中。在對馬克思本人思想的曆史軌跡的解釋中，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家湯普森進行了一種獨特的解讀，認為馬克思早期思想和晚期思想之間存在著極大的分裂和轉向，如果說馬克思早期所探討的是全部人類曆史或社會曆史，那麽馬克思晚期則轉向了對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批判和研究。他在《理論的貧困》一書中認為，曆史唯物主義的真正對象是“一元社會知識”(a unitary socialknowledge),其綱領體現在馬克思的早期著作，如《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德意誌意識形態》《哲學的貧困》和《共產黨宣言》中，其中《德意誌意識形態》是最接近其觀點的一個文本，它不僅僅是一個宣言式的文本，而且是對作為一元社會過程的全部人類曆史進行唯物主義重建的一個輪廓性綱要。然而，馬克思晚期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和《資本論》的寫作中卻放棄了對“一元社會知識”的追求而走向了一種狹隘的政治經濟學，這對馬克思早期思想產生了一種災難性的影響。由此，湯普森走向了對馬克思早期思想的辯護和馬克思晚期思想的拒斥。
因此，湯普森對馬克思晚期有關曆史唯物主義的基本概念和理論做了一一批判。首先，他認為馬克思有關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的理論模式是充滿問題的，因為這種理論模式極易導致一種經濟還原論或經濟簡化論的錯誤傾向，尤其是在第二國際馬克思主義對於經濟運動或經濟術語的機械化或教條化的解釋中，總是傾向於把生產關係還原為經濟關係，把人和人之間的道德關係還原為人與物之間的利益關係，把所有的社會關係如文化的、道德的和政治的關係還原為經濟的關係，甚至把所有的人類責任都最終消解為一種**裸的金錢關係。更為嚴重的是，這一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的理論模式暗含了對社會主體“人”的核心作用的忽視，認為所有的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等所有形式的活動都是有關人的實踐活動，離不開主體的思想、意誌和**，同樣也離不開主體的行為、活動與實踐，隻能從主體的實踐活動角度來研究。因此，湯普森指出：“生產、分配、消費，不僅僅是挖掘、運輸和吃飯，而且也是計劃、組織和享受。想象和理智的錯誤不是局限於‘上層建築’並樹立於基礎(包含人-物)之上，而是暗含在使人成之為人的創造性的勞動行為本身。”①
其次，湯普森認為有關生產方式的概念也充滿問題。在他看來，阿爾都塞在對馬克思主義的結構主義解釋中，把生產方式的概念演變為一種狹隘的政治經濟學範疇而非一種廣泛的曆史社會學範疇，從而使曆史唯物主義的探討從曆史社會學的問題轉變為政治經濟學的問題。正是“阿爾都塞把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和《資本論》中的錯誤絕對化了，試圖使馬克思主義成為一種生產方式理論而把曆史唯物主義推向了‘政治經濟學’的監獄”②。因而，這一生產方式的概念就無法適用於對社會結構的探討。正如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不等同於資本主義社會一樣，前者是指一種純粹的經濟結構，後者是指一種包含了經濟、政治、文化和意識形態在內的複雜的社會結構。與此同時，這一生產方式的概念也無法適用於對人類曆史過程的真正探討，因為它隻提供了經濟實踐的範疇，而沒有為政治、文化、法律和意識形態實踐提供任何範疇。“進化論缺少對於物種遺傳和變異途徑的解釋，而曆史唯物主義理論則缺少對生產方式和曆史過程之間(部分)適應途徑的解釋。”①
可見，無論是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的理論模式，還是生產方式的概念和理論，湯普森對於這些曆史唯物主義的基本概念和理論都進行了強烈的質疑與批判。正如他在《理論的貧困》一書對馬克思後期的理論本身所表達的輕蔑那樣，他不僅無情駁斥了生產方式的概念，而且幾乎沒有提到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概念。究其原因，主要在於這些概念和理論本身所蘊含的抽象主義和思辨主義，或者確切來說是唯心主義和結構主義的本質特征。“這一《讀》顯著的結構主義和唯心主義的還原論就是設計拙劣的結論”②“阿爾都塞的荒謬性就在於其唯心主義理論構造模式。”③在他看來，這些抽象的、思辨的、唯心的或結構的概念和理論本身無法編織出一幅由具體的、經驗的個體實踐活動所構成的整個人類曆史。實質上，湯普森對於曆史唯物主義基本概念和理論進行批判的背後是對馬克思晚期思想的拒斥，或者是對科學主義或結構主義的馬克思主義思想的批判，其目的是要保衛馬克思的早期思想，維護人道主義或曆史主義的馬克思主義思想。
