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世紀60年代中期開始，當安德森及其同事以《新左派評論》為基地把歐洲大陸理性主義的馬克思主義文化翻譯和介紹到英國經驗主義的馬克思主義文化中時，兩種截然不同的文化不可避免地發生了激烈的衝突和碰撞。尤其是以安德森為代表的結構主義學派與以湯普森為代表的曆史主義學派之間開始了長達近20年的爭論。總體上，他們進行了
三次爭論：第一次是隨著湯普森《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1963)的出版，安德森和湯姆·奈恩分別在《當代危機的起源》(1964)和《英國的工人階級》(1964)中做出回應；第二次是隨著湯普森《英國的特殊性》(1965)的發表，安德森在《社會主義和偽經驗主義》(1966)中做出答複；第三次是時隔十五年之後，當湯普森出版了《理論的貧困》(1978)時，安德森在《英國馬克思主義的內部爭論》(1980)中再次做出回答。直到此時，兩派之間的爭論才達成某種初步的和解，正如安德森自己所總結的：“拋卻舊的爭吵，共同探討新的問題將是有益的。”①就爭論的問題而言，其中，英國的曆史、社會、文化和政治等領域進行了激烈的爭論和交鋒，得出了對英國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文化的不同理解和認識.
(一)英國曆史的“例外論”
作為對湯普森《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一書的回應，安德森在1964年的《當代危機的起源》一文中對英國現代曆史的獨特性做出了精確的描述和概括：
在一場痛苦的、通泄的革命之後，它改變了英國社會的結構，但卻沒有改變上層建築，一個由強大的商人姻親集團所支持的土地貴族成為英國首個主導的資產階級，這個動態的農業資本主義把農民從曆史上驅逐了出去。其成功就為工業資產階級的誕生提供了經濟的“基礎”(floor)和社會的“上層建築”(ceiling)。由於對封建國家的不信任，對法國革命和本國無產階級的恐懼，以及地主階級榮譽和權力的**，資產階級贏得了兩個適度的勝利，它喪失了勇氣並最終喪失了身份。晚期維多利亞時代和盛期帝國主義時代就把貴族和資產階級融為一個單一的社會集團。在工業資本主義出現的條件下，工人階級富於熱情的戰鬥並沒有獲得任何協助；其努力的措施是接連失敗之後的極度消耗。因此，盡管它發展了，獨立了，但卻從屬於顯然不可動搖的英國資本主義的結構之內，盡管它存在巨大的優越性，但卻無法改變英國社會的基本性質。①
在此，安德森把所考察的英國現代史劃分為四個階段，即17世紀資產階級革命的時代，18世紀工業革命的時代，19世紀帝國主義的時代和20世紀兩次世界大戰的時代。
首先是17世紀資產階級革命的時代。安德森認為，1640—1688年的英國內戰是世界上最早的資產階級革命，與世界上其他國家的資產階級革命，如法國革命、美國革命、德國革命相比，早了整整一個世紀的時間。然而，就革命的性質而言，它卻是最妥協的和最不徹底的資產階級革命。“在任何主要的歐洲國家中，英國擁有首個最調和的和最不純粹的資產階級革命。”①在他看來，這一資產階級革命不是發生於上升的資產階級與沒落的貴族階級之間的鬥爭，而是一部分新興貴族反對另一部分舊式貴族的鬥爭，而且，這一新興貴族隻是變成了資本家(capitalist)而沒有成為資產階級(bourgeoisie),在社會上居統治地位的依舊是貴族階級而非資產階級。因此，這一革命隻打破了英國社會的經濟基礎，卻沒有改變英國社會的上層建築，換言之，這一資產階級革命在經濟的意義上是成立的，而在政治或社會的意義上是不成立的。或者說，它是一場成功的資本主義革命，但卻不是一場成功的資產階級革命。
