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森革命訴求的真正落腳點是一個理想的王國，一種科學的社會主義。他試圖通過對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的分析和批判使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從“必然王國”走向“自由王國”,從而實現馬克思所設想的人的真正自由而全麵的發展。正如他在《英國馬克思主義的內部爭論》一文中所明確表達的：“理解過去的核心目的是提供一種有關曆史過程的因果解釋，它能為當代充分的政治實踐提供基礎，目的是把現存的社會秩序轉變為一個期望的、民眾的未來。”②
(一)資本主義的曆史分期
安德森對資本主義的批判源自他對資本主義曆史的科學分析和考察。他將資本主義看作一種獨特的生產方式的曆史時代，並劃分了不同的曆史發展階段。在他看來，馬克思把資本主義的曆史發展軌跡描述為一種曲線型趨勢，即不是一往無前的直線，也不是有限的向外擴張的圓形，而是一個明顯的拋物線，並認為資產階級社會將會經曆上升、平穩和衰落三個階段。同時，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導言中提出了有關社會經濟發展和個體自由發展彼此結合的最富詩意的論述。在馬克思看來，“把自由競爭看成是人類自由的終極發展，認為否定自由競爭就等於否定個人自由，等於否定以個人自由為基礎的社會生產。但這不過是在有局限的基礎上，即在資本統治的基礎上的自由發展”①。也就是說，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把以資本為基礎的自由競爭看作個體的自由，是極端錯誤的；隻有進入社會主義的社會中，生產力的高速發展和個體的自由發展才能充分結合，從而實現真正的人類社會與個體的自由而全麵的發展。因此，要想實現社會主義的真正自由就必須超越資本主義的虛假自由，因而有必要對資本主義的曆史發展過程進行一種明確的、科學的界定。對此，安德森重點區分了資本主義發展的兩個階段，即現代主義時期和後現代主義時期。
安德森認為，從時間上來看，後現代主義產生於現代主義之後，兩者既相互聯係，又相互區別；從內容上來看，後現代主義與現代主義之間如何區分?這一區分的依據和標準究竟在哪裏?在《現代性與革命》一文中，安德森對現代主義的產生做出了基本的界定。他認為在20世紀初，歐洲現代主義是在半工業化的資本主義經濟、半貴族化的資本主義政治以及時隱時現的階級鬥爭的資本主義社會的三種因素的作用下形成和發展起來的。“仍可利用的古典的過去、仍未確定的技術性的現在和無法預測的政治未來。換句話說，它興起於下列背景的交叉之中：半貴族的統治秩序、半工業化的資本主義經濟和半隱半現、時有暴力的勞工運動。”①同樣，安德森在《後現代性的起源》一文中也重申了現代主義興起的這三種基本因素，認為現代主義是資本主義經濟、政治和社會三種共同作用和調節的一個必然。他說道：“最好把現代主義理解為三種並列因素調節一個力量場產生的結果，這三種並列因素是：半工業性質的經濟和社會，統治階級主要還是農業地主或貴族；產生重大發明的科技，其影響方興未艾；一個開放的政治視野，普遍期待或恐懼現行統治製度”②。簡單來說，在安德森有關資本主義的現代主義的曆史階段的明確界定中，包含經濟的、政治的和社會的三種因素，由這三種因素的共同作用和影響而形成了一個現代主義的曆史階段，也形成了現代主義的社會整體。
如果按照安德森對於現代主義曆史階段的界定依據和標準，那麽資本主義的後現代主義的曆史階段如何能否依據這三種因素來加以界定?