與此相反，安德森走向了對馬克思晚期思想的辯護，走向了曆史唯物主義的科學主義的路線和方針。“馬克思所做的是選擇了曆史唯物主義理論中最具決定性的領域——經濟生產——並奉獻了他的所有熱情和努力在資本主義的時代來探索和重建。對他而言，還存在其他科學的路徑麽?實際上，他的步驟是真正科學家的經典方針。”①在他看來，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和《資本論》等晚期著作絕不僅僅是政治經濟學的著作，也不僅僅是政治經濟學批判的著作，而是曆史社會學的著作。同樣，安德森對阿爾都塞的生產方式理論給予了積極的辯護，認為“阿爾都塞著作的影響遠不是把馬克思主義者囚禁在生產方式和社會結構的嚴格等式中，而是使它們從中解放出來”②。因為，作為曆史唯物主義理論基石的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概念在馬克思的19世紀40年代的早期著作中並未出現，有關“社會生產關係”的概念在《哲學的貧困》之前也未出現，在《政治經濟學批判》之前也未獲得全部的意義，因此可見，它們首次形成於1859年《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正是在這篇序言中，形成了有關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生產方式與社會形態等曆史唯物主義的經典概念和理論，最終形成了一套理論化和係統化的科學知識體係。因此，這些曆史唯物主義的基本概念和理論不是一種狹隘的政治經濟學理論和範疇，而是一套曆史社會學的理論和範疇。它們的建立不僅沒有遠離了曆史，反而深入了曆史，不僅沒有妨礙曆史的經驗研究，反而促進了曆史的科學研究。正如安德森所表述的：“正是這一進步的理論發現最終使對《資本論》中新的曆史對象：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全麵探討成為可能。換言之，1848年之後馬克思主義的重要運動並非‘遠離’曆史，而是深入了曆史。”③
對曆史唯物主義的基本概念和理論，安德森進行了積極有力的“宣誓”和“保衛”。
首先，就生產力和生產關係而言，安德森認為這兩個概念不僅是曆史唯物主義的理論基石，而且是曆史變革最深層的動力。“馬克思的理論遠遠並不缺乏任何遺傳類型的解釋原則，它顯然擁有一種原則——帶有一種獨特的清晰和力量始於1859年《序言》: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之間的矛盾運動是長期曆史變革最深層的動力。”①
其次，就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而言，他認為這一基礎與上層建築的比喻確實存在著一種唯經濟決定論的傾向，但這一錯誤不能成為取消這一理論的全部罪證，它在理論上仍具有一種必要性和合理性，“構建一種可靠的有關社會‘經濟結構’的概念，並不會排除或危及對文化或政治‘上層建築’的曆史研究，而是要促進它”②。
最後，就生產方式的概念而言，他認為盡管馬克思在《德意誌意識形態》中將生產方式歸結為“物質資料的生產方式”,並在《資本論》的寫作中得出了一套有關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抽象經濟理論，但它並不僅僅是一個政治經濟學的範疇，而是一個曆史社會學的範疇，它是區分一種曆史結構和另外一種曆史結構的重要依據和標準。“首先應當足夠清楚的是，馬克思並沒有闡述過作為政治經濟學範疇的生產方式概念，甚至是對它的一種相反說明(adversary version)。這一概念的最初功能究竟是什麽呢?設想一下社會經濟形態和時代的多樣性——就能提供給我們在人類進化中劃分一種重要曆史結構類型與另一種曆史結構類型的方法。”①在此，生產方式從一種狹隘的政治經濟學範疇轉化為一種更廣泛的曆史社會學範疇，生產方式不單單指稱一種經濟結構，而是泛指一種社會結構，相當於社會形態(social formation)的概念範疇。因此，生產方式的概念對於人類曆史上不同曆史社會形態的探討就是本質的和核心的.