其次是18世紀工業革命的時代。英國是世界上首個工業化的國家，誕生了最早的工業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對於工業資產階級而言，由於受到國內外環境的雙重影響，一方麵是法國大革命和拿破侖的擴張；另一方麵是國內無產階級的反抗，資產階級就從最初對貴族階級的激烈反抗變成了與貴族階級的不斷融合。同時由於《改革法案》(1832年)的頒布和《穀物法》(1846年)的廢除，資產階級開始從經濟和政治上介入貴族階級的統治製度。然而，這一介入的最終結果不是資產階級的最終勝利，而是貴族階級的單一霸權的確立。同樣，對於無產階級而言，19世紀前半葉可謂是英國工人階級的最偉大的英雄時代，它掀起了歐文主義和憲章運動等巨大的改革浪潮；而19世紀後半葉則是英國工人階級的最深層的停頓時期，憲章運動之後再也沒有產生任何具有重要影響的工人運動。因此，在這一時期，無論是工業資產階級，還是工業無產階級，都未能對貴族階級的霸權體係構成真正的威脅並成功地推翻它，而是進一步鞏固了貴族階級的霸權統治地位。
再次是19世紀帝國主義的時代。在安德森看來，19世紀晚期是帝國主義最具自我意識和最好戰的時代，它對英國的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都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形成了英國社會最持久的輪廓。第一，它確保了傳統的等級秩序和貴族階級的霸權地位，最顯著的表現就是晚期維多利亞時代強大的君主製；第二，它橫掃了英國社會所有的階級和黨派，並在意識形態上把它們整合到了貴族階級的世界觀中；第三，工人階級最終被這一帝國主義的意識形態所整合。盡管這並不意味著工人階級在任何直接的意義上致力於帝國主義，但工人階級對於帝國主義的熱情使它偏離了對於階級剝削和階級壓迫等階級統治問題的關注，並在80年代之後形成了一種典型的勞工主義的意識形態。
最後是兩次世界大戰的時代。對此，安德森說道：“英國是主要歐洲國家中唯一一個未遭受兩次世界大戰占領和失敗的國家，其社會結構未受到外部動**和斷裂的影響。”①也就是說，當歐洲大陸國家由於外部的戰爭和內部的動亂而導致國家的現代化進程時，英國卻由於沒有經曆任何挑戰和分裂而完成現代化的使命，始終與貴族階級的霸權統治保持著高度一致。盡管這一時期英國的各階級和各黨派得以重新分裂和組合，無論是自由黨與保守黨之間的最終結合，還是保守黨與工黨之間的相互較量，都沒有最終改變貴族階級的霸權地位，其地位始終是堅實而穩固的，從未受到任何真正的質疑和挑戰。
這就是英國現代曆史的獨特之處。它既是英國貴族階級成功維持其統治的曆史，因為貴族階級在這一現代化曆史中隻改變了自己的作用而沒有改變自己的地位；它也是英國資產階級未能成功進行資產階級革命而完成現代化的曆史，因為資產階級未能對貴族階級的統治秩序構成一種全麵的質疑和挑戰，隻是改變了社會的經濟基礎而沒有改變上層建築；同樣，它也是英國工人階級未能成功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曆史，因為工人階級在歐文主義、憲章主義之後陷入了一種深層的改良主義和合作主義的意識形態之中。因此，英國社會的統治秩序依舊是傳統而保守的，沒有任何根本的和徹底的改變，實質上，貴族階級依舊處於統治階級的地位，而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依舊處於被統治階級的地位。
在對英國曆史的全麵係統的分析中，安德森所依據的理論資源不是源自英國的經驗主義的馬克思主義文化，而是源自歐洲大陸的理性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資源，由此，他走向了一種科學主義和理性主義的分析模式。就理論範疇而言，他采用了一係列社會科學的精確詞匯，如“貴族階級”“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等。在他看來，這些範疇不僅僅是抽象的和思辨的，同時也是具體的和現實的，是對英國社會階級結構的客觀描述和真實表達；就理論問題而言，安德森采用了馬克思本人有關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的基本區分，同時采用了法國阿爾都塞的結構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的問題域，與上層建築的“相對獨立性”的概念達成了一致，並論述了上層建築相對於經濟基礎的自主性與獨立性；就理論方法而言，他采用了西方馬克思主義思想中的“總體性”方法，試圖構建出一種有關英國曆史與現在的宏觀理論。正如他所表述的：“一種卓越的、想象的曆史與空白的政治分析的巨大鴻溝是我們試圖去克服的。我們試圖把曆史與當前相關聯，並重建兩者之間的連續性。這就意味著一種不可避免的‘總體化’的嚐試，這是學術曆史編撰學加以割裂的。相反，它意味著一種對當前的結構分析。我們試圖構建一種有關英國社會的過去與現在的總體理論(integrated theory)。”①