如果可以，那麽後現代主義興起的曆史時間也就是現代主義終止的曆史時間又應位於何處呢?在對後現代主義的界定中，安德森極力推崇美國後現代主義思想家弗雷德裏克·詹姆遜(Frederick Jameson)對於後現代主義的界定，認為詹姆遜對後現代主義的曆史階段進行了最有價值的論述，認為後現代主義實質是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在此，他就把後現代主義看作一種社會現象，而不僅僅看作一種文學現象或美學現象。在安德森看來，當“文明”和“市民社會”等這些左派的最初話語轉變為自由資本主義的辯護詞時，詹姆遜卻爭取到了左派對於後現代主義的話語權。詹姆遜把後現代主義研究具體分為五個步驟：第一個步驟是把後現代主義固定在資本自身的經濟秩序的客觀變化中，從而使後現代主義不再成為一種美學的斷裂或認識論的轉移，而是占支配地位的生產方式的曆史發展新階段的文化標誌；第二個步驟探索了後現代主義狀況下曆史主體的主觀性體驗和感受，認為它是一種毫無曆史感和複興感的“情感
衰退”的體驗；第三個步驟是把後現代主義置於文學、繪畫、音樂、建築、科學和哲學等所有藝術領域中進行考察；第四個步驟探尋了後現代主義的社會基礎和地緣政治模式，認為晚期資本主義社會依然是一個階級對立和階級衝突的社會，但與早期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結構相比，其階級結構缺乏任何統一性和一致性，存在的隻是多元性和分散性，一個新的勞工階級的群體還有待出現；最後一個步驟是把對後現代主義的各種正麵的和反麵的評價進行了巧妙綜合，既沒有指責也沒有附和，而是把它與新的資本主義階段相聯係，並使用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術語與理論來加以理解和解釋。最終，詹姆遜把這一後現代主義的曆史階段看作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使得這一後現代主義的曆史時間與晚期資本主義的曆史時間極為接近並趨於一致。
然而，在安德森看來，厄內斯特·曼德爾(Ernest Mandel)在《晚期資本主義》一書中把晚期資本主義的時間界定於1945年前後，而詹姆遜卻把後現代主義的時間界定為20世紀70年代初，雖然曼德爾的晚期資本主義模式還未完全實現，但這麽長的時間間隔也令人感到困惑。由此，安德森指出，如果把現代主義終止的時間定置於1945年前後會顯得太過突兀，因為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到20世紀70年代之間，現代主義的活力依然沒有消失，它總是斷斷續續地在各地閃現其光芒。直到70年代之後，後現代主義才作為一種全新的社會形象開始完全形成。因為此時，現代主義的三種基本決定性因素才開始發生變化：第一個因素是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因素的變化，在一切嚴格的意義上，統治階級作為一個具有自我意識和道德規範的資產階級幾乎絕跡，取而代之的是職業的經理人或規劃者；第二個因素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科學技術的演變，尤其是電視技術的發展改變了一切傳統的視覺形象；第三個因素是資本主義社會的政治因素的變化，20世紀60年代末以法國“五月風暴”為首的激進運動在70年代晚期也已銷聲匿跡。簡言之，“後現代主義源於傳統秩序失勢、科技中立化和政治單色調這樣一種格局”①。因此，無論是對現代主義和後現代主義的基本界定，還是現代主義和後現代主義的曆史分期，安德森都同樣是在經典馬克思主義有關經濟、政治和社會的三重維度之上來形成對於資本主義的曆史階段的科學分析和解釋。