可見，安德森認同馬克思的晚期思想，對曆史唯物主義進行了科學和理性的保衛和辯護，把曆史唯物主義首先看作馬克思主義思想的一套理論話語體係，堅持了曆史唯物主義的理論化和係統化的科學解釋路徑。無論是對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作為曆史動力因素的認識，還是對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中基礎首要性的曆史宣稱，以及對生產方式的曆史辨析，安德森都表明了這一曆史的唯物主義的解釋原則和曆史決定論的思想立場，回到了經典馬克思主義的“地形學”。然而，這一回歸不僅僅是一種思辨的和理性的回歸，而且也是一種曆史的和實踐的回歸。
(二)對唯物史觀的科學解釋
在安德森看來，曆史唯物主義不僅是一套理論化和係統化的知識體係，而且是一種有關曆史的理論體係，也是有關曆史發展規律的科學學說。“如果馬克思主義的確切稱號是曆史唯物主義，它就必須首先是曆史的理論。然而引人注目的是，曆史就是過去。現在和未來當然也是曆史的，而這正是馬克思主義內實踐作用的傳統格言所不自覺地提到的。”①這裏首先需要回答的第一個問題是，曆史是什麽?作為曆史唯物主義的創始人，馬克思和恩格斯表述道：“曆史什麽事情也沒有做，它‘並不擁有任何無窮盡的豐富性’,它並‘沒有在任何戰鬥中作戰’!創造這一切，擁有這一切並為這一切而鬥爭的，不是‘曆史’,而正是人，現實的、活生生的人。‘曆史’並不是把人當做達到自己目的的工具來利用的某種特殊的人格。曆史不過是追求著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動而已。”②簡言之，曆史就是由具體的、現實的、活生生的人的實踐活動所構成的整個人類史。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誌意識形態》中指出：“我們僅僅知道一門唯一的科學，即曆史的科學。曆史可以從兩方麵來考察，可以把它劃分為自然史和社會史。”③從廣義上講，曆史包括自然史和社會史，或者換言之，曆史科學包含了自然科學、社會科學或人文科學；從狹義上講，曆史科學僅僅是指社會科學或人文科學。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劃分了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三種類型，卻在晚年《致梅林的信》中指出，曆史應歸屬於社會領域而非自然領域，“曆史在這裏應當是政治、法律、哲學、神學，總之，一切屬於社會而不是單純屬於自然界領域的簡單概括。”④這裏的問題在於，如果把曆史科學歸屬於社會科學，那麽曆史何以成為一門科學呢?更確切來說，馬克思和恩格斯所創立的這一唯一的曆史科學如何理解呢?所謂一門唯一的曆史科學，實質是指曆史唯物主義的科學理論，是在新的唯物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的基礎之上所形成的曆史科學。列寧也曾指出，達爾文的“種變說所祈求的完全不是說明‘全部’物種的形成史，而隻是把這種說明的方法提高到科學的高度，同樣，曆史唯物主義也從來沒有祈求說明一切，而隻祈求指出‘唯一科學’說明曆史的方法。”①那麽,這一唯一科學地說明曆史的方法——唯物主義的真正內涵是什麽?在此，我們不能對唯物主義中的“物”作狹隘的理解，它不是通常意義上所說的與主觀精神相對立的客觀“物質”概念，而是指主體世界對客體世界的改造活動，也就是馬克思在《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中所提出的“實踐”概念，是指物質資料的生產與生活實踐。這是人類曆史上最根本的和最具決定性的領域。
在對曆史學的研究中，湯普森和安德森通過曆史的研究對象、曆史的概念範疇和曆史的學科性質三個層麵的分析，基於經驗主義和理性主義的邏輯路線，得出了對曆史唯物主義的不同結論和看法。
在湯普森看來，曆史無法成為一門科學，“把曆史命名為‘科學’的嚐試總是無益而混亂的”。首先，就曆史對象而言，曆史事件本身是多變的和易變的，這一瞬息萬變的曆史過程妨礙了曆史概念的建立；其次，就曆史概念而言，它們是“期待而非規則”,具有一種“特殊的彈性”“必要的概括性和靈活性”“機動的係數”;最後，就曆史知識而言，它總是“臨時的，不完美的和近似的”。①可見，湯普森更傾向於對曆史學的經驗主義的研究路徑，強調了曆史事實或曆史事件的特殊性和偶然性，否認了曆史概念或曆史理論的核心性和重要性，甚至否認了曆史科學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正如湯姆·奈恩(Tom-Nain)所指出的：“英國的孤立性和地方性；英國的向後性和傳統性；英國的宗教性和道德性；微不足道的‘經驗主義’或對理性的本能的不信任……”②。因此，曆史無法成為一門科學。盡管湯普森宣稱在曆史唯物主義的原則下進行研究，但曆史唯物主義僅僅是其研究的一個始發站，盡管它揭示了曆史發展的一般規律，但卻不能作為麵對曆史現實的抽象教條；盡管曆史發展受到了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製約，但卻不存在任何抽象的規律性和必然性。