然而，這一科學主義和理性主義的分析模式卻遭到湯普森等人的強烈不滿和激烈批評，批評者們認為這一結構化的分析模式在方法論上存在著諸多問題和困難。首先，湯普森指責安德森采用了一種“圖示化”的方法，形成了一部有關英國階級結構的演義史，是作為統治階級的貴族階級和作為被統治階級的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不斷形成和變化的曆史。更為重要的是，這一演繹中存在一種“階級還原論”的模式。“這一模式實際上具有一種內在的還原主義傾向……還原主義是一種無效的曆史邏輯，政治或文化事件按照行為者的階級屬性來加以解釋。當在這些事件(在“上層建築”中)與某種階級利益結構(在“基礎”中)之間構建出一種關係或因果關係時，那麽,這一曆史解釋的要求——仍是糟糕的，這一曆史評價——把這些思想或事件歸結為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特征。這一還原主義的錯誤不在於構建了這些關係，而在於把這些思想或事件看作本質上與誘發背景完全相同的東西——以至於思想、宗教信仰或藝術作品都被還原為它們所體現的‘真正’的階級利益。”①對此，安德森指出，這一“圖示化”的方法是對三個世紀以來英國階級結構演變的曆史進行說明的一種必要壓縮，如果說存在還原的話，那也隻是一種範圍上的還原。其次，湯普森批評安德森的分析中存在一種“經濟還原論”的思想。安德森反駁說，與其說他的分析存在一種經濟還原論的思想，不如說它具有一種唯心主義的企圖，因為“這一鬥爭(英國內戰)所進行的意識形態術語是極為宗教的，因而它比一般的政治習語更遠離於經濟的抱負”②。再次，湯普森指責安德森存在一種對“權力的不健康的迷戀”,對人類民眾的生活質量卻視而不見。在湯普森看來，人類的曆史就是一部民眾的苦難史，“曆史無法與隧道相比，快速列車通過隧道競相把乘客送到陽光普照的平原。或者，假如可以的話，一代又一代的乘客在黑暗中出生和死亡，而列車仍行進於隧道中”③。然而，安德森認為他並沒有完全專注於階級權力，而是對民眾的生活質量也給予了極大關注。這一點明確體現他在1961年發表的有關瑞典的文章《瑞典：克羅斯蘭先生的夢想之地》(Sweden:Mr.Crosland's Dreamland &.Swe-den I&I:Mr.Crosland's Dreamland)中。
更具爭議之處在於，當安德森應用“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資源重新審視英國曆史與社會時，他得出了對英國資產階級文化和馬克思主義文化的一種否定判斷和結論，因而被批評者稱作“曆史虛無主義者”。正是這一曆史虛無主義的判斷和結論引起了湯普森等人更為強烈的不滿和憤怒的批評。①於是，湯普森在《英國的特殊性》一文中做了一一駁斥：
第一，安德森在有關英國曆史“例外論”的說明中存在一種未被揭示的“他國模式”,即法國模式。以法國模式為標準，英國資產階級的曆史就是“破碎的和不完整的”,英國工人階級的曆史就成了“現代曆史之謎”,英國的知識分子也沒有形成“一個真正的知識界”。②同時，這一法國模式變成了“一種革命的理想類型，可以對他國革命模式進行評判。不久，這種渴望整齊劃一的柏拉圖主義的頭腦對於實際的曆史就變得缺乏耐心。法國革命成為了西方曆史上的一個重要時刻，並通過其整個經驗，提供了一種隨後的衝突無法比擬的見解和預兆。盡管它是一種巨大的經驗，但它並不會必然成為一種典型的經驗”③。第二，安德森在有關英國資產階級革命性質的說明中也存在一種“他國模式”,認為英國革命是一場不成功的資產階級革命。在湯普森看來，這一解釋是極端錯誤的，英國資產階級革命是一次真正的劃時代的成就。第三，安德森在有關英國資產階級文化的說明中，隻意識到啟蒙運動與馬克思主義運動的重要時刻，而沒有認識到英國資產階級的重大成就，諸如清教徒主義的革命遺產，資產階級的民主製度、資產階級的政治經濟學成就、資產階級的自然科學成就以及資產階級的整個曆史經驗等。在湯普森看來，“我們的作者所做的就是：(1)忽視了清教徒和資產階級民主的遺產(憲政製度)的重要性；(2)忽視了作為‘真正的明確的意識形態’的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重要性；(3)忽視了三個多世紀以來英國自然科學家的成就；