安德森通過對現代主義和後現代主義的曆史劃分和理論界定，認為無論是現代主義的曆史階段，還是後現代主義的曆史階段，都是資本主義社會在曆史上不同時期和不同階段的特有變體，是自由資本主義向全球資本主義的過渡與擴張，實質上，它們依然沒有改變資本主義社會的根本屬性和本質特征。在他看來，在過去20世紀的四分之一個世紀裏，全世界發生了重大的政治變化，但這些變化並不是群眾性的政治鬥爭所帶來的結果；所謂的自由民主製也不是通過文化或意識形態的途徑來傳播的，而是通過經濟的力量或馬克思的“商品大炮”或“商品拜物教”的形式得以擴張的，由此使自由民主製產生出一種民主宿命論的基調。在談到現代主義與革命之間的關係時，安德森的回答是，不是現代主義終止了革命，而是革命終止了現代主義。同樣，對於後現代主義與革命之間的關係，安德森也希望用大眾的社會主義的革命來終止後現代主義。因此，他一方麵肯定了詹姆遜有關後現代主義的理論界定，認為“後現代主義是這樣一種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它沒有介入戰鬥，而是空前地自鳴得意。實際上，隻有在氣勢上壓倒這個製度，才能開始抵製”①。另一方麵，他讚成了特裏·伊格爾頓(Terry Eagleton)有關後現代主義的思想，認為“後現代主義是一種幻象”,它僅僅是對資本主義現實的一種虛假的、帶來欺騙性的反映。因為後現代主義依舊是一個充滿衝突和鬥爭的場所，盡管這些衝突和鬥爭不再僅僅局限於階級之間的鬥爭，而是出現了諸如性別、種族、生態、宗教等新的對立，但它們構成了對當代資本主義新的挑戰和威脅。作為一名反資本主義的堅定鬥士，安德森在《文明及其內涵》一文中發出了：“要資本主義還是要文明”①的呐喊。
然而，資本主義的全球擴張並非一帆風順的，相應地，它也帶來了一種反全球化的運動，其中最為顯著的就是婦女運動和生態運動。安德森在《更新》一文中說道：“發達世界中的女權主義和生態運動所取得的成就是真實而受歡迎的，它是過去30年中這些社會中人類進步的最重要的因素。”②盡管與傳統的社會主義運動相比，這些形形色色的新社會運動擁有截然不同的鬥爭主體和鬥爭目標，但有一點是共同的，那就是對資本主義的反對與抗爭。在這些新的反資本主義因素的不斷增長中，安德森看到了資本主義終結的希望。他信心十足地宣稱：“不是資本主義終結了烏托邦，而是對於資本主義的烏托邦式的觀念，即把資本主義視為一種平和的穩定的秩序的概念，在這裏終結了。”③
(二)新自由主義的祛魅
安德森認為，20世紀70年代之後，資本主義超出地區性的範圍進行了全球性的擴張，資本主義的曆史也進入了一個新自由主義的階段。尤其是東歐劇變之後，隨著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意識形態衝突的消弭，資本主義就“好像一個不知困倦的資本主義巨無霸，在幾乎全球的範圍內建立起同質的政治化的經濟統治後，又無情地向殘餘的文化異質性進發，並進而把它們並吞到其意識形態機構中去……”①因此，這樣一個世界既是資本主義的經濟、政治和文化不斷進行全球擴張的世界，也是一個美國霸權主導下的極具北美風格的資本主義世界。
在安德森看來，資本主義最初是以自由、平等、博愛、人權等宣言深得人心的，但這樣的宣言在當代已經破敗不堪。然而，令人驚奇的是，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並未枯竭，當1974年資本主義經曆了嚴重的經濟危機之後，它並未隨之衰落，而是再次以一種更加激進的“新自由主義”的麵貌出現，並成為當今資本主義國家的施政綱領。以撒切爾(Margaret Hilda Thatcher)和裏根(Ronald Wilson Reagan)為首的英美資本主義國家率先實施了新自由主義的綱領和政策，隨之，這一模式迅速成為當今世界上幾乎所有國家效仿的模式，不僅僅在資本主義國家，在蘇聯和東歐等後社會主義國家都取得了無法想象的成功。正如安德森形象描述的：“新自由主義，不管實踐中有多少局限性，都是迄今為止世界曆史上最成功的意識形態。從北京，到布宜諾斯艾利斯、法蘭克福、舊金山，處處都有它的信奉者和實踐者。它的核心信條——純自由市場及附加其上的美德——影響之廣甚至超過世界上任何一種傳統宗教，因為傳統宗教無一例外是地區性的……”②新自由主義從誕生到現在一路過關斬將，最終贏得了世界範圍內的勝利，這是引人注目的事實。但從長遠來看，這種純自由主義的市場經濟體係和價值對於社會的平等和民主而言並不是最為有效的，實際上，在新自由主義美好價值的背後所隱藏的是巨大的不平等和不民主。因此，新自由主義並非是不可戰勝、無懈可擊的，它具有極大的改造空間，“一個十年並不造就一個時代，新自由主義90年代的勝利也並非永恒實力的保障”①。因此，安德森滿懷希望地宣稱要“超越新自由主義”,超越資本主義。