相反，在安德森看來，曆史可以成為一門科學，這是確定無疑的。首先，曆史事件的多變和易變並不會妨礙曆史概念的建立；其次，有關曆史的概念不是越少越好，而是越多越好；再次，曆史中不是需要更少的決定論，而是更多的決定論；最後，科學本身就是不精確的，“暫時性、選擇性和可證偽性構成了科學事業自身的本質”③。可見，曆史事實本身的多變性和偶然性不會妨礙曆史的客觀性和規律性，同樣，曆史知識的暫時性和不精確性也不會妨礙曆史的科學性和理論性。在對曆史的科學研究中，應把曆史事實的經驗材料與曆史概念的理論闡發相結合，“曆史學科法庭所允許的訴求形式是雙重的，‘證據的’和‘理論的’”①。因此，安德森不僅宣稱在曆史唯物主義的原則之下進行曆史研究，而且把曆史唯物主義本身當做曆史研究的理論出發點，即在諸如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生產方式與社會形態的理論範疇和體係中進行分析和研究，從而形成了有關曆史的科學理解和認知。
從上述的爭議可以看出，在湯普森的思想中，曆史唯物主義更類似於曆史編撰學，它僅僅是對過去的曆史事件或曆史事實的編輯和整理；而在安德森的思想中，曆史唯物主義更類似於一種曆史科學，它試圖從複雜多變的曆史事件或曆史事實中找出其中所隱藏的規律和必然。當然，安德森並沒有單單囿於規律的歸納和總結，而認為曆史的經驗工作也同樣重要。“事實上，理應一清二楚的是，馬克思主義編史工作中的進展，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發展有著潛在的極端重要性。”②因此，在安德森的曆史唯物主義的話語體係中，曆史和理論構成了不可或缺的兩極。在曆史中來考證理論，在理論中來闡釋曆史，曆史的考證和理論的闡釋被熔為一爐，“現在，理論就是曆史，具有它過去未曾有過的嚴密性；曆史同樣也是理論，在描述所有曆史事變時，都以一種它過去極力回避的理論方法”③。由此，安德森形成了一種融曆史與理論、經驗與理性為一體的對於曆史唯物主義的科學闡釋。
然而，這一科學的辯護和保衛並不意味著安德森對經典馬克思主義的亦步亦趨和絕對服從，他同樣對經典馬克思主義進行了一種“嚴格的審查”和“批判性的評價”。在他看來，“最大的尊敬應與最大的清醒相一致。今天，對經典馬克思主義的研究需要把學術知識和富有質疑精神的老實態度結合起來，而這一點現在尚未做到”①。他通過對馬克思、列寧和托洛茨基等經典馬克思主義作家的批判性審查，指出了其中所忽視的重大問題，認為馬克思本人沒有對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結構的真正分析，也沒有解決民族和民族主義的性質問題，列寧沒有闡明資產階級民主製度的影響，托洛茨基沒有預言西方資產階級民主國家的革命問題。因此，所有這些被忽視的問題恰恰成為了安德森“類型學”唯物史觀思想所要考察和探討的核心問題。
(三)對社會主義的國際守衛
曆史唯物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究竟存在著怎樣的關係?在安德森看來，盡管曆史唯物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不能完全等同，但曆史唯物主義卻在整個社會主義的思想文化範圍內占有絕對的優勢和統治的地位。他發問道：“曆史唯物主義在整個社會主義思想和文化範圍之內的全麵統治的曆史根據是什麽呢?更確切地說，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社會主義理論的典型特征是什麽——以及它發展的可行性如何?”②對此問題，他提出了曆史唯物主義的三個結構特征。首先，曆史唯物主義是一種科學的“理性係統”。與其他傑出的社會主義者如聖西門、莫裏斯、饒勒斯、威格福斯、察揚諾夫和米爾達爾所創造的思想體係不同，隻有馬克思和恩格斯創造了一種全麵的、綜合的理論體係，一種科學的曆史唯物主義的學說體係。其次，曆史唯物主義是一種有關“曆史發展的理論”。與其他卓越的社會主義曆史學家，如托尼、列斐伏爾、比爾德和泰勒相比，隻有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曆史唯物主義理論全麵揭示了從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一直到資本主義社會幾千年以來人類社會曆史發展進程的規律和法則。最後，曆史唯物主義也是反對資本主義的激進的“政治戰鬥號召”。也就是說，曆史唯物主義也是“科學的社會主義”,是對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改造。正是這三個結構性特征，使馬克思主義或者曆史唯物主義成了社會主義的理論指南和實踐指引。
安德森認為，曆史唯物主義“也是科學的社會主義，換言之，它是理解現在和把握未來的事業，一項具有無產階級革命的政治工程。在這方麵，曆史唯物主義並不僅僅局限於或完全集中於過去”①。由此，他從科學的社會主義思想走向了革命的社會主義思想，堅持了一種革命的實踐論思想，始終期待著知識與行動、理論與實踐之間的完美結合。