(4)把經驗習語與經驗主義意識形態相混淆。”①第四，安德森在有關英國工人階級曆史的說明中，僅僅強調了費邊主義的次要影響，而沒有注意到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的重要影響。在湯普森看來，盡管英國的無產階級及其組織受到了費邊主義的影響，並在19世紀末受到了帝國主義的強烈影響，但實際上，英國工人階級的曆史受到了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真正熏陶和影響。“長期以來——或者說100年來，一直存在著馬克思主義與這些形式的交往。它采取了多種形式。作為一種吸引和排斥模式，馬克思主義和反馬克思主義都滲透到了我們的文化之中。同樣也滲透到了我們的勞工運動中，這比我們作者所設想的更為廣泛。”②
對於這些批評，安德森隨之在《社會主義和偽經驗主義》一文中做了一一答複。首先，就英國資產階級革命的性質而言，它不是一場純粹的資產階級革命，而是一場成功的資本主義革命。其次，就資產階級文化的性質而言，清教徒主義確實是資產階級的偉大遺產，但就其性質而言仍是一種改良的而非革命的意識形態。再者，就達爾文主義而言，它作為自然科學是偉大的成就，但作為社會科學卻是災難性的成就。當它滲透到社會科學中時產生了一種社會達爾文主義，一種“適者生存、優勝劣汰”的自然生存法則演變為一套自由競爭的社會生存法則，這就在一定程度上鼓勵和讚同了某種資本主義、種族主義和帝國主義的侵略行徑。更為重要的是，這一社會達爾文主義對馬克思主義進行了最具毀滅性的滲透，成了它所承受的“最沉重的十字架”。最後，對於英國共產黨以及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作用的忽視，安德森卻表示了肯定，“簡單來說，對於現代英國勞工運動的說明中，我們忽視了共產主義的作用。湯普森極其正確有力地提醒了我們英國共產黨在勞工運動的關鍵時期的重要作用。”①但就英國共產黨、工黨和工會等組織的本質而言，安德森認為它們都共同帶有某種功利主義和實用主義的性質，與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的革命主義和激進主義的性質大相徑庭，因而，英國並不存在任何真正的革命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和文化。
可見，在對英國現代史的考察中，安德森與湯普森分別采用了兩種不同的闡釋模式，前者是理性主義的，後者是經驗主義的。正是在這一闡釋模式之上，麵對同樣一段曆史，兩人卻得出了如此懸殊甚至截然相反的判斷和結論。實質上，在這一判斷和結論的背後所揭示的是安德森與湯普森對於英國經驗主義文化和馬克思主義文化的不同理解和認識。在安德森看來，英國的經驗主義文化隻體現了一種改良的和合作的思想意識，而沒有提供任何革命的或激進的意識形態，因而無法產生馬克思主義或社會主義的革命意識和行為；在湯普森看來，英國的經驗主義文化與馬克思主義文化之間存在著某種程度的契合，不僅孕育了革命的或激進的意識和行為，而且培育了馬克思主義或社會主義的理論和實踐。因此，安德森得出了對英國經驗主義文化和馬克思主義文化的否定判斷和理解，為引入歐洲大陸的理性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資源以彌補本國文化的缺憾提供了一個理論的前提條件和思想的必要基礎。
(二)英國“總體化理論”的缺席