從曆史和現實來看，盡管資本主義擁有諸如自由、民主、平等、博愛等美好的價值，但這些價值是否真正實現了呢?安德森的回答是否定的。首先，就其民主的政治結構而言，資本主義民主已經被工具化了，但在官方的話語裏總是帶有太多的遮掩和修飾。例如，美國作為資本主義最典型的國家，“有著世界上實行得最古老的民主製度，但是，實際上，在今天美國的政治製度生活中，隻有不到一半的成年人參加選舉，國家中另一半的人完全被排斥在這個政治體製之外，而在政治製度之內的這一半人中，能夠選上的官員，要麽自己極度的富有，要麽從大公司那裏得到了賄賂，極度的腐敗，因為競選需要很高額的資金，至少幾百萬美元。這是一個非常明顯的事實”②。實際上，不僅僅是美國的民主，包括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也都不是一個至高無上的價值，因為存在於民眾中的民主依然是很少的，我們需要更多的、更廣泛的民主。安德森指出：“民主製——就它現在的情況而言——不是一個偶像，不能把它當做人類自由的盡善盡美的表現來崇拜。這是一個暫時的、不完善的形式，是可以重新塑造的。但是根本的方向應當和新自由主義者所指出的方向相反——我們需要更多的民主。”①
其次，新自由主義所強調的自由隻是經濟層麵的自由，而不是社會和政治層麵的自由，它極大地忽視了社會的平等和公平這些更美好的價值。如果在公平和效率之間進行抉擇的話，新自由主義者們的可能選擇是效率優先、兼顧公平。但在安德森看來，自由和平等、效率和公平這兩種價值不是一種非此即彼的對立關係，而是一種彼此相容的和諧關係。平等並不意味著均一化，而意味著多樣化，注重社會的公平，並不會帶來經濟的低效率，相反可能會帶來經濟的高速度。由此，安德森說道：“不公平同樣可能帶來低效率，而不平等因素最少的社會，卻可能是最有效率的社會。斯堪的納維亞半島的國家就做得很好，瑞典、丹麥、芬蘭取得了非凡成就，比美國、英國都要好很多，那裏的生活品質很不一樣。”②因此，資本主義所宣揚的那些美好的價值僅僅隻是統治者愚弄人民大眾的一種意識形態工具而已，其結果隻是一種有局限的存在：盡管資本主義的物質財富在不斷增長，但社會的貧富分化卻日趨嚴重；盡管公民擁有經濟上的競爭自由和法律上的消極自由，但其政治上的積極自由卻沒有什麽更大的進步；盡管性別之間的不平等得到了極大改善，但社會的不平等卻依舊在上演。
這種不平等現象不僅存在於資本主義國家的內部，同樣也存在於國際關係當中。在安德森看來，國家與國家之間的不平等“是所有不平等當中最嚴重的。過去一百年間，國家間的不平等已經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而且，全球範圍內還在不斷增加”①。在資本主義的全球擴張中，不僅僅是經濟的擴張，同時也是文化和政治的擴張。更為重要的是，這一擴張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往往會訴諸暴力的手段，因為文化不僅僅是一種信仰體係，同樣也是一種權力體係。作為超級大國的美國卻把這一侵略行為神聖化，並把它宣揚為一種民族主義的情感和責任，而且總能找出各種冠冕堂皇的理由和借口來發動所謂的“正義的戰爭”:有時是為了控製前現代國家中諸如屠殺之類的行為，如南斯拉夫戰爭；有時是為了限製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如伊拉克戰爭；有時是為了打擊恐怖主義的基地組織，如塔利班戰爭。其實，這一戰爭本身就是非正義的，安德森毫不諱言地把這一政策看作一種“新帝國主義”的表現，這一侵略性的對外策略其實是由資本主義的內在本性所驅動的。正如幾百年前，馬克思曾對資本主義的擴張和侵略本性所進行的生動描述那樣，現代資產階級社會“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蠻的都卷入文明的漩渦裏了。它那商品的低廉價格，就是它用來摧毀一切萬裏長城、征服野蠻人最頑強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都在惟恐滅亡的聶懼之下采用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在自己那裏推行所謂文明製度，就是說，變成資產者。簡短些說，它按照自己的形象，為自己創造出一個世界”②。然而，幾百年之後，在今天所謂現代的文明社會中依舊如此，這種普世的文化價值背後所隱藏的是一種帝國主義和霸權主義的侵略行徑。
(三)革命的烏有之鄉