總體上，安德森遵循了經典馬克思主義的革命社會主義理想，試圖創造出一種“革命的政治學”,認為隻有推翻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才能實現對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主義改造。在他看來，工人階級依舊是實現社會主義的主體力量，革命依舊是實現社會主義的根本途徑。實際上，這一革命社會主義的理想需要通過兩大工程來實現：一個是理論的工程，一個是實踐的工程，他始終遵循著革命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與實踐統一的內在標準，期待著馬克思主義理論與社會主義實踐之間的密切結合。
一方麵，安德森強調了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重要性。對於這一理論的工程，安德森通過其理論和編輯工作引入“西方馬克思主義”思潮並促進了英國馬克思主義左派文化的發展和繁榮，強調了馬克思主義理論對於英國文化的重要性，力圖把英國本土傳統資源與歐洲大陸馬克思主義理論資源相結合，實現英國本土資源的馬克思主義化。在《當代危機的起源《國民文化的構成》和《英國馬克思主義的內部爭論》等著作和文章中，他明確指出英國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文化的缺乏，認為需要通過歐洲大陸的理性主義的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文化來彌補本國文化的缺憾，以創造出一種革命的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文化來激發起英國工人階級的激進意識和行為。因為他相信，革命的文化有助於革命的理論，而革命的理論有助於革命的行為。某種程度上來說，安德森所倡導的這一理性主義的馬克思主義事業在英國得到了部分實現。在“西方馬克思主義”思潮的影響下，不僅形成了以安德森為首的英國結構主義的馬克思主義學派，而且影響了英國整整一代左派學者對於“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認知，形成了一種多元的英式馬克思主義文化格局。可見，在這一多元的英式馬克思主義文化格局的構建中，安德森及其《新左派評論》的作用和貢獻是無與倫比的。
另一方麵，安德森強調了社會主義實踐的重要性。他采用了列寧的經典名言，認為“正確的革命理論……隻有同真正群眾性的和真正革命的運動的實踐密切地聯係起來，才能最終形成”①。安德森始終把馬克思主義理論與工人階級實踐之間的結合看作革命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內在標準，認為經典馬克思主義體現了這一標準，而西方馬克思主義背離了這一標準。然而，這一背離同樣存在於安德森自己的馬克思主義理論與實踐之中，這一英國繁榮的理性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的文化事業並沒有帶來相應的英國工人階級的激進主義的意識和行為。這表明，理論的實踐與革命的實踐之間存在一種顯著的分離。
需要指出的是，這一革命的社會主義也是一種國際的社會主義，它包含兩種尺度，一種是文化的，一種是政治的。正如安德森在《英國馬克思主義的內部爭論》一書中明確指出的：“這些年來，《新左派評論》在所追求的國際主義探討中包含兩種尺度：在采用了一種國外廣泛的馬克思主義著作的理論資源的意義上，它是文化的；作為對民主社會的因果解釋原則，它是政治的。”②
就文化的國際主義而言，當安德森及其《新左派評論》成員在20世紀60年代中期引入歐洲大陸理性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的文化資源，應用這些資源全麵檢驗英國的曆史、社會、文化和政治，並對英國經驗主義的馬克思主義文化做出否定斷言時，就已經堅定地走上了一種理論的國際主義。“這一理論的國際主義建立在這一信念之上，正如誕生於19世紀的曆史唯物主義匯聚了三種不同的國家體係——德國哲學、法國政治學和英國經濟學——因而期待它在20世紀同等程度或更大程度地突破國界而獲得自由有效的發展，換言之，我們不相信馬克思主義是一國範圍內的事。”①
就政治的國際主義而言，安德森不僅關注英國工人階級的運動和實踐，而且關注國際範圍內工人階級的運動和實踐。這一國際主義的政治視野就在安德森的不同著作和文章以及《新左派評論》的編輯和出版事業中得到了具體體現，諸如古巴革命、中蘇衝突、中國“**”、布拉格之春，波蘭哥穆爾卡叛亂、歐洲共產主義運動以及蘇聯的勃烈日涅夫等，都成為了其密切關注的對象。
總之，安德森懷有一種國際主義的社會主義視角和情懷，堅定地反對“一國社會主義”的思想，反對發達資本主義世界中工人階級對於民族主義情感因素的任何妥協。他總是懷有一種“奧林匹亞的普救主義”(Olympian Universalism),試圖在國際主義的文化和政治事業中實現對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