在對英國文化的總體審查中，安德森在《國民文化的構成》一文中試圖對英國文化的總體特征給予一種結構主義的說明。在此，“結構”一詞是由列維·斯特勞斯所界定的，即對於社會事實進行結構研究的方法，它不是以對學科術語的審查而是以對學科間關係的審查為特征，其目標不是為了說明任何一門學科的具體特征，而是為了說明英國各門具體學科之間的相互關係和作用。總體上，英國文化是以一種“缺席的核心”為特征的，它缺乏一種總體性的社會理論：一個是經典的社會學，一個是本土的馬克思主義。①無論是經典的社會學，還是馬克思主義理論，它們都力圖把傳統的各門學科納入一個總體中，在概念體係中來理解社會本身，理解“結構的結構”。總之，55年來，英國的整個文化地形一直都是由這一“缺席的核心”所決定和支配的。
對於這一“缺席的核心”,安德森在《國民文化的構成》中有關英國文化的總體論述延續了他在《當代危機的起源》中有關英國現代曆史的基本觀點。在他看來，這一雙重缺席的秘密在於英國獨特的曆史發展過程之中。在英國，貴族階級的統治秩序沒有受到資產階級的全麵挑戰，隨後，貴族階級與資產階級的聯合統治也沒有受到無產階級的全麵威脅。之後，英國工人階級運動的頂峰隻是英國工黨而非社會主義黨派的運動，因而沒有產生出任何經典的社會學和本土的馬克思主義。與此相反，在法國，一方麵貴族階級的統治秩序受到了資產階級的全麵質疑，另一方麵資產階級的統治秩序受到了無產階級的全麵否定，由此產生了相應的社會學和革命的馬克思主義。在安德森看來，英國資產階級“一開始就放棄了與生俱來的理智權利，拒絕承認社會總體存在問題，對於總體性範疇的一種深層的本能的厭惡表明了其全部軌跡，它從未在具體的曆史實踐中把社會重塑為一個整體，也從未在抽象的理論思考中把社會重思為一個整體。”①也就是說，英國資產階級不僅沒有在理論上發展出任何有關英國社會的總體思想，也沒有在實踐上重塑英國社會的階級結構，是一種“沒有社會學的社會學”。總之，英國缺乏任何總體性的社會思想或理論，既缺乏經典的社會學思想，也缺乏革命的馬克思主義學說。
然而，這一經典的社會學卻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歐洲大陸資產階級的偉大理智成就，以德國的韋伯、法國的杜爾凱姆和意大利的帕累托為傑出的代表性人物；20世紀30年代之後，這一社會學思想轉移至美國，形成了以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及其著作《社會行為的結構》為代表的美國思潮。這表明，社會學不僅是一種歐洲大陸的普遍現象，而且也成為一種美國現象。然而，在這一社會學思潮的世界傳播過程中，英國是唯一一個例外的國家，它既沒有參與一戰前歐洲大陸所創立的社會學的理智體係，也沒有以任何方式吸收美國出現的社會學思潮，從而失去了新的社會科學發展的重要時刻，乃至今日英國的大學文化體係仍沒有受到社會學理論的任何影響。關鍵的問題在於，安德森之所以對這一經典的社會學體係情有獨鍾，主要在於這一經典的社會學體係是一種係統的理論化的社會科學。例如，韋伯(Max Weber)的宗教、法律和市場的社會學、杜爾凱姆(Emile Durkheim)對自殺和社會團結的研究、帕累托(Vilfredo Pareto)的精英理論等都超越了具體的經濟學、心理學和曆史學，而結合成為一種總體性的社會理論，這就是最為關鍵的和重要的創新。在此意義上，社會學是作為科學的理論而存在的，它所尋求的是對社會結構的全部重建，在統一的分類範疇體係中囊括社會存在的所有方麵。因此，總體性是社會學理論最為重要的標誌性特征。
與經典的社會學不同，馬克思的社會學思想是一種更廣泛的綜合的社會科學體係。如果按照列寧的理解，馬克思的思想是德國古典哲學、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和法國社會主義學說的綜合體係，是在一種更廣範圍上的更大程度的綜合，並在其目標上形成了一種徹底的革命理論。與此同時，馬克思擁有一種完全不同於韋伯或杜爾凱姆等經典社會學家的總體概念。首先，這一總體性是一種複雜的總體性或結構的總體性，它由經濟層麵的優越性所最終決定，並由這一富含差異的等級層次所多元決定；其次，這一總體性也是一種矛盾的總體性或斷裂的總體性，是由一種複雜總體的斷裂而產生的一種帶有新的矛盾的結構變體。因此，馬克思的社會學思想遠遠超越了這一經典的社會學思想，是一種由複雜的總體化和矛盾的總體性相結合的更為理論化和係統化的思想體係。