資本主義之後將會是一種怎樣的世界?在安德森的構想中，未來的理想社會一定是一種性質上完全不同於當前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的製度形態。這種社會主義社會的全麵圖景是：就經濟而言，我們將擁有一種控製經濟和財富的各種社會形式，而不隻是控製一切生產資料的資本主義私有製；就政治而言，我們將擁有一種更加多樣的選舉機製，而不隻是具有象征意義的每四年一屆或五年一屆的選舉機製；就文化而言，我們將擁有一種更加豐富和更具創造性的文化實踐，而不隻是唯一單調機械的美學實踐。這就是安德森所構想的一種未來的烏托邦，它將是社會主義的一項偉大而複雜的工程。
盡管安德森並沒有為未來的社會主義製度描繪出一套具體的藍圖，但他卻提出了一係列有關社會主義的值得探討的複雜問題，這涉及社會主義的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等各個層麵，也涉及國家與國家之間的國際關係問題。首先是發達社會主義的經濟模式，社會所有製的形式即公有製與私有製之間的平衡關係，社會主義計劃與社會主義市場之間的相互關係，社會主義計劃與社會主義需求之間的相互關係，中央利益與地方利益之間的協調，消費者與生產者之間的結合，科學技術的發展與勞動者的自由勞動，勞動時間的分配與勞動報酬的給付等；其次是社會主義民主的政治結構，經濟民主與政治民主的聯結，官僚結構和代表的委任製度和委任周期，公民權利與選民權力之間的確切形式，法律製度的形式和權力，國家司法與地方司法之間的關係，交往手段的理想方式等；再次是社會主義的文化模式，教育製度的平等化，實踐形式的多樣化，人的自由而全麵的發展本身等；最後是不平衡發展的社會主義國家與國家之間的國際關係問題，這裏既涉及了富裕國家中的生產階級與貧窮國家中的生產階級之間的關係問題，也涉及了貧窮國家內部的農民階級與工人階級之間的關係問題，這不僅涉及國家的內部平等，而且涉及國家的外部平等。①在安德森對這一社會主義的理想形態的主要特征的描述中，其內容是複雜多樣的，包括經濟的、政治的、文化的、社會的，甚至是國際的所有層麵，更為關鍵的問題在於，這一社會主義的主要特征背後所滲透的是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體係。這一體係不是資本主義製度下所呈現給我們的一套有限的價值模式，而是社會主義製度下所展現出來的一套更加自由、民主和平等的真正形式。
在安德森看來，社會主義的古典概念包含四層含義：曆史規劃、社會運動、政治目標和道德規範，那麽社會主義社會究竟能否實現?它所蘊含的那些重要價值又如何呢?從曆史上來看，所有曾經構成社會主義信仰的思想都成了沒有活力的東西，集體化的大生產被後福特主義所超越；工人階級成了對過去的淡淡的回憶；集體所有製變成了獨裁主義、專製主義以及低效主義的保證，真正的平等價值無法與自由主義的生產力相交融。但從現實來看，所有這些改變了社會主義信譽的客觀變化都是模棱兩可的，生產力的社會化已經大大加速，工人階級數量也在逐步增長，平等被看作日常的合法權利和習俗規範。②因此，安德森認為，社會主義的資源並未枯竭，那些構成社會主義的自由、民主和平等的價值也將與社會主義的理想形態完全相容。
對於社會主義的自由問題，安德森認為，“如馬克思在壯年時期曾寫到的，自由就在於把國家由一個站在社會之上的機關變成完全服從這個社會的機關；而且今天也是如此，各種國家形式比較自由或比較不自由，也取決於這些國家形式把‘國家的自由’限製到什麽程度。一個世紀之後，徹底廢除國家依然是革命的社會主義者的目標之一”①。也就是說，社會主義自由的一個前提條件是以徹底推翻資本主義國家，尤其是徹底廢除國家為前提的，因為在經典馬克思主義作家的理解中，國家是階級統治、階級剝削和階級壓迫的國家，資本主義國家也同樣如此。因此，未來的社會主義一定是一個消滅階級對立和衝突，消滅階級剝削和壓迫的理想社會形態。在此意義上，這一社會主義就是一種自由的理想社會。然而，與資本主義所謂的自由不同，它不是一種以個體主義為基礎的經濟的自由或競爭的自由，也不是政治上或法律上所確保的消極的自由，而是一種更廣泛的積極的自由，也是每個主體主動參與和自主選擇的社會意義上的自由，這就是社會主義的更為全麵的和更為充分的不斷實踐的自由。