與此同時，安德森詳細審查了20世紀以來構成英國國民文化的各門具體學科，發現一個非常獨特的現象，那就是各門學科中的“移民”現象。在他看來，在哲學、曆史學、政治學、社會學、心理學、美學、人類學等學科中存在一種“白色移民”現象，而且這些“白色移民”學者在英國國民文化中的首創性和作用是巨大的，他們分別占據了各門具體學科的主導地位。
安德森排除了兩門主要學科，一個是經濟學，一個是文學評論，前者由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主導，後者由利維斯(F.R.Leavis)主導，凱恩斯移居到了美國，文學評論是唯一一門沒有移民現象的學科。
關鍵的問題是，這一移民現象的具體含義是什麽?其社會學的本質是什麽?與美國不同，英國並非一個主要的移民國家。這些移民學者之所以選擇來到英國主要是因為國內局勢的動**，而英國是一個相對傳統的、連續的和有序的國家，因此，那些與英國傳統思想文化內在一致的知識分子就選擇了英國，如奧地利的維特根斯坦、波普爾、伯林等人，而德國人如法蘭克福學派的學者和馬爾庫塞等人則去了法國而後去了美國；盧卡奇去了俄國；布萊希特去了斯堪的納維亞而後去了美國等。可見，這些選擇英國的移民本質上是“一種‘白色的’反動移民”,而那些選擇了其他國家的移民則是一種“紅色”移民。
從社會學的意義上來看，這一選擇並非“知識分子們感到無助時的一個偶然碼頭”①,而是他們的一種有意識的選擇，因為其思想與英國的傳統主義和經驗主義文化是極為接近甚至是完全一致的。曆史學家奈米爾(Ninemeier)就稱讚英國是一塊建立在習俗和直覺之上的陸地，且沒有受到歐洲大陸總體性思想的破壞和汙染，“現存社會形式所具有的巨大優越性超越了人類的運動和精神，精神繼承中的態度和休閑遠遠超越於任何一代的思想、意誌或發明”②。同樣，這一經驗主義的思想也成為了這些移民知識分子的主要標誌，並出現在一個又一個的不斷宣稱中，他們整理了過去散漫的經驗主義，將經驗主義凝固化和狹隘化，發起了對總體性思想的係統拒絕，取消了“總體性”的任何思想和理論。例如，奈米爾通過曆史的無效說明取消了總體性的思想；波普爾(KarlPopper)貶低了道德的總體性；艾森克(Hans J.Eysenck)把總體性還原為一種心理層麵的欲望；維特根斯坦(Ludwig Josef Johann Wittgen-stein)通過一種理智的語言分析侵蝕了總體性的地位。因此，這些移民現象的社會學本質就與英國經驗主義的文化傳統形成了內在一致的理論特質，它在接受經驗的同時拒絕了理論，在拒絕理論的同時故意避開了理論。
安德森最後得出結論：“英國資產階級社會的文化是由一種缺乏的核心構建起來的——有關自身的總體理論，經典的社會學或者本土的馬克思主義。”①這一雙重理論的缺席就使各門學科的特征及其相互關係產生了一係列的結構性扭曲，哲學局限於技術的語言分析；政治理論與經濟理論相脫節；曆史事實與科學理論相分離；美學還原為心理學等。總之，每門學科都與其他學科互不關聯，並分別形成了一種分門別類、各自為政的具體化和特殊化的學科體係，而非一種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的係統化和理論化的學科體係。
對於這一結論，學者們提出了諸多批評。批評者們認為，首先，安德森把對英國國民文化的總體考察與各門具體學科及其理論作品相等同，並在此清單中排除了英國的自然科學和藝術科學的偉大成就，並總結出英國社會科學的總體特征，即一種總體化理論的缺席。其次，在安德森所列出的這一社會科學的清單中，隻有兩門學科免受責難，一個是馬林諾夫斯基(Malinowski)的人類學，因為其精確而全麵的知識對於帝國的存在來說是必要的；另一個是F.R.利維斯的文學評論，盡管其沒有產生出總體性的理論，但卻產生了社會批判的思想。①再者，另外一個更大的問題在於它所采用的方法論。從某個角度來看，為何如此廣泛而多樣的國民文化能夠令人信服地產生對於單一學術文化的關注?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為何這一單一學術文化的關注能夠轉變為一種狹隘的學術研究，而非對國民文化的一種大眾說明?
對此，安德森回憶道，這一對國民文化的學術考察的基礎主要來自20世紀60年代末新社會運動尤其是學生運動的社會背景，因而，對於學術文化的選擇和考察實質上是對學生運動的一種自然表達。由此，安德森進入了對社會科學的總體審查中，認為英國是主要歐洲國家中唯一一個沒能產生任何經典的社會學或馬克思主義的國家。無論是經典的社會學，還是馬克思主義，兩者都試圖理解社會的總體性質，它既是工人階級運動興起的產物，也是資產階級回應工人階級運動的產物。然而，由於英國缺乏一種激進的資產階級革命和革命的工人階級運動，它既沒有產生像韋伯、杜爾凱姆和帕累托等經典社會學家，也沒有產生像列寧、盧卡奇和葛蘭西等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因此，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這一社會學的理論和學科也沒有在英國大學中獲得任何普遍的接受，從而使英國有別於其他歐洲國家和美國。安德森盡管後來承認了自己的觀點中存在過度依賴、部分忽略或部分誤解的錯誤傾向，但也明確肯定了自己總的觀點的正確性。他在《逆流中的文化》(1990年)一文中指出，這一觀點過分依賴於帕森斯有關歐洲社會學傳統的經典建構，同時在與馬克思的對比中忽略了後期歐洲社會學的代表人物，並誤解了英國社會學家斯賓塞(Herbert Spencer)的事業，但主要的評價仍然足夠正確，並得到了社會理論的比較曆史的證實。正如傑弗裏·霍桑(Geoffrey Hawthorn)在《啟蒙運動和絕望：社會理論史》(Enlightenmentand Despair—A History of Social Theory)中所指出的：“社會學作為一種理智和學術的獨特追求，實際上在英國是缺乏的”,在整個20世紀的前半葉，“缺乏任何革命左派的威脅和右派的一致反抗”。①
實質上，在安德森對於英國資產階級文化這一“雙重缺席”的論斷中，所暗含的一個重要結論是，英國不存在任何真正的鮮活的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文化，換言之，英國不存在一種真正的革命的馬克思主義或社會主義思想文化。在他看來，英國的馬克思主義文化就如同英國的資產階級革命一樣，帶有某種經驗主義、保守主義和改良主義的根本特征，而法國的馬克思主義文化也如同它的資產階級革命一樣，帶有極強的理性主義、啟蒙主義和激進主義的基本特質。因此，英國的馬克思主義或社會主義的思想文化隻有輸入歐洲大陸的馬克思主義或社會主義的思想文化，才能激發英國工人階級的革命意識和革命行為。
因此，安德森對於英國資產階級文化和馬克思主義文化的批判就成為其引入歐洲大陸理性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的首個步驟和前提條件。實際上，安德森對於英國資產階級文化的批判與對英國馬克思主義文化的批判相吻合，目的是創造出一種革命的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思想文化。然而，一旦英國資產階級的文化根基被完全清除之後，這種革命的文化便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和無根之基，再也無法得到真正的保障和後盾的支持。但正是在此基礎之上，安德森批判地繼承了肇始於經典馬克思主義的歐洲大陸的“西方馬克思主義”傳統，並以《新左派評論》為基地引入和譯介了經典傳統的著作，形成了極具創造性的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