對於社會主義的民主問題，安德森指出：“這一社會主義需要充分保護公民的自由和多元的政治黨派：所有自由民主製的現存遺產。但這一政黨製度本身將被改變——不是通過政治的法令，而是作為一種社會的事實，它必然會被社會結構的轉變而改變。這些變化將遵循社會主義計劃的日常實現。選舉所使用的這一新的‘實踐政治學’框架將在性質上完全不同；並且這一黨派製度將會反映出這一點，這一新的框架將是新的霸權的明確的政治意義。一個永恒的社會學的大多數就是其實現的前提條件。它將走向一種真正的社會主義黨派必須從事的唯一的地平線。”①在安德森看來，社會主義製度將與民主製度相結合，這一民主製不是資本主義的民主製，而是社會主義的民主製，社會主義的實現構成了民主製度的前提條件，其具體的步驟體現在諸如社會主義選舉製度的建立，社會主義多元黨派的建立，社會主義民眾權利的保障等之上。更為重要的是，安德森所設想的社會主義民主製不是指程序上的民主，而是指內容上的民主，也就是說，安德森所關注的民主問題依舊是統治主體的問題，而非統治程序的問題。在《諾貝托·波比奧和他的主義》一文中，安德森指出了波比奧與他就有關民主問題的爭議基礎在於，波比奧所闡述的民主理論的重點是說明民主實現的程序問題，而他自己所闡釋的民主理論的核心是民主的社會本質，或者說前者是有關如何統治的問題，而後者是有關誰來統治的問題。“現在民主關心的問題不再是誰投票，而是就什麽投票。”②這樣，波比奧就在對民主程序問題的關注中為資本主義民主做了極有力的辯護；而安德森則在對民主主體問題的聚焦中為社會主義民主做了強有力的捍衛。
這一社會主義的民主製就與馬克思本人所設想的民主製具有內在的一致性和傳承性。在馬克思看來，真正的民主製“不是那種曾經同君主製和封建製度對立的法國大革命的民主製，而是這種同中間階級和財產對立的民主製。以往的全部發展證明了這一點。中間階級和財產統治著一切；窮人是無權的，是備受壓迫和淩辱的，憲法不承認他們，法律虐待他們；在英國，民主製反對貴族製的鬥爭就是窮人反對富人的鬥爭……單純的民主製並不能消除社會的禍害。民主製的平等隻是空想，窮人反對富人的鬥爭不能在民主製的或整個政治的基礎上進行到底。因此，這個階段也隻是一個過渡，是最後一種純粹政治的手段，這一手段還有待進行試驗，從中必定馬上會發展出一種新的要素，一種超出一切政治事物的原則。這種原則就是社會主義的原則”①。因此，與馬克思有關民主製度的設想相一致，安德森所希望的不是資本主義的間接的代議製民主，而是社會主義的直接的民主製度，這一民主製度就不是代表某個統治階級或特權階級利益的民主製度，而是代表被統治階級的或人民大眾利益的民主製度，是一種以社會大眾為基礎的真正的民主製度。
對於社會主義的平等問題，安德森不僅反對國家內部的不平等，而且也反對國際間的不平等。在對國際關係問題的考察中，安德森對比了當代最傑出的三位哲學家羅爾斯、哈貝馬斯和波比奧(Norberto Bobbio)的思想②,認為他們在各自的著作中將其注意力移向了國際問題的解決，提出了種種道德的或工具性的方案，但都無法令人滿意，因為這些方案需要一種幾乎不可能的人性的轉變。在安德森看來，“如果戰爭的根源在於國家的製度，那麽在邏輯上就有兩種可能的補救措施。如果衝突是由國際關係的結構所產生的，那麽就需要某種法則性的解決方案；如果衝突的原因是由構成國家體製的內部特性產生的，那麽解決方案將不得不是社會性的。在第一種情況下，和平隻有通過建立一個超級大國來確保，它應該被賦予全球性的壟斷力量，能夠在世界範圍內維持統一
的法律秩序。在第二種情況下，和平隻能通過向社會主義過渡來實現，這會導致國家自身的普遍消亡。或者是單一的霍布斯式主權，或者是馬克思主義的質的飛躍：這就是選擇麵”①。也就是說，國際關係問題的解決辦法有兩種，第一種辦法是一種製度化或法律化的解決，這一解決會導致一種霍布斯主義或者超級大國的專製政體的危險；第二種辦法是一種社會主義的解決，這一選擇會導致國家自身的普遍消亡，最終實現國際秩序的和平轉變。對此，安德森傾向於社會主義的解決辦法，認為這一社會主義的解決不僅能夠解決國家內部的不平等問題，而且能夠解決國際間關係的不平等問題，因為國際間關係的不平等直接源自於國家內部的不平等。同樣，安德森在《當代西方馬克思主義》一書中有關核戰爭等問題的社會主義解決中也提出了這一觀點和想法。在他看來，這種國家與國家之間的國際戰爭狀況並不像某些新的烏托邦分子所認為的那樣，起因於人類道德的固有錯誤和偏見，而是起源於世界性的階級鬥爭，盡管這種國際戰爭的潛在後果超出了資本與勞動的對立，但其根源仍根植於這一對立之中。因此，盡管西方的統治階級出於理智的思考會意識到這一無限貯藏核武器的危險和代價，會對核裁軍做出讓步，但他們絕不會成為完全禁止核武器和和平運動的領導者和組織者。①